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理论体系述论

郭青林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理论体系述论

郭青林*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具有诗歌史论性质，隐含着一个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以及诗歌史评构成一个潜在的诗歌史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以历代诗家诗论和桐城前辈诗学为基础，以王士祯、姚鼐二人诗歌选本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受儒学正统思想的制约，这种理论体系是有其局限性的；其意义有二，一是标志着桐城派诗歌史理论体系的完成，二是具有桐城文派的思致，是对传统诗歌史理论的深刻总结和重要发展。

桐城派；方东树；昭昧詹言；诗歌史论

作为桐城派名家之一，方东树的诗学著作《昭昧詹言》历来深受学界所关注，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总的来看，学界对该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诗学理论的阐发以及方东树对诗歌史上重要诗家的接受，而鲜有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根据《昭昧詹言》以体为经、以时为纬的著述体例以及现代文学史学理论来看，《昭昧詹言》实际上是方东树以其诗歌观念、诗歌史观为指导进行诗歌史批评的一部诗歌史论性著作，其中隐含着一个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以及诗歌史批评构成的、一个潜在的、从观念认知到诗学实践并具有鲜明的诗学倾向的诗歌史理论体系，这种体系的内在逻辑贯穿在方东树整个诗歌史批评过程之中，我们从方东树关于诗歌典范的批评中，时时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这种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二，一是历代诗家的诗论，二是桐城前辈诗学。自桐城诗派而言，其诗学自姚范始创[1](P364)，中经刘大櫆、姚鼐的发明，至方东树的详细推阐才具体而彰。对姚范、刘大櫆、姚鼐，方东树认为是近代真知诗文者，[2](P46)对他们的诗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深入的了解，故其诗歌史理论体系也正是以他们的诗学思想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如果从方东树治学历程来看，方东树曾给姚范校勘著作、对其诗学著述较为熟悉，而姚鼐与方东树之间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方东树的诗歌史理论当以受二姚影响为深。又，方东树诗歌史论的文本载体是《昭昧詹言》，而该书是方东树在以王士祯《古诗选》、姚鼐的《今体诗钞》为主，兼参刘大櫆《唐诗正宗》《历朝诗约选》等选本的基础上著述而成，可以视为对王、姚二人诗歌选本的典范化的导读。[3]方东树的诗歌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当与王、姚二人诗歌选本批评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文主要分析方东树对历代诗家诗论的接受，姚范、姚鼐及其与王士祯诗歌选本批评与方东树诗歌史论之关系，以此揭示方东树诗歌史论体系形成过程及其意义。

一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二十一，以附论的形式专论“诸家诗话”，自述云：“昔之论诗者众矣，然其言亦互有得失。今略采其言之尤雅而可为要约者若干条于左间，亦附按语以订正之。”[2](P470)可见，方东树对历代诸家诗论不仅熟悉，而且有着自己的判断。从其所论诗家来看，自南朝钟嵘至清代沈德潜，其间重要诗家诗论大体涉及，除钟嵘、沈德潜外，如皎然、司空图、齐己、姜夔、严羽、吕本中、王世贞、陆时雍、谢榛等等，所评诸家以明清诗家为多，其中又以沈德潜的诗论为最多，几乎占全部诗话的四分之一。而从其摘录诸条来看，又以论诗法为多，亦有论诗歌风格和诗歌流变的，可知方东树论诗确有注重诗法之倾向。对所录诸条，在他看来凡是“雅”的，即是正确的，都直接引入，故这些也可以视为方东树诗学思想之组成部分，凡是不“雅”的，即有不正确的地方，都以按语的方式加以纠正，如：

范德机云：实字多则健，虚字多则弱。愚谓此亦不然，如杜《送郑广文》、《东阁官梅》，李义山《隋宫》，曲折顿挫，全以虚为用。先子评义山《茂陵》诗曰“藏锋敛锷于宏音壮采之中，七律无此法门。不善学者，便入痴肥一派。”以言用实字之佳处。然树以义山此诗，仍赖数虚字拨掉，不全用实字也。[2](P473)

他摘录范梈论诗中多用实字、虚字之语，然后加以纠正，认为范梈此话不对，并举杜甫、李商隐诗为例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在纠正前人之语的同时，往往加以发挥，如此处方东树对其父方绩评李商隐《茂陵》诗亦有评论，认为此诗用实字固然可佳，但虚字不可或缺。又如其摘录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论诗语：

斯文盛于汉、魏，衰于齐梁。树按：杜公有云“纵使王杨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又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公有意屈、宋当攀，但不可沿其流弊，至为齐、梁耳；始终薄齐、梁，言王、杨尚不至此。又论杜公无美不备，有窥其一二，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体者乎！由表臣之言，则李及韩、苏，实皆未能及也。[2](P489)

方东树以张表臣“斯文盛于汉、魏，衰于齐梁”为基础，对杜甫诗句加以评论，指出其诗旨所在。由张表臣论学杜之语，论李白、韩愈、苏轼诗均不及杜甫诗。诸如此类附加按语的摘录还有许多，兹不赘举。

至此可知，方东树的诗歌观念、诗歌史观以及诗歌史批评都与他对历代诗学思想的思考是分不开的，历代诸家诗论是方东树诗歌史论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换言之，方东树的诗歌史论吸取了历代诸家诗论思想，可视为对中国传统诗学史的一定程度的总结。较之历代诗家诗论，桐城前辈的诗学对方东树的影响更为直接，其中又以姚范、姚鼐的影响为主要。

姚范，字南菁，号姜坞，姚鼐的伯父，著作有《援鹑堂笔记》《援鹑堂诗集》等，被钱锺书视为桐城诗派的开创者。其诗学思想主要见诸《援鹑堂笔记》，书中对《文选》、《楚辞》、王士祯《古诗选》、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乃至元、明诗等都有评论。方东树曾给此书作过校勘，并在校勘之后常附按语加以发挥，如：

韩昌黎《石鼓歌》，阮亭尝云：“杜《李潮八分歌》不及韩、苏《石鼓歌》壮伟可喜。”余谓少陵此诗不及二百字而往复顿挫，一出一入，竟抵烟波老境，岂他人所易到。

树按：往时海峰先生言东坡石鼓诗，如不能胜韩必不作。今观之，但奇恣使才为佳耳，胜韩未也。以校杜《八分歌》则益为冗长。阮亭乃谓杜不及之，岂知言乎？[4](卷四十)

方东树发挥姚范之意，认为苏东坡石鼓诗不仅不及杜甫，也不如韩愈。可见方东树对姚范诗学思想极为了解。他曾云：“姜坞所论，极超诣深微，可谓得三昧真筌，直与古作者通魂授意。”[2](P46)对姚范论诗见解极其信服，故在其诗歌史批评中多加援引*仅以《昭昧詹言》卷一为例，直接援引姚范之语共有11则之多，见第10、43、60、77、83、87、101、111、112、128、137诸则。，兹举数例：

姜坞先生曰：“字句章法，文之浅者，然神气体势，皆因之而见。又曰：“凡文字贵持重，不可太近飒丽，恐流于轻便快利之习。故文字轻便快利，便不入古。总说仙才，便有此病。太白、东坡，皆有此患。”按：此皆精识造微之论。[2](P15)

又曰：“昌黎作序原由，能简洁，而文法硬札高古。”余以此言移之于诗，如杜公、陶、谢皆然。而汉、魏、阮公，尤错综变化不见迹，及寻其意绪，又莫不有归宿。每见小才说一事，非平铺挨叙，冗絮可憎，即缺略无头绪，寻其意脉，不得明了。[2](P22)

姜坞先生曰：“公干气紧；仲宣局面阔大。”[2](P34)

方东树对姚范诗学论诗之语或直接援引当作己论，或引之发挥己说。此数则中第一则论字句章法之重要，兼论诗人诗作；第二则将姚范论文之语移之论诗，认为汉、魏、阮、陶、谢、杜诸诗既意绪简洁，又文法硬札高古；第三则论诗人诗作。据此可知，姚范的诗学批评是方东树诗歌史批评的一重要思想资源，方东树对诗歌史上诸家典范的批评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姚范的观点，如方东树论黄庭坚七古创作时云“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而不可食之意。”[2](P313)就是来自姚范对黄庭坚的批评。*见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道光乙未刊本。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二，直接援引，只改动个别词，但并未指明是姚范语。

姚鼐是方东树业师，他对方东树诗学批评的影响要比其伯父姚范远为深广。仅从诗歌史论角度言之，姚鼐对方东树的影响，一是其诗歌史观形成，二是其诗歌史批评标准的确立。对诗歌史观，姚鼐曾云：

文章之事，欲能开新境，专于正者，其境易穷，而佳处易为古人所掩。近人不知诗有正体，但读后人集，体格卑卑，务求新而入纤俗，斯固可憎厌！而守正不知变者，则亦不免于隘也！(《与石甫侄孙》)[5](P82)

近人每云作诗不可摹拟，此似高而实欺人之言也！学诗文不摹拟，何以得入？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镕铸古人，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譬如学字而不临帖，可乎？(《与伯昂从侄孙》)[5](P77)

他强调为文为诗要能“开新境”，不能“专于正者”即“守正不知变”，否则，只能是摹拟而不能创新。反之，只务求新(即“变”)却因不知“正体”而成纤俗，则更为可憎。“摹拟”是学诗之主要门径，要先“逼似”古人，然后再追求“脱化”，不能本末倒置。如此，才能“熔铸古人，自成一体”。概而言之，即方东树所云：“知正知奇，善因善创。”[6](卷六)可见，方东树的诗歌史观正是源于姚鼐。

古之善为诗者，不自命为诗人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而偶发之于诗，则诗与为高广且远焉，故曰善为诗人也。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子瞻、黄鲁直之伦，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捨而仅谓之一诗人耳，此数君子所甘哉？志在于为诗人而已，为之虽工，其诗则卑则且小矣。余执此以衡古人之诗之高下，亦以论今天下之为诗者。[7](P50)

姚鼐审视整个诗歌史，认为善于作诗的人，其胸襟高、广、远，诗自其胸襟出，故也高、广、远。而“胸襟所蓄”不外乎“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因此，作诗者当开阔自己的胸襟，不能只成“诗人”而已。此论不过是将前人旧说翻新而已，自是理学家眼光。但是，这里姚鼐提出其一重要的批评观点，即将诗人的道德修养作为衡量古今诗歌的批评标准，并且列举出相应的诗歌典范，且这些诗歌典范均在方东树的诗歌史之列，故也是方东树诗歌史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此外，姚鼐在给鲍双五的信中曾云：“然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5](P33)将“镕铸唐宋”作为自己的论诗宗旨，并在其诗歌选本《今体诗钞》中加以贯彻。在方东树的诗歌史论中，其对诗歌典范的选择也是唐宋兼取，也体现了这一宗旨。

可见，方东树的诗歌史理论的形成与其对姚范、姚鼐的诗学思想的吸收是分不开的。姚范、姚鼐对方东树诗学思想的导引、授受是方东树诗歌观念、诗歌史观形成的主导因素。除姚范、姚鼐外，刘大櫆、方绩的诗学思想也是方东树诗歌史理论的重要资源。刘大櫆论文主张多与姚范相合，方东树在《援鹑堂笔记》之“文史谈艺”中曾云：“东树按：以上自‘文章高下’论文四十七则，皆言文之深趣奥旨，可与韩、柳、李习之、苏明允、朱子、归熙甫诸贤之语相印，可所谓正法眼藏也。以树少时所闻内多海峰刘先生语，然先生与刘先生同术相友善，或识论素合，今不可辩。政如朱子《四子集注》取明道、伊川语，但题程子不复区别，以其道之同，即一家言也。刘先生有《论文偶记》刊行于世，要其绪言余论尚多不尽刻编。”[4](卷四十四)方东树对刘大櫆诗文思想的了解由此可见一斑，其创作论上的对创作主体“别有能事”的申说，正是本自刘大櫆“文人之能事”论。方东树父亲方绩对诗歌史上诗人诗作的评论对其诗歌史批评有着重要影响，如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九中对李商隐的批评，引方绩语就有十余处。[2](P433)

二

姚鼐《今体诗钞》、王士祯的《古诗选》是桐城派家塾教本，姚鼐曾云：“吾向教后学学诗，只用王亭阮五七言古诗钞”，[5](P38)“但就愚《今体诗抄》，更追求古人佳处。时以己作与相比较，自日见增长。”[5](P19)姚鼐常用这两本书教后进，方东树亦用此课徒授孙，故传播广泛，影响甚巨，桐城诗学能自成一派与这两诗歌选本的流传分不开的。方东树为推阐师说，在姚、王选本基础上运用古文评点之法加以评论，著成《昭昧詹言》一书，阐发诗学奥旨，对扩大桐城诗学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方东树诗歌史论体系的形成，当与这两选的诗学思想紧密相关。

姚鼐在《今体诗钞》序目中云：

天下之是非，有不可得而淆也，而人以己意决之，则不能不清，其不淆者必其当于人心之公意者也。人心之公意虽其具于人人，而当其始无一人发之，则人人之公意不见，苟发之而同者会矣！论诗于渔洋之古诗钞，可谓当人心之公者也。吾惜其论止古体而不及今体。至今日而为今体者，纷纭岐出，多趋伪谬，风雅之道日衰。……吾观渔洋所取舍，亦时有不尽当吾心者，要其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学，导启后进，则亦足矣！其小小异同，嗜好之情，虽公者不能无偏也。今吾亦自奋室中之说，前未必尽合于渔洋，后未必尽当于学者，然而存古人之正轨，以正雅祛邪，则吾说有必不可易者，世之君子其亦以揽其大者求之。[8](序目)

此论主要是交代著此书之缘由，一是辨诗学之是非，发扬公意；二是继承王渔洋遗志，补其《古诗选》不录今体之缺，以此“存古人之正轨，以正祛邪”，“维持诗学，导启后进”。故其《今体诗钞》所选诸诗，均为诗之“正体”，选择标准是“正雅”。按此标准他分别就五言今体、七言今体选择诗歌典范。对五言今体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不评，故《今体诗钞》对方东树诗歌史论的影响主要在七言今体。

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在诗歌典范的选择和批评上。姚鼐以“正雅”为标准对七言今体(七律)依时代先后选择了相应的典范，并在《序目》和书中间或对个别诗歌略作评点，方东树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取，作为自己诗歌史论的阐述对象。方东树七律诗歌史论所论诸家均是姚鼐的选择重点，入选篇数较多，方东树则以评注的方式将体现在这些诗歌典范中的姚鼐思想以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并作了发挥，以使典范意义更完整。如姚鼐在《今体诗钞》选王维七律十一首，意在肯定：“右丞七律，能备三十二相，而意兴超远，有虽对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宜独冠盛唐诸公。”[8](序目)这十一首方东树均作评点，并对姚鼐之意进行发挥：

辋川于诗，亦称一祖。然比之杜公，真如维摩之于如来，确然别为一派。寻其所至，只是以兴象超远，浑然元气，为后人所莫及；高华精警，极声色之宗，而不落人间声色，所以可贵。然愚乃不喜之，以其无血气性情也。譬如绛阙仙官，非不尊贵，而于世无益；……但以资于馆阁词人，酝酿句法，以为应制之用，诚为好手耳。[2](P387)

辋川叙题细密不漏，又能设色取景，虚实布置，一一如画，如今科举作墨卷相似，诚万选之技也。[2](P387)

方东树肯定王诗“兴象超远，浑然元气，为后人所莫及；高华精警，极声色之宗，而不落人间声色，所以可贵。” 是对姚鼐“备三十二种相”“意兴超远”之具体描述。而说王诗“无血气性情”“于世无益”则是对姚鼐“虽对荣观，燕处超然之意”的发挥了。不同的是姚鼐无贬斥之意，而他则有不满之心。至于说王诗叙题、设色取景、虚实布置等则是明其可供借鉴之处。方东树之所以推崇王维七律，认为是“二派”之一，主要是因为其诗有着“万选之技”。方东树对姚鼐诗学批评不尽一致，换言之，方东树有时是对姚鼐批评的纠正，如对陆游七律的看法，姚鼐认为：“放翁激发忠愤，横极才力，上法子美，下揽子瞻，裁制既富，变境亦多，其七律固为南渡后第一人。”[8](序目)列入专卷示范。方东树对陆游七律的评点，则放在“补遗”中，未置专卷进行评论，并且对其评点均作略评，以为其诗有滑易之病，可见其态度较之其师为异。姚鼐所选均是陆诗之“正”，均可作典范，而方东树则在批评中就以为其中有些诗有流易之病，故有录而不当之意，但又不能明言，只能借批评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以示学者须慎取陆之七律。

王士祯《古诗选》专录古体，虽然被用作桐城教本，但王士祯并非桐城一派，故其所录不尽合桐城派诗学思想。姚鼐在《今体诗钞》序中就指出：“吾观渔洋所取舍，亦时有不尽当吾心者，要其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学，导启后进，则亦足矣！其小小异同，嗜好之情，虽公者不能无偏也。”[8](序目)王士祯论诗本其“神韵”一说，故其诗歌选本，当体现其这一观点。而桐城派则主张“诗文一理”“道与艺合”，与其有所不通，实是必然。这里尚需指出，刘大櫆曾编有《历朝诗约选》《盛唐诗选》《唐诗正宗》等诗歌选本，曾师事刘大櫆的姚鼐因何不用其师诗歌选本作为家孰教材，而选用与其诗学思想差异较大的王士祯的《古诗选》？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刘大櫆所选，或如《盛唐诗选》，只限于唐，或如《历朝诗约选》，肤廓不精，不见旨归。*钱锺书在论及“桐城诗派”诗时指出：“《约选》无序例，泛滥已甚，不知家法何所徵。当时吴挚甫怂慂萧敬甫校刻此书，而于海峰选政极不满，屡言其鉴裁不精，似以明清两朝为主，斥其妄删古人；又谓不得刘之意指所在；且谓刘自作诗，有客气俗气，远不如姚之功深养到。观挚甫《尺牍》卷二上下与敬甫三札可知。”见《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67页。二是刘大櫆之选本影响不及王士祯之广泛，王士祯位高权重，曾作为康熙诗坛“一代盟主”，而身为布衣，仅以文名的刘大櫆自然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对王士祯，方东树云：“阮亭标举神韵，固为雅音，然亦由才气局拘，不能包罗，故不喜《中州集》。此杜公所讥‘未掣鲸鱼碧海中’中者也。”[2](P45)《中州集》乃金人元好问所编金人诗歌总集，因其“大致主于藉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9](卷一八八)与王士祯论诗旨趣相反，故为王士祯所不喜。方东树说其“才气局拘，不能包罗”意即指其论诗偏执“神韵”一格之特点。对此，方东树又云：

若王阮亭论诗，止于掇章称咏而已，徒赏其一二佳篇佳句，不论其人为何如，又安问其成为何如也？此何与于诗教也？(“诗教也”下抄有“矧其于章句文法又复无所究明乎”。)[2](P6)

因为王士祯论诗只是为了“掇章称咏”，而不知从“知人论世”出发，故其所编选本有所不足：

若夫古人所处之时，所值之事，及作诗之岁月，必合前后考之而始可见。如阮公、陶公、谢公，苟不知其世，不考其次，则于其语句之妙，反若曼羡无谓；何由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精神之妙”下抄有“吾故曰，观昭明、王阮亭编诗，知于此事未尝有知，止于掇章津咏而已。”)乎？故吾于陶公、谢公，皆依事大概，移易前后题目编次，俾其语意诸事明晓，而后得以领其妙，及其语言之次第。[2](P6)

王士祯的《古诗选》不仅编排上有不当之处，而且其诗歌典范的选择也有不当，如他在批评阮籍诗时，就以为：

《清露为凝霜》凡此等篇，不必不佳，然无深妙，即不必选。故吾曰阮亭于兹道，未有所解也。余拟于阮亭选去十二首，别增数首。[2](P92)

古人诗文，无不一意到底。然如此又恐平钝，故贵妙有章法。此两说皆学诗微言也，学者毋忽。《木槿篇》章法略同此，然词与意皆无奇，可以不选。[2](P93)

同姚鼐的《今体诗钞》一样，王士祯《古诗选》对方东树的诗歌史论的影响也在诗歌典范的选择和批评上，但不同的是，姚鼐与方东树的诗学思想一脉相传，大体一致，故方东树对姚鼐所选诗歌典范的取舍多是继承或发挥姚鼐的诗学观点；而王士祯与方东树诗学思想相差甚大，故方东树对王士祯《古诗选》所选的诗歌典范的取舍则多是修正王士祯的诗学观点。如姚鼐在给管同的信中曾云：“盖阮亭诗法，五古只以谢宣城为宗，七古只以东坡为宗；贤今所宗，当正以李、杜耳，越阮亭一层。”[5](P38)王士祯五古以谢朓为宗，其诗多选，而杜甫、韩愈则一篇未选；七古以苏轼为宗，选其诗较多，而方东树以为“古诗以汉魏为宗”“杜韩立极”，七古以李白、杜甫为宗，苏轼、韩愈则为二祖。王士祯与方东树诗歌史论的不同，正是因为其诗歌观念有别。

三

综而言之，方东树是以姚鼐的《今体诗钞》和王士祯的《古诗选》为基础，以自己诗歌观念为依据对姚、王诗歌典范重新加以选择，并以其诗歌史观重新加以组织，运用自己的诗歌观念对之进行批评，最终形成自己的诗歌史理论体系。其中融合了方东树对桐城前辈诗学思想的反思，此由其对姚鼐诗学思想的修正可见一斑。方东树自诩为“卫道”者，这种身份定位使得其诗歌观念具有浓厚的儒学正统色彩。他坚持儒家诗学的“言志”观念和诗教精神，在诗学取向上崇真黜伪、崇雅贬俗，体现桐城派古文“雅洁”之审美趣味和文以载道观念的影响，因此，以其诗歌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诗歌史理论体系必然被儒学正统思想所左右，尽管其诗歌史观上具有尚变的倾向，但这种“变”前提是“合”，要求“变而不失其正”，在基本思想上是倡导以“正”制“变”，故其对诗学史上偏离正统、锐意革新的诗家自然排斥，《昭昧詹言》中视姜夔、袁立夫、袁枚、赵翼等诗家为“粗才”，对之大加挞伐即是此故。理论视角不够开阔，使得其对诗歌史一些重要诗家的批评有矫枉过正之弊。典型的如南宋的陆游，陆早岁诗学江西，后突破江西诗派藩篱，转向自然山水和社会环境中寻找诗情。方东树以为其作诗能突破江西诗派诗法的拘束是对的，但这种突破不是对古人诗法的彻底抛弃，而应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此，当陆游转向山水自然和社会阅历寻觅作诗灵感时，他却认为其诗“多强为之作”，有“矜持虚憍”之病。方东树的诗歌史理论奠定了桐城派诗歌史的批评基调，其所显现的局限性是桐城派诗学日益趋于保守、自闭的重要体现，深刻影响了与之有着密切精神联系的宋诗派、同光体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主张，后期的宋诗派、同光体诗家日渐衰微与其延续桐城诗派理论的缺陷不无关系。

方东树的诗歌史理论虽有其不足，但却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方东树的诗歌史理论隐含着的是一个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和诗歌史批评构成的潜在性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建立是方东树综合桐城前辈诗学思想的结果，故可视为桐城诗派的诗歌史理论体系。如自桐城派诗学史角度言之，从桐城派诗学的发轫者姚范至三祖姚鼐，他们的诗学批评中多注重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论，对诗歌史评论则甚少。刘大櫆《历朝诗约选》不见序例，且肤廓、泛滥，不见旨归，姚鼐在其诗歌选本《今体诗钞》序目中虽有对所选诸家创作有所批评，兼及诗歌创作的因革，但也只是提纲性质的评点，且只限于今体。因此，真正较为全面、系统地形成诗歌史理论体系的是方东树，换句话说，桐城派诗歌史理论体系完成者是方东树，这是方东树对桐城派诗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就整个诗学史而言，明清两代是传统诗歌史理论的总结时期，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诗学著作如许学夷的《诗源辩体》和叶燮的《原诗》，可以说是对传统诗歌史理论的总结。如细析之，二者虽持论系统，但多引而不析，终停留在摘句批评层面，缺少系统完整的、具体入微的作品分析，理论与作品结合深度有限。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却破此常规，它将理论阐释与作品分析深度结合，将传统诗学中源流正变理论与创作上的通变思想贯通在一起，先明正变，后晓通变，成为桐城派学诗者指导性著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品格。方东树在《昭昧詹言》附录诸家诗话中对许、叶二氏虽未点评，但并不意味着其对二人诗学思想概无所知。许学夷对诗体源流正变的推究，与方东树“诗体正变”说精神相通，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对五古、七古、七律体制及源流的评论多与其一致。叶燮关于“诗歌源流本末正变”的认识以及诗歌创作中的继承和创新的论述也与方东树“诗体正变”说、“通变”论倾向大体一致。因此，方东树的诗歌史理论体系实际是继许、叶二人之后再度对中国传统诗歌史理论进行的深刻总结。这种总结虽因诗歌观念的不同而有其不足，但自有其创新之处，即方东树是以桐城古文理论的视角来诠释整个诗歌史的，他对诗歌诗史的批评采用的基本模式是“以文论诗”。故而，他对传统诗歌史理论总结又带有桐城文派的思致，这是有其独特性的，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诗歌史理论的重要发展或补充，这是方东树诗歌史理论体系又一重要意义所在。

[1]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杨淑华.方东树《昭昧詹言》及其诗学定位[D].台湾:成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4]姚范.援鹑堂笔记[M].道光乙未刊本.

[5]姚鼐.姚惜抱尺牍[M].龚复初，标点，何铭，校阅.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

[6]方东树.考槃集文录[M].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7]姚鼐.荷塘诗集序.惜抱轩诗文集[M].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姚鼐.今体诗钞[M].曹光甫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四库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3.

责任编辑 李剑波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方东树诗歌史论研究”(SK2015384)阶段成果。

郭青林(1974— )，男，安徽庐江人，文学博士，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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