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现代化中的湖南文献大家叶启勋

尧育飞

清末民初是中国政治与学术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国学现代化最为激荡的时代。激荡的学术变迁具体地贯穿于每一位身处这一时代的学者身上，研究这一时期学者的学术心态和学术道路，对于揭示这一时期国学转型不无帮助。事实上，处于此一时期的学者，或吸纳西洋方法，整理国故；或抱守传统学问，继续皓首穷经。一往无前拥抱现代化的学者与抱残守缺的学者，在以往的学术研究有着充分讨论。与这两类学者的决绝和果敢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要在传统学术的园地中辛勤耕耘，却不忘时时抬头并偶尔参与国学现代化浪潮的学者。这部分学者在国学现代化浪潮前面，对旧日学术圈的接纳和疏离，对新式学术出版和学术机构的犹疑和亲近，显示出惶惑和迷惘的状态，为我们揭示出国学现代化中更为复杂和曲折的路径。作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钩沉湖南文献学大家叶启勋的学术轨迹和心路历程，当有助于学界了解传统学者在国学现代化转型中的矛盾与困惑。

一、叶启勋其人与其学术道路

叶启勋（1900—1972年），近代藏书家、文献学家，湖南长沙人，字定侯，号更生，自署更生居士。因其藏书楼名曰“拾经楼”，故又号拾经主人。少时便随伯父叶德辉开始从事目录学研究，曾参与校定《书林清话》。叶德辉去世后，其部分藏书、稿件由其保存。湖南藏书家何绍基的东洲草堂、巴陵方功惠、湘潭袁芳瑛等藏书散出后，亦多为其所得。1937年抗战爆发前，叶启勋藏书已蔚为大观，有十余万卷，为学界所重。其藏书活动不仅限于湖南本地，还曾游历上海、苏州等地，与杨树达、傅增湘、秦更年等藏书家均有学术往来。由于近代战乱等原因，其藏书曾经历多次损失，尤以1938年长沙大火、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两次最为严重。1949年之后，叶启勋之子叶运闿代表父亲将“拾经楼珍善本书100余种、3000多册、2.3万余卷，悉数捐赠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现绝大部分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善本书库[1]”，其中宋本《说文解字》，明刻本《三辅黄图》《仪礼注疏》《史记》《欧阳文忠公集》，清影宋精抄本《重续千字文》，清抄本《舆地纪胜》《瀛涯胜览》等都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叶启勋在藏书的同时，也从事学术研究，“自编有《拾经楼?书录》3卷、《拾经楼书目》及《拾经楼藏书题跋》。著有《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2]。另有各类文章散见于《图书馆学季刊》《金陵学报》《文物》等杂志。

建国后，叶启勋在建工部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著有《阙的简史》等。1972年1月，叶启勋在长沙逝世。观其一生，其藏书和学术研究都极大地传承了伯父叶德辉。目录学而言，叶德辉有《观古堂书目》，叶启勋则著《拾经楼?书录》；版本学方面，叶德辉撰《四库版本考》，叶启勋即续成《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同时二人还致力于小学研究，叶启勋并续叶德辉《说文籀文考证》成书两卷。《二叶书录》整理者李军先生云：“今观其体例，或有详审过于叶德辉处。”[3]难怪学者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云：“雪松书屋继卧雪，拾经楼续观古堂。长沙自有传家业，小叶小袁孰比量。”[4]并在诗后注云：“定侯撰有《拾经楼?书录》三卷，所收之富，自袁氏卧雪楼以后，实首屈一指。所藏宋椠，如北宋小字本《说文解字》、宋刻《宣和书谱》、宋衢州小字本《古史》、宋乾道本《韵补》、宋扬州本《梦溪笔谈》，皆人间瑰宝。”[5]在国学的现代化道路上，1900年出生的学者，多数转向了现代学术，如王力等。但叶启勋却是一个例外，他没有接受过大学的教学，也没有进入新式的学堂，他继承着叶德辉的家学，仿佛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传统学者。只是国学现代化的浪潮，让他不得不做一些改变，这种改变虽不足以撬动他学术的轨道，但在某些方面，却正见出传统学者在大时代面前的学术转型是何等的艰辛。

二、疏离与亲近：叶启勋与新旧学者的学术交往

受叶德辉等人影响，叶启勋并未接受新式教育。他最初的交游圈也多集中在叶德辉的友生之中，这些传统学者对叶启勋的学术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叶德辉的友人傅增湘、张元济、缪荃孙。1921年，叶启勋赴上海，在叶德辉引荐下，拜访张元济，获观涵芬楼藏书，并促成《四部丛刊》中的《说文解字》的大小徐本的合印。关于此事，《拾经楼?书录》记载如下：

十余年前，先世父考功君与海盐张菊生侍郎元济、江安傅沅叔学使增湘倡印《四部丛刊》，集南北收藏家之秘籍以供采择。时先世父正居苏城，书首例言皆力任之，于时四部皆备，惟大小二徐《说文》尚待搜访……会余因事道经沪上，先世父亦由苏来申，侍郎以地主之谊并欲商借余家藏书，招宴于其家。席间谈及二徐《说文》苦无善本可印，时江阴缪筱珊学丞荃荪亦在座，遂告侍郎以述古钞本小徐《系传》今在乌程张适园钧衡家，可以商借。先世父则告以大徐《解字》陆藏宋本亦可转托友人商借。侍郎色喜，即席促筱老致函乌程，先世父致函友人。未逾月，友人复函，已得藏主允许，惟书不愿出门，且恐印时污损。几经函商，遂由侍郎备印资三千金，托藏主自影，以晒片寄申。据以印入《续古逸丛书》，再据以印人《四部丛刊》。而小徐《系传》则乌程虽允借印，但须侍郎以宋本《容斋五笔》相让为交换。盖其书本由沪估某持示乌程，因议价未谐，为侍郎所得，事后追思不忘，故以相要也。余力怂恿之，以《五笔》虽宋椠足珍，使《丛刊》中无惊人秘笈之二徐《说文》，未免减色。而二书孤悬天壤，使其因此湮没，其一无传，更为可惜。侍郎颇韪余言，于是二徐《说文》得化身千万，人手一编矣。[6]从这段话中，可见叶启勋最初的学术交往圈是由叶德辉引荐进入的。藉此，他结识国内文献、藏书界的名宿，且因此而参与了《四部丛刊》这一出版盛事的编撰。这对其学问和阅历的增长，无疑提供极佳的机缘。如其与傅增湘的学术交往，资料可见最晚当在1928年，是年叶启勋在《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上论朱刻本《权载之集》不足为据，傅增湘在第五期上即撰文予以订正，而叶启勋复在1929年该刊第三卷第三期上予以辩驳。信中叶启勋称傅增湘为“年伯”，并告知其《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已经完成，恳请傅增湘指正并惠赐《藏书经研录》（按：当为《藏园经眼录》）[7]。1934年，傅增湘来湘至拾经楼观书，其日记中记载云：“昨岁南游衡山，道出长沙，定侯执年家子礼来谒。始得相见。洎余返棹，乃造庐观其藏书，旧椠名钞，连楹充栋，中多罕传秘本。余披玩竟日夕……吏部君藏书身后散出者，其秘本又多为君所得，如蒙叟之有遵王，若云之有月霄焉。”[8]二人此后亦多有文献借阅、学术探讨。1935年，傅增湘并为叶启勋《拾经楼群经题识》（即后来的《拾经楼?书录》）作序，并云：“长沙叶君定侯，余同年生奂彬吏部之犹子也。吏部君硕学通才……与余契合无间。尝数数为余称道定侯之贤，谓其劬学嗜古，克绍家风，余固已心识之……方惧学术之衰微，怅知交之寥落。今定侯乃能衍其世父之绪业，且骎骎光显昌大之，窃幸清芬之世守，更私喜吾道之不孤矣。”[9]傅增湘这段推爱之言，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啻为民国时期传统学术前辈对晚辈学问事迹的极高评语。序中，傅增湘认可叶启勋继承叶德辉的学问继承人的身份，同时也由衷感叹20世纪30年代传统学术凋零，流露出对叶启勋的继承传统学术的殷切期许。

傅增湘对叶启勋吐露“私喜吾道之不孤”的欣喜之情，反映出当时整个学术界的转向，即国学已经在现代化道路上狂飙了，这些保守的传统学者的学术版图日益被侵蚀。这时候，叶启勋这样的青年才俊，能够继续奋战在传统目录、版本、考据的学术战线，无疑对拒绝现代化的传统学术阵营，是一个鼓励。而傅增湘的话，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妨看作是对叶启勋的一种“拉拢”。但此时，由于传统学术的保守圈子日益萎缩，叶启勋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学术道路了。他的心态由此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时的他处于一个比较矛盾的时期。一方面他坚持传统学术，但传统学术所依赖的机构已经换成了新式的学校、图书馆，新兴的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的讨论与切磋阵地了。如叶德辉的大弟子杨树达已经在湖南大学任教，而能与叶启勋探讨学术的优秀青年学者如李小缘、商承祚等人已经转移到图书馆和学术刊物了。为了呼应时代要求，叶启勋当然要做一些改变了。

事实上，在与傅增湘等人交往的同时。叶启勋也的确积极主动地与新式学术队伍接洽了。1929年，主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柳诒徵，按年辈当属传统学术的保守阵营，但他锐意革新图书馆，为中国现代新式图书馆的建立立下了开创自贡，他是国学现代化的先锋。叶启勋与柳诒徵素不相识，但他致信接洽柳诒徵，表达了愿意为新式图书馆做志愿工作的心愿：

翼谋先生阁下：

久钦芝宇，时切驰思，近维起居曼福，公私顺遂为颂为慰。弟近得盛时泰《元记》二卷，后附《谢山田舍借书钞》一卷，为吴枚庵茂才翌凤旧藏，似是明时钞本，较贵馆刊本为完足。拟乞赐以贵刊一部校补寄奉，以便续刻附后。传古人不敝精神，代以续命，想亦台从所乐许也。贵馆刊出至何期，并祈示知为感。手颂文安。 弟叶定侯[10]

对叶启勋主动伸出的橄榄枝，柳诒徵很快做出了回应，信中他说：“藉悉新得旧钞本《元牍记》，较敝馆刊本完足，并嘱寄馆本代为校补，曷胜感幸。兹交邮寄上两部，一奉赠，一呈校补赐还。[11]”此后，二人还有数封书信往来，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学术交往。抗战爆发之后，叶启勋更与商承祚、李小缘、刘国钧等研究传统学问的新式学者广泛接触。在叶启勋学术交游圈变化的背后，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理由。一是叶德辉同辈或稍后的学者慢慢凋零，仍然愿意从事此类非常传统的学问的学者日益减少，想要继续进行学术探讨，叶启勋不能不与新式学者发生关系。另一原因则是经济方面，叶启勋家产经过数次兵燹，遭受了不少的损失。而传统学术尤其是目录、版本学问的背后，需要雄厚资金的支持。失去了这层支撑，叶启勋想要继续从事这方面学术，就不得不与国学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现代学术、出版机构进行密切互动。

三、主动与回归：叶启勋与现代学术刊物、

出版和文化机构的关系

作为国学现代化的重要基地，现代中国学术刊物、出版机构和学术机构推动着传统学术的变革。在这些新式机构面前，叶启勋有着复杂的经历，他从早期的主动融入、中年的犹疑和观望，到晚年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为我们揭示了传统学人在面对现代学术机制面前的复杂心态和时代背景。下面从学术刊物、出版机构和学术机构这三方面分别论述。

作为国学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现代学术期刊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学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探讨。叶启勋的伯父叶德辉和王先谦等人，借助传统学人交游圈就能完成的学术交流，到了叶启勋这一代，却必须经过现代学术期刊这一重要阵地了。尽管晚于新派学术刊物，但1926年，中华图书馆学会主持的《图书馆学季刊》正式出版了。这份刊物吸引了旧学耆老如傅增湘等人的加入，叶启勋随即也成为这份刊物的重要作者。他把早年积累的题跋文字通名为“拾经楼群籍题识”系列文章发表在这份刊物上。据笔者统计，从1926年第1卷第4期对《史记》《初学记》《李太白诗集》等古籍的题跋文章开始，到1936年第10卷第3期《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经部”考释文章止，叶启勋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共计52篇。[12]另外，自1931年至1936年，有7篇文章在《金陵学报》刊发。此外，还有一篇《唐英诗歌校勘记》发表在193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成为学术刊物的读者和作者，首要的意义是扩大了叶启勋的学人交往圈，正是经由这些刊物，叶启勋与李小缘、商承祚、刘国钧、柳诒徵等人逐步相识，使得他的学术交游圈不再局限于湖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启勋的胞弟叶启发，虽然兄弟二人在藏书和学术起点上不相上下，但叶启发并没有在刊物大量撰写文章，而是保持传统学人固有姿态，故而其学术圈仍局限于湖南，与其保持长期学术友谊的仍是与叶氏旧交如曹典球、雷恺、雷恪、徐桢立等湖南文史名家。其次，对于学术刊物的主动融入，开阔了叶启勋的学术视野，使得叶启勋能够把握学术热点，并修正自己的学术路径。如1933年他发表了《论选印四库全书》[13]，加入了当时十分热闹的“四库全书”热潮中。随后，他选择撰述《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除了继承叶德辉学术事业外，也与当时的学术动态颇有关系。但是抗战期刊，各大学术刊物纷纷迁往西南地区，如《金陵学报》，主编李小缘1942年致信叶启勋称“敝学报仍在编刊中，八、九、十三卷在沪印行，无法寄到，自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改在蓉付印，惟蓉市铜锌版欠缺，铅字又少，殊感困难”[14]。叶启勋则在湖南各地逃难，因而战时叶启勋在刊物发表文章不多。抗战之后，叶启勋为生计所迫，也甚少发表文章。直到1956年，身在建工部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叶启勋，才有《长沙楚墓出土“雕刻花板”名称的商讨》[15]一文发表在《文物》上。但是，由于学术论文进一步规范化，叶启勋的传统学术训练和行文方式在新机制面前有些格格不入了。关于这一点，早在1949年，李小缘就在信中委婉地指出：“尊著《说文系传引经考证》尚未能配合付印，因汇刊注重论文，学报惜未能编印，至感抱歉，专此敬覆。[16]”

学术期刊之外，推动国学现代化的是现代化的出版机构。面对新式出版机构，叶启勋的心态发生过较大的波动。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叶启勋匆忙刊印《拾经楼?书录》。由于此书中不少文章都曾在《图书馆学季刊》等刊物发表，此书完全可以交由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等机构印行。但他并没有选择这些性价比更高的现代出版机构，而是与叶德辉一样，使用长沙叶氏的铅字进行家刻，署为“长沙叶氏拾经楼刊行”。他既没有出版盈利的现代思想，也没有学术为了普及知识的观念，而自称“以示楹书之世守耳[17]”。显然，在此，叶启勋的学术出版观念与明清以前中国学者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对于刻书，抱持的动机主要就是留名和自娱自乐，因而多采取家刻书籍的形式。这种自娱自乐的学术出版，在自身资金雄厚的背景下，容易完成，等到自家匮乏时，便难以为继了。自叶德辉去世后，叶家每况愈下，抗战军兴，叶启勋和叶启发兄弟都只在小学任教，收入微薄而家产日益衰败。此时，叶启勋的《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说文系传引经考证》《经学绪言》等著作均无力自行刊印了，在与李小缘的通信中他诉说了自己的艰难云：“《说文系传引经考证》已脱稿多日，全书十五卷之多，亟欲传刊，艰于印费，即抄录副本亦为艰巨，久拟束状来游，藉便商正。[18]”1949年10月3日的书信又云：“拙作《说文系传引经考证》已脱稿多时，无力刊行，徒增覆瓿之感，奈何奈何。[19]”通过信中内容，我们发现叶启勋对于刊刻自己的著作有着强烈的愿望，但是传统的家刻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他希望借助现代学术出版机构来完成这一愿望。只是此时，现代学术出版机构早已拥有了梯队完整的新式学术作者队伍，拥有了新式运作机制了，无法完成叶启勋的心愿了。由排斥到主动亲近，叶启勋对现代学术出版机构抱持的希望与日俱增，可是国学现代化的浪潮已经把他抛在历史潮流后面，他追赶不上了。直到1957年，在建工部文库考古研究所时，他那薄薄的一册《阙的简史》才得以油印发行，而这也是他生前刊印的最后一本著作。

叶启勋之所以始终无法融入现代学术出版机制，与其无缘现代学术文化机构不无关系。由于家庭的影响，他并没有进入新式学校。民国肇基之后，学历日渐受到重视，与叶启勋同辈的学者多数具备大学学历，且不少还有海外留学经历。如此一来，叶启勋要在新的教育体制中谋一份工作就特别困难。在1936年，他在长沙金庭小学任教，并担任学校童子军团长。[20]此后，他曾在长沙私立文艺中学任教。但他对更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机构始终充满关注。1930年因兵燹毁于一旦的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谋划重建，而图书荡然无存，故发出捐献图书的倡议，叶启勋旋即捐赠了《说文籀文考证》等书。抗战以来，生活的奔波使得叶启勋初步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对学术是有不小的负面影响的，他曾对李小缘云：“长市近安，弟事较适，颇有意于文化事业，迩以奔驰避难，致荒学业。”[21]1945年1月，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了。在致李小缘的信中他说：“现寄居湘安化之桥头市，厌于时事，惟有伏案著书，旧岁之《说文系传引经考证》，近始脱稿完成，并从事于《拾经楼?书续录》之编整，藉以消磨岁月。惟桥市临近战区，未为乐土，欲更趋避四方，靡骋且米薪珠贵，何以为生，不知何日得重整家园，殊为焦虑，以目下时局推测，期待须时，愿从事教鞭或其他有关文化工作，非其人莫讬，敢以烦之，执事课程以中国文字学及目录学版本学为宜，弟虽不诣深，亦不门外也，此间虽有高中相挽，然非弟所愿，以讲授古文无裨益于学术也。”[22]在他看来，在高校工作，既可以养家糊口，又可以继续学术研究，他渴望在学术文化机构谋一个职位的愿望更加迫切了，但从结果看，李小缘的举荐并未成功。1949年，叶启勋再致信云：“近拟来宁一行，谋一噉饭之所，不知可否能为力否？”可是，从学历的角度而言，20世纪40年代之后，没有高校的文凭和学历，已经很难在高校谋得教职了。此后，叶启勋幸运进入建工部文物考古研究所，但此时他敏感的出身和政治成分，让他无法在这一学术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可见，仅有1963年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委会”成员之一，参与《中国古代建筑史》这一教材的修订工作。[23]

四、结语

在今天的学术史中，叶启勋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名字，即使在文献学领域，他也少为人提及。然则在1937年，吴之英评价二十年来的版本学研究时说：“其功绩最大，考索最广，而最精者，叶启勋之《四库全书版本考》，网万帙之渊源，为千古之钜著。”[24]自然，吴先生的话有过誉的成分。但叶启勋在目录学、版本学等领域的建树和贡献，今天也显然地遭受了遗忘或低估。作为一个生活在国学现代化巨浪中的历史人物，叶启勋选择的传统学术道路本身可能就决定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的悲剧。

就叶启勋在国学现代化中艰难的历程看，他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惶惑和矛盾，恐怕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首先，浓厚的家学渊源和他对叶德辉的强烈情感，使得他在学术方面，难以自拔其传统路径和保守意识。而湖南保守的学风，也让他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了对现代学术理念的接洽。因而就学术理路而言，他几乎没有利用任何现代的方法。其次，在学术人脉和关系网中，叶启勋处于天然的弱势。与老一辈学者叶德辉、傅增湘等人相比，叶启勋未曾经过科举考试，缺乏“同年”和“学友”；与新式学人相比，他缺乏同学和校友。这方面的弱势，决定了他在学术江湖中缺乏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友人，也一并限制了他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路径。同时地，缺乏这层关系网。这使得他在谋求在学术机构任职方面困难重重。而长期游离于现代学术机构之外，使得他本人的国学现代化转型之路更难完成。再次，家庭经济和生活的变故，却又催促着叶启勋不自觉地融入到国学现代化的浪潮中。若不是家庭经济每况愈下，也许叶启勋终其一生也不会与现代学术体制发生关系。但是家庭的变故，让他不得不与学术刊物打交道，不得不对大学教职有期许，也因此与许多图书馆发生关系。正是这些转变，使得他区别与伯父叶德辉，而融入国学现代化的巨浪中来。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叶启勋没能与同时代学人王重民、王献唐、周予同等人一样完成学术现代化。但是其广遭遗忘的背后，有些问题对今人思考国学现代化仍无不借鉴价值。如以现代学术机构的评价体系来评价叶启勋的学术成果是否合适？没有纳入学术机构的国学研究者，在今天的学术版图中应该以何种面目出现？叶启勋这种自娱自乐式的“为己之学”（无论是从出版还是交流的角度看），在今天国学复兴运动中，是否还有借鉴意义？国学现代化已经提倡了一百多年，直至今天，却都还远非一个完成式。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批执着于研究传统学术的学人，无论是新派还是旧式，显然都值得我们关注。笔者以叶启勋为例，剖析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和学术历程，权当抛砖引玉，希望更多学者关心国学现代化浪潮中被遗忘和“雪藏”的传统学人，相信他们复杂的学术——心路历程对今天的国学研究不无裨益。

注释：

[1]长沙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长沙市志》（第十六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78页。

[2]赵国璋、潘树广主编：《文献学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16页。

[3]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页。

[4]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5]同上。

[6]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21页。

[7]叶启勋：《复傅沅叔年伯论权文公集书》图书馆学季刊，1929年，第三卷第三期，第455页。

[8]傅增湘：《藏园游记》，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 302页。

[9]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页。

[10]1934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七年刊》（案牍）“本年案牍辑录”，第5页。

[11]同上书，第19页。

[12]中华图书馆协会编，《图书馆学季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13]叶启勋：《论选印四库全书》，《金陵学报》，1933年第3卷第2期，第633-634页。

[14]姜庆刚：《叶启勋先生书信考释》，《湘学研究》，2015年第一辑，第175页。

[15]叶启勋：《长沙楚墓出土“雕刻花板”名称的商讨》，《文物》，1956年第12期。

[16]姜庆刚：《叶启勋先生书信考释》，《湘学研究》，2015年第一辑，第175页。

[17]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页。

[18]姜庆刚：《叶启勋先生书信考释》，《湘学研究》，2015年第一辑，第175页，此信日期不明。

[19]同上。

[20]周德定：《长沙市小学童子军调查》。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98页。

[21]姜庆刚：《叶启勋先生书信考释》，《湘学研究》，2015年第一辑，第175页。

[22]同上。

[23]温玉清：《中国古代建筑史纂概略（1958—1964）》，贾珺主编，《建筑史》，第22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24]吴之英：《二十年来之校勘学》，《学艺》，1937年16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