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脸时代”的台湾文学生态

古远清

一位自称“台湾之子”的政客担任“总统”期间在接受德国《明镜》月刊访问时，承认祖先来自中国福建省，并以身为“华人”为荣。谁知德文报导再译回中文时，“华人”变成了“中国人”，令这位政客十分难堪。他这种变脸行为事与愿违，戏剧家马森认为有点像演荒谬剧，不能不使人感到雾煞煞。[1]

“雾煞煞”的另一表现是少数台湾基本教义派自制了所谓“台湾国护照”。这个“护照”其实是一张小纸片，贴在“中华民国护照”上。这些人天真地认为建立新国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只用“扮鬼脸”贴一张小纸条，“台湾独立建国”就马到成功。他们用这个所谓新护照在美国、新加坡闯关时，海关人员便将这些“扮鬼脸”者扣压，或留置，或讯问，甚至原机遣返。

如果说自制所谓“台湾国护照”属个人行为，那“集体行为”表现在台湾社会两大政党恶斗，政客们各怀鬼胎，对头跟对手乱骂，江湖的毒誓一发再发，阴间的菩萨跪个不停，美丽的谎话吹上了天，这充分意味着诚信时代的结束，“雾煞煞”的现象使得骆以军们感叹：我们“都得生活在明目张胆的鬼脸之下”。

一

在台湾，除《文讯》杂志2004年10—12月策划过“台湾文学新世纪”专辑外，鲜有“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而在中国内地，“新世纪文学”成为各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竞相打出的新旗号，还成为各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大陆新世纪文学”更不似“台湾新世纪文学”那样有复杂的政治文学内涵。如果说，20世纪光复后的台湾文坛最重要的事件是“自由中国文坛”的建立与崩盘，那“台湾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台湾文坛”几乎不见踪影，众多作家不再坚称或不愿称自己是中国人和中国作家。和90年代相比，批判性的多了，忏悔的少了；自由的多了，自律的少了；游戏之作多了，严肃之作少了；尤其是“中国作家”少了，“台湾作家”多了；得奖作品多了，经得起时间筛选的名著少了；文学事件多了，作品的含金量少了。

与不愿称自己是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的某些本土派相反，散文家、戏剧家张晓风任何时候都坚认自己是中国人和中国作家，但这不等于说她是政治的拥抱者，确切地说是政客的批判者。在《报告总统，我可以有两片肺页吗？》中，她尖锐地攻讦那位登而辉之的变色龙执政的12年，外加那位从“台湾之子”变脸为“台湾之耻”的一位政客所统治的8年：

20年来，总统一职竟跟强盗成了同行。

这种说法太夸张，真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尽管这样，为了反对环境污染，为“202兵工厂”请命，张晓风还向另一位蓝色“总统”下跪，以至被媒体称之为“惊天一跪”。至于有些著名作家参选“立法委员”，或帮某位“总统”“立法委员”候选人站台拜票，或为他们写文宣广告，更是家常便饭。

鉴于乱象丛生的新世纪文坛出现了这种新质：不少作家狂热地拥抱政治，热衷于艺文为政治服务，为选战服务，用形象的说法是“用政治天线接受文学频道”。也有作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不赞成这种政治与文学联姻的做法。他们认为台湾文学虽然从来没有离开政治，用意识形态的天线去衡量也没有错，但创作台湾文学毕竟不能只用政治天线，还应该有审美天线、语言天线。这又重复了70年代台湾文坛的两种争论：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社会而艺术？很多人不认同把文学作为选战的工具，但作家毕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既然充满矛盾和不公不义，有良心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局限在象牙塔里，特殊情况下还要与政治同行。尤其是台湾现在分蓝绿两大派，敏感的诗人纷纷加入其中，如不久前发生的一位著名诗人奋起抗争时铤而走险，所演岀的是一出震惊全岛的“行为艺术”。

诗人的社会关怀原本表现在国家定位、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民主法制、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当他们感到面对强权作家显得渺小，诗歌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如此的脆弱时，他们会以诗外的“搞怪”方式去参加反强权、反贪腐的活动。犹记得2005年秋天，这位台北诗人将嘹亮铿锵的诗性抗议话语变质为躁郁的语言暴力。他以子虚乌有的“台湾解放联盟”名义“拍”电话威胁一位被高捷弊案盯得满头疱的绿营天王。这场“诗人”造反风波闹得全岛沸沸扬扬。就凭这荒腔走板之“诗声”，诗人一夜之间上了全岛报纸的头条。对这一事件，不同营垒的诗人反应截然不同。如某绿营的作家认为：打匿名的恐吓电话这一行为“是黑暗的。政治人物当然可以批评，但躲在暗处的语言暴力并非‘诗人作为，而毋宁是他的‘病人行为……”，而为其辩护者则认为，不是诗人病了，而是社会病了；不是诗人疯了，而是“天天制造问题，天天制造谎言，逼着诗人伤痛”的政客疯了。白灵却以有这样的血性朋友而自豪，他说：这位冒着脑袋被敲碎危险的诗人“吐出一句血，那是他一生最红的诗”。另一位有“诗儒”之称的老诗人向明，早在《诗的记忆》[2]中就预见过：

这现实唯搞怪是崇

唯正常是病

唯丑陋是偶像

本来，新世纪的台湾是一个“鬼脸的时代”，君不见那选举的鞭炮声和喇叭声破坏了宁静的气氛，政客们又千方百计破坏言论自由，因而惹得一向潇洒的诗人也扮“鬼脸”，一向自由的诗人也疯狂。不过，虽然同情这位“造反”诗人的马森，并不赞成这种恐吓他人的近乎流氓的行为[3]。

在新世纪，以本土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报和评论刊物接连创刊。台湾文学史书写中的国族认同问题更引发激烈争辩，典型的有世纪初发生的以陈芳明、陈映真为主角的“双陈大战”。

撰写《台湾文学史》，被称为“一项何等迷人却又何等危险的任务”[4]。这里讲的“迷人”，是因为在高喊“台湾文学国家化”的台湾，文学研究远远跟不上本土化的趋势，至2011年前还未出版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台湾文学史》。要是有谁写出来了，就可落得一顶“开创者、奠基者”的桂冠。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在《台湾文学史》编写中，充满了统、独之争。有人眼看大陆学者撰写了一部部厚厚的《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登陆彼岸，便下决心自己写一本所谓“雄性”的“台湾文学史”，这样就有了以“台湾意识”重新建构的《台湾新文学史》[5]。

这部“新文学史”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中，亮出“后殖民史观”的旗帜，认为台湾属殖民地社会，其第一时期为1895—194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时期。第二时期为1945—1987年，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属“再殖民时期”。这一时期和前一阶段一样，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再度产生了严重分离。第三时期为“后殖民时期”，即1987年7月“解严”之后。其中民进党于1986年建立，这是台湾脱离中国的“复权”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理论”，与李登辉讲的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可谓异曲同工。陈芳明把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同等对待，离开文学大讲“复权”“复国”，因而受到以陈映真为代表的统派作家的反弹。

陈映真的文章题为《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发表在2000年7月号《联合文学》上。面对陈映真对《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的驳论，陈芳明迅捷地在同年8月号的《联合文学》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的反批评文章。有“战神”[6]之称的陈映真不甘心自己所钟爱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受辱，又在《联合文学》同年9月号上发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继续批评陈芳明的“再殖民”言论。可惜当《台湾新文学史》问世时，陈映真因生病“失语”，使陈芳明不胜惆怅，失却了一个恩怨情仇纠缠在一起的复杂记忆。

台湾文坛之所以将这场从岛内燃烧到岛外论争称为“双陈大战”[7]，是因为这两位是台湾知名度极高的作家、评论家，且他们均有不同的党派背景。如陈芳明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映真曾任中国统一联盟创会主席和劳工党核心成员。即一个是独派“理论家”，一位是统派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们的文章均长达万言以上，其中陈映真的两次反驳文章为3.4万和2.8万字。他们两人的论争发表在台湾最大型的文学刊物上，还具有短兵相接的特点。这是进入新千年后最具规模、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坛上的路线之争，堪称新世纪统、独两派最豪华、最盛大的一场演出。

和70年代后期发生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一样，这是一场以文学为名的意识形态前哨战。在这“鬼脸时代”，“双陈”当然不可能去争论台湾文学史应如何编写、如何分期这一类的纯学术问题，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台湾到底属何种社会性质、台湾应朝统一方向还是走台独路线这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在世纪交替之际，某些人对政治上的这类大是大非问题毫无兴趣，在精神上却始终无法摆脱从世纪末传染来的颓废情调，致使自杀成为台湾文坛的一个重要景观。据报载，台湾每两小时就有一人自杀身亡。仅作家而论，邱妙津于1995年在巴黎自杀后，2003年又有自缢身亡的黄国峻以及于2004年让生命时钟关闭的《FHM男人帮》杂志总编辑袁哲生。同一年，在诗作中对生命一再提出质疑和抗议的女诗人叶红在上海自杀。2005年，曾获梁实秋文学奖的新锐女作家黄宜君因忧郁症病复发自缢身亡于花莲，得年30岁。他们提前离开这个令人烦扰的“鬼脸”式的尘世，给文学界带来巨大的震动，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已存的文坛秩序和作家生存的意义。

抱着对生存目的、意义的怀疑和终极价值的困惑，对自身发展前途的迷茫，过于颓废、虚无的小说家们无法抵抗死神的诱惑，由此走上不归路。邱妙津这颗新星正是在这种生存虚无的黑暗底色中陨落的。她199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创作，数次获奖。她生命的26年，是精华的集中展示，著有短、中、长篇小说多种。

充满才华的小说家消失后，人们依然思念小说家才华的闪光。邱妙津写于“鬼脸时代”的《鬼的狂欢》，人物充满了精神以及肉体的困惑：“这些人物各自有各自的难题要打发，却又因为这些难题的虚无性格诱使他们共同表现了某一世界观——放弃了深情凝视世界的眼光，不了解也不妥协。”如《临界点》的主人公因生理缺陷产生了极度自卑心理，而有时又将自卑心理转变为过分的自尊，因而在与人交往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怪癖举动。这种人在狂欢与死亡中徘徊，典型地表现了“新人类”极其矛盾的灰色心态。

陈映真曾批评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台湾青年奢靡、颓废、虚无，谴责他们完全背弃了老一辈的理想主义尊严。其实，这种颓废、虚无，在60年代存在主义风靡台湾时就出现过。不过，两者有本质的不同：“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人类现象与60年代的苍白少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是白色恐怖政制下社会气氛低凝中，从外面移植进来的无可奈何；而前者却实实在在是台湾社会财富累积冲倒了原有道德格局，不得不然的本土现象。”[8]另一不同之处是“新人类”的作品带有浓厚的“鬼脸”色彩。如邱妙津喜爱写夹带情色的个人隐私，写用金钱换来的官能刺激。她尤其喜好描写同性恋题材，在表现大学校园和同性酒吧中女男同志结盟时大胆展示裸体，流露出对女同志身份的绝望之情。

在轻生厌世的作家观念中，死亡是现存的一种无可取代的最后可能性。和西方诗人里尔克、荷尔德林一样，出生于小说世家的黄国峻，从世纪末开始就被死亡的恒久而巨大的阴影所笼罩。他说过一句名言：“时间如此真实，真实如此短暂。”他只活了34岁，可留下的作品不少，仅短篇小说集就有三种，另还有来不及出版的长篇《水门的洞口》。他的作品风格，类似 “翻译体”，用词造句不像其父黄春明那样本土化。他眼中的“男岛”“女岛”中的情欲世界，与中华文明相悖，甚至在英美文化中也难见其踪影。黄氏作品中的洋腔洋调，据说是为了“制造某种‘疏离的美学”[9]，这种美学是台湾文坛在世纪交替时极富探讨价值的一种现象。

黄国峻生命之火猝然熄灭时，袁哲生曾写过悼文《偏远的哭声》[10]。想不到过了一年，以外省的第二代之姿挑战河洛话乡土书写的这位优异小说家，不再“留得春光过小年”[11]而接过黄国峻的“棒子”，又用自己的高贵生命去烛照生存的虚无。他的自杀再次昭示了生命的悲凉，同时意味着小说家形象的永远完成。正因为在有限的时空里猝逝，所以这几颗突然陨灭的耀眼之星，留给人们的将是永恒的思念。

与“鬼脸时代”的政治生态有关的是新世纪以来和“中国文学系”平行的“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在许多大学如雨后春笋诞生。可在几十所大学“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的硕士班和博士班中，由于“中国文学系”所带来的“中国意识”在高校根深蒂固，“台语”多数人视为中国内地方言，故几乎没有一所大学加考 “台湾母语”，研究所更不会考什么“台湾语言”，使得一位本土人士感叹：“‘台文还是沦为‘中文的附庸，中文系的地盘。”怎么推毁也推毁不掉。这就难怪有学者说：“目前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被‘非学术论述所垄断。”[12]的确，台湾文学系建立多了，有时会适得其反：比如大量的原中文系教师改行加入后，他们把中国文学带到台湾文学系教学中，或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台湾文学系未能达到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分离的目的。哪怕是某绿营名人主持的某大学台文所，独尊汉语而不见台语，以致招来“制造台湾文学生态灾难”[13]的批判。可见台湾文学系、所，不仅充满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对立，而且浅绿与深绿派在如何看待台湾文学用何种语言写作上，也是暗潮汹涌，闹个不停，以至“转系生一年比一年多，对台文系出路不看好”，即使是被视为台湾文学系重镇的成功大学，学生也抱怨学习4年没有真正学到本领，“让我拿出来告诉所有人‘我读成大台文系的东西？” [14]

在小说创作上，对台湾因统、独斗争产生的政治乱象反映极得力的是黄凡。他在2003年出版的《躁郁的国家》，共有十三章，每章伊始，即有一生致力于反体制的黎耀南写给“总统”的信。这些信件涉及统独斗争、朝野争斗、经济问题、选举不公、权力角逐。作品毫不讳言说政客得了躁郁症，此症“传染”给全社会，因此整个“国家”成了躁郁之“国”，然后从躁郁走向疯狂。这一预言已被后来的政党轮替出现的黑金横行、黄钟毁弃、道德沦丧 等众多奇诡现象所证实。黄凡的另一长篇《大学之贼》，通过高等学府充满人事权利斗争的黑色喜剧，讽刺了当今台湾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和黄凡的《躁郁的国家》相呼应，张启疆200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哈罗！总统先生》，不仅让读者看到台湾的政治本质就是一出骗术或一场梦幻，而且还通过“博爱特区”“管制区”“隔离区”和“不分区”，让大家看到“鬼脸”时代的种种疯狂行为。作者以“嘲讽冷冽的笔法”取代过去“含蓄影射手法”，使“小说反政治”的力量得到强化。原以科幻小说饮誉文坛的黄海，于2004年推出新作《永康街共和国》，写社区公投时，全区人民一致通过社区独立的议题，其中所写的黄、黑、绿之色狮子旗 ，表现了民众普遍希望过一种没有黑道袭击、色情入侵和环境污染的和谐社会。

和黄凡的创作走不同路向的是年轻作者。这是一个心中只有“小我”唯独没有“大我”的世代。他们注重的不是社会问题或政治乱象，而是自己的肚脐眼或隐私行为。表现在题材上，不是情欲开放、同性爱恋，就是雌雄一体的崇拜。在表现手法上，不是嗜好独语，就是用拼贴方式。社会描写淡化，情节不连贯和不可信，人物塑造肤浅，主题生涩得叫人难以下咽 。

当然，也有不扮“鬼脸”或抵御“鬼脸时代”的作家。这里不妨引用一位女教授在《自我的追寻——我的台湾文学研究》[15]中的一段叙述：某年春天，她碰巧和一位本土学者教授走在街上。已是黄昏时分，阳光留在地上的荫很长很倾斜，到了丽水街口绕过十字路，停在红绿灯前的本土教授忽然问她：

“你是哪一国人？”

“我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是台湾人。”

本土教授用力地看了女教授一眼：

“我第一是台湾人，我第二是台湾人，我第三还是台湾人。”

这样的话暗示着什么，使连名字都带有中国文化即《红楼梦》烙印的女教授大吃一惊：“我的五脏六腑大地震，四分五裂。我出身贫苦，赖师友帮助，从小到大，一路读的第一志愿，我是那种‘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她就读的高中就在“总统府”旁边，每天走过广场，向飘扬有“中华”印记的蓝色旗帜致敬。她不解：我们既然吃的是米饭，用的是筷子，过的是中秋，写的是中文，“为什么如此而我们不是中国人？我困惑着，不知道怎样提问题，又感到与这位本土学者未熟悉到可以随意地问，所以就茫茫然回嘉义了。”

抵御“鬼脸时代”的作品也不少，如洪范书店推出六册《陈映真小说集》，其中《归乡》《夜雾》《忠孝公园》，是陈氏停笔十多年后的新作。在这三个中篇里，陈映真持续发掘人的灵魂和书写被扭曲的意识，尤其是作品中所高扬的反台独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这些作品，是时代的灵魂之镜，可惜这个时代的政客已越来越怕看到镜中自己的“鬼脸”真面目。在出版方面，位于台南的台湾文学馆出版了《2007台湾作家作品目录》《台湾现当代作家评论资料目录》《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台湾文学史长篇》等一系列套书，远远超过当年由军方出资的黎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刊》《中华文化百科全书》《中华通史》等丛书的规模。这一方面是由于该馆资源丰富，另一方面与前任馆长立志要将台湾文学馆办成全球的台湾文学研究中心的理念有关。

二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文坛“鬼脸时代”的来临？答案是有部分作家和刊物被政治绑架。如2015年出版的某文学杂志秋季号，竟为台湾一位政客写的《直销台独——“台湾独立建国”道路的探索》做广告：除有很大的书影外，还配发了该刊总编辑为此书写的序言。极富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大力张扬台湾人的主体性，还有什么“台湾族魂”，可给自己起了一点都不“台湾”的洋笔名“奥斯定”。这本书的“创意”还真不少，如作者把台独当成货物销售，而且不是“传销”而是“直销”。可台独这东西并不是什么营养丰富的木耳，而是精神鸦片，吸食后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该刊如此赏识《直销台独——“台湾独立建国”道路的探索》，只能解释为该杂志坚持自己不是中国人的立场所致。当人们读到这种“直销台独”的论述时，怀疑所看的不是文学杂志，而是一本政论刊物呢。

同在南部出版的还有同一色彩的某诗刊。多年前我访台时，承他们的盛情邀请出席了这家诗刊的酒会，可与会者全部说“台语”即闽南话，我这位中国内地客家人总算听懂了“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一句。前几年我还在这家诗刊上发表专谈诗歌不涉及政治的文章，可该杂志竟把我的论文放在“国际交流”专栏，中国内地诗作则放在“海外来稿”，这正说明他们离开文学立场在以政治画线。

为什么会一再出现浓墨重彩宣扬“直销台独”这种文学杂志？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是因为随着政权的更替，新世纪的台湾文坛，不再有“警总”那样的政治势力明目张胆的干预，但仍逃不脱蓝绿意识形态的操控。在20世纪，文坛是以外省作家为主，发展到新世纪，本土作家已从边缘向中心过渡，“台北文学”包办文坛的传统结构模式，在本土思潮汹涌而来的情势下，发生了明显的裂变。当下，“台湾”的称谓普遍取代了“中国”，“中、台文学的关系，犹如英、美文学之间的关系” [16]的主张由微弱到增强，号称可以“母语建国”[17]的“台语文学”正在加足马力向蓝营文学刊物进军。网络文学的繁荣兴盛，则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文坛的权力组成，这使得文学的传播手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正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导与内部求变的两种合力作用下，文坛的结构及时作了相应的调整。且不说以纯文学为主的大报副刊早就在向文化方面转型，就是纯文学杂志也注重大众文学的需求，更不敢小视网络文学的存在。

物欲横流，乡愿当道，贤能隐退的台湾社会很有娱乐性，其文化的变化也越来越有趣。这是一个别的地区难以比拟的快速变化的岛屿。政治上由解除戒严到最高领导人直选，去年直选时蓝营发生“换柱风波”，其变化之大之快速已不须多言；而政治带动的社会变迁与解放，也可用令人咋舌来形容。比如两蒋时代是“强‘国家弱社会” ，而后来是“强社会弱‘国家”。原先是“国治舆论”，后来是“舆论治国”。在文坛上，也有这种风水轮流转的现象：在20世纪后半叶，《联合报》《中国时报》的副刊几乎就是文坛的代名词。谁要当作家，就要在这两张大报的副刊上亮相或得奖，可现在的奖项越来越多。由于文学的出路不断在延长，传统进入文坛的模式不断被解构，再加上政治势力与党派竞争的背后支撑，导致台湾新世纪文坛分化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统派文坛”“本土派华语文坛”“台语文坛”，或如郭枫在《两岸文学的自由创作与独立评论——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18]一文中所说的“蓝营主流文坛”“绿营文坛”和号称不蓝不绿的第三势力。

区块中心在台北的蓝营文坛，其实并无社址，它和区块中心在高雄的绿营文坛一样，都是一种隐性存在。南北对峙的文学社团，不以纯文学著称的多半按照自己所信仰的党的政治路线发展。如果说在新世纪发起成立“抢救国文教育联盟”的余光中，是蓝营文坛的盟主；那在叶石涛去世后，钟肇政和李乔则是“南方文学集团”的灵魂人物。至于文坛第三势力，号称“超越党派背景，杜绝政商利益，站在全民立场为台湾社会整体进步发声”。既然不讨好官方，又不要财团支撑，这注定了它是一个弱势群体。别看这一群作家居于边缘地位，可活动能力不可小视。可在第三势力很难立脚的台湾（统独斗争从不停歇，蓝绿对峙难于淡化，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施明德被骂为“中国猪”而落泪），他们要自外于党政集体力量的权力结构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谈何容易。

随着本土势力的强大与绿营对蓝营的渗透，蓝绿两派文化结构在新世纪重新洗牌。远在1999年，国民党中央主席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深蓝的《中央日报》坚决不贯彻，其主张只好由绿油油的《自由时报》宣扬，有道是：《中央日报》很“自由”，而《自由时报》却很“中央”。而在新世纪高扬中国性的《联合报》很“中国”，称对岸为中国的《中国时报》倒很“联合”（与去中化思潮“联合”）。这种互文性也表现在文学杂志上，如早先号称胸怀世界、立足中国、扎根台湾的《联合文学》和在新世纪“派生”出的《印刻文学·生活志》，绿营人士常常将他们视为蓝色杂志，可这两家刋物的编辑委员会，竟然都有“台独文学宗师”叶石涛的名字。当然，这两家杂志这样做，无非是说明自己不是什么蓝营刊物：选稿时不分蓝绿，只看好坏。可内行人都知道，这编委名单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如叶石涛已去世七年，可他的名字在两家刊物的编委名单中，一直不加黑框保留到现在。

这充分说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的确，什么问题都不能简单化。从总体上看，蓝绿文坛对峙是从群体上说；从个人来说，政治立场不同不妨碍他们彼此间的交流乃至成为朋友。举例来说，台北一家十分长寿的蓝营诗刋，谁也未曾料到其主编竟是民进党人士。还有“中华民国新诗学会”监事会有深绿的《番薯诗刊》社长参与，会议期间他们只谈诗与生活，无关政治。这正说明蓝绿两个诗派在新世纪的对峙已由显性转为隐性，热战变为冷战，由对抗变成交叉。认为“爱中国/真危险”的“番薯”社长居然在有“中华”两字的文学组织任职，由此也可见外省作家与本土作家并非井水不犯河水，有时在媒介之间还会出现互动的现象，如原为国民党文工会刊物、现改制为民办的《文讯》，尽管没有也不可能被“绿化”，但也刊用了一些绿营作家的稿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而绿营刊物《盐分地带文学》，其刊名竟是深蓝人士陈奇禄所题。专出本土书的春晖出版社出版的多达58本的台湾诗人丛书，也有少量的蓝营作家如余光中、向明、张默“混”了进来。这当然是由于资源分配问题妥协的结果。此外，还有南方一位老教授写了一部文学史投给北部一家老牌蓝营出版社，出乎意料的是该社发行人看到书名有“中国”二字立刻感到不爽，担心会影响销路，建议他去掉“中国”二字。这种种现象，均说明蓝绿文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现了交叉重叠这一新情况。

新世纪以来，台湾出版业竞争厉害。如前所述，从《联合文学》总编辑位子上卸任的那位掌门人，另办《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和同名的出版公司，与《联合文学》和联合文学出版社成犄角之势。他们在暗中较量，“印刻”潜力大，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出版社无论是北部的“东大”“三民”“麦田”，还是南部的“春晖”，不管有多么强的主观性、偏狭性、利益性，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出版理念在“鬼脸时代”中苦撑、苦战。出版业毕竟无法与政治切割，编辑们均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一些出版社也和文学杂志一样，都暗藏有自己“挺马”或“打马”的倾向。但他们不管有什么政治颜色，是称马英九为“总统”或骂其为“马统”，都不会公开打出旗号，都会狡黠地伪装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预设立场、感情偏好、人际网络。只要是好作品且有销路诚然都愿意出版，但个别作品政治颜色太浓如深绿色作品，北部的蓝营出版社便会婉拒，如杨青矗号称“以文学为美丽岛历史为见证”的长篇小说《美丽岛进行曲》，尽管获得了“国家文艺基金会”的创作补贴，“国艺会”也中介了北部的一家知名出版社协助出版，但该出版社负责人看完文稿后，觉得此书的内容太复杂，它涉及一连串自己无法赞同的绿营选举运动、劳工运动、逮捕刑求、审判辩论、林家血案、国际人权救援，因而只好将作品打回票[19]。

新世纪的台湾文坛就这样被“鬼脸时代”的阴霾所笼罩。这个由蓝绿外加杂色的三大势力组成的文坛，其原因当然是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的、文化的、文学的。是政治生态的险恶、意识形态争斗的剧烈、财阀霸道收买人心以及文人相轻相斗造成的，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作为一位中国内地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三大势力之外的陈映真们的红色文学能否壮大，或谁的势力大，谁对中国内地作家开放的园地多，而是从文学出发看其能否真正超越蓝绿，产生的作品是否优秀，是否经得起时代的筛选。我们从隔岸观察，当代台湾作家的确是幸运的。尽管当前 “文坛一片晦暗前途低迷”，但台湾的美丽和富足，这是铁的事实。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有远见，竟然主张政治为艺文服务，可惜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当下台湾作家仍然是出书难、办刊难、办会难、办团体难。诗刋更可怜，实行的是“六十年一贯制”无润笔费[20]。

台湾作家到中国内地交流时，常常炫耀他们的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度远远超过大陆。不过，据内行人士观察，其自由并不是无边，且不说在戒严时期连吃水果都要考虑政治，如老师教导学生切杨桃不能横着切以防变成五角星，单说解严后至当下台北均无“八路”公共汽车，市民们从20世纪50年代至新世纪均不享有坐八路乃至四路車的自由。纯为民众造福的交通行业居然有政党的黑手在操控，那文坛也难逃各方权势的胁迫。这种无“八路”的奇怪现象反映在创作上，便是不少作家和报刋在不同程度上受政党、意识形态或受商业的宰制，另一令中国内地同行惊诧的潜规则是写论文时，最好不要写出作家的籍贯是中国某省[21]。这种封闭症和“独立病”，是外人很难了解的“台湾特色之痛”，它一时难于治愈。

“谁来揭破台湾文学自由的假面？” [22]如果真的有人能“揭破”，或有唐文标式的人物再世，或曰在台湾真的有人能治这种“独立病”，中国内地乃至整个中国文坛当然受益。应该看到，病毒的发源地来自无限膨胀的台湾意识。这种病毒的强大，已被某诗人提出的“宁爱台湾草笠，不戴中国皇冠”[23]的口号和一位“坚贞的台湾主义者”所书写的“台湾共和国的描述” [24]等种种“病情”所证实。如能迷途知返，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联结，便找到了良药。服用它，何乐而不为？但不管能否做到，有创作才能的台湾作家，都应摆脱国族认同问题的困境，把握住时代前进的方向，即使在“鬼脸时代”也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新世纪这一伟大时代的作品。

注释：

[1]马森：《华人乎？中国人乎？人民雾煞煞》，台北，《文讯》，2000年12月。

[2]向明：《诗人也疯狂》，台北，《中央日报》网络版，2006年11月17日。

[3]马森：《诗人变流氓》，《世界日报》，2005年11月15日。

[4] [7]杨宗翰：《文学史的未来/未来的文学史》，台北，《文讯》，2001年1 月号，第50页。

[5]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出书前在《联合文学》连载过，单行本于2011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6] 陈允元等：《〈台湾新文学史〉关键词101》 ，台北，《联合文学》 2012年第2期。

[8]杨照：《文学的原象·新人类的感官世界》，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9]李奭学：《疏离的美学》，台北，《联合文学》，2003年8月号。

[10]袁哲生：《偏远的哭声》，台北，《联合文学》，2003年8月号。

[11]袁哲生：《偏远的哭声》，台北，《联合文学》，2003年7月号。

[12]应凤凰：《从〈台湾文学评论〉创刊号说起》，台北，《文讯》，2001年9月。

[13]蒋为文：《陈芳明们，不要制造台湾文学生态灾难》，见《台湾文学艺术独立联盟电子报》，2001年6月15日。

[14]台文笔会编辑：《蒋为文抗议黄春明的真相：台湾作家ai/oi用台湾语文创作 》，亚细亚国际传播社，2011年，第105页。

[15]高雄：《文学台湾》2002年冬季号，总第44期，第26～27页。

[16]林衡哲：《漫谈我对台湾文化与台湾文学的看法》，台北，《台湾文艺》，1986年5月，第55页。

[17]方耀乾：《台语文学发展简史》，见台语kap客语现代文学专题网站。

[18] 郭枫：《西岸文学的自由创作与独立评论——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台北，《新地文学》，2012年12月。

[19]周复仪：《杨青矗——以文学为美丽岛历史为见证》，台北，《联合文学》，2009年12月号，第77页。

[20]于2014年10月复刊的《秋水》，曾说有稿酬，据诗友说未兑现。

[21]如《台湾文学评论》曾发表过一位青年学者高丽敏《传承与发扬——论钟肇政作品〈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中的客家文风》，在“前言”中云：“钟肇政，原籍广东，1925年出生于桃园县。”一位作家读了后“不觉心头一酸”，因而投书《台湾文学评论》质疑《钟肇政原籍广东吗？》，认为高女士这种写法犯了“软骨症”，是在向中国示好乃至“投降”，并感慨道：“非把台湾人无限上纲到中国人，不能显示其存在？以钟肇政先生台湾意识的坚定，硬把他定位为‘原籍广东，想来钟老恐怕会啼笑皆非或黯然神伤吧？”

[22]郭枫：《谁来揭破台湾文学自由的假面》，台北，《新地》，2015年12月。

[23]李敏勇：《宁爱台湾草笠，不戴中国皇冠》，《笠》，1987年6月。

[24]李乔：《我的心灵简史——文化台独笔记》，台北，望春风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