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也可以虚构？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解读

湖南 马臻

散文也可以虚构？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教学解读

湖南 马臻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着力突出梁启超演讲时那种戏剧性的情形，写得浓墨重彩、悲喜交加，却也不无夸张失真之处。在对文本进行了基本的品读与分析之后，我们的教学也许可以分为两步：一是引导学生阅读课外资料，赏读其中的细节，分析、归纳课文有哪些失真之处，发现文本之外的问题；二是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看待散文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散文 虚构 教学解读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以下简称《记梁任公》），极为传神地叙写了梁启超于清华大学举行系列演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情形。梁实秋在撰文时，着力突出演讲时那种戏剧性的情形，写得浓墨重彩、悲喜交加，却又不无夸张失真之处。在教学中，我搜集相关史料及当年学子的有关回忆并提供给学生阅读，促使学生发现并思考一个问题：散文需不需要完全地“真实”？应该如何看待与品鉴散文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

一

课前我要求学生仔细阅读我所提供的有关梁启超先生演讲的史料片断，对比归纳这些史料与《记梁任公》一文描述的不同之处。通过归纳，大致可以发现原文中有三点失真之处：

一是关于梁启超的口音及演讲效果。众所周知，一场成功的演讲，靠的是演讲者和听众二者之间产生的良好的交流与共鸣。如果演讲者所操持的语言难以被大多数听众听懂，则无论演讲者如何锦心绣口、舌灿莲花，都难以获得良好的演讲效果。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讲话带有浓厚的广东口音，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曾要夫人教他练习官话，他在自述中说：“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①他对于自己的官话水平颇有自信，但这种官话真的能在北方的清华校园里被人有效接受吗？当时有一名学生梁容若，也曾聆听过梁启超的演讲，撰有《梁任公先生印象记》一文，其情形却与梁实秋的描述大相径庭：

他懒于写板书,他的广东官话对于我们很生疏,所讲的问题,事前又没有预备知识,所以两小时讲演的内容,听懂的实际不到六成。当晚在日记里写“见面不如闻名,听讲不如读书”,因而联想任公先生南北奔驰,到处登坛讲学,究竟是否收到比著书更大的效果,怕要大成问题。②

由此可见，梁启超的官话并没有如梁实秋所想象的那样效果良好。梁容若只是当时听讲的普通学生之一，与梁启超接触不多，其回忆或许有失真之处。而追随梁启超并在他门下就读多年的学生杨鸿烈，也撰有《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因其跟随老师多年，他的回忆可以说是比较公允真实的：

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听众都以不能完全明了他的西南官话为憾。尤其在华北方面,如一生最崇敬他的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史学教授王桐龄氏,凡有梁氏的讲演,几乎风雨无阻,每次必到,但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问其所以,总是自认对于讲词的某段某节,竟完全听不明白,其他人士,十有五六,亦均抱同感。③

在该文中，杨鸿烈还写到当年梁启超虽受光绪帝重视，但因语言问题君臣之间无法交流，以致相对无言的故事，可见梁启超的官话效果实在不佳。这是在北方演讲时的情形。梁启超晚年曾在东南大学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南方的学子能不能听懂他的广东官话呢？我们看看曾修习他课程的学生罗时实的回忆：

他的广东官话也要听过一两星期才能习惯。可是课后私谒则清谈娓娓,引人入胜,于为学作文都有指示。④

可见广东官话即使在南方，也不是很快就能让人听懂的一种语言，其演讲效果实在没有梁实秋描述的那样精彩、流畅。正因为如此，著名学者陈平原在研究梁启超的演讲时，曾说“至于任公先生的浓厚乡音,妨碍其讲演水平的发挥,我想是确定无疑的”⑤。

梁实秋《记梁任公》的第二个失真之处，是关于梁启超的口才描写。文中说梁启超讲解《箜篌引》一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动人至深，效果极佳，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历历在目，刻镂于心。而当时与梁实秋同在清华读书、同时聆听梁启超演讲的闻一多，对此的回忆却截然不同：

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的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⑥

在闻一多的记忆中，梁启超其实对《箜篌引》根本没做任何的阐释，除了一个“好”字，再无其他评语，没有什么精彩细致的剖析与引申，更不可能有梁实秋所说的“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的精彩发挥。梁启超的这一篇演讲，写成演讲稿《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收录在文集里。他自己对此诗的阐释其实非常简单：

古乐府里头有一首《箜篌引》，不知何人所作：据说是有一个狂夫，当冬天早上在河边“被发乱流而渡”，他的妻子从后面赶上来要拦他，拦不住，溺死了。他妻子做了一首“引”，是：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

这些都是用极简单的语句，把极真的情感尽量表出；真所谓“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你若要多著些话，或是说得委婉些，那么真面目完全丧掉了。⑦

这篇演讲稿谈的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尤其侧重于表现情感的方法，因此，文中虽然引述了很多首诗，却都没有对诗歌本身进行阐述，只是非常简洁地讲了诗歌中情感表现属于哪一种类型。在演讲过程中，他应当也是紧扣这一思路，不可能节外生枝，绘声绘色地大加描述。当然，这毕竟是演讲稿，我们不能肯定在实际演讲过程中梁启超绝不会对这首诗有更多的发挥。但据一些学生的回忆，这种发挥的可能性很小。罗时实回忆老师梁启超：“他并不是一位具有讲话天才的人。他教书和讲演都有充分情感,可是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甚至急时还有口吃现象。”入室弟子杨鸿烈则说得更加明白：

长期以来,梁氏虽为众所公认的一代作家,但在说话的时候,虽非蹇缓口吃,却很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他在讲演的时候有时只闻“啊啊”的声音,即表示其词不达意。

一个学生觉得梁启超虽然在讲话时感情充沛，但表达能力不佳，甚至口吃；另一个则更加细致地说出老师“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到激动之处就只能“啊啊”地来表现，有点“词不达意”，正符合闻一多的回忆。综合上述材料来看，我觉得梁启超在朗诵《箜篌引》一诗时，肯定充满激情，语音铿锵，但是说他凭借语言“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则不大可能。这显然是梁实秋的夸张和渲染。

梁实秋《记梁任公》的第三个失真之处，是关于梁启超演讲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梁实秋回忆“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讲的是《箜篌引》，但在梁启超的演讲稿《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里，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却分别是《诗经》里的《蓼莪》《黄鸟》和荆轲诀别时“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歌，《箜篌引》是梁启超引述的第四首诗了。并且在讲解这一课题时，梁启超大致是从古至今地引述诗句，《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肯定是排在最前的。⑧因此，从演讲稿本身乃至从演讲的逻辑性上来讲，《箜篌引》都不大可能是梁启超开头所讲的那一首诗。梁实秋回忆的真实性，颇让人怀疑。此外，梁启超在演讲时，似乎并没有如想象的那么流畅。梁实秋写过另一篇回忆梁启超演讲情形的文章《听梁任公讲演》，1984年发表于当时著名的香港文史杂志《大成》上。与《记梁任公》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梁实秋刻意加入了梁思成擦黑板的环节：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擦擦黑板！”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⑨

这一段依然着力描绘和渲染梁启超演讲时的气氛，可说是精彩绝伦。梁思成擦黑板的环节恰与闻一多的回忆相符，可见确有其事。但是，在演讲过程中不断地擦黑板，肯定会打断原有的演讲流程。梁启超似乎不太喜欢自己板书，而喜欢成本大套地背诵原文，但又常常卡住，背不出来。梁容若回忆道：

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去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熟于学术史的单不庵先生,常常能随时提醒他。他懒于写板书……

这种大量的背诵能否有利于提高现场的气氛，抓住听众的心，其实很值得怀疑。毕竟很多听众更喜欢有波澜、有故事、有思想，乃至幽默风趣的演讲。背不出来时就“以手敲前额”，还是想不起来，就问陪听的教授们，让别人提醒他，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断原有的演讲流程，使本来就单一的背诵更显单调。

综合上述资料，我觉得在口音、口才、演讲细节以及现场效果方面，梁实秋在《记梁任公》中显然有夸张和虚构之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篇写出了梁启超的风采和个性的经典散文，以精彩的传神之笔，使梁启超的精神跃然纸上。

二

这一对比归纳，不是为了让学生来挑作者的刺，而是为了引导学生思考散文写作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流行的作文教学中，我们都一再强调要写真人、真事、真情，在我们的写作理论中，散文是不允许虚构的。但一些有写作天赋的学生往往会发现，在自己情感浓烈、灵感勃发的写作时刻，散文不自觉地在改造乃至“创造”着事实；而过分追求真实，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散文写作。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呢？以学生接触过的《岳阳楼记》《朝花夕拾》为例，可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这一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都强调散文的真实性，“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家要依靠旅行访问、调查研究来积累丰富的素材，要把事件的经过、人物的真容、场地的实景审查清楚了，然后才提笔伸纸：散文特写绝不能仰仗虚构。它和小说戏剧的区别就在这里”⑩。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课文的这种“失真”？

许多赏析《记梁任公》的文章，常常紧扣住梁实秋的细节描写，将之作为彻底的“真实”事件来分析，以为散文就必须是真实的，必然是真实的。这仍然是某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反应。事实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想象和虚构，散文也概莫能外。散文中的想象与虚构，表现的是生活的真实、精神的真实，是一种更高程度的真实。以《金蔷薇》传世的俄罗斯散文大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纪实与虚构》里说：“优秀的特写总会有虚构的，任何东西都不如带有经过精选、闪耀着某种虚构色彩和时代热情的巧妙细节的实事描写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我的任务就是把纪实和虚构有机地融为一个艺术整体”。古今中外许多的散文经典之作，也莫不是在写实之中融入了某些想象。

比如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他自己其实从未到过岳阳楼，这一千古名篇完全诞生在他的想象里。比如鲁迅写散文集《朝花夕拾》时，就明显意识到了散文中的想象或虚构成分，他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朝花夕拾》中最经典的段落之一，是《藤野先生》中的“幻灯片”事件，这一事件直接促使鲁迅反思医学只能救治人的身体，但最要紧的是救治人们的灵魂，于是弃医从文。这是鲁迅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据许多日本学者考证，“幻灯片”事件其实是不存在的，是鲁迅虚构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肯定。可是，我们能说“幻灯片”事件不真实因而没有意义与价值吗？至少，这一事件真的存在于鲁迅的内心深处，并且让他最终走上了文学道路。事件本身蕴含的思考是发人深省的。

敏锐如鲁迅，对于散文的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早已有了某种微妙而深刻的领悟。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有这样一段：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⑪

记忆本身就在剪裁和重构着现实。散文家落笔为文之际，往往表达的是内心深处的形象与风采，表现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一点感动、那一种精神。当代散文家王充闾曾说：“散文创作无法完全杜绝想象和虚构，适度的想象与虚构有助于散文的创新与发展，可以推动散文的现代化。”⑫这种想象与虚构解放了散文的生产力，打开了更多散文写作的可能性。想象与虚构在散文写作中的积极意义如此明显，它应该是散文艺术魅力的源泉之一。阅读梁实秋《记梁任公》一文，我们可以辨析出夸张乃至失真的成分，但是，梁实秋对某些细节的强化与渲染，通过精彩的笔墨所描绘出的充满激情、感情充沛、光芒四射的梁任公形象，是不是更加符合梁实秋内心深处的记忆，更加符合当年听讲的学子内心深处的仰慕与赞叹，更能传神地表达出一个学者的学问、文采与热心肠呢？

散文中的写实与虚构、记叙与想象之间既有相互抵牾的一面，又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面，全面、通透地看待这种关系，是理解散文艺术、把握散文写作技巧的一把金钥匙。《记梁任公》一文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艺术的道理。

①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页。

②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转引自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③杨鸿烈：《回忆梁启超先生》，转引自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④罗时实：《由南高到东大》，《传记文学》1962年9月第1卷第4期。

⑤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⑥鲁静、史睿编：《清华旧影》，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⑦⑧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98页，第196页。

⑨梁实秋：《听梁任公讲演》，《大成》1984年第9期。

⑩周立波：《散文特写选（1959—19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页。

⑪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⑫王充闾：《想象：散文的一个诗性特征》，《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作 者： 马臻，湖南长沙市明德中学语文教师。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