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纸趣谈

方珂

字纸，就是其字面的意思，写有字的纸而已。在我们随处可见打印品的现代生活中，它一般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对于古人，可并不如此。有些古人有种特殊的行为——收集字纸，即收集写了字的废纸。为何有此行为，是惜墨？是环保？且来看此趣事。

清人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闽县廖氏积有阴德，先母郑夫人常称之。先母为廖家之表侄女，故知之最悉。每谈旧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群称廖太翁者……生平又最敬惜字纸，每自背一篮于穷街僻巷检之，其受污秽不堪着予者，亦必拾回洗净焚化，行之数十年不倦，盖文人学士之所难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宽恕，恒及时遣嫁，凡俗所为试妆、回门之礼皆不废。人问之，曰：‘婢女亦女也，忍异视乎？其厚德又如此”。在时人看来，“拾字纸”是和“嫁婢女”一样，乃厚积阴德的事。其实，大概在宋、明时期，中国人已形成珍惜字纸的传统，而至清为甚。在明人凌蒙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写道：“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冯京与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谁知内中这一个，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岂非人人做得的事？”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已知珍惜字纸，且获得儒家的极大福报，使子孙登第。（姑不论是否真假，只是民间一种价值观。）

古人尊敬字纸的原因，乃是因为字乃仓颉所造神物，阐天地之奥秘，开万世之文明。天地精华乃蕴藏于可变化万端、表无穷意态之文字中，非一般俗物可以亵渎。前文提到的明人《二刻拍案惊奇》中言：“且听小子说几句：苍颉制字，爰有妙理。三教圣人，无不用此。眼观秽弃，颡当有。三原科名，惜字而已。一唾手事，何不拾取？”其中的意思是认为珍惜文字与珍惜科名是一致的。不取科名或许还只是个人的一种人生追求而已，而在清人韶公的《燕京旧俗志》中云：“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这里更将道德水准上升了许多，不珍惜字纸竟然已等同于“不孝父母”之罪，令人惶惶。后来儒、道、佛三教皆宣扬类似观点，以劝善书的形式出现了如《惜字律》《惜字新编》《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训诫或典籍。至迟至清中叶，惜字纸之风已普遍行于全国各地。有人自愿义务上街收集字纸，不再仅是受到神佛保佑，更受到政府褒扬。汪贤作《淮隅史·公铸惜字炉》载：“汪星吉先生业医，乐善好施。虽衣食不敷，与字纸、放生为最。与黄曰楼、马西骏等建字纸炉于闻思寺大门过道西北，知县陈公出示，以垂久远，并勒碑于寺内。存有田亩于寺，为岁修。”政府甚至明文禁止回收废纸用于制作灯芯、雨伞、扇子、盒子、卷烟，严禁用字纸来包腌肉、纳鞋底，严禁把废旧字纸当成原料去造纸。这在今人看来，又是环保与健康的更高境界。

除个人的“积善”行为外，对“惜字纸”，社会上也出现了有组织的公益行为。在民间各县，多建有“惜字社”，或称“文昌会”“崇文社”“拿云社”等等，大多由当地名流士绅、文人官员及祠庙宫观人员组成。他们自筹资金通过修建惜字类建筑，或刊印善书、善文，或聘请专人拾字纸等行为在社会上广泛倡导敬惜字纸之风。惜字社的出现标志着敬惜字纸之风由私人“积善”行为转向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意识行为。除每日雇人沿街收取外，每月还定期收买各种废纸、旧书，然后汇总火焚或投入江中。如《北东园笔录三编》中记载：“先是，郡之武庙文昌阁结有惜字社，诸士子捐资雇夫四处收拾字纸，每月朔，司事者汇焚之，士子毕集拈香，亦藉以会友，或出近作文互相就正”。后来，发展到“拾字纸”的佣工居然可以靠此发财，如《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载：“按惜字局中有司事孟姓者，其人向不读书而偏知惜字，自言十许岁时即沿途拾取，乐此不疲。每年于所检字纸中辄有所得，或银钱，或首饰，数虽不多而贫家则不无少补。一年于小除日合计本年，却无所得，亦不以为意。次日除夕，值各家扫除之残纸沿街堆积，孟耐心寻检，果有字纸，持归审视，则中有钱票一纸，载钱五千文云”。另，《清史稿·孝义一》中载：“崔长生，江南邳州人……拾字纸，得遗金，待失者逾月不得。乃易母彘饲之，茁壮蕃息，为父母治送死之具”，这其中神鬼福报之说已减弱，实际上成为雇佣经济下的底层人民的谋生渠道。

既然有神报之说，也自然会有避鬼之谈。字纸在记载中还真的有避邪的作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的故事载：“余侍居浦城，倡为惜字之举。凡检拾焚化诸冗务，悉陈莲航茂才（洛）力任之，日与检拾佣工相交接，不惮烦也。莲航本居福州，携其子授读于浦城。一日其子得狂疾，跳而出，夜行伥伥，几为路鬼所揶揄。有拾字佣素识之，时夜已深，乃掖之入粤山道院，而使人通知莲航。凌晨引归，疾亦寻愈。当日寻觅者皆注力于城外溪边，而不知其近在市里之内，向使不遇此佣，恐当夜即有变故，向使此佣与莲航父子不相习，则亦未必即引之使归。佥曰：‘此惜字之功也，事方创始而已有食其报者，可以劝矣。”此所说的是因平日惜字纸所积功德而未为野鬼所害之事；另有一则《北东园笔录三编》中故事载：“蒋味村（承培），杭城人，言：某甲以种菜为业，小有家赀，平生惜字，遇街路墙壁所贴告示、招纸为风雨飘摇欲坠者，捡藏回家，汇焚惜字社洪炉中。年九十余不倦。一夜，遇祟迷路，奔走三更，辄遇墙阻，谚所谓遭鬼打墙也。摩摸间，似有纸飘摇，即揭取之，顿觉手中发光，隐约知是村中社庙，因得循其门而扣之，遂止宿焉。夫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何等郑重。某甲手揭字纸，即鬼不能迷，岂非显证。尝闻太上垂训，惜字十万，延寿一纪，彼种菜者年逾九十，谓非惜字之报欤？”这里说的是夜路遇到“鬼打墙”，靠着字纸方免一难的故事，字纸的辟邪功能显得直接有效。

除去上述各种陆上功能，字纸还有镇海平波之功效。在清人王之生的《椒生随笔·惜字》中记载：“外舅萧公（继昌）佐贺耦耕先生（长龄）于苏藩任时，办海运。先生勤于政，除夕觞幕中客，执杯问曰：‘有遗事否？萧曰：‘惟一小事，尚宜办。贺肃然曰：‘愿闻。萧曰：‘署中字纸灰向不准收，飞积厕秽，何如以大竹篓盛之，发交粮艘带至津门，再掷诸海，既镇风波，又为惜字之一道，推之各州县，亦应遵办。贺为首肯，立即通饬照行。嗣据州县呈报，合本署所收者，共三千四百余篓。先大夫闻知，作书有云：‘一言之福，公之后其无虑无读书识字者乎？”带着字纸出海，居然能平镇海涛，这也是前人及今人都觉得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这种习俗或许在近代仍然存在，在现代作家余秋雨的《笔墨历史》中记述：“哪一季节，如果发心要到远海打鱼，船主一定会步行几里地，找到一个读书人，用一篮鸡蛋、一捆鱼干，换得一叠字纸。他们相信，天下最重的，是这些黑森森的毛笔字。只有把一叠字纸压在船舱中间底部，才敢破浪远航。那些在路上捡字纸的农夫，以及把字纸压在船舱的渔民，都不识字。不识字的人尊重文字，就像我们崇拜从未谋面的神明，是为世间之礼、天地之敬。这是我的起点。”看来无论官方民间，对于这一效果都是认定的，不过这也正是保留了“惜字”是本着对文化无上尊重的本意。

清代社会，各地常可见到写有“敬惜字纸”的砖砌火炉，这就是“惜字炉”，也有叫“惜字塔”的。火炉前面有开口，将废弃的字纸扔入窗口任其燃烧成灰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将纸灰包裹起来，埋入他处的土中，或者用船载至江河中郑重抛洒（甚至还包括有字的碎瓷片）。如果你现在看到路边有莫名其妙的有些年代的塔状物，而又不是佛塔，就极可能是当年的“惜字炉”。成都崇州市街子古镇，距成都五十来公里，镇中心有座古塔，雕花青砖筑成，六面七级，塔角飞翘，立吻兽、挂铁风铃、饰龙柱、攀飞凤，四周雕刻有戏剧神话传说，并配有诗文、楹联，可谓巧夺天工，美不胜收。这正是专门用来焚烧字纸的惜字塔。台湾龙潭圣迹亭是现存最完整的惜字类建筑的代表，它始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是台湾现存二十多座敬字亭里面规模最大的文字崇祀古迹。其上除了造型精致的庭院建筑外，还有不少优美的对联题字，如：“文章到十分火候，笔墨走百丈银澜”“文章炳于霄汉，笔墨化为云烟”。在湖南隆回县岩口乡、湖南凤凰沙湾等地，皆有此等惜字塔。其实，中国大凡有点规模的城镇，多修有规模宏大设施齐全的“惜字宫”。此外许多人口密集的乡镇、读书人聚集的书院、寺庙、宫府，亦修有专门烧字纸的建筑。在重庆的大足石刻中，石门山石窟在宋代称为“圣府洞”，建有寺庙，清代称“杏林宫”，进门处就为“惜字阁”，旁乃惜字塔。

在如今越来越“无纸化”的信息社会，字纸及惜字传统已逐渐走入文明的深处。但是文明的传承却正是需要文化的，借用古人对“惜字”的一句评论：“不知朝廷非字道不尊，官吏非字事不治，士民非字名利不成，振古如斯，其所维系者甚大，而其理甚明也。是故天下不可一人不识字，即不可一日不敬字”。“惜字纸”的传统即使不存，但是在每一个使用汉字的人的心中，也应该保留“识字”“敬字”的庄重地位，这才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或者延伸。

作者：大足石刻研究院文博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