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秦半两钱文演变规律与年代学检讨

赵路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战国至秦半两钱文演变规律与年代学检讨

赵路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一　引言

半两钱，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其确立的方孔圆形钱制贯穿了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由其倡导的纪重钱制也直接影响了八百余年的社会经济运行。

关于半两钱研究的成果颇多，其中对半两钱钱文特征及年代的研究一直是关注较多的热点。学者们主要从钱文特征、钱币大小、重量这几个方面展开讨论，或以年代相对明确的多个典型墓葬和遗址出土的半两钱而论，进而总结各个时期半两钱的特征①；或仅以某个墓葬或遗址出土的半两钱进行分析②。上述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半两钱的认识，但是，对于钱文演变的逻辑性规律的总结还略有欠缺，本文的意旨即在于此。

本文以战国至秦代的半两铜钱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以纪年墓和年代相对明确的墓葬、窖藏出土材料为断代依据，探寻战国半两向秦半两钱文发展的线索，钩稽半两钱钱文发展演变的规律，进而构建其年代序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范围不包括汉半两，主要是因为目前材料的局限性较大。一方面，出土汉半两的纪年墓和年代相对明确的墓葬、窖藏少；另一方面，以出土遗物的形态与组合特征为断代依据，得出的结论又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难以精确③。致使缺少区分汉初半两与秦末半两、高后八铢半两与战国及秦半两、文帝半两与武帝半两之间的依据。因此，本文的讨论暂不涉及这一部分内容。

此外，为避免产生歧义，我们先对本文所言钱文“半两”二字各部位的称呼进行界定。如下图所示。

二　类型学分析

依据少量纪年墓，结合大量非纪年但年代相对明确的墓葬和窖藏，将战国至秦代的半两钱钱文大致分为两类四型十七式。

据钱币“两”字有无上横分为两类。

甲类“两”字无上横。据“半”字上部笔画特征，分为两型。

A型“半”字上部笔画呈长“J”或“L”。据“半”字上部宽度与中部宽度的比例特征分为两式。

AⅠ式“半”字上部宽度大于中部宽度，中部除方折外，还见少量呈圆折或圆弧的情况。“两”字内一般为长双人或短双人，其中长双人“人”字上部呈两个平行线段的情况最为典型。标本陕西神木④（图一：1）、三门峡司法局M133⑤（图一：2）所出。

AⅡ式“半”字上部宽度与中部等宽或近于等宽，中部多方折。“两”字内一般为长双人或短双人。标本陕西临潼赵背户村秦刑徒墓⑥（图一：3）所出。

BⅠ式与AⅠ式相同，偶见“两”字内有缺笔现象。据“两”字下部左右两竖笔特征分为两亚式。

BⅠa式“两”字下部左右两笔竖直。标本成都市蒲江县⑦（图二：1）、陕西渭南潼关⑧（图二：2）所出。

BⅠb式“两”字下部左右两笔外张。标本首帕张堡窖藏⑨（图二：3）、四川成都北郊M3⑩（图二：4）所出。

BⅡ式与AⅡ式相同，偶见呈如十字、空白的缺笔现象。标本首帕张堡窖藏⑪（图二：5、6）所出。

BⅢ式该式开始注意控制钱文大小，从而协调钱文与穿孔的比例关系，字体略显规整。一般“半”字下缘基本至穿孔下缘水平位置，或略微超出，但上缘一般仍超出穿孔上缘。余同上式。标本秦咸阳宫遗址⑫（图二：7）所出。其他可举秦咸阳宫冶铸区⑬（图二：8）、陕西临潼鱼池村秦代遗址⑭（图二：9）等数例。

乙类“两”字有上横。据“两”字上横宽度与下部宽度的比例特征，分为两型。

A型“两”字上横宽度小于下部宽度。据“半”字上部笔画特征分为两亚型。

Aa型“半”字上笔呈长“J”或“L”。据“半”字上部宽度与中部宽度的比例特征，及钱文与穿孔的比例特征分为三式。

AaⅠ式与“甲类”AⅠ式相同，据“两”字下部左右两竖笔特征分为两亚式。

AaⅠa式“两”字下部左右两笔竖直。标本河南汤阴⑮（图三：1）、四川巴县冬笋壩M50⑯（图三：2）所出。

AaⅠb式“两”字下部左右两笔外张。标本陕西渭南潼关⑰（图三：3）、首帕张堡窖藏⑱（图三：4）所出。

AaⅡ式“半”字上部宽度与中部等宽或近于等宽，中部除方折外，还见少量呈圆折或圆弧的情况。“两”字内一般为长双人或短双人，偶见如呈十字的缺笔现象。标本甘肃庆阳县驿马乡窖藏⑲（图三：5）所出。

AaⅢ式与“甲类”BⅢ式相同。标本首帕张堡窖藏⑳（图三：6）所出。

AbⅠ式与“甲类”AⅠ式相同。据“两”字下部左右两竖笔特征分为两亚式。

AbⅠa式“两”字下部左右两笔竖直。标本四川青川县M50㉑（图四：1）、四川郫县红光㉒（图四：2）所出。

AbⅠb式“两”字下部左右两笔外张。标本四川青川县M50㉓（图四：3）、陕西耀县M7㉔（图四：4）所出。

AbⅡ式“半”字上部宽度与中部等宽或近于等宽，中部除方折外，偶见呈圆折的情况。“两”字内一般为长双人或短双人，偶见如呈连山的缺笔现象。标本可举甘肃环县曲子乡㉕（图四：5）所出。其它可举河南洛阳洛宁县㉖（图四：6）、甘肃秦安上袁家M6㉗（图四：7）等数例。

AbⅢ式与“甲类”BⅢ式相同。标本可举秦咸阳宫遗址㉘（图四：8）所出。其他可举陕西临潼赵背户村秦刑徒墓㉙（图四：9）、陕西临潼鱼池村秦代遗址㉚（图四：10）等数例。

B型“两”字上横宽度与下部等宽或近于等宽。据“半”字上部笔画特征分为两亚型。

Ba型“半”字上部笔画呈长“J”或“L”。据“半”字上部宽度与中部宽度的比例特征分为两式。

BaⅠ式与“甲类”BⅠ式基本相同，偶见如呈十字的缺笔现象。标本陕西神木㉛（图五：1）所出。

BaⅡ式与“甲类”AⅡ式相同，偶见呈十字的缺笔现象。标本内蒙古敖汉旗㉜（图五：2）、首帕张堡窖藏㉝（图五：3）所出。

BbⅠ式半字上部宽度大于中部宽度，中部多方折。“两”字内一般为长双人和短双人，其中长双人“人”字上部呈两个平行线段的情况最为典型。标本内蒙古敖汉旗㉞（图六：1）、陕西渭南潼关㉟（图六：2）所出。

BbⅡ式与“乙类”BaⅡ式相同。标本内蒙古敖汉旗㊱（图六：3）所出。

BbⅢ式与“甲类”BⅢ式相同。标本陕西临潼赵背户村秦刑徒墓㊲（图六：4）所出。其他可举陕西临潼鱼池村秦代遗址㊳（图六：5）、秦俑一号坑㊴（图六：6）等数例。

BbⅣ式该式较上式更加注意控制钱文大小，使钱文与穿孔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字体匀称规整。“两”字与“半”字的上缘和下缘，分别基本至穿孔上缘和下缘水平位置，或略微超出。余同上式。标本可举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M10㊵（图六：7）、陕西凤翔高庄秦墓㊶（图六：8）所出。

三　分组与分期

在上述型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少量纪年墓及一些年代相对明确的非纪年墓葬及窖藏材料，我们将战国至秦代的半两钱钱文演变过程分为四期。

第一期，包括甲类AⅠ、BⅠa、BⅠb式，乙类AaⅠa、AaⅠb、AbⅠa、AbⅠb，BaⅠ、BbⅠ式半两钱。此期的半两钱，字体雄健，多显放逸之风，不注意控制钱文大小，导致钱文与穿孔的比例关系不协调。共同特征为“半”字上部宽度大于中部宽度，整体头宽大明显；中部除方折外，还见少量呈圆折或圆弧的情况。“两”内一般为长双人或短双人，其中长双人“人”字上部呈两个平行线段的情况最为典型；“两”字内偶见缺笔现象。据“两”字下部左右两竖笔特征分为两组。

第一组为甲类AⅠ、BⅠa式，乙类AaⅠa、AbⅠa，BaⅠ、BbⅠ式半两钱，共同特征为“两”字下部左右两笔竖直。此组半两钱目前所见最早的纪年材料是四川青川县郝家坪M50，出土乙类AbⅠa式半两钱。该墓出土木牍所载时间由“二年十一月”至“四年十二月”，推测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的秦昭王元年（前306）左右。此外，在四川境内还发现一批出有半两钱的战国晚期墓葬，如在成都市蒲江县船棺葬中，出土有甲类BⅠa式半两钱；在四川巴县冬笋壩M50中，出土有乙类AaⅠa式半两钱；在四川郫县红光战国墓中，出土有乙类AbⅠa式半两钱。这些墓葬的年代均应在秦据巴蜀之后㊷。此外，在属于战国晚期的三门峡司法局M133中，出土有甲类AⅠ式半两钱。因此，此组半两钱的时代可以定在战国晚期早段。

第二组为甲类BⅠb、乙类AaⅠb、AbⅠb式半两钱。共同特征为“两”字下部左右两竖笔外张。上述为战国晚期纪年墓的四川青川县郝家坪M50中，出土有乙类AbⅠb式半两钱。此外，在属于战国晚期的四川成都北郊M3㊸和陕西耀县M7中，分别出土甲类BⅠb式、乙类AbⅠb式半两钱。因此，此组半两钱的时代可以定在战国晚期早段。

此外，有几方出土半两钱范，据其钱文特征也应属这一时期。如陕西凤翔东社村出土半两钱范㊹，钱文有乙类AbⅠa和AbⅠb式半两钱；陕西省岐山县亢家村出土半两钱范㊺，钱文为乙类AbⅠb式半两钱。有学者据其工艺特征将上述钱范年代断为战国晚期㊻，而据本文分期，可以具体断为战国晚期较早阶段。

综上，第一期半两钱的年代可以定在战国晚期早段。

第二期，包括甲类AⅡ式，BⅡ式，乙类AaⅡ式，AbⅡ式，BaⅡ式，BbⅡ式半两钱。此期的半两钱，共同特征为“半”字上部宽度与中部等宽或近于等宽。在甘肃环县曲子乡战国墓中㊼，出土有乙类AbⅡ式半两钱，该墓所属的甘肃庆阳地区原属义渠戎地，据文献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灭义渠㊽，因此，该墓葬年代应在战国晚期中段以后。在内蒙古敖汉旗窖藏中，出土有乙类BaⅡ、BbⅡ式半两钱，敖汉旗地处辽西，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6）设辽西郡㊾，窖藏年代上限应在战国晚期晚段以后。由于本期缺乏可参照的纪年墓及年代相对明确的墓葬资料，因而无法确定年代下限。但通过对半两钱的类型学分析，可以初步确定此期半两钱的钱文，在特征上介乎于第一期和第三期半两钱钱文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质，而第一期和第三期的半两钱，其年代分别为战国晚期早段和战国晚期晚段至秦晚期。因此，我们将第二期半两钱的年代暂定在战国晚期中段。

第三期，包括甲类BⅢ式，乙类AaⅢ式、AbⅢ式，BbⅢ式半两钱。此期的半两钱，开始注意控制钱文大小，从而协调钱文与穿孔的比例关系。共同特征为“半”字上部宽度与中部等宽或近于等宽，“半”字下缘基本至穿孔下缘水平位置，或略微超出，但由于处理的不得当，往往会造成钱文本身的比例失调，“半”字整体上身宽大明显；中部多方折。“两”字内一般为长双人或短双人，偶见缺笔现象。此期半两钱有的发现于年代相对明确的秦代墓葬和遗址中，如在陕西临潼赵背户村秦刑徒墓中，出土有乙类AbⅢ式、BbⅢ式半两钱；在秦咸阳宫冶铸区遗址中，出土有甲类BⅢ式半两钱；在秦咸阳宫遗址中，出土有甲类BⅢ式、乙类AbⅢ式半两钱。此外，在安徽贵池县，发现属于该期钱文特征的半两钱范㊿，钱范年代应在秦灭楚之后。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灭楚，因此，该钱范的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晚段以后，蒋若是先生据其铸造工艺将该钱范定在秦代。由于第二期未能确定年代下限，而本期所依据的墓葬和遗址出土材料，也不足以判定该期的年代上限，那么，据安徽贵池钱范，我们推测该期年代上限可能上溯到战国晚期晚段。因此，第三期半两钱的年代可以定在战国晚期晚段至秦晚期。

第四期，为乙类BbⅣ式半两钱。本期较上期更加注意控制钱文大小，从而使钱文与穿孔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半”字上部、中部和下笔宽度，及“两”字上横与下部宽度，均等宽或近于等宽。“半”字中部多方折。“两“字内一般为短双人，偶见缺笔现象。本期钱文规整，放逸之风消失，隶书意味甚浓。由于本期半两与一般认为的文帝、武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非常相像，加上无纪年材料，因此存在很大争议。在《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中将出土该式半两钱的第五期墓葬断为秦代，半两钱为秦半两。杜维善在《也谈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出土半两》一文中，论述该期墓葬所出半两除了有汉四铢半两外，也有秦末半两，认为秦末出现四铢半两大小的秦半两；在其著作《半两考》中将这类半两归为秦晚期即秦二世即位前后所铸。王学理、梁云在《秦文化》中，论述凤翔高庄四、五期墓葬应该晚到西汉早期。对于该期墓葬的断代，最重要的是秦是否出现了汉四铢半两特征的钱币，但是上述各家所言并未有很强的说服力，都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笔者从类型学角度考量，前述第三期证明秦半两已经开始注意控制钱文大小，从而协调钱文与穿孔的比例关系，但是往往处理不得当，从而使钱文本身呈不协调形态，而发展至秦末（已约十余载），能够得当控制钱文大小，处理钱文与穿孔的比例，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因此，暂将该式半两年代定为秦末汉初，囿于材料的不足，目前只能认识到这种程度，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田野材料可以补充说明，还原真相。

通过对战国、秦代半两钱钱文的类型学分析和分期探讨，我们可以观察到，半两钱钱文经历了从篆书之风到隶书之意，松散之姿到规整之态的转变。一般认为文帝以后的半两钱，虽然其钱文风格与凤翔高庄出土的一部分半两钱看起来甚为相似，但是还是可以发现，较前期“两“字内偶见缺笔的现象，汉四铢半两缺笔现象较多且严重，不但“两”字内有大量如空白、十字、连山等的缺笔现象，而且“半”字上部也有如呈两点的缺笔现象。

纵观战国至秦半两钱钱文的演变规律，与汉字隶变的过程及特征是一致的。

将上述研究成果与本文半两钱钱文的分期结论进行比较，第一期，处于隶变萌芽时期的较早阶段。钱文字体雄健，多显放逸之风。“半”字字形多为纵长，中部常见呈圆折或圆弧的情况，“两”字内长双人“人”字上部常见有呈两个平行线段的情况，这些特征透露着浓浓的篆书意味。但“半“字中部方折的情况已很常见，这种“直”的运用，正是隶变的基本手段之一，使书写更简捷，字形更疏朗与轮廓化。第二期，处于隶变萌芽时期的较晚阶段。钱文字体虽仍较为松散率意，不注意控制钱文的大小，导致钱文与穿孔的比例关系不协调，但隶变程度已较上期更为明显。“半”中部开始向左右展开，与上部宽度等长或近于等长，这种把某些线条延长的隶变手段，使字体结构更紧凑与和谐。第三期，基本处于隶变发展阶段的前期。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推行小篆统一全国文字的“书同文”政策，虽未成功，但是，典雅、美观的小篆，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也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字形态美的追求。同时，秦始皇当时还命程邈“作隶书”，对来自秦国民间的简易书体进行了统一整理工作。此期的半两钱文，开始注意控制钱文大小，注重钱文与穿孔的比例，“半”字下缘基本至穿孔下缘水平位置，或略有超出，这种把长线缩短的隶变手段，可以调整和简化笔道59○。第四期，属于隶变发展阶段的后期。此期半两钱已经能够得当地控制钱文大小，协调钱文与穿孔的比例，钱文规整匀称趋于方正，隶书意味已经甚浓。

四　余论

半两钱钱文发展演变规律的探索，可以为判定出土半两钱的墓葬、窖藏等遗存的年代，提供更为有力的参考。尤其对于窖藏，这一时期的半两窖藏断代，目前主要依据是盛放半两钱的器皿或秦军征伐或占领该地的年代。

如首帕张堡窖藏，学界判定其年代属于战国时期的依据主要有二：其一，认为盛钱陶釜为战国典型器物；其二，平底罐残底有陶文“杜市”，由《史记》载秦武公十一年（前687）初杜市，判定该窖藏为战国窖藏。对于前者，我们发现此类形态的陶釜在汉初的墓葬中也有出土，两者间的差异很难辨识。至于后者，陶文中的“杜市”是否即《史记》所载的“杜市”，我们不能确定。即便两者就是同一地方，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年代上限的判别依据，并不能肯定陶器的年代就属于战国时期，因为杜市的存在，显然不仅限于战国。因此，上述结论的成立与否是有疑问的。而依据本文分析的半两钱钱文发展演变规律，我们观察首帕张堡窖藏不仅出有大量战国晚期早中段半两，如甲类BⅠ、BⅡ式，乙类AaⅠa、AaⅠb、BaⅠa、AbⅡ、BaⅡ式，也出有少量战国晚期晚段至秦晚期的半两，如甲类BⅢ式、乙类AaⅢ式。因此，该窖藏的年代下限也有可能到秦代。

此外，探讨秦军征伐或占领之地出土的半两钱年代时，报道者都会论述出土钱币的年代在秦军征伐或占领该地之后，这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同样应该注意这也只是年代上限，而不是下限。

注释：

①蒋若是：《秦汉半两钱系年举例》，《中国钱币》1989年第1期；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中国钱币论文集》第1辑（中国钱币学会编），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杜维善：《半两考》，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②杜维善：《首帕张堡窖藏战国半两型式分析初探》，《上海博物馆集刊》1992年00期；王保：《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出土半两钱考辨》，《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0）》，1988年；杜维善：《也说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出土半两》，《中国钱币》1991年第1期。

③徐承泰：《秦汉货币若干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3年，第169页。

④王雪农、刘建民：《秦钱新品饼半两》，图一：7，《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

⑤三门峡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司法局、刚玉砂厂秦人墓发掘简报》，图一四：1，《华夏考古》1993年第4期。

⑥㉙㊲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第24页，图15，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⑦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蒲江县文物管理所：《成都市蒲江县船棺墓发掘简报》，图一0：4，《文物》2002年第4期。

⑧杨君：《陕西渭南市出土秦半两钱搜例》，图13，《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⑨陈尊祥、路远：《首帕张堡窖藏秦钱清理报告》，图五：14，《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

⑩李明斌：《四川成都市北郊战国东汉及宋代墓葬发掘简报》，图五：4，《考古》2001年第5期。

⑪陈尊祥、路远：《首帕张堡窖藏秦钱清理报告》，图五：7、3，《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

⑫肖安顺：《秦咸阳宫遗址出土窖藏半两》，图2，《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

⑬林文君：《秦咸阳宫冶铸区内出土的半两钱》，图22，《陕西金融》1999年第4期。

⑭始皇秦俑坑考古发掘队：《陕西临潼鱼池遗址调查简报》，图七左，《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⑮焦智勤、孔德铭：《河南汤阴出土战国窖藏半两》图1，《中国钱币》2000年第2期。

⑯前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巴县冬笋壩战国和汉墓清理简报》，图二右，《考古》1958年第1期。

⑰杨君：《陕西渭南市出土秦半两钱搜例》，图8，《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⑱陈尊祥、路远：《首帕张堡窖藏秦钱清理报告》，图五：2，《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

⑲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第27页，图21:6，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⑳陈尊祥、路远：《首帕张堡窖藏秦钱清理报告》，图五：11，《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

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川县文物管理所：《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群M50发掘简报》图九：4，《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㉒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图一一，《文物》1976年第10期。

㉓同㉑，图九：7。

㉔马建熙：《陕西耀县战国西汉墓葬清理简报》，图三右，《考古》1959年第3期。

㉕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第11页，图8，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㉖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第12页，图9，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上袁家秦汉墓发掘》，图一六：5，《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㉘肖安顺：《秦咸阳宫遗址出土窖藏半两》，图9，《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

㉚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第25页，图18，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㉛王雪农、刘建民：《秦钱新品饼半两》，图一：5，《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

㉜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秦半两》，图3，《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

㉝陈尊祥、路远：《首帕张堡窖藏秦钱清理报告》，图三：4，《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

㉞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秦半两》，图2，《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

㉟杨君：《陕西渭南市出土秦半两钱搜例》，图14，《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

㊱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秦半两》，图1，《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

㊳始皇秦俑坑考古发掘队：《陕西临潼鱼池遗址调查简报》，图七右，《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㊴刘占成：《秦俑坑出土的半两钱》，拓片二，《文博》1989年第3期。

㊵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图二四：1，《文博》1986年第3期。

㊶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图二0：7，《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㊷关于秦据巴蜀有文献记载，《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7页）记载了秦于后元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第732页）记载了秦于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不过有学者认为秦灭巴蜀应为公元前329年（马培棠：《巴蜀归秦考》，《禹贡》1934年02期；钟凤年：《论秦举巴蜀之年代》，《禹贡》1935年03期）。

㊸李明斌：《四川成都市北郊战国东汉及宋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5期。

㊹陕西省雍城考古工作队：《凤翔出土秦半两铜范》，《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0）》，1988年。

㊺岐山县博物馆：《岐山馆藏铜“半两”钱范》，《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0）》，1988年。

㊼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第11页。

㊽《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4页）载：“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邵焉”。

㊾《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51页）载：“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辽西郡”。

㊿蒋若是：《秦汉半两钱范断代研究》图5，《中国钱币》1989年第4期。

e.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f.赵平安：《隶变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4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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