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军即所以抗日”：蒋介石与1937年川康整军会议

〔摘要〕1936年刘湘先后响应“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导致蒋介石随后积极筹划削藩，对刘湘形成高压；刘湘则针锋相对，不惜一战，双方几度处于爆发军事冲突的临界点。但由于四川遭遇空前大旱灾，救灾第一是全国的共识，同时拥护和平统一、一致对外也是全国的主流民意，这些都不容双方贸然发动内战，于是双方最终妥协，达成川康整军协议。蒋介石力图通过整军，实现对“国防唯一根据地”四川的彻底统一，以加强对日备战。而日本并不乐见蒋的成功，时时对蒋刘进行挑拨离间，甚至有可能有意在川康整军会议成功召开的时候发动了“七七事变”，以打断中国的统一进程。可以说，川康整军会议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两国战略对峙中的重要一环，它基本奠定了国民政府安川抗战的基础。

〔关键词〕蒋介石；刘湘；川康整军会议

〔中图分类号〕K26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181-14

当然，从地方实力派一方来说，川康整军不可避免地要削弱甚至剥夺“四川王”刘湘的军政大权，而军队就是刘湘的“命根子”，是他在十多年四川军阀混战的枪林弹雨中辛辛苦苦经营出来的，是他一切既得利益的根本基础，岂能拱手相让？于是，刘湘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并做出不惜一战的姿态，积极和桂系联手抵御中央的压迫。结果，中央和四川之间围绕川军整编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博弈，甚至几度处于爆发军事冲突的临界点。但此时的国内外情势实不容双方贸然发动内战，经过双方的往返磋商，不断地讨价还价，最终于1937年6月底达成了川军整编的协议。可是就在川康整军会议正式召开的第二天，日本却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整军会议主持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不得不匆匆结束会议，于7月10日紧急飞返南京，中国统一的进程又一次被日本人打断。

整军会议召开之前，何应钦特别指出：“四川为国防唯一根据地，希望今后中央与地方精诚团结，打成一片，以树复兴民族之基础。”〔1〕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则说，川康整军会议结果“达成军队国家化，兼及政治中央化，以奠定安川抗战之基础，此亦在历史上最富有价值之会议也”。〔2〕刘湘的高级幕僚刘航琛也回忆说，如果在整军会议之前，“四川向中央打起来了，七七事变后的历史当要重写。而这历史必是悲剧”。〔3〕可见，川康整军会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局势，非常有必要利用新近公布的重要史料对它的来龙去脉进行更加细致的梳理，重建1936—1937年四川与中央之间的军事、政治博弈过程，并对相关的人与事进行更加客观、更加深刻的认识。关于川康整军会议，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馆著《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第三章第六、七、八节对其作了简要叙述，主要引用了邓汉祥等人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的回忆文章，而且囿于当年的学术习惯，没有予以详细注释；同时，不曾使用当时已经出版的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此外，虽然该书对一些大的历史脉络叙述是正确的，但很多细节的描述是不准确的，而且还遗漏了很多重要的细节。而关于川康整军会议的新近研究主要有黎志辉《川谣·川灾·川政——抗战前夕四川的统一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文建辉《略论川康整军的积极一面》，《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其中，值得重视的是黎文，但黎文对蒋介石、刘湘之间的军政博弈过程没有进行细致梳理，很多重要的、新出的史料也没有使用，所以对川谣之由来、川灾之实际情形、川政之实际处置等问题认识不太清楚，论述不尽准确，视野也有些狭窄。

一、刘湘响应“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

川康整军会议不是突如其来的，它与1935年以来四川军事、政治、社会局势的演化密切相关。1935年蒋介石强势介入川局，并把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来经营，却引发了与刘湘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详见黄天华《蒋介石与川政统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贺国光就回忆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后，非常意外的产生种种流言，刘湘认为中央即将削其兵权，另以他人代之，意颇不怿。情势天天演变恶化，误会难释，双方各自备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4〕

双方产生心结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蒋介石要将川军缩编三分之一，并核减军费，其中要求刘湘将所部120团缩为80团。刘湘却阳奉阴违，并未真正裁编，大约“保有一百一十团之样”。《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65页。关于1935年的川康整军，请详见黄天华《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不过，蒋介石趁这次整军之机，决定在成都开设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既是为了安置编余官佐，分班予以军事或职业之训练，同时也是为了在成都打入一个楔子，建立一个军事据点。

1936年4月中旬，蒋介石认定“政治重心在川、陕、甘”〔5〕，决定亲自入川参加成都军分校开学典礼。结果，入川后他发现“川军川政川俗无甚进步，焦灼不堪”。〔6〕同时，他又听说刘湘已抽调部队在成都、重庆等地集中，隐隐和中央对峙，不由得感叹刘“不识大体至此，何以成事”。〔7〕不过，成都军分校的顺利成立，标志着中央势力在成都站稳了脚跟。蒋介石就多次在日记中写到“四川基础乃由军官分校成立而定矣”。〔8〕

此时，别动队首领康泽专门向蒋介石报告：“如果全国的形势允许，最好现在下决心解决刘湘。”〔9〕此前康泽在四川积极进行“分化和削弱刘湘的活动”，大肆宣扬“打倒土皇帝”，“打倒刘湘”，使得刘湘非常不满。如今，康泽又直接向蒋提议，但未获允准。蒋此时的基本态度是“以剿匪为主要工作，其他容置为缓图”。〔10〕

4月22日，蒋离蓉飞滇，随后考察贵州、湖南。西南之行，蒋介石得到的印象是“川基渐稳，黔亦渐安，较之去年大有进步，但未能如愿所期耳”；“川滇黔湘形势已有七分把握，当维持现状，而加以指导，务求安定”。〔11〕不过，5月4日，蒋又不无忧虑地说：“四川经此次训练后其基础已定，将来抵御外侮，不得已开战时，其能否作为大后方之根据，尚当煞费心力也。”次日，他又反复思考“川滇黔之军事政治整个整理方案”。〔12〕稍后，为了缓和与刘湘之间的紧张关系，蒋决定把康泽调往汉口。康虽然不愿意，但在蒋的严令下，也不得不接受命令。

大约同时，刘湘派顾问张澜和桂系接洽，并在两广驻有特别使节，“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同广东和广西不安于位的将领们联合反蒋的可能性”。刘湘采取的是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蒋，暗中则加强防蒋的布置，对外切实联络两广、云南各反蒋派，以作声援”。〔13〕两广六一事变爆发后，“李、白的一位代表在成都同刘湘会谈”。〔14〕刘湘“认为应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若不然，两广先败，四川更无法对付蒋”。〔15〕他密令所部军队夜里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

而在“两广事变”爆发之初，蒋介石本来决定将在四川剿共的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调入滇黔，并“移成都炮兵入黔”，意在威慑桂系。但是，稍后蒋发现刘湘与桂系之间来往密切，举止异常，又不得不于7月2日决定“重庆须驻两师”，“重庆驻军舰一艘”，以预防刘湘之“阴谋”。〔16〕7月底，蒋介石召刘湘赴京，刘湘以生病为由拒绝，改派邓汉祥赴庐山请训。9月中旬，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月底，蒋在日记中写到：“六月一日以来，两粤谋叛称兵，全国动摇，华北冀鲁以及川湘几乎皆已响应，其态度与两粤完全一致，党国形势岌岌危殆。”〔17〕刘湘在此事件中的表现，让蒋介石“内心上对刘已结成不解之冤”。〔18〕随后，蒋积极筹思整理川局。

10月中旬，蒋决定调川军出川。巧的是，此时四川也传言刘湘将被调出川，于是川军出现不稳迹象。由于蒋介石还没有做好周全的准备，他又不得不先安慰刘湘，稳住刘湘。10月21日，他特致电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告以“川中谣传，切不可轻信，兄地位更应持重，免人讥议。最好兄能赴蓉访甫澄（即刘湘）病，使其安心也”。但蒋同时提醒顾祝同：“贵阳有否藏储钞票之洞库，应即详查准备。无论如何，重庆对外非安全之地，不能不早为之所，但须极密为要”。〔19〕因为刘湘有重兵驻守在重庆，所以蒋这时对在重庆存放中央钞票都不放心，担心受到刘湘的攻击。

10月28日，蒋又叮嘱顾祝同：“兄此次赴蓉与甫澄兄详商川军将来增防前方之办法，及其数目与指定之部队，以便先行整训，并望其旧直属各部择其较有战斗力者，亦能备调也。”〔20〕可见蒋希望尽速调集川军出川，而且最好调派刘湘的直属部队。

此时，蒋认定今后政治重点为“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而且，“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只是要西北剿共告一段落后，方得着手进行。蒋打算“调张学良部到豫皖”，“调刘湘任两湖绥靖主任”。〔21〕

不过，因为刘湘这时的态度还比较良好，应允调军出川，所以蒋决定还是让刘湘主政四川，并于11月19日委任刘湘为川康绥靖主任，使其安心。同时又多次催促川军调鄂。面对蒋的催逼，刘湘再次使用“拖字诀”，于12月4日返老家大邑县养“病”，对蒋的命令置若罔闻。

而蒋打算调离东北军的计划，却在较大程度上促成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打乱了蒋的军政部署。西安事变爆发后，刘湘随即于12月13日返回成都，召集下属商讨时局，并致电何应钦，表示“川事湘当绝对负责，尽力防护，共维大局”。〔22〕同时，刘湘派赴南京的亲信刘航琛向何应钦等人提出，如果要用川军去打张学良，“应该沿江而下，用铁路把军队运到陕西边上，不应该让它走川北出去，自川北则不知要经几个月才能打到西安”。事实上，刘航琛提议走川东出川，完全是缓不济急，而是另有所图。刘航琛自己就说，如果“刘甫澄出兵东下，万一蒋先生在事变中发生了不幸，他个人接着便可以有非常之发展”。不过，刘湘的其他一些部下并不赞同此议，“认为东向必会引起中央的疑窦，大兵到了湖北，不见得能顺利通过，说不定会遭扣留”〔23〕，所以刘湘军队并未出川。

12月18日，刘湘通电各方，主张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蒋介石。但这是不是刘湘的真意，颇让人怀疑。因为第二天，徐永昌就获知张学良的代表表示“广西一星期内必出兵响应张杨”，同时，刘湘也有“似赞成张汉卿之电”，且认为“如能取均权、共治途径，云贵桂粤皆所同情”。22日，徐永昌又获悉“刘湘将有援张举动，中央人员之在川者已被监视”，乃慨叹曰：“刘湘真人妖哉！” 24日，徐永昌又感叹到：“汉卿在军事上既积极布置，于西南各省亦谋得赞助，又多方运用赤色宣传，甚至由改组政府一事即能掀动中央内部之争，只要中央内部离散，地方大力者观望，小力者盲从，与日伪接壤者既不便轻动，惟看张杨川桂之横行，蒋先生手造之军队虽不免有一度向杨张进攻，要亦不能持久，设果如余之意度，国事尚堪问乎，奈何奈何？”〔24〕

值得注意的是，12月20日，刘湘正式就任川康绥靖主任，这已经是蒋介石同意任命之后一个月了。此前刘湘迟迟不就任意味着他对蒋递来的橄榄枝不感兴趣，而此时刘湘宣誓就职，很可能就是因为取得这一名义有利于他采取军事行动。

当时驻陕西的中央军将领万耀煌就说：“刘湘在西安事变时，颇有与张、杨响应之势，以各方形式（势）不利张、杨，全国舆论即平时反对中央者亦无不指责张、杨，谋救委员长，刘湘乃不敢有所行动，但对中央在川人员颇有不容之势，对重庆行营所在地，亦调集重兵，形同威胁，成为对峙之局，故重庆谣言传闻，随时有开火之虞”。〔25〕同时，刘湘对成都的中央军队（宪兵一个团）和中央军校也采取了措施。用刘航琛的话说，就是在蒋介石被劫持期间，刘湘理所当然地要对成都的中央军队“负责”。刘湘还要求“中央军退出四川，还要在中央占一个部长和两个次长（财政部和参谋本部的次长）的位置” 〔26〕，这或许就是响应张学良改组中央政府的主张。

①本段及下段详见《康泽自述及其下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77、91页。由于刘湘没有快速地、明确地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所以美国外交官佩克秘密断言，刘曾劝说张学良要毫不犹豫地把蒋干掉。佩克又说：“刘湘准备采取行动的那一天蒋却被释放了。大错显然铸成，刘湘只得小心翼翼地回到家乡‘休息”。〔27〕时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回忆：“刘湘虽然没有发动，但成、渝两地的特务曾借此事向蒋多方挑拨。蒋对刘的恶感，更如火上加油。”〔28〕刘航琛也认为：“西安事变，刘甫澄没有行动上的表示，错了。落了个观望的罪名……因此，甚不得蒋先生之谅解。”〔29〕因此，蒋介石获释后，极想处置“显露不轨”的川军。

当然，蒋介石想彻底整理川军的另一原因是，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态度，而“在对日作战必须依靠四川之前，应该一劳永逸地解决四川问题”。〔30〕于是，围绕整军问题，蒋介石与刘湘之间进行了一番刀光剑影的较量，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二、蒋介石与刘湘的冲突一触即发

蒋在制定1937年的大事表时，就列出了“统一川湘”，“川军之改造与统制”等项。他预定处理川局的具体办法有：“刘系内部派员联络，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刘如受命，调其一部军队出川”；“各军人事照中央法规调整”；“各军之饷，直接公开发给”；“改组省府，任邓（锡侯）为主席”。〔31〕可以说，蒋介石的计划非常详细。

但刘湘也在多方联络，反制蒋介石的进逼。西安事变之后，他即派代表张斯可去桂林，“探询桂系对于时局的态度”。〔32〕1937年1月11日，刘湘致电何应钦提出西安事变善后之和平主张，建议中央军对东北军不要“逼之太剧”，否则东北军一旦铤险负隅，必致“内忧又起”。〔33〕15日，刘湘、李宗仁、白崇禧通电“主用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由刘湘领衔，随后杨虎城“以复电转达各方，以示其声气之盛”。24日，陈布雷得到情报，“知桂方仍谋策动平、津、冀、鲁之反中央工作，而川刘自发联名通电后，心亦不安，亟力以反对内战为标榜”。〔34〕刘湘几则电文发出后，引起了不少谣言。为此，贺国光致电蒋介石说，刘湘“尚无他图”，但“届时演变难测”。〔35〕

刘、李、白的一连串动作引起了蒋介石的密切注意。1月初，他就在反复思考“对川桂之策动如何安定”。1月中下旬，他决定“对川事应积极注重进行布置”，将川中钞银全数运汉口、贵阳；同时，积极筹备“川东之部署”，筹建“重庆之防御工程”。〔36〕2月1日，蒋致电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薛岳，询问“前定各地之防御工事，修筑至如何程度？务望加紧赶成并逐渐加强，重要处应用石筑为要。傅（立平）师应渐向川黔公路北段移防为要”。5日，又叮嘱薛岳：“陕事可和平解决，则川桂无机可乘，其阴谋当可由此打消，故我军在黔，此时切勿声张，应置若罔闻，以免其闹（恼）羞成怒。一面仍应秘密布置，如期完成各处工事，但对桂边及独山等处，勿多驻兵为宜。兄不必来京出席（五届三中）全会，以免疏懈为要。”〔37〕

2月1日，蒋在思考“对各省反动军阀之如何消弭”时，又把“川刘”列为首位。〔38〕 2月11日，旧历新年第一天，他致电贺国光要求详报“四川各军师旅驻地”，而且以后每月一日，“须将全川各部队调防移动情形，列总表呈报为要”。〔39〕3月2日，蒋决定在沅陵、衡州、施南、汉中进驻重兵，对刘湘、李宗仁进一步施加压力。

大约同时，康泽又向蒋建议“彻底解决”刘湘，“先在陕南及川东控制强大兵力，并联络反刘各军，如邓（锡侯）、孙（震）、刘（文辉）等，及其内部将领，如王（缵绪）、范（绍增）等。然后通知刘湘，按照中央规定，整编部队。如接受则和平解决；如不接受，则以军事力量解决”。①蒋随即派康泽去和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合作，由顾在军事上作准备，由康泽和反对刘湘的四川军人联络，“传达蒋介石有解决刘湘决心的意思”。成都军分校主任李明灏也被顾祝同授予了相关任务。

3月15日，顾祝同报告说，邓锡侯、孙震、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密派代表来陕，迭经分别商谈，去刘湘之意志均甚坚决，且表示解决务须彻底，以免将来有反噬之祸。同时，薛岳亦密报蒋介石，建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动作，彻底解除刘湘军政权力，解决四川问题。

此时，蒋向刘湘提出将其旧部第二十一军“改编为三个军”，“全军合编为五十六个团，军费照现有之数不减”。〔40〕几乎缩编一半，肯定会遭到刘湘的拒绝。由于双方不能达成妥协，川局因此变得非常紧张，中央军与川军即将发生冲突的谣言层出不穷。据说，1937年春节期间，由于“成都的气氛是如此紧张，当局甚至禁止燃放爆竹，以免被误认为中央军和川军互相开火”。〔41〕而整个春天，双方在重庆附近跃跃欲试，准备打仗。贺国光回忆说，中央部队与刘湘部队“双方对峙，重庆两岸一度构筑工事，戒备森严，李根固、范绍增、周孝臣等之部队，均已进入阵地，如临大敌”。〔42〕

最终，由于蒋介石的亲信、刘湘的同学贺国光居间协调，力主和平解决，双方并没有兵戎相见。3月3日，贺国光同刘湘嫡系许绍宗共赴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一带，令双方将所筑工事一律铲除，以免民间发生误会。

3月11日，蒋致电刘湘进行沟通，明白地说，刘虽然名义上接受整军方案，实际上“固拒之意不啻现于言表”。〔43〕可见蒋很清楚刘是不愿接受整军的。他向刘保证，只要刘执行中央提出的整军方案，仍然会让其主政四川的。

3月18日，刘湘的代表邓汉祥与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同贺国光一道赴京晋谒蒋介石。邓汉祥回忆说，他到南京后“飞机场有五、六十个新闻记者包围他，因当时特务散布谣言，说四川要造反，故记者特别注意。经邓负责声明四川很安静，记者始散去”。本段及下段详见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66页。

邓汉祥又说，临行前刘湘特别交代：“无论蒋出什么题目，我们抱定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总以避免和他冲突为上策。”与蒋介石见面后，蒋则直截了当地说：“四川的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体力不逮。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政府主席，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使他便于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即蒋介石有意既整军又整政。邓汉祥却回应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如果同时进行，难免不逼得狗急跳墙”，应该“先缩编军队，过一些时再提出分治来”。于是蒋介石的态度有所软化。

稍后，何应钦奉命转告邓汉祥，在正式整军之前，务必要让刘湘的军队撤离重庆市，在邻近重庆的县份也不得再增加部队，而且，“最好浦澄自己做到川军要国军化，即军令军政交还中央，而中亦保障其现有军政地位，并赋予法定上之全权建设新四川”。〔44〕接着，蒋派特使实业部部长吴鼎昌飞蓉，与刘湘会商四川问题。经吴、刘会谈，双方同意“宜昌重庆以至黔边一带之中央军，今后将不再增加；驻渝川军除留驻两团外，余亦将全部调开。而刘湘以前派赴粤桂等地之代表，最近均将撤回”。〔45〕于是川局暂趋平静。

不过，紧张局势虽然暂时缓解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蒋依然在暗中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对刘湘形成威慑，一方面预备以军事解决作为最后的手段。4月1日，蒋决定仍然以薛岳代理贵州省主席，因为这样可以对刘湘形成一种压力。同时，顾祝同命令万耀煌指挥中央军第十三师、第六师、第五一师入驻汉中，以备将来入川。不过，因为四川大旱灾的关系，不宜采取军事行动，蒋介石主张“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在军事上被动一点” 〔46〕，让刘先发动；即利用政治攻势逼使刘湘接受整军，如果刘湘拒绝并采取军事行动，蒋就会趁机“解决”刘湘。本来，蒋有意调刘湘主政安徽，但4月8日他还是决定暂缓，因为“东北军未整理以前，川事不宜着手”。〔47〕

4月17日，刘湘电呈蒋介石表示将遵办中央之要求，并下令重庆附近所属部队移防永川一带。虽然如此，刘湘依然进行了军事部署，以对抗中央的威慑。万耀煌派赴四川的秘使张季群就报告说，“刘湘表面似和缓，实则暗中利用政客煽动各军，以川人团结御外以免亡省，复以经济力量分化各军，积极整理民团，集中人力财力，图最后之冒险，成渝道上集中一百团兵力准备与中央抗衡，这是一般人的看法说法，事实也是如此”。本段及下段详见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上册，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343-345页。

同样，中央军方面的态度也很强硬。万耀煌认为“须用压力（但决非打战）”，始能达成安川的目的。川康黔边区绥靖主任徐源泉也说，刘湘“以政治手腕缓和空气，以积极方法整理军事，待机而动，决无悔悟之心”，因此须用大力压迫刘湘接受整军。

由于双方都拒绝让步，所以局势再次骤然紧张起来，谣言也再次满天飞。5月上中旬，成都“发生少数省军黑夜击毙防守飞机场中央特务团士兵二名之事实，省军方面认为系追匪流弹误伤之结果，而特务团方面则认为是袭取飞机场之尝试，此事使成都局面立刻严重”；“重庆方面则几于一日数警，米油盐等一致飞涨，谣言之重，直可以令通常观察家发生悲观，以为川省难免有事，三千余万灾民之外如再发生意外，将益不堪设想”。〔48〕外国人主办的报纸也报道，“四川大局，当五月十五日左右，最为吃紧，尔时两军几有一触即发之虞，……中央军向重庆挺进，距川军扼守之前线，仅一里之遥，一弹之发，即可引起血战惨剧。成都方面，情势之危殆，亦不减重庆。”〔49〕

此时，依然是贺国光在竭力缓和气氛，力主和平解决。贺国光告诉蒋介石：“刘湘本质上绝无背叛中央之意，种种备战行动，纯系自卫”。〔50〕贺国光并以性命担保刘湘不会造反。同时，贺国光又说服刘湘将兵工厂、造币厂送出来，将十余架飞机送归中央。由于贺国光的一再劝阻，中央军和川军并没有打起来。

①详见张曙时《四川统战工作的经过》，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转引自肖志康、陈励冰《成都“大川饭店事件纪实”》，《成都现代革命史料》1982年第5期，2页。同时，国民政府正在向英国争取借款，如果四川发生战争，可能直接影响英国借款的意愿。蒋介石就意识到四川“应避免战事，不妨碍伦敦交涉之进行为要”。〔51〕因此，蒋于5月18日特别告诫李明灏：“务望沉着谦和，切勿慌张惊扰。与刘主席随时联络，以免误会。俾转换空气，协力救灾。有中在此，无论何人，不敢欺兄也。”〔52〕此举一是给李明灏壮胆，说刘湘不敢欺负他，同时也告诫李明灏不要惊慌失措，无故制造紧张空气。

事实上，李明灏确有过激行为，贺国光就回忆说：“（李）小有才而不识大体，竟被流言煽动，擅作主张，在分校附近街口构筑工事，在城墙上建筑炮台，本来无事而庸人自扰，致引起刘部误会，态势顿形紧张。最不可思议者，彼居然一再请余发给步枪七千支，子弹三百万粒，炮弹三百颗，为作战准备”。〔53〕

5月19日，蒋又告诫贺国光、李明灏等人：“近日自川中回京及由川出来之商民等对于中央军在渝蓉万一带各官兵气焰高张，令人难堪。……而且在蓉李主任慌张惊惶，动辄发射，夜间尤甚，以致人民怨恨。……希于电到之日，由贺代主任处理整顿。如有败坏纪律，骄横矜张，气焰万丈，不守军人读训信条者，无论其为官为兵，为文为武，一律指名严惩，拿解法办。”〔54〕贺国光“将此电转送甫澄一阅，彼异常感动。且欣然言曰：‘足证彼辈行为，并非中央授意，全系私人妄动！”〔55〕可以说，蒋介石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特意做给刘湘看的，主要是为了缓解紧张气氛。在蒋介石的眼中，很可能是贺国光和李明灏两个人一人唱白脸，一人唱红脸，贺国光力主调和，李明灏与顾祝同、薛岳、康泽、万耀煌、徐源泉等人一样，力主高压，对刘湘形成一种又打又拉的态势，逼迫刘湘接受中央的方案。

在蒋介石要求缓和局势后，贺国光下令“严辑造谣滋事奸人，连日竭力镇抑人心，平息谣言，布告安民，饬属撤除警戒后，省城情势渐趋安定，物价下落，人心亦安，谣诼已完全消灭”。同时，刘湘也特意接见中央日报社记者聂世章、中华日报记者赵孟如等人，表示中央与地方意见一致，但同时指出，“京沪人士，每以裁军为当务之急，观点非常正确；但裁军方法则费踯躅。吾人负实际责任者，务作合理处理，不能为无计划之编裁。省政府正拟订计划，拟于三年内移兵垦边，当不能谓对裁军无诚意也。”〔56〕可见在刘湘心目中，所谓整军就是蒋介石要裁减他的军队。而刘湘则想把多余的兵移垦四川边区，认为这才是对这些兵士的最好安排，不会引起四川动荡。虽然双方的分歧并未消除，但都释放善意，缓解了紧张局势。

三、日本对川局的“关注”与挑拨

川局持续紧张给日本人制造了挑拨离间的机会，日人妄图介入川局，破坏蒋介石建设“民族复兴根据地”的计划。早在1935年蒋介石大力改造川局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密切关注四川了。1935年9月宪兵司令谷正伦报告说：“日人对四川情形，极为注意，经常均有情报寄发各地日机关。”蒋认为日人之企图“颇堪注意”。〔57〕

1936年1月，蒋介石又演讲说，川滇黔三省的统一和巩固，使得日本“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而日本“总要想方法来打破我们统一川滇黔三省以奠定整个国家生存之基础的计划。他的手段，就是要使我不能安心驻在四川来指挥一切，而使三省仍然不能走上统一发展的道路。他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所以借题发挥，使华北局势突然恶化，逼我离开四川，来应付华北的局势，以遂其破坏川滇黔三省统一的阴谋。”〔58〕

1936年夏，日本又试图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结果引发了打死两名日本人、打伤两名日本人的“成都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在事件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即坚决表示“成都因并非商埠，重设总领事馆则断然不能承认”。〔59〕可是，据说在日本图谋设领之初，刘湘不但不表示反对，而且派亲信乔毅夫到天津与日本密谈。①“成都事件”处理之后，刘湘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非常敏感的事情。1937年5月上中旬，正当川局异常紧张之际，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先后访问广州、昆明和成都。喜多一行是19日抵达成都的，当日即和刘湘进行了谈话。据公开发表出来的谈话记录，喜多提及了上一年发生的“成都事件”，又询问了“中央军军饷与川军是否一致”，“中央军驻川有多少”，川局是否动摇，四川灾情如何等问题。〔60〕 26日，喜多诚一离蓉飞沪。

对此，有舆论专门评论到：“喜多此行，究有何使命，外间无从得目，忆去岁西南异动，曾忙煞日人，现在以极活动之喜多，忽而粤，忽而滇，忽而蓉，若谓无特殊作用，其谁信之，盖侵略华南，日本却无一刻放松。”〔61〕

①关于四川大旱灾，详见彭家贵、王玉娟《抗战前夕四川大旱灾的报灾与查灾》，《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6月14日，在未得国民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刘湘又主动邀请日本驻宜昌领事田中正一入川，由省府秘书长邓汉祥接见。据公开消息，日方请邓氏对成都设领问题表示意见，邓氏表示“此系外交问题，应归外交部办理，省府未便擅自表示任何意见。”〔62〕不过，蒋介石却获知，日方称是刘湘“托办运输等事，并承刘主席优礼相待，甚表感快之意”。为此蒋特别吩咐张群“详加注意，转询实情”。〔63〕在川局紧张之时，喜多诚一与田中正一先后拜访四川省府当局，这在蒋看来，事情绝不简单。

虽然刘湘和日本人之间有无内幕无法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很清楚四川在蒋介石的抗日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6月初，日文《上海每日新闻》就准确地说出了蒋介石的战略构想：“中央认四川在整备国防上甚为重要，希望将第一防卫地带置于湖南省株洲地方，第二防卫地置于四川重庆附近，急于欲建筑堡垒及其他军事施设。”〔64〕而日本人对四川局势也经常煽风点火，挑拨离间。6月10日，日伪报纸《新兴报》发表社评称：“喧嚣匝月之（豫皖苏）三省军整会议，只三日即已草草闭幕，各将领匆匆返防，其内容之空洞，仪式之惶惶，则可征其懦弱虚伪矣，前途尚堪闻问欤？”因此，即将召开的川康整军会议“究其前途之演进如何，恐亦无良好结果，只不过成一种惯套之仪式而已”。他们认为南京政府的整军是对地方势力的“宰割”，是“消灭异己”，很“毒险”，他们对此“深切齿”。〔65〕虽然他们指出了整军问题中的实质困难，但很显然他们并不希望中国达成实质的统一。

7月初川康整军会议召开后不久，《创进》期刊发表评论说：“日帝国主义者唯恐我国内部不乱，无时不伺机乘隙，施展其挑拨离间的阴谋，日使馆武官喜多不辞跋涉，入川访问刘湘，目的所在，是不待说的。然而全中国和平统一的浓厚空气之下，敌人促成四川内战的企图，终究破产，川康军整会议终于何应钦刘湘等主持之下告了一段落。同时充分证明了我国对内和平运动的又一胜利。”〔66〕而且，正如罗志田教授所指出：“民元以后，每次中国比较趋于真正的统一（结果当然指向“统合”满洲）时，日本就会做出较大的举动。”〔67〕因此，日本有可能是有意选择在国民政府即将完全统一四川的时候发动七七事变的。

四、四川大旱灾对局势的影响

蒋介石与刘湘之所以最终没有兵戎相见，除了贺国光的居间调解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四川正遭受持续了一年多、遍及全省的大旱灾。这次旱灾从1936年夏开始爆发，到1937年5月初，四川省政府报告受灾县份已达141县，全省灾民三千万左右。当时四川共有149县1设治局，绝大部分都遭遇了旱灾。虽然五月底财政部特派查灾专员曹仲植在实际查勘灾情后估计，全川“真正的饿殍……至多不过二百万”。①但当时四川及全国铺天盖地的报道都是灾情严重，全国舆论也因此出现一边倒的倾向，都大力呼吁四川应该趁机整编军队，缩减军费，体恤民生。

而且，灾情严重早就引起了蒋介石的密切关注。1936年5月8日，蒋在日记中说：“川省春荒甚重，已据正式报灾者有六七十县……草根树皮早已食尽，继吞白泥，胀斃多人，甚有烹食死尸，易子而食者，其惨状难以尽述。”〔68〕6月13日，蒋又说，四川省“被灾县份计有通江、南江、巴中、剑阁……等三十县，连年匪旱地震诸灾，饥寒屠杀，厥状甚惨，颠连困苦者数百万人”。〔69〕1937年4月13日，重庆行营参议萧杨年向蒋介石报告，受灾县份有142县，“占全省县份十分之八”，“灾区面积达全川总面积五分之四强”，“全川灾民为数不下三千万以上”。4月23日，身在罗马的孔祥熙致电蒋介石，“谓四川旱象向所未有……川省巨数军队如能按照国防计划，使节余军粮移供民食。并以工代赈，酌免灾区田赋，以轻负担，实属至要。”〔70〕孔祥熙也认为需要裁减军队，以拯救民生。

5月17日，重庆市银行工会主席吴受彤、市商会主席温少鹤等商界领袖先后向贺国光、刘湘提出：“第一、灾区甚广，灾民甚众，凡百问题，非各方通力合作，实无以救灾；不能救灾，亦即无以救民。第二、川省军政应速谋统一，即是说要在合理的条件下，向救民救国之途上走去”；“和平统一，乃川人一贯之希望”。〔71〕

《国闻周报》也刊文说：“目下川灾之重，已非仅为一严重之灾患问题，将演成为不易收拾之政治问题。盖灾民多至二三千万，食及泥土，其不能久耐，乃为势所必至。且强派鸦片与强验地契，各地仍雷厉风行，各县各乡之因此被押被扣者，动以数十百人计；此事将加紧社会之崩溃，故救灾之前提为四川政治之合理的解决”，即需“能毫无隔阂的集中中央与地方之力量，有计划的救灾”。〔72〕可见，社会各界迫切希望中央与地方实现和平统一，协力救灾。

可是，对于究竟该先救灾还是先整军，蒋、刘的认识并不一致。据说，四川“省府当局向南京请求财政援助和粮食供应，中央政府对刘湘的多次请求援助置之不理。最后中央政府在1937年4月同意贷款给四川，但是数目只是刘湘请求款项的一小部分。次月，这笔款没有了；当后来这笔款又出现时，刘湘却把它‘扣下，并不把它花在预定的用途上”。〔73〕可见，刘湘希望中央先拨款赈灾，再谈整军事宜；蒋介石则担心刘湘把赈灾款项挪为军费，所以主张在刘湘答应整军的情况下再救灾。

而大旱灾使得早已不堪重负的四川省财政更是雪上加霜，蒋介石却看准了这是刘湘的关键弱点，把控制四川财政预算作为制约刘湘的一个重要砝码。1936年夏间，刘湘拟订的四川省预算是军政费支出一万万二千余万元，但陈布雷告诉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中央只同意七千余万元。刘航琛认为“这笔钱连支应军费都不够”，“自然不敢接受”。在刘航琛反复申请下，蒋最终核定四川省预算为“军政费九千余万元”。但刘航琛深深感到，因为中央未能多给四川经费，所以“四川确实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这个表现无法在当时实现”。要一直到1937年刘湘亲自率兵出川抗战，四川是中华民国的一省“方始为世人所知，也许在这不尽为世人所知的一年多时间内，耽误了委员长若干准备工作”。〔74〕此语甚是要紧，因为中央没有满足四川的经费要求，所以四川军政官僚就认为四川没有“确实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可见双方的心理隔阂是相当深的。

1937年四月初按，刘航琛回忆说是1937年3月入京的，但3月份刘湘派的是邓汉祥、卢作孚，3月29日蒋介石给刘湘的电报中也只提到邓、卢二人，4月5日贺国光由京返渝，很可能之后刘航琛才被派入京的，陈布雷日记又载4月13日刘航琛、关吉玉来和他商议四川预算问题，据此可推知，刘航琛很可能是4月上中旬入京的。另外，黎志辉引用的《刘航琛先生自订年谱稿》中并没有说具体的日子，而黎志辉说刘航琛5月20日入京是错误的。详见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0），台北：“国史馆”，2010年，305-307页；《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37-1939）》，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208页；刘航琛口述、章君穀执笔《戎幕半生》附《刘航琛先生自订年谱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47页；黎志辉《川谣·川灾·川政——抗战前夕四川的统一化进程》，68页。，刘航琛和财政部特派员、重庆行营财政监理处处长关吉玉又到南京请示当年四川财政预算问题，多次请示之后，6月1日陈布雷仍然告诉关吉玉“川事复杂，变化难测，预算案之发布不得不出以审慎”。6月2日，关吉玉、陈布雷获悉刘湘表示绝对接受川康整军方案，认为刘“转圜颇速，川局不致有问题”。〔75〕6月4日，陈布雷就发布了1937年度四川省国省联合预算，核定收支各8630万元，支出方面军务费依然占4100万元。

6月11日，蒋在致刘湘的信函中又提醒说，只要刘按照中央的意愿进行整军，“所有今年因灾歉而短收之经费及所负债款，中央自可负责整理，不使匮乏”。如果刘湘不整军，四川财政困难将无法解决，因为四川财政“实欠之数已在二万万一千余万元。如此漫无底止，一无限制之状态，即使年无荒灾，亦必军民交困，其将何以为继？”一旦财政崩溃，“纵欲维持现状，亦不可能”。〔76〕

6月22日，万耀煌向何应钦表示，当以军事压迫逼刘湘接受整军，何却表示“不必如此，以经济封锁即易成功”。〔77〕可见，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认定刘湘的经济困难非常大，如不接受中央整军方案，就将自行崩溃。6月24日，川康整军原则正式公布时，1200万四川省赈灾公债亦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

五、社会舆论对和平统一的呼吁

空前的大旱灾以及紧张的川局激起了省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而主流民意一致呼吁四川要接受整军，双方要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统一，共同抗日。

民初以来川军频繁的内战，曾多次引起全国舆论的侧目，如今人们再次抨击川军是四川一切祸乱的根源。署名“常”的作者就说：“二十余年之川局，本集混乱之大成，政治未上轨道，经济日趋紊乱，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言状，推源祸始，实由军队之盲目的扩充，军令之不能趋于统一。”〔78〕署名哲夫的人又说：“四川一隅，二十年来，军队派别之繁，大小战乱之多，世无其匹”，“即以财政一端而论，舍整军与节饷而外，亦无丝毫出路。”〔79〕很多人再次想起了那句著名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1937年3月23日，川局谣言四起之时，《成都快报》发表社论说：“今日全国民众皆希望统一强化，要求统一强化，而国难迫切，亦不容统一之不强化。”〔80〕6月1日，《成都快报》又分析到：“因外患之日益迫切，军政军令之统一，益不能须臾缓。故四川军队之整理，实整个国家民族之迫切要求，而不可稍容其迟延也。”“今日川灾之严重，虽曰天灾，亦由人灾之过久。因养兵之多，人民负担过重，尤为不可讳言之事实。……故整理川军，非仅为要求军队之彻底国军化，亦所以谋四川之福利也。”〔81〕 7月21日，《成都快报》又强调，所有川康将领必须“了解整军即所以抗日，了解迅速抗日必需迅速整军之本旨”。〔82〕

7月8日，重庆的《国民公报》着重指出：“就一部人类史来看，国强必先统一，统一必先整军，外国如此，中国亦然，日本维新完成始于废藩，德国维新，完成于大联邦，就我国几千年历史来看，凡国内四分五裂，未有不招致外侮，苟能统一，则外患皆可减轻，事例昭然，历历不爽。”〔83〕

不仅四川的报纸强烈关注川康整军事宜，全国的舆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不厌其烦地呼吁川康整军尽早地实现。上海的《妇女生活》刊文说：“在这全省人民被灾荒袭击，徘徊在死亡交界线的时候，中央和地方，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抢救灾民，而不应该因为双方互相摩擦，而延缓了赈灾。”“在这国难严重，全国统一抗敌的时候，更不应发生任何内战，浪费国力，削弱抗敌的力量。”〔84〕《新西北》评论到：“当三千万灾黎在饥饿线上争死活的时候，我们救死尚恐不及，谁还忍心重起干戈，躯（驱）川民入死途？尤其是当统一初定，抗日战争待机发动的前夜，我们一定要牺牲成见，同心协力的和衷共济来挽救民族的危难才对。”〔85〕

5月中旬，《国闻周报》指出：“西安事变后之新政治动向，中国已进入要求绝对统一军事政治之时期。”〔86〕 6月中下旬，《时论》半月刊刊文剖析到：“连年帝国主义者，胆敢肆意侵略我国，推其原因，都由国内不能统一，各省当局各拥武力，各自为政，形成貌合神离的破碎局面，他们自己破坏了抗敌的力量，反责他人不能抗敌，阻碍了救国的步骤，反责他人不能救国”，如今，各省当局已“知道非精诚团结，非服从中央，不足以抗敌救亡”。〔87〕

6月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川康整军会议“视豫皖苏驻军之整编尤为重要，为四川并为大局，窃甚望中央地方关系各方面猛下决心，迅赴事功也”；“吾人认此次之事，在中央方面为解放川民，完成宿愿，于情于法，盖无可辞。在地方当局，为消灭危机，自救救乡，于理于势，不容徘徊。”〔88〕7月3日，《大公报》又强调：“此次之军整会，不仅为川军国军化之重要阶段，抑且为真正建设新四川奠立中国复兴根据地之大关键也。”〔89〕

同时，《中华月报》也强调：“自震撼全国的西安事变所掀起的危机彻底澄清以后，中央向心力益形稳固，和平统一成为了国民心理一致的期望”，因此，川康整军“奠定了国家民族复兴的基础，打破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泯除了时虞掣肘的内忧”，“给予敌人的优越感和占有欲以严重的打击……诚然是占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重要的一页”。〔90〕

对支持统一、主张积极抗日的主流民意，蒋介石、何应钦是看得很清楚的。6月21日，何应钦就在中央纪念周上说：“我们看一看现在全国上下所流露的民族复兴的意识，其浓厚与准确之强度，实足令人兴奋，舆论显露了空前正确的伟大力量，扫荡畸形的思想、越轨的企图，一般人的良知良能，都能尽量的发挥活动，全国国民对于国家民族，已有明确的认识，无形中成了一个最高的权威，足以督促一切，纠正一切。”〔91〕这样的主流民意形成了“一个最高的权威”，任何政治势力及个人都不敢轻易违背它。

六、川康整军会议召开与刘湘出川抗日

川局缓和之后，蒋介石再度打算既整军又整政，有意派何应钦和张群或吴鼎昌同时入川。他的谋士陈景韩就说：“救灾的前提，为四川政治的合理的解决！”〔92〕6月10日，《益世报》又报道：“张群、军何、实吴均将入川，分别指导政治军事建设”；“政治整理方案正由中央规划与整军问题同时并进，梁漱溟在川除讲学外，将起草建设四川乡村方案，呈中央采择，晏阳初亦在草具计划，短期入川视察，将从根本作起，达到建设新四川目的”。〔93〕晏阳初此前就是在蒋介石的推荐下入川协助刘湘进行四川乡村建设的，并被刘湘聘请为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副委员长。梁漱溟应该也是在蒋介石、吴鼎昌等人推荐下入川推行乡建运动的，可见蒋介石有一个通盘的四川建设计划。

6月11日，蒋特意致函刘湘，苦口婆心地劝诫刘湘接受由中央彻底整理川军，且将其旧部“与其他各军一律归中央整理”，然后中央再将“全川军事付托于”刘湘。〔94〕6月17日，刘湘复电表示接受中央的整军方案，但此电给蒋的印象是，刘“怨恨之心见于言表”，蒋因此“愤愤不平，几乎欲与之比较长短”；而且满怀怨恨地说：“川刘顽梗，非死自倒，何足计较，应沉着应之。”最终蒋决定“对刘示之以优遇，但整军必须彻底，权限必须分明”。〔95〕

6月21日，何应钦专门在中央纪念周报告整军问题，“以日本之废藩与中国之整军相比拟，以见其重要也。大意以整军为充实全国军备之必要的手段……亦免去割据的现象之存在”。听了何应钦的报告后，王子壮在日记中写到：“当吾国军事诸待改进之际，为应付强敌之压迫，亦不能再容割据之存在，自广东问题于去岁解决，东北军又已加以整理”〔96〕，桂系、山西问题都有进步，如果此次川省问题解决，则统一问题进一大步也。

6月24日，川康整军的具体原则公开发表，主要内容有：川康军队以军（或独立师旅）为单位，直隶于中央，由军委会直接指挥，但为绥靖之必要，川康绥靖主任得呈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拨军队归其指挥；军队经理以中央统一经理为原则；关于人之事项，依照陆军人事法规办理，直接军委会；军需工业及兵器制造事业，由中央统筹办理，所有制造修理各厂由中央接办。

6月29日，行政院会议正式决定派何应钦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贺国光和刘湘两人为副主任，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孙震、李家钰、范绍增、徐源泉、夏斗寅、李抱冰、周浑元等中央军将领和川军高级将领为委员。

此时，蒋介石也打消了派大员入川整理政治的念头。6月30日，《大公报》就说：“政治方面，大约仍本维持现状徐图改进之原则，故张群入川说已成过去。”〔97〕即中央对整军前途表示乐观，川政将由刘湘继续主持。

不过，如果完全照川康整军原则执行的话，“蒋介石（就）把川军的用人权、经济权都拿走了”，对此刘湘肯定是不愿意的。而且，对于即将召开的整军会议，刘湘“甚惧中央人员对其不利，颇为踌躇”。邓汉祥就回忆说：“刘湘部下，大多阻止刘到重庆，并有三个旅长跪在地上痛哭，说到重庆非常危险，万一被扣，就毫无办法。”邓汉祥向刘湘建议，“最稳当的办法，是你坐汽车前往，我乘飞机先去”重庆侦察，“届时如果有顾虑，就以旧疾复发为借口，中途转回成都；倘无顾虑，便大大方方地进重庆”。〔98〕刘湘采纳了邓汉祥的建议，坐汽车前往重庆。而贺国光“为表示中央坦诚相见”，“将中央人员交其下属李根固指挥，并严饬中央各级人员不得有反刘之标语”。〔99〕贺国光还让刘湘决定会议地点为刘湘部下范绍增的公馆，让刘放心。7月6日，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何应钦等其他参会将领都身着戎装，以示隆重。“刘湘后至，独戴博士帽、穿长衫，当时各方认为刘有意闹考，印象极坏”。〔100〕

何应钦在开幕式上特别指出，川康军队“曾经呈报中央有案的，共为八个军，辖二十六个师，九个独立旅，总计步兵团一百七十一团。若以团为基准来比较，竟有日本全国军队数量的二倍之多。以四川省来养这样庞大的军队，自无怪乎质量之难于充实”。他强调：“整军是要把过去粮食不相同编制饷章不划一的各地方军队一律国军化，而不似如一般人所揣测的编遣或裁兵，更不会由中央另派人员加入各部队去”。刘湘则重申接受整军原则，但“最重要的是整军后的善后问题”，“编余官兵的安插问题”〔101〕，这和他此前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更希望移兵实边，而不是直接裁减。

刘湘所顾虑的善后问题也确实存在。刘湘的顾问、四川耆宿张澜就说，“以军官言，此次被裁，当以万计，而士兵亦有三四万之谱。近闻各军中下级干部，颇呈惴惴不安之象，咸感编余成为失业，复漂游于贫苦社会中。揆之往事，年前以川军编遣一次，因而匪风大炽”，“故若对于被裁者不给以谋生机会，则此辈当为未来地方祸乱之源。”〔102〕可见，双方确实需要商量出一个恰当的具体办法来。

然而，整军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匆匆结束，7月10日，何应钦紧急飞返南京。川康整军会议决定：各军缩减2/10；团长以上军官由中央直接委派；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由中央派员实地点验各军整编情况，并限8月15日以前整编完成。

然而，由于蒋介石此时忙于应付中日战争的大问题，所以川康军队依然没有按照中央的意图进行彻底的整编。7月27日，李家钰、邓锡侯、杨森、孙震四军的代表就告诉徐永昌，“刘甫澄未必遵令缩编”。〔103〕孙震后来又回忆说，由于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因此川军依然未能公平缩编，而且“刘湘因辖有绥署关系，其直属各军每师三旅九团的编余部队，又改列绥署直属师直属旅团，仍可保存，（其他）各军编余官兵，则归于裁汰”。〔104〕

其实，蒋介石这时不仅希望川军整编，更希望四川快速出兵抗日。“七七事变”爆发两天后，徐永昌就致函蒋介石，建议“收紧四川整军办法，或调某某部至苏皖，俾便使用”。〔105〕此处的“某某部”应该就是指刘湘部。8月7日，刘湘接受蒋的号召，赴京参加国防会议。刘湘到达南京时，蒋专门给何应钦、顾祝同写了手谕，吩咐何、顾同刘湘“详商如何贯彻执行整军会议的决议案，以及四川出兵抗战共分几路，每路的人数和指挥人员如何决定”。邓汉祥看了后说：“现在既决定抗战，何必还要说执行整军会议案呢？……川军官兵必然会因此发生一种误会，认为中央不相信四川将领，减少他们抗战的兴会和勇气。”稍后，刘湘不期而至，看了蒋的手谕之后，“沉不住气，当时脸色就变了”。但第二天，何应钦依然表示：“蒋先生对整军会议案认为必须贯彻执行，意甚坚决。”刘湘得知后便说：“我们想法子溜回四川再说。”邓汉祥提醒他：“要溜也不要露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了。”〔106〕

同时，蒋仍然十分关注直接掌控四川的问题。“八一三事变”当天，蒋介石“仍极镇定，与邓（汉祥）秘书长谈川事，指示极详”〔107〕；晚上八时，蒋介石又约见刘湘，刘湘则向蒋建议中央迁川。8月14日，刘湘又公开电请中央迁川，进行长期抗战。

然而刘湘却借口川军还在整理、缩编中，而且“枪不能用”，迟迟不出兵抗日，因此，徐永昌认为刘湘“是真别具肺腑者”。〔108〕8月29日，蒋介石致电贺国光，嘱其“速催刘湘部队提前出发”〔109〕，否则派邓锡侯、孙震各部先行开拔亦可。9月1日，川军先头部队终于开拔。由于川军迟迟没有出川，因此一位一直在观察重庆如何耍花招的老资格英国外交官对川军的作战计划抱持怀疑态度，他说：“计划刚一宣布，就要进行修改或干脆取消，看来显然只有一小部分四川部队才会派遣出川。”〔110〕10月2日，蒋介石也抱怨说：“川滇各部至此方出动，何怪各国观望。”〔111〕

大约同时，刘湘与中共、桂系仍然有不少的联络，这让蒋介石对刘湘更是深恶痛绝。6月，蒋获悉桂系代表张任民“在川捣乱”，并于15日赴滇，蒋怀疑这与川康整军一事有关，但他认为“大势已定，料川刘桂白亦无可奈何”。〔112〕其时，刘湘的代表张斯可与在桂林的中共代表张云逸也多有接触。7月14日，毛泽东就致电张云逸说：“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进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此种方针甚关重要，请与李总司令及川代表张斯可先生恳商决定。”〔113〕8月，刘湘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又与中共代表商定，双方互派代表，建立联络关系。对此，蒋在日记中恶狠狠地说：“川刘与共党及各反动派勾结，其人私心自用，最无智识，死期当不远矣。”〔114〕

11月9日，刘湘终于由蓉飞汉，12日抵达南京。同日，蒋与林森“商迁都问题”。〔115〕次日，蒋即决定迁都重庆。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而蒋介石在刘湘离开四川之后才正式决定迁都重庆，似乎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连刘湘自己也说，如果“我不出川，中央将以为我有盘踞地盘的心理，未必能够放心西迁”。〔116〕

12月2日，蒋又在思考“对刘态度与行动”以及“四川问题解决之时期”。12月7日，他致电贺国光询问：“据报载甫澄有病，未知如何？”〔117〕12月25日四川人吴虞在日记中说：“省府有明年改组之说，刘某又有死耗，待证。”〔118〕可见，在刘湘出川之后，蒋介石一直想乘机掌控四川，且颇为关注刘湘的身体状况。

1938年1月20日刘湘逝世之后，蒋介石表示：“甫澄逝世，私情可痛，然从此四川得以统一于中央，抗战基础稳定，未始非国家之福”；“川刘病毙”是于国家有益的大事。〔119〕

结语

1935年，蒋介石帮助刘湘结束了四川军阀内战，实现了川政统一，同时借机深度介入四川，努力想把四川建设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却因此和刘湘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冲突。1936年，对蒋介石心怀不满的刘湘先后响应“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可是，“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还因此获得较高的政治声望。正是在抵抗日本侵略这一救国大业的需要下，蒋介石加快了统一全国的步伐，强势要求削减刘湘的权力，彻底掌控四川。蒋介石很清楚，只要先将四川军政与军令统一，解除了刘湘的军权，再决定刘湘政权之久暂，“则轻而易举也”。〔120〕因此，他决定彻底整理四川军队，几度打算调刘湘到两湖或安徽任职，并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

而刘湘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积极进行备战，并和桂系联手反制中央的压迫。但由于四川遭遇空前大旱灾，救灾第一是全国的共识，同时拥护和平统一、一致对外也是全国的主流民意，这些都迫使双方最终妥协，达成川康整军的共识。谁知川康整军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即爆发，川康整军事宜又草草收场，蒋介石的目标依然没有完全达到。

不过，川康整军协议的达成基本奠定了国民政府安川抗战的基础。蒋介石始终占据道义的上风，他的坚决态度给了刘湘相当大的压力；而刘湘也很清楚蒋的战略意图，所以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家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他要主动出川，舍“小我”而成“大我”，使国民政府能够放心西迁。对此，全国舆论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川康整军工作是“当前中国统一中最大工作之一”，是“中华民族复兴之大关键”。〔121〕同时，《成都快报》《国民公报》等地方报刊，以及吴受彤、温少鹤等四川社会名流对川康整军也予以大力支持，整军节饷、共同抗日成了四川社会的主流民意，这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可以说，川康整军的基本实现正是国难严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一面的充分体现详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自序。，促成了中国的进一步统一。

而在川康整军会议召开之前，刘湘一直与其他地方实力派联合，抵制中央势力对四川的侵蚀。这种局面使得日本人常常有机可乘，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甚至暗中给地方实力派武器援助，然后趁火打劫。在蒋介石即将顺利统一四川，更好地建设“国防唯一根据地”的时候，日本人却发动了“七七事变”，企图打断中国的统一进程。这似乎和1935年日本人发动华北事变，迫使蒋介石离开四川，“以遂其破坏川滇黔三省统一的阴谋”如出一辙。虽然，川康整军会议和“七七事变”一前一后紧接着发生，可能纯属巧合，但日本人制造事件所选择的时间点却是耐人寻味的。

同时，地方军人之所以敢于强硬地反抗中央政府，和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中央政府有着密切关系。时人就评论说：“中国现在之所以有军权旁落，军队私有的现象”，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力者“是和中央政权差不多同时发生、同时存在的政权，即他们的权力，原来便是自己造成的，而不是从中央窃取的”。本段及下段参见《川康整军及其前途》，《舆论周刊》第1卷第14号，7-12页。以四川来说，即使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四川依然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哪位军阀的实力最强，占的地盘最多，他就会被中央政府任命为省主席；1935年川政统一时刘湘之所以被任命为省主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此前的“二刘大战”中战胜了前任省主席刘文辉。

而地方军人“对于中央政府的不谅解和不满意”也是他们割据的主要原因之一。“地方实力派所摭以攻击中央的口实，是内而不能实行民治，外而不能抵御侵略。假使中央真能做到‘民治与‘御侮这两件事，则可以钳制他们的口，而全国军队的‘国军化，更易实现了。”的确，积极抵御日本侵略这个主流民意已经成为当时的“最高权威”，任何当政者都不敢轻拭其锋，背上破坏统一、破坏抵御外侮力量的罪名；如果中央政府能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有力的话，地方军人应该会积极地配合中央政府。事实上，正是这股强大的民意推动蒋介石在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毅然发动了全民族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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