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造状态的郭沫若评价模式转型论*

田富强 刘鸿明

（西安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065）

基于创造状态的郭沫若评价模式转型论*

田富强 刘鸿明

（西安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西安710065）

作为中国历史时期最富创造力的学者与作家之一，郭沫若在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文学发展史上居功至伟。在创新驱动战略成为顶层设计的历史背景下，要构建适应特定对象的评价模式，给郭沫若学术与创作的创造力以应有评价，促进大批灵感学术写作者与灵感文学创作者可持续发展。自我实现的郭沫若被严重低估，评价误区包括：定位误区、片面误区、表象误区与实用误区，这与不恰当的模糊评价模式、单一评价模式、行迹评价模式与成果评价模式攸关。公允评价处于清净境界与灵感状态、全面发展的杰出创造型人才郭沫若，必须向精准评价模式、综合评价模式、境界评价模式与状态评价模式转型。郭沫若无比丰富的人格原型，是创新机制与评价新解的源泉。评价者只有独具慧眼，才能发现郭沫若清净境界与灵感状态的真谛。

清净；灵感；状态

郭沫若研究［1-5］取得一定进展，但郭沫若评价［6-11］仍然有待深化。研究者只注意到郭沫若的灵感文学创作状态［12-15］，忽视郭沫若的灵感学术写作状态。要切实把握创造性这一核心，以郭沫若灵感学术写作状态为枢纽，认识郭沫若清净无染的生命境界与灵感创造状态，公允评价郭沫若，还郭沫若以本来面目。

一、郭沫若低估原因与悖论

郭沫若被严重低估。对郭沫若的评价与时而变，但并没有与时俱进，后出转精。对郭沫若的评价甚至有段时间达到谷底，这种报复性狂潮不恰当、不公允。郭沫若评价要走出误区，必须实现评价范式转型升级，开拓评价模式，通过境界与状态研究分析郭沫若的清净生命境界与创造性灵感学术写作状态，汲取郭沫若独特创新机制的精髓，促进创新驱动战略实现。

郭沫若人格的丰富性空前绝后。历史人物越伟大，凝聚其身的人格越丰富、越多元，越具有矛盾性。可以把历史人物的人格复杂性程度作为评判标准：历史人物越复杂，越值得长时期研究、斟酌、评价，获取教益与借鉴。郭沫若一生经历了不同的生命境界与人生状态，是很多个体的人生经历在一个生命体中的重叠与拼接。郭沫若的人格囊括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在不同情势下的不同人格，具有高度包容性；任何评价者与普通人能够具有的丰富质素，都可从郭沫若丰富的人格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郭沫若比人格高度单纯（不限方向与特质）的人更丰富，更人性化，更符合现代社会人格特征。郭沫若的人格有广谱性：很多品质的量化指标从小到大，郭沫若的人格都可具备。

郭沫若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如果删除丰富多彩的枝叶，只留下学术创作事业作树干，无疑可一眼发现他是位杰出的创造型人才。但历史有意要考验评价者的眼力与识力：郭沫若有灵感创造境界，更有丰富多彩的社会性，具有纯粹创造型人格之外的多重人格。这如果不是刻意安排，至少暗示了历史人物评价要不拘行迹，要得意忘形。清净生命境界的灵感学术写作状态成就了创造型人才郭沫若；外在环境成就了普通生命状态的郭沫若。郭沫若一身兼得清净生命境界与普通生命境界，凡圣同体，有很强迷惑性。评价郭沫若要从丰富多彩的戏剧性人生表象下抉出清净境界，这何尝不是在对评价者的人生境界、眼力与识力进行评估？

低估郭沫若的根本在于评价的表面化。郭沫若人格中有很多只能在杰出人物人格中才能发现的质素，普通人很难分享。郭沫若的低估者往往忽视这个关键点：无需在人所共有的郭沫若的普通人格质素中寻找白玉微瑕，而应着力在我们普通人不具有的杰出人格质素中寻求自我实现的不二法门。批评郭沫若为普通人所具备的白玉微瑕，实际上是批评我们芸芸众生自己；对郭沫若的清净境界与创造状态未有真切体悟，才会忽视郭沫若的杰出创造性禀赋与自我实现秘诀；只有不拘泥郭沫若的白玉微瑕，才能从郭沫若的清净境界与创造性状态中获取滋养。只看白玉微瑕，却看不到学术创新与文学创作的清净生命境界与创造状态，体现了郭沫若评价的表面化。灵感学术写作状态与灵感文学创作状态是郭沫若自我实现的心得，帮助他在一个个学术领域创作出大量优质作品，也可以解释其学术作品与其他领域的白玉微瑕。

脱离现实的郭沫若评价忽视了郭沫若创造性心理机制的特殊价值。要以创新驱动战略视角评价郭沫若，正视郭沫若创作的清净境界与创造状态，从郭沫若的创造性思想资源中汲取法益。评价历史人物是为从当世的战略性需求出发，寻找有助于实现当世战略的珍贵思想资源。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处于战略转型期，要求创作出具有世界影响的论著与作品。不仅对成果的质与量有严格要求，而且要求创造的可持续性与杰出创造型人才群体的大批量培养。创新模式转型是中国成为世界顶级创新大国的关键。郭沫若的独特创造机制具有比较优势，在大量的社会活动之余，专业或业余创作出2000万字的学术精品与文学佳构，是典型的量大、质优、快速、省时、即时的可持续创造机制。郭沫若的低估者偏离创造机制评价主线，忽视创造性富矿的发掘，不利于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与创新型人才的大批、大量、快速培养。深入开掘创新机制富矿，构建进入灵感创作状态的模式，可以大幅度提升学术研究者与文学创作者的创新水平与速度，创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典文献。

低估者没有精准把握郭沫若的创新性心理机制核心，不能解释郭沫若自我实现的深刻原因：既然对郭沫若评价很低，他何以至今仍然是不同领域无法绕过的大师？他是如何不朽的？低估郭沫若必然出现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

二、郭沫若评价误区与不当模式

郭沫若身后被严重低估与评价模式不适当有关。

（一）定位误区与模糊评价模式

分工是社会进步的指标，反映了文明水平与发展程度。在人的潜力与精力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只能要求人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相对较窄的领域深入突进，把特定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要求其在所有领域都有超常发展。按照社会分工对历史人物进行精准定位，是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郭沫若的低估者忽视其创造型人才的精准定位，聚焦非创造性领域评价郭沫若，步入定位模糊误区。

模糊评价模式不对历史人物精准定位，对所有历史人物采用相同标准一概而论。精准定位，以特定领域的高标准严格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得出准确结论。对全面发展、有巨大争议的历史人物尤其应该找准定位、精准评价。郭沫若最特出的禀赋是创造性，其他身份无不是创造性身份的衍生与从属，以创造型人才定位郭沫若，并以创造型人才的高标准严格评价郭沫若，才能给其以公允评价。郭沫若以其独创性成果与创造性心理机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尤其是后者使其无愧于杰出的历史人物。放弃创造性标准，自然会低估郭沫若。

（二）片面误区与单一评价模式

很少评价者可在郭沫若精通的所有领域学有所成，因此评价时往往只评价一点（或少数几点），不及其余；只评价自己了解的领域，因对其他方面的创造性成果无权置喙而熟视无睹。这种选择性失语看似遵循专业分工原则，却无视郭沫若对社会的全方位创造性贡献，造成对创造性伟人郭沫若的严重不公平。因为没有一个评价者能够以与评价对象等量齐观或超越郭沫若的全面造诣整体考虑郭沫若的所有创造性领域并做出全面评价，因此没有一个评价者能够客观、公正、合理、科学地全面评价郭沫若的创造性成就；评价者仅就自己有话语权的领域管窥蠡测，醉心自己所见的冰山一角。这种片面评估的单一评价模式，对特定领域而言，无可厚非，因为不能强求所有评价者都像郭沫若一样全面发展；但就具体评价对象而言，未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郭沫若的强大，并不在一隅之得，恰在宏观性的贡献：所入领域，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郭沫若的特出之处在于其兼擅的心理机制与创造性模式。一个作家，怎么要求其作品都不为过，因为就社会分工而言，作家自然应该专注创作，有所造诣。同样，一位学者，怎么要求其论著都不为高，因为就学者的本职而言，自然应该学有所成，新见迭出。但要求一位作家，能够写出彪炳史册的论文专著；未免用非所长。同样，要求一位学者，能够文采斐然，写出上佳的文学作品，也实在是强人所难。可见，要求创造性人才兼擅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是对人才的摧残。郭沫若则不然，作为作家，兼擅诸体创作；作为学者，兼擅文史研究。郭沫若的创造性心理机制的独特如果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珍稀。在创新成为社会驱动力的今日，这种兼擅型的创造性人才，十分难得。给郭沫若的这种世所罕见的创造性心理机制以充分评价，符合创新型社会建设与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郭沫若的综合性创造成果及其心理机制，对历史发展与创新社会的贡献远超在单一领域有所贡献的学者或作家。郭沫若兼通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灵感心理机制值得作为创新机制研究样本深入研究。使全面发展的郭沫若处于劣势的单维评价模式，不得不归罪于领域狭窄的评价者，也反证了郭沫若兼擅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的不可多得性。

（三）表象误区与行迹评价模式

郭沫若的严重低估者往往囿于皮相之见，只看行事与思想等行迹而忽视清净的生命境界。思想虽然内在于行为，但仍然是生命境界及其心理机制的衍生物。行迹作为生命境界的外在表象或衍生物，是时间、地点、情势、环境、情绪等诸多因素综合的产物，变动不居，反映了部分生命境界而不能完全反映生命境界。行迹往往还会歪曲反映生命境界。历史人物的自我实现往往在于独特的生命境界及其心理机制（即古人所谓的“道”），而非生命境界及其心理机制所产生的思想与行事（即行迹）。在生命境界与行迹不一致的情况下，需要选择生命境界而非行迹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郭沫若生当特殊的历史时期，郭沫若生活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剧烈的历史时期之一，受时势与环境的高压，郭沫若的生命境界与行迹悬隔很大，很难用行迹作为评价郭沫若的全部基础。

行迹评价模式根据行事与思想等生命境界的外在行迹评价历史人物；适用于生命境界及其心理机制与行迹一致的人物的评价。行迹是生命境界的衍生物，而不是生命境界本身；生命境界是人的软件系统，可以产生其他要素而不能由其他元素产生，属于元要素。行迹评价模式适用于绝大多数但非所有历史人物的评价。生命境界与行迹可以完全一致，也可以很不相同。忽视行迹与生命境界相关而不完全一致的辩证关系，以行迹评价模式评价生命境界与行迹之间存在扭曲现象的郭沫若，往往不具有客观性与科学性。

（四）实用误区与成果评价模式

创造成果评价与创造状态评价属于两种模式。重视学术成果与创作成果而忽视创造状态，往往堕入过分实用的泥淖。成果是创新机制与创造状态的成效与结果，创造状态与创新机制是创新成果的基石。创造者可以既具有高效的创新状态，又产生优质的创新性成果。鉴于成果的时代性与创造者的特殊秉性，两者往往不可兼得：一个创造者具有高效的创新机制，经常处于良好的创造状态，产生了当时领先的创新性成果；随着时移世易，成果瑕疵逐步显露；或者因量与质不可兼得，过高的创新产量降低创新成果的完美性。两者不可兼得的条件下，忽视创新机制只重视创新成果违背了创新机制与成果之间的互生规律。现代创新成果时效性很强，创新机制普及很有必要，创新机制的重要性远超创新成果的重要性。

只重创新成果而忽视创造状态的评价模式称为成果评价模式。成果往往与时俱没，不断被后来的研究超越；过分关注成果而忽视创新状态，不啻得鱼忘渔；在创新成果与创新状态不可得兼的条件下，忽视创新成果生产机制的重要性，违背创新状态与成果间的内在逻辑。与白玉微瑕的创造成果相比，郭沫若的特殊之处是其科学、可行、高产、即时、快速、优质、可持续的创造状态，郭沫若在忙于社会活动的同时，专业或业余创作了2000万字的高质量创造性成果，是鲁迅的数倍之多。要从郭沫若快速优质的创造状态与创新性机制中获得教益，有赖于评价模式转型。

三、郭沫若评价模式转型

（一）模糊评价模式向精准评价模式转型

郭沫若具有多重历史身份，在不同语境下，对其主体身份的认知不同：政治至上时代，认为郭沫若主要是社会活动家；文学复兴年代，认定郭沫若主要是文学家；在创新驱动战略下，郭沫若的学者身份又得到凸显。郭沫若以文学家身份进入历史，以学者身份获取国际性声誉，并以此步入社会活动领域。创造性心理机制是其自我实现的锁钥，创造型人才是其主体身份，文学家、学者及社会活动家只是其创造性人格的表现及衍生。发掘郭沫若作为创造型人才的独特创新心理机制的价值，才能全面理解并合理解释郭沫若的多元历史身份。

精准评价模式找准评价对象的比较优势，对其进行精准定位，忽略其不具比较优势的特质，以比较优势所在领域的评价标准为评价标准，对评价对象进行科学评价。精准定位郭沫若的创造型人才归属，聚焦郭沫若的创造机制与创造性成果，滤掉非创造性要素，以创造力作为唯一评价标准，才能给予郭沫若公允评价，避免买椟还珠。

（二）单一评价模式向综合评价模式转型

综合评价模式基于精准评价模式，要求对历史人物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的所有维度的全部价值进行综合性评价。根据综合评价模式要求，要将郭沫若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所有学术领域与创作领域进行全面评价。批评者擅长的领域再多，也很难与郭沫若全能式的创造性领域相比，很难完全覆盖郭沫若的创造性领域；造诣高度更不能望其项背。深度与广度全面缺失的先天限制使批评者很难对郭沫若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如此宏阔、造诣如此之高、创造力如此巨大的全面而杰出的人才进行高屋建瓴的全方位的有效评价。无论在其生前，还是在其身后，都无人可以胜任在所有领域全面评价他的创造性贡献的工作。因为不能客观公正全面评价郭沫若擅长的所有领域，因此才出现盲人摸象式的低估。

低估郭沫若的工作是不同领域的不同学者协同进行的，说明利用综合评价法全面评价郭沫若在不同领域的创造力，需要的评价者群体规模何等可观；更说明综合评价模式对郭沫若具有的独特优势。全面发展且各方面都有突出创造力的人，对社会的创造性贡献总量远高于其仅在某一领域做出同等水平已有创造性贡献的人，这种模式充分评价了适应社会发展、在不同领域具有巨大创造力并做出更多创造性贡献的人。没有郭沫若的学术创造，其文学创作自然也可以名家；没有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其学术创造自然也可以名家；但都远逊学者与作家兼得的郭沫若的创造总量；郭沫若是一个单纯奉献的人，不吝其才，不愿藏宝，愿意全身心无保留全数贡献给这个缺少创造力与创造性的社会，即使招来无数诽谤与非议，也在所不辞。相信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毫无保留的创造可能带来身后的聚讼纷纭是在意料之中的。郭沫若之所以选择不自缚手足，不设限，愿意悉数拿出自己的创造性成果，自然是毫无保留的坦白人格与天性中可爱的单纯奉献的气质使然。在苛责郭沫若逾越畛域的时候，如果想到这一层，就不会不平心而论，心平气和地予以恰切的评价了。

（三）行迹评价模式向境界评价模式转型

郭沫若的清净境界主要体现在学术灵感写作时的明心见性。这种清净境界既有极强的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深深服膺并值得永远追求。郭沫若的清净境界具有一定的基础［16-17］，可以从其去国十年间的写作状态中一窥秘境。郭沫若这十年的学术写作，不是普通写作状态。写作之前处于文学创作阶段，没有大量的前期积累，且所从事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文献积累与学术储备，普通写作状态很难快速写出如此大批量的超一流水准的著作。写作速度非同寻常，量大质优，限时定时，持续不间断，无不说明其处于灵感学术写作状态。这种状态的灵明清净与明心见性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揭示了使郭沫若在中国历史上处于卓越地位的独特生命境界。灵感学术写作使郭沫若自我净化，超尘脱俗。回国后郭沫若的社会影响力剧增，备受瞩目，在社会活动中发挥巨大作用。郭沫若比常人具有更为显著的脱胎换骨特质。灵感学术写作时期郭沫若变化最大，却最容易被忽视。灵感学术写作的清净生命境界，确立郭沫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生命境界是评价自我实现者的重要维度。境界评价模式根据生命境界评价历史人物。境界与行迹之间关系复杂：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差别性，既具有相关性又具有不确定性。境界评价模式对郭沫若这样行迹与境界有霄壤之别且容易引起争议的历史人物最适合。拨开纷繁复杂的行迹表象，得真意忘形迹，分析郭沫若弥足珍贵的创造性生命境界，还郭沫若以清净的本来面目。

（四）成果评价模式向状态评价模式转型

评鱼不如学渔，要更多关注郭沫若的学术创造机制与创造状态，而不对其学术创造成果锱铢必较，吹毛求疵。郭沫若学术成果见仁见智，要更深一步领会并借鉴研究成果所从出的灵感学术写作状态，通过保任这一创造状态构建灵感学术写作模式。

通过创造心理机制，而不拘泥于创造性成果，评价创造型人才的评价模式称之为状态评价模式，适用于评价创造型人才的创造性心理机制与状态。创新时代，愈加凸显状态评价模式的重要性。创造性状态具有公认标准，状态评价模式科学性与客观性较强。郭沫若的创造性学术灵感创作状态比其创造性成果对当前的创新型社会建设意义更为重大。利用状态评价模式，发掘郭沫若的灵感学术写作状态，对培养能够持续创作大批量原创性成果的创新性人才大有裨益。创造状态决定了创造性成果，关注创造性心理机制，促进创造者的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最大限度发掘整个社会的创新潜质。状态评价模式可兼顾成果，但不依赖成果。创造性人生状态是明眼人一生不辞劳苦、不懈追求的极高状态，不易捉摸、不可思议。

状态评价被忽视，有深刻原因。首先，处于创造性状态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暴露自己的状态，这是创造性状态可持续存在的逻辑决定的。炫耀或暴露状态会使其失去创造性状态。创造性状态研究十分困难。其次，评价者很少处于创造性状态，状态评价模式很难采用与普及。第三，状态评价范式的使用过程比较复杂。评价者必须是明眼人，处于创造性状态，能以自身的创造性状态为衡量工具，与评价对象互勘互证。

郭沫若评价采用状态评价模式的原因是：一是郭沫若创造成果量大，时间精力有限，来不及仔细修改灵感写作成果，未免白玉微瑕；二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成果会被后来者超越；三是有利于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郭沫若留给后世的核心遗产与其说是规模宏大的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毋宁说是通过大量优质作品示现了创造状态，即灵感学术写作与灵感文学创作心理机制。

四、重新评价郭沫若及其启示

（一）郭沫若评价新突破

郭沫若是得意忘形之人。在内在境界与外在规范之间，郭沫若有意无意选择遵从清净生命境界与创造性状态的律令，而有意无意忽视甚至违背外在戒律。这是郭沫若的高明之处，也是郭沫若饱受争议的内在逻辑。郭沫若一生特别是去国十年及其以后，生活在清净的创造性境界之中，具有明显的得意忘形特质：得灵感写作真意，忘世俗凡我之形。郭沫若的内在清净状态与外在环境格格不入。以普通行迹标准要求郭沫若不免方枘圆凿。要使一个人受命于灵感学术写作状态、灵感文学创作状态与现实状态等三种律令的制约之下而能运用自如，只有郭沫若、庞加莱、张衡等少数人能够做到。郭沫若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可能是做得尽可能好的人之一。

郭沫若内外相差悬殊。郭沫若外在表象入世随俗，内在境界高远清净，内外差距很大。就表象只能看到郭沫若的丰富人格；从状态与境界可以看到郭沫若的卓越气质。忽视清净境界与创造状态，郭沫若自然会被严重低估。

郭沫若形象具有包容性、典型性与永恒性。郭沫若是20世纪的历史人物，但不仅属于20世纪。郭沫若形象的普世性、丰富性与多元性，使其蕴含着从最普通的人到最杰出的人之间最广泛的人格序列，任何人，无论智愚、显隐，都可在郭沫若形象中获得共鸣。郭沫若形象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永恒的人格原型之一。

郭沫若形象具有折射性、多解性与时代性。人生境界与评价结果高度相关。从什么境界出发，看到郭沫若什么样的行迹，发现郭沫若处于什么境界。郭沫若评价结果折射出评价者的境界。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格：有一千个评价者，就有一千个郭沫若。郭沫若人格的丰富性，为评价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使郭沫若研究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可能有定论，永远都会新见迭出：郭沫若的创造性汩汩不绝，郭沫若评价新解源源不断。

（二）重新评价郭沫若

1.郭沫若的精准定位是创造型人才

低估者未必没有看到郭沫若的文学灵感创作状态，却往往看不到郭沫若强大的学术灵感状态，因此往往未给郭沫若的灵感状态以充分评价。郭沫若的灵感状态浸透整个生命历程，创造性主导全部职业生涯。如果不是经常处于灵感状态，郭沫若的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会大为逊色。社会活动与其他事务虽然占据郭沫若的绝大多数时间，但郭沫若成为社会活动家的原因却是基于创造性成就。郭沫若降低外在环境对内在境界的影响与干扰，将更多精力用于创造性活动，降低状态转换成本与心理能量损耗。为了生产尽可能多的创造性成果，郭沫若不愿迎合外在环境，不惜以被低估为代价。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熟知历史评价标准，对此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郭沫若深思熟虑后的清醒选择：将尽可能多的时间用于灵感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尽可能减少处于普通状态的时间，顾不得遵从外在的清规，以牺牲外在世界的清誉，换得更多创造性成果——这如果不是有意为之，至少也是不得不然的苦心选择。其间得失，以郭沫若的无上智慧，自会了然于心。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最大潜能在原创性事业。被严重低估的郭沫若的人生看似悲剧，实际上是智慧抉择的圆满喜剧。郭沫若何尝没有规划过自己人生戏剧的脚本，他以自己的方式成就盛名，融合了历史学家与戏剧家的智慧。

2.综合评价郭沫若的全部创造领域

郭沫若在诸多领域做出不可比拟的成就，相当于很多杰出人物的成就总量。作为杰出人才，郭沫若清楚自己的伟大使命，深知灵感状态倏忽即逝，理智选择遵从并守护灵感状态，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原创性成果，增加社会总体利益。他以夸父逐日的浩气和精卫填海的勇气从事低估者看来不可能的事业，并因此招来非议。郭沫若从不停息的领域开拓与学术创新及文学创作，既彰显一代人杰的过人精力，更彰显了人人本具的灵感境界的惊人潜质。

3.郭沫若的学术写作境界无比清净

处于长期灵感学术写作状态的郭沫若具有清净的生命境界。郭沫若去国十年，自我磨砺，内在境界与外在环境契合，向内寻求无上境界，最大限度提升自我，真正实现凤凰涅槃［18］。独居海外，郭沫若经历外在的巨大压力，更经历心灵的浴火重生，在重重磨难下实现生命境界与人生状态的转型升级，锻造出全新人格。郭沫若的灵感学术写作状态清净无染，据此推测去国十年之前的境界依然清净。郭沫若内外悬隔：表象只为因应丰富多彩的外在世界，内心保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净。外在随俗与内心出世的高明境界，只有郭沫若能够得兼；饱受争议而在所不辞，为人诟病而坦然处之，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4.推广郭沫若的灵感学术写作状态

郭沫若看似率意为之的抉择饱含深意：以身说法，向世人昭示自己曾经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灵感学术与文学写作境界，昭示了这种境界的无上创造力。郭沫若明白一个精微的道理：状态优于成果；但状态不能留下，成果却可以留下；留下不可能留下的灵感状态的唯一法宝是留下在灵感状态下创造的成果——即使这些成果不无瑕疵；留下的成果丰硕无比，可以昭示来者——只有这种状态才可能产出无比丰厚的成果，必然启迪后来者寻觅这种曾成就郭沫若的灵感状态。

灵感状态是郭沫若的创造性本色，可以用其解释郭沫若一生的很多矛盾：郭沫若大批、高质的学术与文学作品的杰出成就与其生命状态相关，其瑕疵同样如此；郭沫若不同凡俗的外在表现与其生命状态相关，其入世同俗的性格特质同样如此。研究郭沫若的创造性状态是解开郭沫若悖论的钥匙。

（责任编辑：廖久明）

参考资料：

［1］左鹏军.顾佛影剧中的郭沫若及相关史事辨析［J］.学术研究，2016，02：157-161.

［2］张勇.郭沫若早期学医、翻译和创作关系的考释［J］.鲁迅研究月刊，2015，06：70-77+80.

［3］刘悦坦.仪式：郭沫若的“精神基因”［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142-147.

［4］李斌.“走向世界的郭沫若与郭沫若研究”学术会议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02：215-219.

［5］秦川，侯彤.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郭沫若论辩［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77-83.

［6］雷文学.论郭沫若没有深入理解泛神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134-138+156.

［7］魏建.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6-12+2.

［8］李怡.隔岸的观看—台湾郭沫若研究一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9：171-181.

［9］王本朝.在时代的风陵渡口：郭沫若与现代中国的权势转移［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2：128-133.

［10］崔民选.关于郭沫若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J］.郭沫若学刊，2012，04：6-9.

［11］贾振勇.回归本相：郭沫若研究存在的问题、挑战与可能［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62-68.

［12］卿启富.郭沫若诗歌创作灵感探秘［J］.龙江社会科学，1995，06：68-72.

［13］蔡震.论郭沫若的灵感思维［J］.郭沫若学刊，1988，02：47-52+27.

［14］兰棣之.黑牡丹与诗的灵感——谈郭沫若早期新诗中的科学色彩［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01：181-193.

［15］傅正谷.郭沫若论诗的灵感［J］.社会科学，1984，02：66-71.

［16］雷业洪.“郭沫若静坐论”初探［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02：21-26.

［17］申东城.王阳明心学与早年郭沫若同苏轼思想的承变关系研究［J］.郭沫若学刊，2015，01：25-32.

［18］刘悦坦.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重新解读《凤凰涅槃》［J］.东岳论丛，2015，04：59-65.

中国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符：A1003-7225（2016）03-0035-06

*本文为2015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立项课题：学术创意写作初探：以郭沫若为例（GY2015A01）；2015西安文理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工商管理重点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模式转型”。

2016-04-18

田富强（1972-），男，陕西人，博士，西安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