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资本非农化倾向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李　勇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刘易斯拐点、资本非农化倾向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李勇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鉴于近年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停滞，本文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了资本非农化倾向与二元经济差距之间的门槛关系，研究结果发现：(1)当经济尚未跨过刘易斯拐点，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时，资本非农化倾向将引起二元经济差距较大幅度的降低；(2)当经济跨过(或接近)刘易斯拐点，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时，资本非农化倾向对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促进作用将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利用1978-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很好的证实了上述逻辑。最后为本文的结论性述评。

刘易斯拐点；资本非农化倾向；二元经济差距；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一、引　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经济转化轨迹可以发现，我国二元经济反差的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降低，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成为这一时期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为此，本文利用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出我国1952年以来的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结果如图1所示。

根据图1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分别从1978年的0.1635、0.4249变化为2013年的0.1744、0.3340*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二元反差指数是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差值绝对数的平均值。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二元反差指数越大，二元经济结构则越强。。但不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国二元经济反差的程度仍然很大[1]*李颖[1]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后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0.31-0.45之间，发达国家的一般在0.52-0.86之间，而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上低于发展中国家最低水平。。尤其是从2002年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速度逐渐减慢(根据计算，2002-2013年的二元对比系数的年均变化率为0.02，二元反差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007，在2008-2013年更是趋于停滞)。那么，是什么因素拖累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速度呢？经典的研究文献[2-3]强调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的过程。

图1　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的时序特征(1952-2013)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应年度的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根据刘-费-拉模型的思路，资本的非农化倾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应该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必然趋势，我国要素市场的配置特征、流动方向和分布格局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具体来说：一方面，资金虽然在政府的影响下仍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国有部门)，但在市场的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国有部门)通过金融漏损*主要表现为三角债的商业信用和国有资产直接转移到私人部门两条渠道[4-5]。和非正规金融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这间接刺激了非农部门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5-7]；另一方面，鉴于非农部门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户籍制度的执行逐渐放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不仅对非国有部门和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还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很显然，刘-费-拉模型为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进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却对2002-2013年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停滞无法解释。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现阶段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停滞呢？

近来的研究文献分析了要素错配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阻碍作用。其研究发现，受到政府政策、市场垄断以及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而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产生了消极影响[8-10]。进一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便可以发现，我国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一直相对滞后，要素的定价和流动受到政府广泛而深远的干预[11]。除此之外，受到“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晋升激励等因素的影响，政府仍然倾向于将要素价格人为的压低，从而引起资本和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错配(非农部门配置的资本过多，农业部门配置的劳动力过多)，进一步导致二元反差程度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12-16]。诚然，要素错配固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但问题是在要素错配存在的大多数年份里，我国二元经济反差的程度是逐渐缩小的，其并没有恶化反而是降低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期的二元经济结构。要素错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起到了阻碍作用，但却仅仅是充分而非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刘-费-拉模型虽然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经济转化进程，但却不能很好地解释现阶段二元经济转化速度停滞的现象。要素错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但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仔细分析刘-费-拉模型的思路可以发现，只要资本非农化倾向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可以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但这需要以经济尚未跨过刘易斯拐点，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研究前提。但从新常态以来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来看，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渐减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逐渐减少，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也开始显现，部分城市甚至开始感受到了工资过快上涨、“民工荒”、“技工荒”和“返乡潮”的压力[17-19]*自王德文等[17]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以来，大量的研究学者围绕着这一命题进行了争论。赞同“刘易斯拐点”的研究学者[18]认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应该在2002-2004年，这一时期城镇劳动力市场已经感受到了短缺的压力，并引起了工资的过快上涨，中国经济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过渡到了“有限供给”的现代增长阶段。否定“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学者则从城市化水平，劳均耕地以及城乡工资差距等方面论证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还尚未到来，中国农村目前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到来的时间大概应在2020-2030年左右[19]。根据以上讨论，本文发现2002年左右正是我国二元经济转化开始停滞的时候，那么刘易斯拐点便有可能对资本非农化倾向与二元经济转化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例如，王德文等[17]便指出，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为23.5%，还不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4。真正剩余并愿意流动的有效剩余劳动力(40岁及以下的农村经济活动人口)最多只有4800万人，仅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1.7%。自2004年珠江三角洲首次出现“民工荒”以后，“民工荒”现象不仅没有缓解或者消失，反而向其它地区蔓延，到了2007年中西部省份也开始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逐渐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过渡[20]。

因此，既然资本非农化倾向引起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需要以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那么一个可行的逻辑便是：当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时，资本非农化倾向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促进作用将不断减弱，即资本非农化倾向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促进作用会受到“刘易斯拐点”的影响。沿着这个思路，本文进一步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证明，资本的非农化倾向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具有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的大小还受到刘易斯拐点的影响。当农村的劳动力较多时，资本的非农化倾向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促进作用较大；反之，则促进作用较小。这个理论模型不仅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差距的降低，还可以解释现阶段二元经济转化速度的停滞，从而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经济转化进程提供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为正确认识资本非农化倾向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是：(1)第二部分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刘易斯拐点，资本非农化倾向和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出研究命题；(2)第三部分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上述研究命题进行实证分析；(3)第四部分得出研究结论。

二、理论模型

如上所述，刘易斯拐点可能会对资本非农化倾向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为此，本文考察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假设经济中存在着农业部门(R)和非农部门(U)两类，非农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1)

YR=F(KR,LR)=min(ARKR,BRLR)=ARKR,LR>L0

(2)

(3)

式(1)-(3)中，YU、YR为非农和农业部门的产出，Ai,Ki,Li(i=U,R)分别为两部门的技术、资本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为两部门的要素投入弹性，且α>β。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满足C-D形式，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则受到了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当LR>L0(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尚未跨过刘易斯拐点)时，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满足里昂惕夫技术；反之，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满足C-D形式。

资本的反需求函数为：r=a-bK(K=KU+KR)，r为利率，a、b为固定系数。

进一步假设劳动力的需求量由两部门的资本需求量分别确定，即：

(4)

其中，P为价格。

从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来看，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期，由于重工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当时的“比较优势”不一致，且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缺乏“自生能力”，这导致我国只能通过农业补贴工业、价格“剪刀差”和压低要素价格等方式为重工业提供原始的资本积累[21-23]。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被逐步扬弃，但因为农业“弱质性”和二元金融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资金分配的“非农化”倾向一直延续至今[24-27]。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资本的“非农化”倾向使得非农部门在信贷资源(资本)的分配中具有“先行者优势”，即非农部门首先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资金的分配比例，农业部门以此为基础获得总贷款扣除非农部门资金水平后的剩余资金，其博弈的具体结构为：

图2　资本“非农化”倾向的博弈结构

如图2所示，当资本的分配存在“非农化”倾向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资金分配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非农部门首先确定自己的资本水平；

第二阶段：农业部门根据总贷款中扣除非农部门资金水平的剩余部分确定自己的资本水平。

那么，利用逆向归纳法可以求得非农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水平以及二元对比系数*为了表达简便，本文用二元对比系数的倒数来表示。，具体为：

其中，∂KR/∂KU=-1/2[1+(P/2b)×F″]，(LR>L0),∂KR/∂KU=-1/2(LR>L0)。

(∂φ/∂KU)LRL0<0

(5)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发现：

(1)从总体上来看，非农部门资金水平的增加将引起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二元差距的缩小，这主要是因为在资本非农化倾向的背景下，非农部门资本水平的增长虽然引起了农业部门资本水平的下降，但同时也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因此，非农部门资本水平的增加将导致两部门人均资本需求量的收敛和二元经济差距的缩小(∂φ/∂KU<0)。

根据以上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可供检验的命题：

命题1：非农部门的资本越多，两部门的二元反差程度越小。

命题2：当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较多时，非农部门资本水平的增加将引起二元经济差距较大幅度的下降；反之，非农部门资本水平的增加将引起二元经济差距较小幅度的下降。

三、实证检验

如上所述，本文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在资本非农化倾向影响二元经济差距中所起的作用。为了验证以上研究命题，本文选取的指标和数据包括：

(一)指标选取和计算方法

表1　变量定义、数据说明和具体计算方法

如表1所示，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元经济差距(GAP)和二元反差指数(GAP1)。核心解释变量为资本非农化倾向，由于非农部门和农业部门资本存量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故本文采用相对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来反映资本的非农化倾向*徐现祥[28]核算了1978-2002年两部门三产业的资本存量数据，在此基础上，本文沿用该方法对2003-2013年的资本存量数据进一步进行了核算，从而得出了1978-2013年的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资本存量数据。。根据本文的分析，刘易斯拐点将导致资本非农化倾向与二元经济反差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故本文使用非农部门就业人数(LAB)和农村剩余劳动力(SLAB)两个指标作为门槛变量进行检验。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本文借鉴涂圣伟、何安华[29]的研究方法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重新进行了核算*这主要是因为1952年的劳均耕地面积比较接近国家统计局测算的农业初期集约化经营水平(劳均耕地0.67-1.0公顷)，且1952年处于人口增长高峰期(1949-1957)的中间年份[29]。。具体的估计公式为：

SLit=Lit-{Sit/[Mit×(1+Nit)(t-t0)]}(t0=1952)

(6)

式(6)中，Mit、Nit和为第t年第i个省份农村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时的劳均耕地面积和经营耕地变动率。t0为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基期年份(本文取t0=1952)，Sit为耕地总面积，Lit为劳动力总人数，SLit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控制变量我们则主要选择了两部门相对技术进步率(RTFP)*两部门技术进步率的估算本文采用了M指数，产值数据为两部门的GDP，投入数据为两部门的资本和劳动。、经济增长率(REGDP)、开放程度(OPEN)和重工业产值比重(HEAVY)等五个指标分别反映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开放程度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于二元经济差距的影响。

上述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度《中国经济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原始数据通过中间汇率进行了相应调整。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在换算出了定基价格指数后，相应变量也用定基价格指数进行了剔除。由于样本的缺失和极端值的存在，本文剔除了西藏、天津和海南的相应指标，对于重庆，本文的处理办法是将其1997年以后的数据合并到四川省，这样我们便得到了1978-2013年全国28个省、市和自治区(直辖市)的非平稳面板数据，最后，我们还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

(二)估计模型

为了估计资本非农化倾向与二元经济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使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的估计模型为：

(7)

式(7)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核心解释变量；qi为“门槛变量”。Ii(γ)=qi≤γ为指示函数，当q1I≤γ时，Ii(γ)=1，反之则为0。γ为具体的门槛值，其将总体的样本一分为二。 Controljt为其它影响被解释变量的重要因素， ηi为不可观测效应，β1、β2、αj和门槛值γ为具体的待估参数，εit为残差。

(三)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检验包括两部分：(1)利用静态面板技术和GMM模型验证命题1；(2)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资本非农化倾向与二元经济差距之间的门槛关系。

1. 静态面板和GMM估计结果

为了证实命题1，本文首先利用静态面板和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下所示：

如表2所示，本文首先估计资本非农化倾向(lnRCAP)与二元经济差距(lnGAP)之间的关系估计方程(1)，F检验和豪斯曼(Hauseman)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是较为可信的。估计系数为-2.611，表明资本非农化倾向每提高1%，将导致二元经济差距减小2.611%，说明资本非农化倾向的提高会降低二元经济差距。其次，为了分析其它因素对于二元经济差距的影响，本文还加入了相应的控制变量估计方程(2)，结果发现重工业比重(HEAVY)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被逐步放弃，但仍旧是二元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与KanburandZhang[30]和陈斌开、林毅夫[31]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经济增长(REGDP)、开放度(OPEN)以及城市化水平(UBR)的提高是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与大多数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故不再详述。两部门相对技术进步率与二元经济差距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经营还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率明显偏低，进一步导致两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还无法影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最后，为了控制遗漏变量所造成的内生性，本文还进一步利用GMM方法估计了方程(3)和(4)，结果发现资本非农化倾向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在考虑了内生性后资本非农化倾向仍然有利于促进二元经济转化。

表2　静态面板和GMM估计结果

除此之外，本文重复上述步骤估计了资本非农化倾向(lnRCAP)与二元反差系数(lnGAP1)之间的关系估计方程为(5)-(8)，结果与二元经济差距的估计系数相似。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的非农化倾向的提高会降低二元经济差距和二元反差系数，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这主要是因为：资本的非农化倾向虽然降低了农业部门的资本存量，还间接刺激了非农部门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即命题1得证。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皮肝胆囊穿刺引流术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组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住院时间等方面均明显优于传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组(P<0.05)。究其原因为在急性胆囊炎患者的发病期间，胆囊呈现出肿大状态，和周围组织粘连严重，增加了腹腔镜切除术治疗难度，但经皮肝胆囊穿刺引流术会明显缩小胆囊体积、增大手术视野、相应的降低手术难度，同时，有效控制了术中可能存在的损伤，缩短了患者的术后恢复时间[9]。

2. 面板门槛估计结果

为了验证命题2，本文还需要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资本非农化倾向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进行门槛估计前，首先需要利用“格子搜索法”(Grid Search)寻找具体的门槛估计值。做法如下：第一步利用我们计算的非农部门就业人数(lnLAB)和农村剩余劳动力(lnSLAB)进行升序排列，并根据Hansen[32]的建议忽略掉前后各约10%的观测值；第二步利用式(7)进行面板门槛估计并获取其残差；第三步利用自主抽样法(Boostrap)模拟似然比检验(本文重复次数为3000次)，进一步检验门槛效应的存在性。门槛效应检验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根据表3可以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信贷资源的非农化倾向和二元经济差距、二元反差系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门槛特征，表明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是较为合理的，门槛估计值如表4所示：

表4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利用表4的门槛估计值便可以对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的估计结果为：

最后，为了剔除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以及遗漏变量的内生性，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包括：(1)剔除控制变量后，直接利用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面板门槛检验；(2)利用核心解释变量(lnRCAP)的滞后一期与被解释变量进行面板门槛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且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鉴于篇幅所限，具体估计结果本文不再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说明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5　面板门槛模型具体估计结果

四、结论性述评

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我国二元经济转化的进程来看，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却在近年来出现了停滞。对于其原因，本文沿着刘-费-拉模型的思路，并结合近年来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了资本非农化倾向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门槛特征)，研究发现：(1)当经济尚未跨过刘易斯拐点时，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减少将会引起非农部门资本存量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时还伴随着剩余劳动力较大幅度的转移。因此，此时资本非农化倾向将引起二元经济差距较大幅度的下降。(2)当经济跨过(或接近)刘易斯拐点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减少，农业部门资本存量的降低只会引起非农部门资本存量较少幅度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逐渐减弱。因此，此时资本非农化倾向对于二元经济转化的促进作用将不断降低。除此之外，本文还利用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上述猜想。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资本的非农化倾向还是可以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从而说明刘-费-拉的思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进程是相吻合的。但与此同时，本文还发现随着经济逐渐接近刘易斯拐点，资本非农化倾向的代价将日趋高昂，其结果不仅导致农业部门发展的缓慢，更同时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无所裨益，这样我们不仅说明了资本非农化倾向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前提条件，还同时对现阶段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停滞提供了新的解释。

据此得出的政策性启示为，当经济逐渐接近或跨过刘易斯拐点时，人口的结构性转变可能会导致以往政策效力的减弱乃至失效。那么，我们在制定促进二元经济转化的相关政策时需要尤其重视人口的结构性转变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一个切实可行的思路便是：在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打破传统的以牺牲农业部门资本为代价的资本积累模式，利用非农部门资本的边际增量进行农业积累，在非农部门资本积累不受损失的条件下构建有利于农业资本“边际增量倾斜”的政策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因为农业弱质性和政策性歧视所造成的农业部门资本积累不足，实现农业部门的快速发展，更有利于加速我国两部门经济增长的收敛和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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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斌泉

2016-01-14

中国博士后基金“新常态时期要素市场扭曲的宏观效率损失研究”(项目编号：2015M589263)；陕西省社科基金“陕西省国有企业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与绩效研究”(项目编号：2015D001)；陕西省社科联基金“新常态背景下陕西省所有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2016Z016)。

李勇(1985-)，四川省南充市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西方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企业组织与转型。

A

1002-2848-2016(04)-009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