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艺术的价值

蔡克中+郭林森

一、视角新颖，体现了“人本性”

方李莉女士对于艺术的研究视角选择新颖，体现了“人本性”。传统艺术研究常常局限于对作品本身的研究，普遍将艺术限定在某种审美范围内，容易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俗套。方李莉女士指出，对于艺术的研究，还应当综合考虑它和社会空间中的文化、宗教、政治、科技、自然的关系。艺术包含精英艺术与民间艺术，而精英艺术来源于民间艺术。但是长期以来，民间艺术得不到承认，创造民间艺术的工匠们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工匠们往往是艺术的真正创造者，同时也是大众文化的缔造者，这就是作者长期专注于景德镇陶瓷手工艺研究的真正原因。

这种对于民间艺术的重视，对于普通民众的关注，充分佐证了作者的“人本主义”思想，即一切以人为中心，让艺术服务于全人类。艺术研究应当为大众的生活服务，特别是为当下的全面小康社会服务，让艺术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艺术来源于生活，归根结底也要服务于生活，这是艺术的本质，也是作者研究的终极目标。

二、专注陶瓷，体现了“适当性”

艺术的门类极其丰富，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方李莉女士以陶瓷作为切入点，选择是合理的，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陶瓷有10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化史。关于陶瓷发展史，方李莉女士有专门的著作，本书主要以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田野考察作为个案研究。在田野考察中，作者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景德镇陶瓷艺术的手工传统正在慢慢恢复，而这种恢复，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传统景德镇所生产的瓷器，以日用陶瓷为主，它们正在被高度发展的工业化所取代。而具备较高艺术价值的手工陶瓷，正在重新被市场所接受。第二，陶瓷业造就了景德镇城市独特的个性。第三，景德镇陶瓷自宋代开始成为大宗出口商品。第五，景德镇陶瓷业对世界文化影响深刻。第六，景德镇陶瓷技艺是世界上最精湛的手工技艺之一。

此外，作者自幼在景德镇长大，耳濡目染，并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完成了硕士学业，从事陶瓷行业多年，实践经验丰富；尔后又一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艺术研究工作，这种特殊的知识结构使得作者选取陶瓷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合情合理。

如此看来，作者选择陶瓷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一方面是基于陶瓷在艺术领域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也结合了作者的知识背景、学术专长。因此，作者专注于陶瓷艺术的研究，出发点是适当的，其扎实的理论功底也保障了研究的顺利进行，对于陶瓷的理论研究、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三、高屋建瓴，体现了“前瞻性”

方李莉女士对于理论框架的构建，可以说是高屋建瓴，体现了“前瞻性”。方李莉女士一方面关注中国的传统艺术，包括民间艺术，同时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史和艺术史也颇有见地，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并多次应邀到国外做学术讲座。这种横向沟通，使得方李莉女士的研究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并能够把握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方李莉女士在书中重申了黑格尔的观点，“在艺术作品中，各民族留下了它们最丰富的见解和思想。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指出文化有它的根，即历史，而文化需要不断创新，才能获得新生。作者进一步指出，艺术包含大众艺术与精英艺术，而精英艺术来源于大众艺术。大众艺术通常指民间艺术，它常常被忽视，民间匠人的地位也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他们创造了历史。作者站在文化的高度，对艺术进行研究，并能够及时吸收学术界对于艺术研究的观点，构建了扎实的、合理的研究框架。方李莉女士种种高屋建瓴式的论述，理论基础深厚，眼光长远，体现了“前瞻性”。

四、田野考察，体现了“在场性”

本书的一大亮点是丰富的个案研究，即田野考察，体现了“在场性”。田野考察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田野工作方法是艺术人类学研究区别于其他艺术理论研究的唯一重要因素。“决定于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唯一重要标准，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

方李莉女士对景德镇陶瓷艺术做了长达八年的田野考察，并与手工艺人、小商贩、企业家、陶艺家等作了深入的交流，获得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求真务实、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本书第二章“个案研究”部分以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田野考察为主，从景德镇民窑的“瓷文化丛”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传统在现代中的重构、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艺术风格的演进与变化、本土性的现代化如何实践等。

这种“在场性”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值得相关研究人员借鉴的。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陶瓷的工艺制作极其复杂，很难在短时间内观察全面。方女士不惜人力、物力，花费长达八年的时间，深入“田野”，潜心研究，因此而获得了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并作了理论升华，难能可贵。

五、本土视野，体现了“适用性”

方李莉女士以本土化的视野研究艺术，并以她的研究成果引导当代中国艺术，体现了“适用性”。艺术人类学起源于西方，近代被引入中国的学术界。西方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艺术，是随着人类学的研究开始的，它的沿革大致可分为古典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时期。但从学术上有意识地建构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并对中国的本土艺术进行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

方李莉女士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它的存在都有一定的价值。如何真正地读懂中国文化，方李莉女士认为，要读三部书：一部是写在纸上的文献；一部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址、文物；一部是记忆在人们的头脑里、口口相传的，并不断实践的书。这一分析涵盖全面，切中要害。中国远古的许多知识在精英阶层已经不幸遗失，却在民间流传，其中蕴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需要研究人员进行仔细地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中，人类学特别是艺术人类学显得格外重要。艺术人类学不仅研究人类文化艺术的发生，还重视人类早期文化中的艺术构成，关注艺术与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关系等。

方李莉女士在本书中重申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方李莉女士提出用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中国本土的文化、艺术，并指导实践，这充分说明了本书的“适用性”。对本土文化与本土艺术的研究，将促使学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艺术，在这种审视中，东方的文化、东方的艺术才不至于“失声”，更不会失去身份，其原创性才会更加凸显。这才是对“文化自觉”的真正领悟，也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

方李莉女士对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并没有被西方的思维所固化，而是敏锐地与当下中国的艺术现状相结合，结合中国国情，将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本土化”。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务实求真的研究态度，也体现了方李莉女士作为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传递了“正能量”。

《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视野》是方李莉女士近二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视角新颖，体现了“人本性”；专注陶瓷，体现了“适当性”；高屋建瓴，体现了“前瞻性”；田野考察，体现了“在场性”；本土视野，体现了“适用性”。该书理论深厚，在学术上有突破性的观点，学术价值较高，值得相关研究人员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