五四新思潮100年随想

林岗

一百年前《新青年》创刊，五四先驱奋勇无畏，发起新文化运动，他们一面激烈批判传统，一面拥抱时代新潮，终于使穷途末路的中国，如鲁迅所形容的——“在无所希望中得救”。因为五四先驱的功绩和中国的“得救”，如今我们精神生活里同时存在两种性质和表达形式都有相当差异的观念形态。一种由文言和古代白话承载的我们常常称作的传统文化；另一种主要由现代白话承载的可模糊地称为的现代文化。虽然我们完全可以放胆地说，这两者都是“我们的”，我们的精神血脉里都浸透着这两种精神要素。可是当我上午读“四书”下午读鲁迅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差异依然会让我感到心神不宁。我相信，这并非纯粹个人的阅读经验，因为舆论思想的圈子至今无法得到共同认可的关于中国的“古代传统”的感受与体验。至于中国的“现代文化”，其感受与体验也是人言人殊。至今社会舆论还时常陷入是“传统”还是“现代”这样的钟摆效应之中。偏好“国学”的跳将出来，马上遭受到回击；偏好“新潮”的跳将出来，也同样有人不满意。换做英国人，我想大概不会遭遇这个钟摆困局吧。他们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莎士比亚，当不会有与我类似的不安。中国这种古代“传统文化”和现代“新文化”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安，也许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每当五四作为话题浮上舆论水面之际，就一定引起持论不同者对峙、争论而各不相让的原因。而如今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舆论再次陷入如此的胶着状态，似乎再次证实了思想僵局仍然未解。

事实上，远在五四新思潮发生之前，晚清“旧学”与“新学”的分化就预示了后来“传统”与“现代”对峙。就在晚清思潮汹涌不断输入之际，章太炎在日本就提倡中国固有的学问。这种学问有另一个词曰“国粹”。章太炎之倡言“国粹”当然是左右开弓的：一面指向光复，“扫除腥羶，建立民国”；另一面未始不是怀有“国学”失坠而“新学”滔滔的担忧。章太炎对革命的胆识无与伦比，可是他通过讲习“国学”而激发“种性”，从而挽救危亡时局的想法，在新思潮兴起之后越发显得脱离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他的老师“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用自己所手造和别人所帮造的墻，与时代社会隔绝了。”《新青年》创刊之后，舆论思想界新与旧的对峙上升到了二者必居其一的零和博弈的程度。因为新思潮的摧枯拉朽之势，更引发了不惧潮流的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沦亡的忧虑。这一次轮到《学衡》的同人扮演站在新思潮对立面的角色了。然而，《学衡》诸人的命运同样是悲剧性的。他们的志向本来就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怎奈当时“国粹”与“新知”实际上被感知为截然对峙的两物，不存在相互融化的余地。以他们绵薄之力，所融化的也实在有限。尽管《学衡》同人多是留学西洋的饱学之士，无奈亦被新思潮视作冥顽不化的守旧者。既然与浩浩荡荡的中国社会潮流相逆而行，其结局之惨淡，也就可想而知。现代史上数得出来的类似的“守旧者”还有一些，也许还应该提到1936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宣言的第一句就是感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虽然笔者不能断定他们想看见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但既然焦虑当时文化的“非中国化”，那当然就是意指滔滔的现代潮流淹没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时间又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到了80年代，近似的声音再次浮上舆论的水面。这次是以“文化断裂”和“寻根”的面目出现，带上了回顾与反思的色彩。至于90年代到如今，“国学”重光，读经的呼声时弱时强，总的趋势是“传统文化”逐渐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塑造的负面形象转而成为正面形象走上舆论思想的舞台；与此同时，五四新思潮的形象亦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乃至没有以前那么高大了。只要提起“国学”或“传统文化”百年来的“不幸遭遇”，五四新思潮大有成为众矢之的可能。一个世纪的世道沧桑，匆匆走过，时势迁移，攻守之位却正好反转。这个事实依然昭示当今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虽然已有缓和而龃龉依旧。随着“传统文化”的归来和五四新思潮的远去，笔者想起世间健忘的人多，故乐意在此为新思潮辩护一二。

晚清“旧学”与“新学”的分化，是否意味着日后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争论必然要演变为《新青年》横空出世那样与“传统文化”不共戴天的局面，事或未必然。然而《新青年》的一鸣惊人却是对民初政治、文化走入死胡同的合理反应，舍此并无第二条可走之路。五四先驱们的“过激”实在是居功至伟。中国经此一役走出政治、文化的泥潭，前途重新可待。不要忘记，1915年正是袁氏当国，准备重新披上龙袍的时候。当然他的选择亦为民初党争恶质化有以致之——此是后话。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政治、民主中国的前途，至此一笔勾销，彻底破局。1915年12月上旬，1993名国大代表，全票通过“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不要忘记，1916年在当时的中国有另一个叫法，曰洪宪元年。正是因为洪宪带来的耻辱，陈独秀才会痛心疾首，写作《一九一六年》一文，以“新年献词”的口吻正告国人：“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民国四至五年的洪宪闹剧，固然是小丑登场，但更深长的意味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穷途末路。之前的中国，革也改过，宪也立过，命也革过，最终召唤来的，还是帝制的亡灵。当时的有识之士一定有此沉重一问：这样的国家是什么国家？这样的国民是什么国民？所有的改革，所有的立宪，所有的革命，竟然结出此种冤孽？这就是为什么《新青年》讲到历史，讲到传统，讲到文化，皆是如此沉痛，如此为之见不得开化文明而倍觉羞辱的原因。他们不是要历史、要传统、要文化来为现实的失败而“背锅”，而是要从历史，从传统，从文化开新未来。此种苦心孤诣，我们作为后人不可时过境迁，弃诸脑后，而纷然指陈《新青年》的“过激”。笔者以为，没有当年的“过激”，就没有中国日后的未来。君不见，洪宪之后打响第一枪的，并非共产党人——其时它还未出世，而是辛亥党人蔡锷将军。这个事件亦同样意味深长，它预示着以武力重新塑造中国政治和社会成为对中国未来有不同期待的政治势力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日后的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如此。章太炎于辛亥之际为新国家取名的“中华民国”所蕴含的中国政治前途的意味，已经为洪宪称帝所扼杀。“民国”已死，此后留在中国现代史历程里的“民国”，只不过一个纯粹纪年符号而已。要想从已死的“民国”发掘所谓“光明”，所谓“宪政”，所谓“民主”，纯粹白花了力气。《新青年》以激进的姿态回应了民初政治、文化的死局，创出了“传统”与“现代”的极端对峙，固然有它日后衍生的弊端。然而，即使有不幸，那也是中国的命。正所谓命该如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钱穆1939年《国史大纲》所讲的话。他开篇即劝读其书的读者，应当具有对本国已往历史抱“温情与敬意”。钱穆教诲无疑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笔者亦想在此补充一句，五四新思潮百年后的今天，比之钱穆当年所云“本国已往历史”，其含义又有所延续。我们今天面对的不仅有中国古代史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亦有五四所开创的新传统文化。如前者称为“老传统”，后者则可称为“新传统”。我们不仅应当对古代历史与文化秉持“温情与敬意”，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抱持“温情与敬意”。我们所抱持的“温情与敬意”既是理解古代传统文化的前提，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前提。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们在时间长度上的差异和总量上的差异，并不是我们可以对任何一方采取虚无主义姿态的理由。笔者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促成舆论思想领域依然存在龃龉的“传统”与“现代”的和解。今天国家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国家政治所步上的途径，仅仅意味着历经新文化运动“传统”与“现代”形成的对峙有了和解的可能，至于真正和解的实现，还是漫长征途，还有待于数代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正如当年两者不幸演变成对峙而无所逃避一样，今天它们的和解亦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无所逃避的责任。那种继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轻重彼此，肆意雌黄，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其实，今天的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和对立已经没有可能再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相互对峙冲突了，它们只是并立、在内在于我们的精神生活里而已。因为一个世纪前的对峙是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产物，那种“国将不国”的社会历史情境已经一去不返了。与那时救亡图存的危急形势恰好相反，经过先辈们的奋斗，一个国势强盛的中国正出现于世人面前。笔者觉得，我们追求的“传统”与“现代”和解最重要的国势的基础已经具备了。只是囿于惯性观念和知识利益，偏好于将它们人为地处理成彼此不相容的对立罢了。在诸种惯性观念和知识利益之中，笔者以为有害而顽固的，是追求“本位地位”的奢望。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不应该追求在国家生活中占有“本位地位”。在现代国家中能够和应该占有国家生活“本位地位”的，只能是国民对国家深挚的情感和认同。如果任何一种学说或教诲侥幸占有了国家生活中的“本位地位”，它一定使国家生活走向原教旨倾向的极端化。这是我们的不幸而不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人的历史如漫漫长河，各种关于应该如何生活才是至善的学说和教诲，有的早些，有的迟些，出现并流布于人世间。而历代先贤圣哲，沉思默想，启真见性，提出各种学说和教诲，化导众生。这些学说和教诲，或出于古代，或出于现代；或出于中国，或出于外国。它们如涓涓细流，汇入到人类生活中来。那些出现得早的，我们叫作传统文化；那些出现得晚的，也加上从国外东渐而来的，我们叫它做现代文化。它们都是滋润我们人生和生活的。缺乏它们，我们的精神生活将显苍白贫乏。然而人受限于成长的地域、风俗，也受限于天性与经验，会接受和认同不同的学说与教诲，由此而形成人类生活各个不同的圈子。如果每一种学说和教诲皆以自身天然足具而奋求占有国家生活的“本位地位”，那社会生活则陷无休无止的争议和对立。各种学说和教诲，无论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它们之间至少应该达成一种“基本同意”，即互不谋求国家生活中的“本位地位”。

放眼中华五千年历史，它不但是各部族、民族交流、融合、混血的历史，而且因此也是精神生活领域各种不同学说和教诲相互影响而汇流、丰富的历史。若是以原初的一点为“正统”，姑且不论到底是哪一点难以确定，即便能够一锤定音，那也一定是贫乏和单调的。古人最明白这个道理，故曰有容乃大。例如佛教本是印度所产，东汉明帝公元1世纪传入中原，经历五个多世纪至隋唐之际，终于出现天台宗与禅宗。佛教之中国化终于结出适应这片大地的果子。此后的佛教谁又谓它是印度佛教而不是中国佛教？盖佛学已经融入中国思想的传统，而佛教成了中国的宗教。由此笔者想到，“国学泰斗”章太炎讲“国学”亦非尽善，也有缺陷。他将佛学摒除出“国学”，他讲的“国学”不及于佛学。“国学”而不及于佛学，这不是“半部国学”是什么？一个自6世纪已经形成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大地流传了14个世纪而尚不算“中国的”，那岂非不是“国学”的标准大成问题吗？佛教的例子对我们理解今日中国社会的“现代文化”当有启示。佛教之后，又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中土，晚清而至于今，东渐而来的学说和教诲流传于中国的，不知凡几而难以罗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外来文化要素，其适应于百姓众生的，则一定也同样经历一个在地化的过程。其实这个在地化过程有的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有的则开始进行。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当然可以冠以“外来”或“东渐”这样的帽子，然而这顶帽子早晚有摘去的一天。在“外来”与“本土”之间，没有永恒不变的界线。例如我们不能把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原理、思想、学说永远都看成是西方的。它们在中国的大地扎根，天长日久，也就成了中国的。就像“洋芋”有一天也变成了“土豆”；就像开封的犹太人当年东徙而来，聚族而居，数个世代过去，他们就成了中国人，也去考科举一样。这个物种在全球迁移，人类在各处迁徙，最终都会在地化的例子，也一样适用于观察学说、思想、观念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最可令人骄傲的地方，是它一直就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这令它在历史长河里由涓涓细流而成为浩瀚的巨流。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了古今的阻隔，中西的藩篱，但幸而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对于至今犹存的龃龉，我们最应记取的就是古人的教诲：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