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李杜比较述评

张 寒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明代李杜比较述评

张 寒*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明代李杜比较既有延续唐宋以来的李杜优劣论的观点，也有受复古思潮与辨体观念的影响，在评论的内容上侧重于对二公诗歌体裁与艺术特色的比较，认为李杜各有所长，不可以优劣而论的观点，并且对二公诗歌的瑕瑜之处不加回护。明人在评论的形式上由感性形象的比较逐渐过渡到抽象概念的辨析。此外，明人还在探寻诗歌流变的过程中，对李杜在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重作审视。

明诗话；李杜；优劣论；殊别论；并称论

自中唐诗人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文出，李白与杜甫的比较便成为历代读者所关注的焦点。李杜在不同时期读者心中地位的沉浮变化，不仅反映了读者个体之间思想与审美的差异，也体现了时代思潮与审美趣味的变迁。明人的李杜比较既有对唐宋以来观点的延续部分，也有在复古、拟古思潮的影响下，对前人论说或为拓展或另有发明的部分。

一 明代李杜优劣论

评价李杜诗歌优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评价的目的与标准。开抑李扬杜之先河的是中唐诗人元稹，他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采用了中国传统墓志借宾定主的撰写手法，分别比较了李白与杜甫的乐府诗与律诗，认为李不能历杜之藩翰。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首先从诗歌的艺术方面肯定了杜甫“贯穿古今，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1](P961)，接着又用儒家政教的标准对李杜诗歌加以衡量，虽然他慨叹二人诗歌中有关“风雅比兴”的诗篇不过十之无一与十之三四，但我们可以看出至少白居易认为杜甫有关教化的诗歌数量是明显多于李白的。到了宋代，由于义理盛行，所以用儒家政教作为衡量李杜诗歌的标准，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杜甫因为诗中多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追求与“奉儒守官”的儒家理想，所以被宋人树为“一饭未尝忘君”的道德典范，也正是因为如此，宋代李杜优劣论有了明显的抑李扬杜倾向。

宋人以道学治杜的标准，颇为明人所诟病。如嘉、隆年间的李蔉就不满宋人以“人品高”而“恒右杜”，以“因夕见道”而“恒申韩”[2](P4723)。明末陆时雍亦批评“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谓是道学作用”[3](P10)。而事实上，明代亦不乏以儒家政教作为标准评论李杜诗歌者。如明初台阁文人杨士奇在为单复《读杜愚得》所作的序文中虽然并称李杜为正宗大家，但是又指出杜诗“所存者，唐虞三代大臣君子之心，而爱君忧国伤时悯物之意，往出于变风、变雅者，所遭之时然也。其学博而识高，才大而思远，雄深闳伟，浑涵精诣，天机妙用，而一由于性情之正，所谓诗人已来，少陵一人而已。”[4]可见杨氏有更尊杜公之意。而《读杜愚得》另一篇序文的作者台阁文人黄淮亦云：

当时擅名无虑千余家，李杜为首称，而杜为尤盛，盖其体制悉备，譬若工师之创巨室，其跂立翚飞之势，巍峨壮丽，干云霄，焜日月！而墙高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析而观之，轩庑堂寝，各中程度；又析而观之，大而栋梁，小而节梲榱桷，皆楩楠杞梓、黝垩丹漆也。其铺叙时政，发人之所难言，使当时风俗世故了然如指诸掌；忠君爱国之意，常拳拳于声嗟气叹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盖有合乎三百篇之遗意也。[4]

黄淮虽称李杜为千家之首，却也同样认为杜诗不仅“体制悉备”，而且“铺叙时政”，又有抒发“忠君爱国之意”，因此合乎三百篇之遗意，所以更胜李诗一筹。明中期的胡缵宗重申元稹之言，并进一步推崇杜诗之大义，他盛赞杜诗道“君臣、兄弟、朋友之间，大义炳炳，千载而下，读之亡不感慨，无愧于风雅”[5](集62，P307)。张琦也曾作诗称颂杜甫：“少陵千载是吾师！稷契心怀汗漫辞。高烛画檐亲把卷，两行清泪《北征》诗。”[6](集52，P140)

景泰之后，明人以政教为主的文学思想开始向多元化转变，因此，这一时期既有强调政教之用者，也有强调独抒个人情怀者；既有强调文学独创者，也有强调复古、回归传统者。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转变中，明人对李杜诗歌的评论开始侧重于艺术特色的方面。明中期杨慎提出“《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7](P125)他认为有关“刺淫乱”“悯流民”“伤暴敛”的诗歌，应当以“含蓄蕴藉者”为上乘，这是针对宋人称许杜甫以韵语纪时事之弊而发，此外，他还对李杜分别化用盛弘之《荆州记》语所作的诗歌进行比较：

杜子美诗：“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扁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

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7](P229-230)

杨慎认为虽然李杜同写巫峡行舟之快，但是杜甫是直叙其事，而李白却是以逸兴豪情言之，相比之下，李诗更加惊心动魄，有感染力。不过胡应麟却在其《诗薮》中批评杨慎用太白绝句中之绝出者“朝辞白帝”与子美歌行中常语相较，甚为不公。胡氏认为评价李杜优劣，首先要“熟读二家全集，洞悉根源，彻见底里”[8](P182)，然后“虚心易气，各举所长，乃可定其优劣。若偏重一隅，便非论笃”[8](P182-183)。虽然他将杜诗中“直陈时事”之诗列为“下乘末脚”未免有失于偏颇，但我们可见他已开始将诗缘情与比兴作为衡量李杜的标准，是明代抑杜扬李的代表。

二 明代李杜殊别论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9](P166)然而究竟为何等妙处，他却并未言明。黄庭坚曾认为太白妙处在于“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而欧阳修则评价李诗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为豪放惊动千古者。对于黄、欧二人的鉴赏水平，明人冯复京颇有微词，他批评“宋人沾沾于李杜，实不识李杜”，[10](P7267)因为明人在李杜优劣论之外，更致力于比较分析李杜诗歌在思想艺术上的独特性，即李杜殊别论，那么明代李杜殊别论较之前人有何发明之处呢？

首先，在评论的内容上侧重于对二公诗歌体裁与艺术特色的比较。如陈沂在其《拘虚诗谈》中指出“七言长歌必宗太白，七言律宗少陵，绝句必以太白为师”。[12](P1948)王世贞亦云：“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13](P166)而明初高棅对李杜诗歌体裁评析的更为细致，他上承宋代严羽等人的“辨体”观，近染明代复古思潮编纂而成的《唐诗品汇》[11](P9)，该书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分体编次，又在各体之下分设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品目。高棅对于李杜的比较见于该书总叙与各体叙目。他认为论五古，李杜二家为尤，而少陵更擅长篇；论七古，太白稍胜少陵；论五绝、七绝，李胜于杜；论五律，李杜各有所长；论七律，杜胜于李；论五排杜胜于李。明代唐诗选本盛行，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选家对李杜各体诗歌的收录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其对李杜二公所擅诗体的看法。有学者对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古今诗删》、唐汝询《唐诗解》、钟惺《唐诗归》、陆时雍《唐诗镜》所选李杜各体诗歌数量做过统计，结果是李白五绝、七绝在各选本中数量均超过了杜诗；而杜甫五律、七律、五排、七排在各选本中数量均超过李诗。*此处参见岳进.《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李、杜之争》[J].江西社会科学，2013(9).可见明代无论以格调、性灵还是以神韵为旨的各选家与批评家，他们对李杜各自所擅诗体的看法较为相近。此外，明人针对摹拟李杜诗歌而发的评论，也体现了对二公诗歌的不同艺术特色的比较。如明初张以宁在《翠屏集》中云：“学杜者固诚未易及，而间学李者，率喜于飘逸，弊于轻浮。盖知李之杰于材、高于趣，而于学之卓者，犹未悉之识也。”[14](P123)陈沂亦云：“少陵七言……声洪气正，格高意美，非小家妆饰，但才大不拘，后学茫昧，特拾其粗耳。”[12](P1946)明末许学夷云：“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语虽自然，而风格自高；子美语虽独造，而天机自融。学者苟得其自然而不得其风格，则失之轻而流；苟得其独造而不得其天机，则失之重而板。”[15](P194)学李杜诗之所以会出现截然不同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李杜所擅诗体与他们各自诗歌风格特色的不同。

第二，明人认为李杜各有所长，不可以优劣论之。如韩雍云“《三百篇》之后，固莫盛于李、杜。然不知者犹以优劣论之。”[16](P1324)孙绪云：“《三百篇》后，李、杜为万世诗人之宗，本不可以优劣。或欲强优劣之，右李者则曰：‘李才飘逸如仙，杜未免有世俗语。’右杜者则曰：‘李诗不出妇人杯酒，杜诗句句忧国爱君。’此晚宋人语，……假令村中学究句句说忠君爱国，便可跨谪仙；句句说神仙蓬莱，便可跨少陵耶？可发一笑。”[17](P1575)虽然明人认为不可以优劣论李杜，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二公的比较，孙绪认为以主观喜好或是以一个标准来衡量李杜是有失公允的，那么如何较为客观地评价二公呢？明初文人瞿佑认为李杜齐名，但是见趣不同，因而分论之。他评论杜甫诗识大体：

老杜诗识君臣上下，如云“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上哥舒开府》及《韦左相》长篇，虽极称赞翰与见素，然必曰“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霖雨思贤佐，丹青忆老臣”，可谓知大体矣。[18](P407-408)

他还指出李白诗如《上皇西巡歌》《永王东巡歌》没有体现出君臣的上下之分。但是也称赞太白之胸次：

太白诗云：“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是甚胸次！少陵亦云：“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然无许大胸次也。[18](P408)

瞿氏从作家人格与心胸的角度辨析了杜甫之忠君爱国与李白之胸次，并不以此之所长攻彼之所短，因此而较为公允。此外，明人对李杜二公瑕瑜之处亦不加回护。如宣德中，周叙奉敕编撰的《诗学梯航》云：“如杜工部排律大篇，开阖展转，是其所长；短律绝句，粗率极多，乃其短处。李太白诗，长篇阔幅，纵横放逸，是其所长；片言只字，时有疏脱，乃其短处。”[19](P988)周氏比较李杜诗歌，不仅称赞二公所擅之体，还指出了二公的短处。他推崇杜甫七言律诗最为浑成，但却不一概而论，他指出杜诗也有平易处，当择其精好。[19](P983)王世贞亦批评“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穉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伧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13](P166)“太白不成语者少，老杜不成语者多。如‘无食无儿’‘举家闻若欬’之类。凡看二公诗，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为之护，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13](P182)明人此类论说因不掩瑕瑜、不一概而论、不以此长攻彼所短，体现了其公允之处。

第三，明代李杜殊别论在形式上由感性形象的比较过渡为抽象概念的辨析。明代之前的李杜殊别论多用形象的比喻来比较二公诗歌在艺术特色上的差别，如宋人杨万里云“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20](P3231-3232)；严羽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9](P170)；“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9](P177)。列子御风、屈原乘舟驾车等一系形象生动的比喻是从感性的鉴赏角度来评论的，虽然明人也有诸如此类的评论，如陈沂曾云“太白诗，如素月流光，采云弄色，天色意态，无迹可寻；少陵诗，如风雨雷电骤至，霁则垂虹返照，光景顿殊。二家各具造化之妙，特分意之有无耳。”[12](P1945)但明人亦有对二公诗歌特色较为抽象化的评论。如边贡曰：“夫俊也，逸也，是太白之长也。若奇焉，而又悲且壮焉，非子美孰能当之？”[21](P215)“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13](P166)俊、逸、奇、悲、壮、自然、高畅、沉雄等概念较之前人用形象的比喻来区分二公诗歌的艺术特色更为准确与凝练。再如胡应麟较为抽象化的评论“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李变化在调与词，杜变化在意与格。然歌行无常矱，易于错综，近体有定规，难于伸缩。调词超逸，骤如骇耳，索之易穷。意格精深，始若无奇，绎之难尽。此其稍不同者也。”[8](P68)胡氏不但对李白歌行调词的超逸、杜甫律诗意格的精深进行辨析，而且进一步分析由于歌行与律诗本身体制的不同，所以从创作角度来说，歌行体在词调方面的变化要稍易于律诗，此亦为李杜难易之辨。明人还根据李杜难易之辨来解释为何学习杜诗的人多于学习李诗的人，如胡缵宗认为学杜易于学李，因为“学杜如学颜，学李如学孟。孟子气象大，李才高。学道者学孟无进步处，学诗者学李无下手处。”[5](集62，P357)胡应麟则认为：“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又唐人特长近体，青莲缺焉，故诗流习杜者众也。”[8](P183)李杜难易论既是李杜殊别论的一方面，又反映了明人对诗歌艺术特色细致的研摹。此外，胡应麟诸如“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惟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惟兼总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畜”[8](P67)的评论，却是抽象与形象互释。他先用“才超一代”“体兼一代”概括李杜诗歌特色的成就，接着用“星悬日揭”“地负海涵”等感性的比喻来分别形容李杜二公“才超一代”与“体兼一代”，然后又用“高华莫并，色相难求”“利钝杂陈，巨细咸畜”等抽象的概念作进一步阐释。形象与抽象相结合，既凝练了观点又不失评论的生动性，体现了明人批评形式由感性形象的评论到抽象概括辨析的过渡。

三 明代李杜并称论

李杜并称始见于唐代，如大历年间杨凭《赠窦牟》云：“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22](P3297)而韩愈在《调张籍》诗中盛赞“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23](P989)，奠定了李杜并称论的基础。之后晚唐及历代均有李杜并称论者，而明代李杜并称论的内涵与意义是否以前人相同呢？现摘录唐、宋、元代李杜并称论如下，试以比较：

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24](P70)

(唐·皮日休《郢州孟亭记》)

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25](P8643)

(唐·司空图《与王驾评诗》)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9](P8)

(宋·严羽《诗辩》)

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26](P502)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七言古诗……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备此法者，惟李杜也。[27](P731-732)

(元·杨载《诗法家数》)

尝言学诗必以李杜为宗。[28](P617)

(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由上述评论可见晚唐、宋、元时期李杜并称论的共同特点是推尊二公，且崇尚之意溢于言表。明代亦有此类评论，如高棅云：“夫诗莫盛于唐，莫备于盛唐。论者惟杜、李二家为尤”[11](P48)，然而明代李杜并称背后的内涵与意义却与前人不同。首先，虽然明人推崇李杜，亦有李杜并称论者，但大多不仅未将李杜诗歌视为诗歌发展史上的最高成就，甚至颇有微词。如陈献章云：“晋魏以降，古诗变为近体，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声律、工对偶，穷年卒岁，为江山草木、云烟鱼鸟，粉饰文貌，盖亦无补于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间，号称大家，然语其至则未也。”[29](P11)桑悦云：“然自《风》《雅》以至《离骚》，《离骚》以至老杜，老杜以至苏、黄，验其体格之厚薄，则风气之日降可知矣。”[30]康海云：“古今诗人予不知其几何许也，曹植而下，才杜甫、李白尔。”[31](P2102)相较前代李杜并称论，明人在探寻诗歌之流变过程中，将李杜二公诗歌列于先秦、汉魏诗歌之下，且论调亦不如前人盛赞二公之高。其原因多与明代复古思潮下所产生的文学倒退论有关。明人诗歌复古多以《诗经》为尊，程敏政曾慨叹“《三百篇》而后，若楚之《骚》,若汉魏之《选》，邈乎不可及矣！叔世以来，诗愈变而格愈卑。”[32]在此文学观念下，明人多认为《诗经》以后的诗歌或去古已远，或为诗歌变体。如何景明在读杜甫七言诗时曾感叹道：“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33](第1267册,P123)明人受文学倒退论的影响，难免会对李杜在诗歌发展史中地位的评价走向另一个贬低的极端。不过明人在诗歌发展流变中对李杜地位作纵向的评论，对后人也有学习与借鉴的意义。

其次，明人并尊李杜是因为二公既能力追古作、继承风雅，又能为变体。如杨士奇云：“杜少陵浑涵博厚，追踪《风》《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时高材逸韵，如李太白之天纵，与杜齐驱。”[34](P63)张宇初云：“杜氏之于穷达忻戚，发乎声歌者，有合乎风雅，而足为楷法矣。”[35](P290)胡应麟云：“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8](P36)明人既复古宗经，又以为李杜正有“诗三百”之遗风，此为明人并尊李杜缘由之一。然而文学是发展的，它的表现技巧也在不断丰富。时代易变，审美追求也随之变化，如何复古通今是明人拟古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朱权在谈诗法源流时云“诗有六义，风、雅、颂为之经，赋、比、兴为之纬。风、雅、颂各有体，作诗者必先定是体于胸中而后作焉。”继而云“法度既立，须熟读《三百篇》，而变化以李杜，然后旁及诸家，而诗学成矣。”[2](P563-564)朱氏认为作诗必先定体，所谓的体即“诗三百”之格调。然后再熟读《三百篇》，学习李杜，旁及诸家。而学习李杜则主要在于学习其能为变体。胡广云：“唐陈子昂变颜、谢以下，上复晋魏汉，而沈宋之体别出，李杜继之，因子昂而变，柳、韩因李杜又变，变之中有古体有近体，体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杂言。”[36](P509)王世懋亦云“如《诗》之有变风变雅，便是《离骚》远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体，其犹变风变雅乎？”[2](P776)他认为对于诗歌的学习，不仅需要继承风雅，还要能为变体，此亦为明人并尊李杜之缘由。

总之，明代既有对唐宋以来李杜优劣论延续的成分，也有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的拓展与新的发明。明人对李杜评价标准公允的倡导，对李杜诗歌艺术特色的比较与形象、抽象结合的批评，以及对李杜诗歌学习的探讨与对二公在诗歌流变中地位的梳理，不仅体现了明人李杜比较论的特色，也对后世李杜论具有启发与借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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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 炼

本论文为“中央民族大学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经费资助” 项目成果。

张寒(1983— )，女，河北保定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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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2491(2016)04-0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