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大数据与小时代

傅修海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世界乃至宇宙的观念已经缩微为人所众知的思维背景和知识参照。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现代化、全球化不再是扑面而来的压力，网络自然也不再仅仅是技术，它们都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朝夕以对的事实。国界、种族与地域的隔阂，已经不再是人们思考问题的边界，无数的事情、无数的人都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人类意识和世界愿景正成为人们普遍性的交流前提。

可以说，基于技术变革的网络、基于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基于人类与宇宙意识的人生与日常，这是当今世界的日常生活与宏大背景，这也是当下文学置身其间而非侧身其间的语境与情境。

一、当下的文学格局

白烨先生认为当今中国是“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纯文学，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三分天下（白烨：《“三分天下”：当代文坛的结构性变化》，《文汇报》2009年11月1日）。此后，王晓明先生又提出当今文学“六分天下”一说（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事实上，如果不太计较出版介质的差异，不强求划拨在其后面借文学讨生活的人群之间的差异，无论是“三分天下”还是“六分天下”，实际上也就是纸上与网上的二元格局。而纸上与网上并非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来。只要有利益和需要，两者之间的转化可谓分分钟的事情。

文学创作和出版既然尚且如此，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概莫能外。归根结底，不是文学变了，是人的处境变了。人的处境变了，人类精神产物的文学焉能不变？作为技术的互联网与作为艺术的文学，以及作为专业或职业的人文学术研究，皆可谓欢喜冤家，个中原因都始“隐”于人，也必然要终“秀”于文。

因此，基于互联网技术跨越发展导致的大数据分析，基于全球化视野下的人类普遍意识高涨的小时代来临，文学研究的旨趣毫无疑问应该是人类之学，文学研究面对与思考的应该是人类、乃至任何生命之间普遍的困境、希望与同情。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此一说法在大数据和小时代的应有之义，必然是讨论在人类普遍状况下可以共同讨论和通约思考的问题，是放观天下，而不是停留屁股决定脑袋、在啦啦队层面上的“唱衰”还是“唱盛”。

二、大数据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技术变革既然会改变人类的处境，技术当然能、也会影响乃至改变艺术和学术的格局，这是毋庸置疑的科技史、艺术史和学术史常识。因此，网络技术变革带来的“大数据”（Matthew L.Jockers：Macroanalysis：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3.4），全球化和人类意识的高涨，无疑也必然在改变着文学研究。

但大数据总归是数据，它源于电脑技术和程序的统计，其前提和结果都是选择和有限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小时代，终归目前还受制着国家、种族等疆域的区隔，它的前提是每个人更为真实和日常的地方生活。文学及其研究的价值，终究是走向个性的，当然也是基于一些人类普遍共识的个性。所以，大数据和小时代格局下的文学研究，立足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在场的文学研究，起码是有在场感的文学研究。

一言以蔽之，大数据与小时代的文学研究，它的价值恰恰不在于数据和时代本身，而是在数据的大气象和深处，在时代的细部和小处。用鲁迅的话说，革命低潮时期才有革命文学。网络发达了，不等于网络文学就发达了；报纸杂志多、小说出版多，并不等于文学及其学术就处在最好的时候。道理很简单，这正如钱多了并不等于就是幸福来敲门。

显然，在大数据的覆巢之下，任何研究都无法岿然不动。以文学研究而论，记忆能力和知识储备，长期以来是制胜法宝。然而，在大数据的互联网云技术的视域下，这种传统学术研究中所追求的超常记忆和超大记忆，较之当下的信息技术平台而言，在数量上都早已经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说，在以往的学术语境下，两脚书橱仍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在大数据背景下，这种圈点的价值和意义显然被严重缩水。珍稀史料的价值和意义也一样，这种由于人为秘藏而导致的学术能量不可能再风光如前。众所周知的文献数位化进程及其运用，已经使得很多靠珍本秘藏来获取学术高位的研究，变得不再那么令人高山仰止。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共同研发的那套关于思想史文献的数据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依托海量的数据库检索得出的相关研究，其结论仍旧要保持谨慎的乐观。原因很简单，任何检索都无非是根据有限的“关键词”和机械的电脑识别技术得出的。

因于此，基于量的统计和分析的文学研究，事实上如果没有个人情感投射与历史情境分析的折冲，并不能算得上是多么高明的研究。借助大数据的技术，人们可以迅速在宏观层面上去体味和观察以往仅凭个人之力不可想象的历史粗面孔。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许多文学研究一上来就援引各类数据库统计时，对其结论和逻辑，显然也必须要有一定的警惕和限度，因为那相当程度是与网速和处理器有关。关于这一点，可进一步参见金雯、李绳的《“大数据”分析与文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4期）。

三、小时代里的文学研究何为？

诚然，既然有大数据的江河涛涛，就必然会有小时代的支离破碎。而且，在小时代的支离面前，任何研究也都会感到时势的艰难。文学研究也概莫能外，所谓大话好说，细活难工。

进一步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研究面对的都是个案。然而，在全球化和人类普遍意识高涨之前，民族、国家和地域的宏大叙事比较容易形成，而且于个体和群体的冲击力都甚大。长期以来，只要事关民族与国家，必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潮流，人们往往也都能将诸多因果概而言之为是大时代、激流所致。

瞿秋白有句名言“时代的电流使人禁不起了”（瞿秋白：《致郭沫若》），这种电流之感，想必是很多从大时代里走过来的人的通识和揪心记忆。大时代的文学研究，自然也就得了很多的乘势之便，与滚滚洪流同构的文学研究中，不仅有许多激荡人心的广场呼吁，随波逐流的解释和喧嚣也往往是这类研究的共同面相。

然而，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全球化和现代化程度已经蔚为常识的情境下，时代之大相较于宇宙之浩瀚而言，个体感受的迅疾、疏离反而变得更为真切。全球化已经是眼前分分秒秒的事情，个人好比互联网上的小飞蛾，时代也反而愈发显现出它的支离破碎。知音之慨转瞬之间纯粹起来，昔有高山流水的偶遇，今天多在网上寻寻觅觅，都与时代看似毫不相关。文学研究亦然。

毫无疑问，小时代里从事文学研究的宏大观察，在大数据的纵横捭阖面前，研究者的视域远远不及凭借网络时代以数据最大限度的统计与分析来得直观而富有科学色彩。文学研究之于个人的努力和探讨天地，正是统计技术和数理分析层面无法抵达的文学细部，其间有文本体验与个人情感探究，更有历史现场与记忆的疏离比对、深度洞察。而对艺术创作的现场感、文本活动的在场感和文本经典化的历史感的多层复合与还原，恰恰是目前信息技术与机器原理尚且无法与人类鲜活心灵同构的地方。

四、技术、艺术与学术：边界的消融与凸显

大数据与小时代下的文学，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着个案与个性，追寻着独创与质感，强调着场域与个体精神的历史遇合与深度阐释。当然这并非说宏观宏大的不重要或者不见了，而是技术变革导致人的处境变了，以往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从事的宏观体察和数据概括，网络信息技术已经确确实实可以帮上大忙。

既然如此，人无疑应该也可以借重技术，从而把更多的宝贵精力投注于个性与个案的开创与发凡，关注人类普遍的困境、期待与幸福，勘探人类心灵的深处与细部，而不是挟技术自重乃至自炫，那样只能显出人类的机心与懒笨来。具体到文学研究来说，大数据能够让我们尽可能多而广地接触和识见材料，这自然可以帮助打开视界，敞开视域，甚至因此拥有更多重和更多元的学术权衡，乃至是如光谱分析一般的数量和层面上的扫描与分析。

与此同时，数据之大终有边界，数理分析的精确也必须有相对而设的公约数或常态图标的参照，其前提都基于一定数量的取样。况且，人力本身的有限性较之电脑而言，其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发展极为有限的参照和前提。文学研究倘若一味身陷于数量的比照，对于人类自身的体察和反观将会变得极为有限和干枯，甚至堕入非人类的无聊。

总而言之，文学研究所面对的多是个案。在大数据和小时代的格局下，文学研究感性的、文本差异的、个人体验的、风格的东西，无疑应该变得更加突出和显要。尤其是研究者对文本个性的个人而普遍化的人类理解与同情，应该也必须变得更为重要。只有这样，大数据、互联网等才不仅仅是技术，而应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的一面镜子、一扇窗和一座高台。小时代也不再被视为个体困窘与无助的精神象征，而是人类普遍心灵在时空距离张力下的反思、相望与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