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动因研究的文献综述

陈玮冰　高明　刘晴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增长，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增长。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由2006年的25亿美金增长到2014年的324亿美金，年均增长率超过30%①。本文对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动因的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其一，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为什么对非洲进行直接投资，其二从微观角度为分析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等为什么促使中国对该国进行投资。

关键词：对非直接投资；援助；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4-000-01

一、宏观角度

上个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解放运动的开展为中非之间经贸关系的稳定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或投资）是以换取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为主要目的进行的。而其后（改革开放-1990年）中国对非洲投资也是即服务于政治目的、同时也是带动工程设备、原材料以及其他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的重要手段（刘乃亚2008）。

而在同一时期（1960年-1990年）西方国家已经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上有了理论上的探索。Aliber（1970）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在于不同国家的资本化率不同。Buckley和Casson（1976）提出了企业内部化理论。Dunning（1975）提出了生产折中理论，该理论提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决定了跨国公司的行为和FDI。小岛清（1978）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

从1991年至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在不断巩固往年对其进行的援助之外，与非洲之间的商业合作也开始进入了深入合作期。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动因产生了怀疑，Buckley（2008）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的目的在于掠夺非洲的资源，Wilson E.（2006）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行为。但是也有其他的声音，比如世行行长佐利克，他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坑内是非常有利的，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帮助他们利用所拥有的自然资源。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行阶段，传统的“南北合作”的投资理论急需进一步的扩展，中国学者开始运用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不断的进行“南南合作”模式下的对外投资理论的探索。林毅夫（2010）认为FDI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因为它的目标就是通过发展与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而获利。而中国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产能过剩等问题、恰好可以对接非洲存在大量的年轻廉价劳动力以及缺乏产能升级原动力的问题，因此林毅夫（2013）指出，非洲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出去的“蓝天碧海”，它给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二次腾飞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

二、微观角度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合作由开始的对非无偿援助到现在全面深入的投资与贸易等商业活动，大量的国内外学者想从中探究中国的投资与援助之间的关系。张汉林、袁佳、孔洋（2010）采用1993-2007年中国对非洲发展援助与FDI的数据，运用协整方法分析发现，援助与FDI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对非洲出口。Sanfilippo（2010）分析了1998-2007年中国对于非洲41个国家FDI的数据发现，援助是FDI的先导，能够为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开展投资活动提供便利，且援助会正向影响FDI。胡兵、丁详平、邓富华等（2015）基于中国对非洲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解释，中国对非洲国家发展援助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对与中国投资进入规模较小的东道国时援助能够更好地发挥先导作用。

由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大多数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中国大量的建筑、桥梁、水利等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进入非洲，而随之而来的是与基础设施相关的产业等企业进入非洲。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国家在选择同样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其本身不具备独特的资源来消除“外来者劣势”来与本土市场竞争， Mathews（2006）的研究表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进行投资时的动因之一是在东道国获得新兴战略资源。而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体制等不完善，且国内对国企的政策支持与保护等造成的与东道国直接政治制度上的差异，Levchenko（2004）认为制度差异实际上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相对优势，对外投资的动机之一就是利用制度差异。陈岩、马利灵等（2012）利用2003-2009年中国对27个非洲国家的ODI流量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分析了东道国资源、制度因素以及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投资非洲的决定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不仅包括东道国资源，还包括东道国制度和母国制度。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民营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补充角色，近年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张娟、刘钻石（2013）通过选取2002-2010年中国对非洲45个国家的建立企业的数量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民营企业主要受市场寻求动机，而不是资源寻求动机的驱动；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临近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向非洲投资；中国企业在非洲是风险偏好者。

注释：

①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计算得出。

参考文献：

[1]刘乃亚.中国对非洲投资格局的行程—中国对非洲投资50年回归[J].商洛学院学报，2008，22（1）.

[2]许罗丹，谭卫红.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世界经济，2004，3.

[3]李小云，武晋.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经验与面临的挑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4）.

[4]林毅夫.中国经济发展与中非合作.中国市场，35（总第750期）.

[5]张汉林，袁佳，孔洋.中国对非洲ODA与FDI关联度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0，11.

[6]张娟，刘钻石.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的市场进入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世界经济研究，2013，2.

[7]胡兵，丁祥平，邓富华.中国对非洲援助能否推动对非投资.当代经济研究，2015，1.

[8]陈岩，马利灵，钟昌标.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