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进入了体制内部门就业
——教育与家庭背景的作用分析

刘志国， James Ma

(1.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科罗拉多大学斯普林斯分校(UCCS)商学院，科罗拉多 斯普林斯 80918)



谁进入了体制内部门就业
——教育与家庭背景的作用分析

刘志国1， James Ma2

(1.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科罗拉多大学斯普林斯分校(UCCS)商学院，科罗拉多 斯普林斯 80918)

摘要：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体制内部门的优势吸引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的竞争。体制内部门就业受到劳动者个人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使用CHNS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说明了教育和家庭背景在进入体制内就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家庭背景来看，家庭收入、父亲或母亲在体制内部门就业及母亲的户口类型都明显增加了劳动者个人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的机会，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教育的作用。家庭背景在就业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形成了职业的代际传递，损害了机会平等原则。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代际职业传递效应。

关键词：体制内部门；教育；家庭背景； 代际职业传递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着两个热点话题：一是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和人口的老龄化，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短缺问题；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问题，尤其是“国考热”——千军万马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更是放大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窘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呢？许多专家将其解读为大学扩招之后，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而年轻学生仍然没有转变就业观念。根据一项毕业生就业意愿调查，大学毕业生选择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比例分别是62%和46.2%，而选择民营企业的比例只有24.1%[1]。这项调查似乎说明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在于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落后，实际上并非如此，每个大学毕业生优先选择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所谓“就业观念落后”的背后，存在着利益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上得以建立，但是由于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导致劳动力市场处于多重分割状态。劳动力市场除了城乡分割以外，还存在着由于改革不同步所导致的体制内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以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为主，这部分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则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个体经济为主，这部分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弱化了一些部门和行业利益，但是仍然有许多市场化的制度障碍难以突破，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单位控制着各种资源，并使这些社会资源在单位内部进行分配，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就业岗位在社会结构中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福利待遇及社会声誉。体制内部门之所以被作为大学生就业的首选目标，是因为这些单位可以给他们提供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平台。

国外劳动力市场没有体制内外的区分，相近的划分是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的工资差异在国外得到广泛关注，普遍结论是公共部门在各个不同国家都存在着工资水平的溢价。Kruege以美国的数据说明了联邦政府和私人部门工资差异，发现二者工资差异为5.8%[2]231。Navarro和Selman研究了智利2002-2009年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工薪阶层的工资差别，他们认为，工薪阶层在公共部门的小时工资高于私有部门31%～41%之间，这种工资溢价主要是因为工会的力量过于强大，使公共部门成为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3]。Brueckner 和 Neumark则认为公共部门工资和就业决策是官僚理性选择的结果。当政府提供了优良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时，公共部门就享有了一定的垄断权力，高工资其实就是公共部门雇员利用这种垄断而进行的抽租行为[4]。Pfeifer则认为，在非公共部门就业往往会面临着失业和工资波动的巨大风险，因此应该获得一定的风险补偿，使私有部门工资高于公共部门才更合理[5]。

中国许多学者也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的工资差距*中国学者在研究该类问题时，部门划分标准是不完全统一的，使用的名称也不同，如公共部门、公有部门、体制内部门等。。许多学者如尹志超、杨娟等利用不同数据说明了在公有制部门就业相对于非公有制部门存在着明显的工资差距[6-7]。由于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间工资结构在发生改变，相对的工资不平等趋于上升，影响了劳动力资源在两部门间的配置。公共部门的工资溢价产生了“磁吸效应”，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倾向于选择在公共部门就业，由此必然会导致进入公共部门的激烈竞争。那么究竟哪些人进入公共部门(体制内)的机会更大一些，哪些因素影响了公共部门(体制内)就业，从当前文献来看，研究较少，这个问题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利用CHNS数据，以logit模型分析了家庭背景和教育在劳动者进入体制内就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家庭背景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教育的作用，中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代际职业传递效应。

二、文献评述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普遍现象，即使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普遍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要求培养稳定的工作习惯，掌握较高的技能，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存在着工作阶梯，可以提供较好的上升机会。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不要求稳定的工作习惯，工资水平较低，就业不稳定，离职率较高，几乎不存在上升阶梯。

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是性别、种族、宗教、所属的产业部门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往往是一些制度性因素，其中一种重要的形式是体制内与体制外部门之间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总是与就业歧视联系在一起的，其进入限制往往是和户籍、学历、性别、毕业院校及所学专业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学历越高，越有可能突破这种限制。体制内部门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吸引了大量高学历的优质劳动力，从而使一批最具有创造力的青年人难以配置到最需要创造性的体制外部门。劳动力市场分割不仅影响到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也被看作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8]。

国外学者认为，劳动者进入公共部门并不是受到服务社会的利他主义动机的驱使，它是理性的经济人自发选择的结果。获取较高收入是最主要的动力。Navarro和Selman发现，劳动者进入公共部门或者体制外部门，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的高低。除收入因素的影响以外，理性个体选择进入公共部门是因为内在的风险规避动机。Pfeifer和Buurman等强调，进入公共部门就是为了避免风险，相对于私有部门而言，公共部门可以提供较高的工作保障和较小的工资变动[5，9]。最后，也有一些学者看到，进入公共部门也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Maczulskij分析了哪些类型的个体更容易被公共部门的工作所吸引，一方面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看重健康生活方式的家长会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另一方面又认为，教育会降低家庭背景的影响[10]。

中国体制内部门就业的研究和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的研究相比要复杂得多，一是因为中国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更加严重。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体制内部门的优势更加明显，它体现为较高的收入水平和各种特殊的福利待遇，更加稳定的就业和较好的上升阶梯，较为清闲的工作和较为舒适的工作环境。正是由于体制内就业存在着全方位的优势，从而使竞争更加激烈，竞争手段更加多样。二是中国社会在总体上还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阶段。这种转型反映在市场关系上，就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资源会渗透到劳动力市场中来，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从人力资本的比拼发展成全部社会资源的竞争。

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人力资本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有助于获得更高的就业质量。如果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仅仅与人力资本的质量相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效的市场。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竞争还受到父母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因素的干扰。李宏彬等分析了“官二代”与非“官二代”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差异，发现前者起薪比后者平均高13%，这一差异并不能被学生的家庭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学生高考成绩、就读大学的质量和大学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所解释[11]。陈琳等认为，家庭背景对子代的福利有深刻影响，父代既可以通过投资于子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子代获取收入的自身能力，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和积累财富，提升子代的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以直接提高子代收入[12]。

陈钊等以高收入行业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了是谁以及他们凭什么进入高收入行业的问题[13]。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首先从所有经济部门中区分出高收入部门，然后分析了影响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除了教育、工龄、年龄、性别这些可能表征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外，社会关系网络、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也是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

从国内外学者对公共部门的就业研究来看，都对公共部门的工资收入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在对于谁进入了公共部门就业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西方学者更加强调进入公共部门的个人动机，几乎没有文献会关注父母的政治身份、社会关系对就业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从而使市场运行的效率更高。在中国，从关于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研究来看，都不同程度强调了社会资本，尤其是父母政治身份对子女就业的影响，这也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一般性特征。

三、数据与主要变量说明

(一)数据

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的影响因素过程中，本文使用的是来自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该数据进行了20余年的追踪调查，涵盖了多个年份的调查数据，为从一个较长的周期来研究收入和就业状况提供了较好的资料。该数据采集地点包括了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北京、上海和重庆等12个省份，其中有6个东部省份，中、西部的省份各有3个，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CHNS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城市、城郊、县城、农村4种类型的家庭进行调查，获取了较为丰富的个人和家庭就业与收入的特征数据。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使用2011年的调查数据。

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过程中，我们将样本中全部对象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两个部分，用logit模型对影响劳动力进入体制内部门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对CHNS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第一，按照工作单位性质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部门(根据研究的需要，经济部门划分的标准不一样。有的将国有企业归入了体制外部门，有的将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归入了公有制企业，有的则按所有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划分，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国有单位归为体制内，其余归为体制外。)。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存在，它们的管理和运行方式仍然保留了体制内单位的旧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稳定社会经济的公共职能，在生产要素的获得和使用上也完全不同于一般的竞争性企业，因此，本文采取陈琳等人的划分标准，将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一样视为“体制内部门”。在CHNS数据库中，单位的工作性质分为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国有企业、小集体、大集体、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私营与个体企业、三资企业等8类。在本文中，我们将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国有企业视为体制内部门，其余性质的工作单位一律视为体制外部门。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调查数据中单位性质显示为“不知道”及数据缺失者样本予以删除。在2011年6 718个样本的就业结构中，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的数量分别为270、793、476，体制内就业占全部样本的比例为22.9%。

第二，对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父亲及母亲工作单位性质等关键变量观察值缺失的个体样本予以剔除。在本文中，我们假定劳动力能否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会受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对数据处理过程中，只保留了有父母数据可以匹配的子女数据。

(二)主要变量说明

1.是否进入体制内就业。在本文的研究中，是否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是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如果劳动者进入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则被视为进入了体制内就业，我们将其定义为1；如果劳动者进入了其他行业，则被视为进入了体制外部门，定义为0。根据这样的定义，我们使用2011年的数据，采用二值选择的logit模型来估计各变量对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的影响大小。

2.影响进入体制内就业的人力资本变量。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收入和职业的代际传递效应，实现向上流动。本文中使用的人力资本指标是学历指标。在所有的调查样本中，最高教育程度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中等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大专或大学、硕士及以上。我们将大专以上学历取值为1，其他学历为0。

3.家庭背景。在CHNS所提供的数据中，我们选取了一些因素来分析家庭背景的影响。家庭背景包括了经济背景、政治背景和其他社会背景。经济背景我们以家庭年收入为解释变量。为了研究家庭收入对于就业的影响，我们在当年所有家庭中按收入进行5等分排序的基础上，按收入高低分为三个等级：一是高收入家庭，它是指收入分配中处于前20%的家庭，高收入家庭取值为1，其余家庭取值为0；二是低收入家庭，将家庭收入处于底层20%的家庭取值为1，其余家庭取值为0；收入处于20%～80%之间的家庭为中等收入家庭。家庭的政治背景主要是按职业分类进行整理。数据中职业分为高级和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管理者(行政官员、经理)、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农民、工人、军官(警官)、士兵(警察)、司机、服务行业人员、运动员(演员)等类。我们将家庭成员中父母有一方为管理者(行政官员、经理、军官、警官)且在体制内部门就业的视为干部家庭，取值为1，其他的家庭取值为0。家庭的其他社会背景中最重要的是户口类型。在中国，户籍制度造成了收入和就业上的不平等。一般来说，劳动者一旦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特别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户口类型就会发生改变，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要说明户口对进入体制内部门的作用， 我们以母亲的户口性质来说明，因为根据中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子女户口一般是由母亲户口性质决定的。母亲户口为城市户口的取值为1，农村户口取值为0。

4.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影响劳动者就业的因素是多样的，在人力资本、家庭背景之外，劳动者的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也会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个体的不同特征，如性别、沿海或内地、城市与乡村等因素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就业选择。就性别来说，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就沿海或内地来说，将东部省份取值为1，中西部地区取值为0。我们还按样本的居住地分为城市和乡村，城市取值为1，乡村取值为0。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注：表中数值为变量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1提供了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从表1可以看出，进入体制内的劳动者的学历平均值是体制外部门的4倍多，说明较高的学历水平将会有助于进入体制内部门。表中其他变量在两个部门差距较大的包括是否干部家庭、母亲户口等。从个体特征来看，两个部门的差距较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个体的特征并不是影响体制内就业的重要因素。在个体特征中，我们需要注意性别的影响，在体制内部门性别的平均值要小于体制外部门，说明在体制内部门就业中，女性性别比例要高于体制外部门。

四、研究模型与回归结果

在本文的研究中，模型的解释变量为是否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如果进入了体制内就业取值为1，在体制外部门取值为0。在模型的解释变量中，教育作为人力资本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就业的最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进入体制内就业设置了许多条件，比如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报考会有学历、户籍等明确限制。我们将所有影响就业的因素分为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两类分别建立模型：

logitSYS=α1+βD+ε

(1)

logitSYS=α2+βD+γFB+μ

(2)

在上述模型中，α1、α2为常数项，β、γ是待估计的参数向量，D、FB分别是解释向量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特征，ε、μ为随机误差项。因此，模型(1)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析教育及人口统计意义上的自然特征对进入体制内部门的影响。在模型(2)中，我们主要是分析家庭背景对劳动者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家庭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是否干部家庭、母亲的户口类型等变量。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将家庭收入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在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不能简单地用3、2、1来表示，它只具有序数上的含义，我们只能知道高收入家庭收入更高，但不能确定三个等级的差距大小，因此假定收入排名提高一个等级对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影响为一个常数就不合理。我们的做法是设定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2个虚拟变量。这里省掉的一类是中等收入家庭，它就是基组。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它们相对于中等收入家庭子女在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的差异。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教育和家庭背景对子女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的影响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Logit迭代估计程序将使对数似然函数最大化，模型整体的卡方(χ2) 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了模型的有效性。通过比较模型(1)、(2)，我们可以发现各变量的系数符号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教育的系数在控制了更多的变量之后有所下降，这说明教育对于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的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个体特征和家庭背景来起作用的。

在子女的就业过程中，家庭背景的作用至关重要。就家庭背景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是干部家庭和母亲的户口类型，这两个变量会使其子女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体制内的就业机会相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会下降，而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进入体制内的就业机会更高一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家庭背景对于进入体制内就业影响更大一些，超过了人力资本的影响，这也说明中国在就业市场中，存在着较大程度的机会不平等。

我们可以用图1即ROC曲线(受试者操控曲线)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在图1中，曲线下方的面积就是准确率。当ROC曲线位于45°直线上方，说明准确率高于错误率，即准确率大于0.5。从图左下方可以知道曲线下方面积为0.839 8，也就是说，预测的准确率接近0.84。

图1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ROC曲线图

在表2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性别的系数为负值，说明男性进入体制内部门的机会要少于女性。之所以导致这样一个问题，是与体制内部门的进入方式有关。从中国的体制内部门就业来说，基本形式是“逢进必考”，即使家庭背景和学历不占优势，女性也可以凭借较好的应试成绩进入这些部门。同时，它也说明，由于女性对于风险的规避意识更强，所以更倾向于在体制内就业。二是居住在沿海东部地区的劳动者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比例相对小于中西部地区，这反映了东部地区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就业范围更宽，可选择的就业空间也相对更大。

五、职业的代际流动与教育的作用

从表2可以看出，是否出身干部家庭对子女能否进入体制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变量无法直接揭示父母与子女之间职业的代际流动性。下面将利用转换矩阵进一步说明教育和家庭背景中父母职业对子女就业的影响。在转换矩阵中，我们按照CHNS所提供的数据将所有工作单位分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小集体、大集体、承包农业、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8类，将工作单位性质为“其他”或者“不清楚”的数据予以删除。

我们以父亲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样本为例，子女留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比例分别为55.5%、5.14%、9.91%，也就是留在体制内就业的比例高达70.55%。对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就业的父亲来说，其子女留在体制内的比例分别为64.16%、66.74%。在体制外部门中除了三资企业样本较少，不具有典型意义以外，流动性比较大的是从事联产承包农业，但是在流出该行业的43.18%的子女中，能进入体制内的只有7.66%，有30.1%进入了个体、私营经济。表3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体制内部门就业的父亲会掌握更多的资源，对于子女较为高质量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表3　父亲与子女的单位性质转换矩阵

在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中，人们广泛注意到了教育的积极作用，但关注的焦点多为教育促进了代际收入流动性。教育作为收入代际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作用机制还是要通过职业或行业选择发挥作用。本文在代际传递效应的基础上分析教育对促进代际职业流动的作用。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体制内市场是主要劳动力市场，体制外市场是次要劳动力市场，从次要市场向主要市场的转移，一般意味着收入和职业的流动，从而社会地位也会相应上升。表4(1)、4(2)分别反映了父亲、母亲对子女就业的影响。从表4(1)来看，父亲如果在体制外就业，子女进入体制内的比例只有12.17%，87.83%将只能在体制外就业；父亲如果是体制内就业，子女在体制内就业的机会为67.49%。从母亲—子女的数据来看，代际传递效应更加明显，母亲在体制内就业，子女也于体制内就业的比例为82.57%；母亲在体制外就业，子女也只有14.55%的比例进入了体制内部门。

表4　职业的代际效应与教育的作用(父母亲—子女)

从表4看，当子女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时，虽然父亲在体制外部门就业，但是子女进入体制内的比例从12.17%增加到46.84%；母亲在体制外就业时，如果子女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其进入体制内的机会从14.55%增加到55.67%。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教育对于父母在体制内就业的劳动者来说，教育至少也是巩固了他们在体制内就业的地位。

六、结 论

在中国部门分割所造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中，体制内部门就业工资优势较为明显，工资增长稳定，失业风险相对较小，从而吸引了大批高素质劳动力参与竞争。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教育和家庭背景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劳动力的就业部门选择。在影响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家庭背景各因素中，父母职业(所处行业)起到了重要作用，职业代际传递效应在中国当前表现得仍然特别明显。教育在进入体制内就业的竞争中，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的代际传递效应。

在当前体制内就业仍然存在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体制内就业，这是市场理性的自然体现，我们不能以“就业观念落后”来代替对现实的分析。在进入体制内部门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家庭背景因素的重要作用严重损害了机会平等的市场原则，堵塞了没有良好家庭背景学生的上升通道，从而使教育的作用被低估，产生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对于社会底层的家庭来说，由于教育无法改变自身的底层命运，反而对教育不重视，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社会的分化会更加严重。

在体制内就业较长时间仍将存在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一是改变体制内部门在招录过程中的各种歧视；二是通过各种方式使体制内部门人员的招录过程更加公开、公正、透明，使各环节都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监督；三是使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更公平地分配，使处于低收入弱势阶层的子女也能够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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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治国)

收稿日期：2016-01-15；修复日期：2016-0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居民代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15BJL090)

作者简介：刘志国，男，安徽宿州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就业与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C812∶F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116(2016)07-0076-07

Who Entered into the In-system Sectors: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Family Background

LIU Zhi-guo1，James Ma2

(1.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2. 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orolado, Springs 80918, USA)

Abstract:In the cas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 advantages of employment within the system hav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highly qualified workers. Whether one can get a job within the system is affected by the human capital and family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role of the education and family background when one tries to obtain a job in institutional sector by the Logit model on the bases of the CHNS data. The family background, such as the household income, father or mother working in public sector and the type of mother's Hukou a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entering into in system sector. The effect of family background is much more than the role of education. The role of family background in labour market lead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 transmission. Th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 transmission hurt 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Education may weaken the effect of intergenaerational transmission.

Key words:in-system sectors; education; family background; intergeneratoinal occupation transmission

James Ma，男，统计学博士，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统计与信息管理。

【统计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