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北凉写经对后世的影响
——以鸠摩罗什译经为中心

■吕丽军

高昌北凉写经对后世的影响
——以鸠摩罗什译经为中心

■吕丽军

北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共历五主六十三年,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凉自段业397年开国至439年降魏共四十三年，称为“河西北凉”。442年,北凉与北魏开战,北凉退向西域并占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443年北凉前酒泉太守沮渠无讳正式建立高昌政权,号“大凉”，改元“承平”，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封其为凉州刺史、河西王。444年6月沮渠无讳病死，他的弟弟沮渠安周继位，接受南朝刘宋封号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领西域戊已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统治到460年被柔然所杀，政权结束，历时只有18年，这个阶段称为“高昌北凉”。而正是在这短促的时间内，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使得其辖地内的佛教发展达到很高水平。

一、鸠摩罗什译经分析

从吐鲁番出土的写经来看，“河西北凉”时期的高昌地区写经较少，墓葬中也鲜见与佛教有关的名字、物件。“高昌北凉”的建立使佛教发展状况有了很大改观。吐鲁番出土北凉写经共有十件，时间跨度自北凉神玺三年(399年)至460年。佛学家、翻译家鸠摩罗什译经有四件，书写时间从北魏太缘二年(436年)至“高昌北凉”统治者沮渠安周末年460年，分别为《佛说首楞严三昧经》《持世经》《佛说菩萨藏经》《十住论》。《隋书》卷35《经籍志》载：“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鸠摩罗什才德最优。其所译则《维摩》《法华》《成实论》等诸经，及昙无忏所译《金光明》，昙摩罗忏译《泥洹》等经，并为大乘之学。”①鸠摩罗什译经受到沮渠安周重视,他供养的四部写经中鸠摩罗什译经有三部。沮渠安周所供养佛经有以下几部：

1.《持世经》，鄯善县吐峪沟出土的第一卷残页卷末题：“持世第一，岁在己丑,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经。吴客丹阳郡张休祖写,用纸廿六枚。”

2.《菩萨藏经》，全称为《佛说菩萨藏经》，吐峪沟出土的卷一末题有：“廿六纸半。佛说菩萨藏经第一，一校竟。大凉王沮渠安周所供养经。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书吏臣樊海写。法师第一校。法师第二校。祠主道（下缺）。”

3.《十住论》，吐峪沟出土的第七抄本残片题有：“十住论第七。凉王大沮渠安周所写（下缺）。愿一切众生深解实相悟无生忍。用纸廿三张。”

4.《华严经》，吐峪沟出土的第廿八末题有：“华严经第廿八。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经。廿纸。”写经于经文前面有首题，即标明所写经文的全称如《大方广佛华严经》，而不写《华严经》。经文结束有题记，内容通常包括所写经文名称及具体章节，如“第二”“第七”，另有抄写者、供养者，发愿文、用纸数、校对者等等。根据情况不同，有的题记较为简单，有的信息详细。供养某经即是某人出资请人写经，《十住论》为凉王沮渠安周亲自书写，“供养”已可表明对佛教的态度，而作为最高统治者亲自书写，则将对宗教的虔诚表达得淋漓尽致。写于449年的《持世经》第一题记中有“持世第一，岁在己丑,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经。吴客丹阳郡张休祖写,用纸廿六枚。”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未直接命名此经，而是写为《某经持世第一》，可能是不确定经名，只得命名“某经”。中国的许多学者将其命名为《持世经》，如果按照题记惯例，如“十住论第七”“华严经廿八”则说明写的是《十住论》第七部分、《华严经》第廿八部分，那么中国学者的命名是有道理的，不明白敦煌研究专家池田温先生为何会如此命名。“己丑”为沮渠安周承平七年(449年)，用干支纪年是汉人的习惯，如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中的“岁在癸丑”。“吴客”表明其来自江南，是一个大致的地理范围，“丹阳郡”为今南京，是具体藉贯。“吴客丹阳郡张休祖写”，居他乡而以客自称者符合中国古代文人的用语习惯。张休祖不是凉国人，没有户口，不在其国官员“编制”之内，只是因了某种原因，或是战乱，或是访友，或是滞留而暂居他国。钱粮不够，只能凭写经度日，他日经济好转，或许会回到中原故土。与北凉同时并存的北魏时写经已是一种商业行为，唐代写经更是如此，凭写经可以有经济收入。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五记载：“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左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曾失落，书迹官楷不如也。”⑥在与北魏和南朝宋同时并存的449年，客居西域凉国的“丹阳郡张休祖”流落失所，将写经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有很大的可能性。

表1沮渠安周供养佛经

图1《某经持世第一》449年

图2《佛说菩萨藏经》457年

写于457年的《菩萨藏经》为信息最完备者，其全称为《佛说菩萨藏经》，此题记写明了所抄经名及具体部分、供养人、书写者，其年号使用凉国年号“承平”，而在稍早八年的《某经持世第一》中却没有用凉国年号而直书“岁在己丑”。更特别的是有校对者和书写者职务，后有“法师第一校、法师第二校”“书吏臣樊海写”。“书吏臣樊海”当是官方写经生中最为优秀者，表明当时凉国官员序列中已有书吏职位，“书吏”就是职业的写经者，而“臣”字表明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法师”是对佛学修养达到相当高境界的僧人的一种尊称，本经中两位没有署名的法师负责对凉国统治者所供养的经文进行校读。在敦煌写经中，有为数众多的经生名字，最著名者为令狐家族成员，此外还有刘广周、马天安、张显昌、张乾护等等，这些都是每月有国家财政拨款的官方写经人员。数量众多的敦煌写经均由这样的官方书手写就，而大量的写经人员需要被组织管理，涉及到工作量、出勤、抄写质量、奖励与惩罚等等，官方书手的生活待遇受到“编外”写经者的羡慕。官方写经都有抄写年月、用纸数量、抄写人和校对者，由他们抄写的经文有一定的模式，特别是在打格、每行字数及题记内容方面。《菩萨藏经》就是这样的官方写经，由此看来，当时的写经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且有了一定的制度与模式。此外，尚有为数众多的“编外”写经者，写《持世经》的“吴客丹阳郡张休祖”当属此类，他们的题记较为自由随意，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华严经》的题记最为简单，没有发愿文，没有书写者名字，也没有书写时间。

二、对唐代儒、佛、道家写经题记的影响

北凉的官方写经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北魏、唐代的佛教写经，且影响了后世书写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的模式。唐代龙朔三年（663年）的“春秋谷梁传集解第三、第四书吏高义题记”：

春秋谷梁庄公第三闵公第四合为一卷。龙朔三年三月十九日书吏高义写。用小纸卅三张。凡大小字一万二千一百四言。②

二百多年后的唐代抄写儒家经典的题记中，也写明了所抄写经典的题目、时间、用纸，更特别的是标明具体字数及书写者身份，即“书吏”。这与449年凉国的《菩萨藏经》题记“书吏臣樊海写”完全一致。唐代多教并存，帝王崇道教，道经广为传写，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道经写本有500多卷，从题记可知多为唐代写本。写于唐代麟德元年（664年）的道经P.3233号《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末题:

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初校道士李览，再校道士严智，三校道士王感，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人司藩大夫李文柬。③

三校制度在道经写本中广为实行值得注意，这与457年《菩萨藏经》题记中的校对制度一致。写于唐代咸亨二年（671年）的佛教写经S.5319题记:

《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书手程君度写。用麻纸十九张。装潢经手王恭。详阅大德灵辫。详阅大德嘉尚。详阅大德玄则。详阅大德持世。详阅大德薄尘。详阅大德德孙。太原寺主慧立监。太原寺上座道成监。经生程度初校。大物持寺僧大道再校。大物持寺智安三校。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使大中大夫行少府少监兼检校将作少匠永兴县开国公虞旭监。④

此为唐立国后五十三年的官方写经，题记中有经名、抄经时间、用纸数、书手、装潢手、详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僧人僧官名号、代表政府的监管者，详细列出参加写经工程的人员姓名及职务，类似于现在的影视剧片头片尾，将职务如导演、制片及姓名全部展示出来，也显示了古代官方写经制度对劳动者的尊重。这种制度在唐代达到极为完备、细密的程度，分工与责任分得很清楚，即使当今的出版业也难以达到那样的高度。《妙法莲华经》卷三由“书手程君度”书写，唐代的“书手”只是一个技术工种，与凉国时的“书吏”同义，与同代的装潢手同类，而与艺术无关，也不能称为“书法家”。像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等等后世我们认为的“书法家”，首先他们是一名官员，而且是级别很高的官员，是皇帝的左膀右臂，是对维护皇帝统治有极大贡献的人，“书法家”的名号对他们自己来讲是无足轻重的。而当时的经生没有社会地位，也许他们的字比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写得更好，但是因为地位所限，也只能默默无闻，他们的地位应是属于匠人之类，与铁匠、木匠同级，是为官方服务的。“书手”只是擅长把字写工整和漂亮而已，对文化修养的要求不高，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佛教经典不一定了解，因而需要佛教专家“大德”详阅，“寺主”“上座”监制，职业僧人进行二校、三校。来自不同寺院的专家代表佛教方，他们负责文字内容，而“书手”只负责尽量不写错字，将字写得美观整齐，方便阅读，利于佛教经典传播。另外还有代表官方的级别较高的“使大中大夫行少府少监兼检校将作少匠永兴县开国公虞旭”进行监管，既然是官方组织，那“虞旭”也就是写经工程的总指挥了。这一切都说明写经制度在不断地严密化。

抄经量的多少与佛教兴衰有很大关系。《隋书》卷35《经籍志》中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象，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⑤官方组织的写经使得经文数量成几何倍的增长，而民间写经数更是难以计量。从唐代的写经数量可以知道唐代佛教发展的盛况，而唐代近三百年的统治是大量写经得以产生的前提。将唐代儒家、佛家、道家经典题记的书写格式与以上几件“高昌北凉”写经题记联系起来，能够看到他们中间有某种必然的书写传统的承继，及在承传中不断更新、不断补漏，不断严密化。唐代佛教大发展是因为皇帝的重视与身体力行，统治时间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高昌北凉”统治只有十八年，最高统治者虔诚地供养佛经并亲自书写，从以上分析的几件凉国写经题记来看，这十八年内的写经制度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并已形成一定的规矩与模式。这种模式直接影响了后代写经，同时可以推断出当时凉国的佛教在官方及民间的普及程度以及发展的高度。当然，“高昌北凉”佛教发展及写经模式也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而有所进步的，但是“高昌北凉”又是居于这个发展链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由此可以看出，“高昌北凉”对传播佛教所做出的贡献及对后代写经的深刻影响。

注释：

①魏征《隋书》卷35《经籍志》，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

②.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出版，207页

③.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出版，209页

④.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出版，211页

⑤魏征《隋书》卷35《经籍志》，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

⑥段成式《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