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选本与文学经典化问题
——以1980年代短篇小说选本为例

徐　勇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2.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1980年代选本与文学经典化问题

——以1980年代短篇小说选本为例

徐勇1,2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2.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经典的构成”与时代社会的变动及其现代性的逻辑息息相关，就选本编纂所涉及的八十年代文学经典化问题而言，其不仅表现在通常所谓的作品的经典化上，还表现在经典作家的确定、文学思潮的建构等几个方面。选本编纂不仅仅是在“选”“编”作品，其实也是遴选作家和构造思潮。特别是争鸣性作品选，就其所制造的经典而论，这是一些“开放式的经典”，其“经典性”正在于“相关性”属性的构造，以及因此而开创的话语敞开的空间，为各种相关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提供了多种可能，其“经典性”往往不会因为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很快消失。

选本编纂； 经典的构成； 八十年代文学； 现代性

一、选本编纂与“经典的构成”

对于选本编纂而言，不管选家是否已经意识到，作品的经典化都是常被提到的一个话题。或许就像佛克马和蚁布思所说：“中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表述一个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只有当一政治或宗教机构决定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较少表示担忧时，它才会在经典的构成方面允许某种自由。”①就1950—1970年代的选本编纂来说似乎如此，这一点在臧克家编的《中国新诗选》(1956)和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1959)中表现明显。两部选本虽都是个人意义上的选本，但因为背后蕴含着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其编选实际上并不具有个人性。1980年代的选本编纂虽然表现出迥异于1950—1970年代的地方，但在“经典的构成”方面的“自由”度上却并不见得多出很多。相对而言，1980年代选本编纂中真正表现出“经典的构成”上的自由的，是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选本(如思潮选本)的出现。

相较于1950—1970年代，1980年代选本中受政治意识形态束缚较重的是有关十七年文学的选本、年选和获奖作品集。1979年，恰建国三十周年之际，全国各省或直辖市大都有相应的建国三十周年选本系列出版。建国三十周年选本系列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庆祝国庆的需要，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回顾总结三十年来的文学成就，以为当前文学创作的榜样，“经典的构成”是其中的重要诉求之一。但这里的经典构成，却受到政治因素的多方面影响。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为例。它首先是与“拨乱反正”的程度和进度密切相关。各类建国三十周年选本中，多数都没有选入胡风集团成员路翎的小说，而像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被后来的文学史家盛赞的作品也很少被选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也不例外，这一缺席，与对胡风集团和萧也牧的未及平反有关。其次是，像有些在当时引起争鸣而又政治倾向不明朗的作品，也不被选入，如卢新华的《伤痕》和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第三，受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并被主流意识形态推崇的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作品因为颇难定位(既不是现代主义，又非传统意义上的革命现实主义)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则不被选入。获奖作品集虽然最难见出选家的主体性(因为只要获奖就必须收入其中)，但也正是这选家主体性的隐退，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出场方式：获奖作品集中政治意识形态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现自己。获奖作品集中的意识形态体现在编选之前的评奖实践中，什么应该获奖什么不能获奖，虽然政治意识形态不能直接决定，但在评选标准的认定上有其意志的有效呈现。

年选的情况则要复杂些。年选之不同于一般选本的地位在于，其编选标准相对固定，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如果说经典是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的话，年选相比之下最容易选出一个时代的经典，但其标准的稳定从另一方面又使其显得持重而保守，故而对文学上的创新总是保持一种警惕的、有选择的态度。以19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年选为例，其标准如下：

选集所收作品，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题材、风格和手法的多样，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某些虽有争议，但内容健康，风格和手法有新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也将酌量选入。②

在这里，“内容健康”又有“思想艺术价值”构成一对矛盾，其表征的是1950—1970年代“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对立统一的残余，其中的政治因素不难发现。

虽然说“经典的构成”中难免会有政治因素及其立场的差异等主观因素的干扰，但研究者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经典”中有其相对稳定的且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存在。“执著于某些主题(和更为个人化的生活领域有关的：真爱与死亡。家庭关系，个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进退两难的困境)和保持某些形式上的特色[某种形式上的复杂性，它源于劳特曼(1977)提出的反复的编码(repeated coding)……]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③这一对立统一，如果置于现代社会的语境下观察就会发现，其所呈现的其实就是现代性逻辑本身的复杂性。因为毕竟，在古代社会，“经典的构成”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佛克马和蚁布思曾归纳概括出经典所经历的几次危机“(1)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的时期；(2)在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时期以及欧洲文学史以外的一个例子；(3)在儒家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时期”④。以上归纳如果成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危机产生的时代，其实也就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大变动时代，是现代性发生的时代。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是现代性的逻辑使得“经典的构成”出现危机并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被反复提出。这使我们想起波德莱尔有关现代性的著名论断：“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⑤。现代中国的经典构成为什么自1919年以来历变频仍(1949、1978和1990年代)，其根源还是现代性本身的逻辑使然。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中的经典具有流动性的特征，应把其置于矛盾变动的过程中加以考察。

二、经典化与阶段性

就1980年代选本编纂而言，其经典化问题也涉及这一变动性。换言之，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选本，其经典化过程所呈现的问题并不相同。考察1980年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从以下构成1980年代文学发展主要线索的三组矛盾着手：政治和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主题和形式。

虽然说“去政治化”一直是1980年代文学的内在诉求，但从其整个时代的走向来看，1980年代文学直到中期以前都始终内在于政治表达之中。文学和政治的错综关系，是制约1980年代文学发展并贯穿始终的线索之一。同样，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1980年代文学的最初发展有所谓“现实主义的深化”一说，但随着现实主义深化而来的，是现代主义的合法性讨论及其挣脱现实主义而艰难前行的努力，因此可以说，两者间的复杂关系也是考察1980年代的重要参照。主题和形式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对于1980年代文学而言，表达一个时代中几代人的共同心声成为文学主题的重要表征，但随着时代“共识”的衰微，形式表达越来越成为文学作者和批评家关注的话题，“写什么”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怎么写”的问题。这三组矛盾虽然各自不同，但其实彼此交错互渗，很难截然分开，它们都涉及到所谓变与不变的永恒困境，某种程度上制约了1980年代选本的内在变迁及其“经典的构成”的变化。

三组矛盾间的复杂关系，在获奖作品集中表现最为显著。以1977—1983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年选”和其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入选作品为例，比较如下：

年份短篇小说年选篇目数获奖短篇小说篇目数重合数1977———19782625151979无年选——————1980363015198133201319824420131983342014198437181119853119863819(1985—1986两年)5

这里首先需要指明获奖作品的意义。文学评奖活动虽然说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专家的积极配合(即在“评选方法”上“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⑥)，但获奖作品的选出却不仅仅是他们意志的体现，而毋宁说是政治意识形态、专家和群众的“共识”的产物，其间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不可忽视(主流意识形态在其中起着组织、引导和协调的作用)。“共识”的产生表明文学表达与政治诉求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文学表现一个时代的主题和情绪的重要程度。这从1978年短篇小说获奖作品篇目中就可以看出，其中表现“文革”造成伤痕及其批判“文革”的伤痕反思之作占了大部分，这与批判“文革”在当时作为一个“共识”有很大关系。而且，在获奖作品中，我们也很难看到所谓现代主义式的小说的影子，其中虽有《你别无选择》《小鲍庄》等所谓新潮小说，但像《我是谁》《爸爸爸》，残雪的作品以及先锋小说都不可能出现，现实主义仍是获奖作品中的主导倾向。明白了这点，就可以回到上面表格中所显示出来的年选和年度获奖作品重合数逐渐(或逐年)减少这一问题了。

这一重合部分无疑可以看成是年选和获奖作品集共同缔造的经典作品，但问题并不仅仅这么简单。就“经典的构成”及其认定而言，“共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从前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年选和获奖作品集中重合的部分日渐递减。虽然说年选的编选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识性的因素，但其中专家编选的成分仍是主要的。这样就可发现，年选和年度获奖作品重合数的降低，某种程度上表现的就是共识的递减速度。从前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年选中，最开始是26篇中有15篇重合，重合率是57，7%，而到了1984年，是37篇重合11篇，重合率是32.4%。这一变化说明什么？“共识”的递减，某种程度上表明的是专家、群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日渐分离：他们间从最开始的亲密无间到此后的分道扬镳，这从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中亦可以见出。而这意味着，在“经典的构成”中，整个1980年代存在着微妙的变化且具有阶段性特征。这一阶段性特征，从吴亮、章平和宗仁发编选的“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张学正等编选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程德培、吴亮选评的《探索小说集》《探索诗集》《探索戏剧集》，程永新编《中国新潮小说选》(1989)等思潮选本可以看出。这些思潮选本出现在1980年代中后期，并通过概述性的前言建构出一个1980年代的断裂形象来：

总的来说，1984年以前的文学还基本上与社会的政治生活保持了一致的方向和相近的内容……此后，文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普遍生活内容渐渐拉开距离，更多地受文学自身规则所支配；同时，它还与上个阶段的文学几乎形成某种断裂，提出和愿意解决的问题均各不相同……1984年以后……一种新的同时也更为大量的现象则是注重个人想法、形式、技巧的小说广泛出现，由此开始了一种多样化的、试验性的小说时代，现实主义技巧明显陷于孤立，干预生活的观念走向衰微。现在，通常把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的小说称为“新潮小说”。⑦

1980年代选本所呈现的经典化问题也因之而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用前面所引的话说就是，“文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普遍生活内容渐渐拉开距离，更多地受文学自身规律所支配”，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回归自身，就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共识衰微的重要原因。而如果按照佛克马和蚁布思的话，“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⑧的话，一旦1984年以后的文学“与上个阶段的文学几乎形成某种断裂，提出和愿意解决的问题均各不相同”，经典的危机、扩充或增删就成为一个问题被凸显出来。

三、文学年选与作家的经典化

讨论1980年代的选本编纂所呈现出的经典化问题，“经典性”(canonicity)或许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概念：“‘经典性’一词指一组被认为对于某种话语，或者某个特定人群特定的趣味和价值观，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作者，以及/或者艺术运动。”⑨这一有关经典化的范畴，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是，经典不仅指某一个具体文本，经典还包括作者乃至艺术运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宽泛而非狭义的角度去理解经典化这一范畴，不能把经典化仅仅理解或等同于作品的经典化，这对于考察1980年代文学选本的经典化实践尤其具有阐释力。二是，经典具有相对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经典只对特定人群或某种话语有效，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经典也就不再或很难成为经典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性的逻辑十分契合。

如果说《重放的鲜花》是一个塑造“艺术运动”“经典性”的有代表性的例子的话，1980年代选本中思潮选本的意义也正在于此。1980年代的思潮选本虽然彰显出选家的主体性及其制造新潮的创造性，但其命名上的随意和选本彼此间的混乱却是十分显见的。所谓“象征主义小说”、“荒诞派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民族文化派小说”、“结构主义小说”、“象征与哲理小说”、“象征异面融合剧”、“梦幻、意识流剧”、“意象小说”、“性爱小说”、“荒诞剧”、“探索小说”、“探索诗”、“探索戏剧”、“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等选本的各种命名名目繁多而充满权宜色彩即此。在这里，与其指责选家(或批评家)的随意性和创新能力的欠缺，不如回过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推动选家们表现出如此积极踊跃地命名的冲动。显然，这与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上所表现出的普遍的新变有关。事实上，七八十年代之交并非没有文学上的新变，像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宗璞的《我是谁》、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朦胧诗的创作等都是例证，但这些文学新变却似乎并没有带动思潮选本的编纂的热潮。这说明，思潮选本集中出现在1980年代后半期并非没有原因。思潮选本的集中涌现，表明的是文学创作上的某些趋同现象的产生及其新的时代的到来。文学新变不再表现为星星之火，而已成燎原之势。从这个角度看，思潮选本的意义，就其经典化的功能而言，正在于建构了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文学新潮的“经典性”。而也正是从这点，就能明白当时命名的混乱现象了。这些看似纷乱复杂、互有抵牾的命名背后，选本中所选择的作品却有相当的重合性。换言之，这是就有限的不太多的作品而展开的反复的命名及其批评实践。但也正是这纷乱复杂和热闹，制造出一种普遍印象：文学真正迎来了多元并进的时代的到来。此前文学那种主流单一(所谓伤痕写作、反思写作和改革写作)的思潮局面不复存在，命名的杂乱体现的正是文学潮流的“多元”和“实验”的特性。在这里，思潮选本的编纂与文学思潮的流变之间，某种程度上带有互相阐发、彼此推动的味道。

在1980年代的各类选本中，年选的经典化问题也值得关注。在这里，比较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两套短篇小说年选是很有意思的。现以1983—1984年为例：

年度1983年1984年两个选本重合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围墙》《秋别》《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阵痛》《兵车行》《那山那人那狗》《雪国热闹镇》《春天》《境界》《抢劫即将发生》《树上的鸟儿》《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陈小手》《秋学湖之恋》《条件尚未成熟》《琥珀色的篝火》《旋转的世界》《红点颏儿》《打鱼的和钓鱼的》《龙兵过》《干草》《惊涛》《小厂来了个大学生》《麦客》《晚霞》《小河弯弯小河长》《胜似春光》《生死之间》《“方”谜新传》备注两个选本都选了作家王蒙,但入选作品不同。上海文艺版年选中,重合率65.5%;人民文学版年选中,重合率55.9%。《棋王》被上海文艺版年选入选,人民文学版没有;《溪鳗》被人民文学版年选收入,上海文艺版没有。上海文艺版年选中,重合率44%;人民文学版年选中,重合率29.7%。

从前面的这个表格可以看出，两个年选中虽然重合的作品都不少，但其中多数都不被文学史提及，也为今天的读者所陌生。相反，真正具有“经典性”的文本(也就是被文学史经常提及的)，如《棋王》和《溪鳗》等，则不在重合作品之列。这一情况表明，年选对作品经典化的建构意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明显。但这是否意味着年选就不具备经典化的功能呢？这也未必。年选虽然不能建构作品的经典化，但通过对某些作家(及其不同作品)的多次收入却能起到强化作家在某一时段的活跃度：作家入选次数的多寡某种程度上是与作家的活跃度成正比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连续考察某一年选的作家作品构成便会发现，年选与其说建构了所选作品的“经典性”，不如说建构了入选作家的“经典性”：它通过对某些作家的多次选择以此建构他们作为某一时段经典作家的历史地位。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年选(1977年到1989年)11本为例。其中被选次数较多的作家，大都是文学史上经常被提到的经典作家。其中像王蒙(收录9次)、李国文(7次)、刘心武(5次)、张洁(5次)、何士光(5次)、金河(5)、蒋子龙(4次)、林斤澜(4次)、张弦(4次)、汪曾祺(4次)、高晓声(4)、陆文夫(4次)、周克芹(4次)、彭见明(4次)等都是入选次数在4次以及以上的作家。出现3次的作家有矫健、陈建功、邓友梅、张石山、铁凝、扎西达娃、苏叔阳、许谋青、赵本夫、谌容、乔典运、乌热尔图、石言等。在这里，虽然说出现次数的多寡与文学史地位间并不必然成正比，但出现次数多却足以说明作家创作的活跃及其相当的影响力。

但我们也要看到，年选中这种经典作家的构成某种程度上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年选中对那些具有先锋意识或现代主义式的作家作品，虽偶有收入(如余华的《鲜血梅花》)，但大多数，比如说像莫言、刘索拉、残雪、格非、马原、孙甘露、洪峰等却都被排除在外。而即使他们被选入，因为他们创作的活跃期在1980年代中后期，他们入选的次数也不可能很多。这一现象表明，1980年代年选既不可能，也做不到对文学新潮作家的经典化。相反，对于这些作家的经典化，则有待于思潮选本。

四、争鸣作品选与开放的经典

现以几套有关1980年代文学的争鸣作品选为例。包括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选《争鸣作品选编》(2本)、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争鸣作品选》(4册)、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5年争鸣小说集》《1983—1984年短篇小说争鸣集》《1983年中篇小说争鸣集》《1984年中篇小说争鸣集》，农村读物出版社的《1986年短篇小说争鸣选》(1987)，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名家争鸣小说大观》(3册，1997)和“当代争鸣小说丛书”系列(1992)。下表右栏所列是各个争鸣作品选所选重合作品：

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立体交叉桥》《杂色》《祸起萧墙》《人生》《方舟》《女俘》《飞天》《调动》《公开的情书》《北极光》《公开的“内参”》《在同一地平线上》《绿化树》《鲁班的子孙》《东方女性》《雪落黄河静无声》《爱,是不能忘记的》《黑玫瑰》《网》《思念你,桦林》《午餐半小时》《啊,人》《灵与肉》《疯狂的君子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无主题变奏》《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小鲍庄》《你别无选择》《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他有什么病?》《小城之恋》《贞女》《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红高粱》《瀚海》《清高》《棉花垛》《鲜血梅花》《家属房》《本系无牢骚》《美神之囚》《懒得离婚》《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山东文艺版争鸣集《鬼城》《阵痛》《糟糠之妻》《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你别无选择》《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无主题变奏》《对第三者的审判》《雪落黄河静无声》《绿化树》《鲁班的子孙》《东方女性》争鸣作品选编(小说部分)《调动》《飞天》《哎》《午餐半小时》《黑玫瑰》《网》《公开的情书》《思想你,桦林》《爱,是不能忘记的》1986年短篇小说争鸣选《无主题变奏》《杨柳枝》新时期争鸣作品选《飞天》《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女俘》《疯狂的君子兰》《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无主题变奏》《贞女》《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他有什么病?》《小城之恋》中国新时期名家争鸣小说大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叔叔的故事》《鲁班的子孙》《雪落黄河静无声》《祸起萧墙》《贞女》《金色叶片》《晚霞消失的时候》《飞天》《立体交叉桥》《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女俘》《清高》《糟糠之妻》《他有什么病?》《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公开的“内参”》《北极光》《在同一地平线上》《安妮丝之谜》《果园的主人》《银饰》《波动》《懒得离婚》《调动》《翟子卿》《对第三者的审判》《人生》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来劲》《他有什么病?》《火宅》《麦秸垛》《糟糠之妻》《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红高粱》《安妮丝之谜》《金色叶片》《瀚海》《本系无牢骚》《鲜血梅花》《小城之恋》《对第三者的审判》《懒得离婚》《家属房》《棉花垛》《杨柳枝》《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隐痛》《美神之囚》《想当兵吗?丫头》

注：《争鸣作品选编》《1985年争鸣小说集》《1983—1984年短篇小说争鸣集》《1983年中篇小说争鸣集》《1984年中篇小说争鸣集》和《1986年短篇小说争鸣选》，合起来，相当于1980年代近10年的争鸣作品选集。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名家争鸣小说大观》(3册，1997)和“当代争鸣小说丛书”系列(1992)，虽有些作品重复收入，其实只能算一套，在这里，只计1次，其中1980年代前期的争鸣作品几乎很少收入，而前面几本只收录1980年代中前期的，这样与前面几本刚好合起来即是一部整个1980年代的作品集。综合起来看，这里实际上只有4套有关1980年代的争鸣作品选本。

很少被提及。可见，在争鸣作品选“制造”文学经典的过程中，起推动作用的并非在“文学性”诸命题上认识的差异，而是思想上不同观点的交锋，其“制造”的经典，因而也往往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争鸣作品选对认识1980年代的思想变迁而非文学变迁也就显得更有价值了。此外，还要看到时代的变化对“经典的构成”的影响。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名家争鸣小说大观》(3册，1997)和“当代争鸣小说丛书”系列(1992)两套争鸣作品选都是1990年代出版。这是一种回顾式的争鸣作品选辑，其中掺杂彼时的时代意识自不可避免。这样来看，两套选本从1980年代众多争鸣作品遴选出来部分作品，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两个时代对话的意味在，换言之，其中收入作品不仅对于1980年代有效，其于1990年代仍有某种现实意义。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某种结论，就1980年代争鸣作品选所制造的经典而论，其经典性正在于“相关性”属性的构造。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一“相关性”属性，才制造出一个讨论的话语场。相关性的好处在于其收放自如，围绕这一“相关性”既能形成某种“共识”，从而使得讨论不致偏离中心，又能创造不断增值和可以争论的话题，从这个角度看，争鸣作品选的“经典性”正在于提供了一个话语敞开的空间，为各种相关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提供了多种可能。可以说，这是一些“开放式的经典”，其“经典性”往往不会因为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很快消失。

五、结论

虽然说在作品的经典化上，古代的选本常常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自近现代以来情况已然有变。这与现代出版业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现代出版书籍的成批量发行，虽也能扩大选本的阅读圈，但另一方面选本的编纂也较之古代更为随意且方便，而读者的选择面也随之扩大，这都在无形中降低了选本在古代所能产生或发挥的功能。选本的“选”常常只是文学批评的某种辅助手段，其功能亦随着批评功能的变迁而变迁，在这种情况下，所“选”的就不仅仅是作品，更是与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作家、思潮、流派或某一文学现象。换言之，所“选”作品常常只能在作品被划定的某一脉络或框架内去理解，作品在选本中并不具有核心地位；这也表明，所“选”作品常常只有整体性的意义，单独来看并没有或并不显得格外突出，自然也就难以被经典化了。这对1980年代的各类文学选本来说，尤其如此。1980年代的选本编纂，从总体上看，徘徊于市场导向和政治导向之间，既不彻底也不纯粹，但又格外丰富、矛盾且充满各种可能。这样一种复杂性，常常使得诸选本间的选择标准差异甚大，所“选”作品驳杂且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局限于作品的经典化的层面探讨显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而事实上，1980年代的选本，在经典作家的选择、文学思潮的建构以及时代议题的强化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些，某种程度上也都是1980年代文学选本的经典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起构成作品编选实践的重要上下文。离开对这些层面的综合考察，显然是不能有效说明选本编纂所呈现的1980年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

注释

②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一九八O年短篇小说选·编选说明》，《一九八O年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编选说明页。

⑤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4页。

⑥《人民文学》杂志社：《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

⑦李洁非、杨劼：《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萃·选编者序》(1988年9月)，《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序言第1-2页。

⑨维克多·泰勒等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责任编辑王雪松

On Compilation of Anthology and the Canoniz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Xu Yong1,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2.Chinese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In terms of the canoniz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in the compilation of anthology, “classic composit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hange of eras and the logic of modernity, which are not only indicated in the usual so-called the canonization of works, but also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lassical writers,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rends and other aspects. The compilation of anthology not only “chooses” and “edits” works, but also selects writers and constructs thoughts. Particularly, as to the classic it creates, the anthology of controversial works are “open classic” with “the classic” ly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levance” attribute, and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open space of discourse is created to provide possibilities for the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relevant problems. And “the classic” of the anthology of controversial works does not disappear easi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ime.

compilation of anthology; classic composition;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modernity

2016-05-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选本编纂与80年代文学生产”(15FZW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