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记

王安忆

一旦动笔，即刻陷身。变化莫测，又万变不离其宗。四顾茫然，其实路就在脚下。

创意写作课程进入七个年头，在这里专辑发表毕业作品的是第六届同学，此时此刻，他们已经离开学校各自走上职场。从历届毕业生去向看，虽然取得写作专业的硕士学位，但大多并不从事这一行。做一个职业写作者，需要太多的条件，学府里的训练甚至不足以提供其中一项，它只是开拓一个机会，使人从现实存在中，窥见虚拟的空间。这个空间，你说没有就没有，说有也未必有，必付出思想和想象的劳动，从无到有。在我，每年开设小说课堂，至今意犹未尽，非出于知识更新，教学精进，倒是相反，事情还是那个事情，问题也还是那些问题。即是初涉写作者所遭遇，也是像我这样，多年实践，岁月荏苒，依旧日日面对，无法规避的处境。一旦动笔，即刻陷身。变化莫测，又万变不离其宗。四顾茫然，其实路就在脚下。在这共同的命运里，又无处不有个体差异。小说起用与成形的，都是现实生活，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彼此难以互通借鉴，无从论方法。也因为此，课堂上的教与学，能够做的，就只是讨论。

讨论什么？当然是写作。写作人都有一种潜在的妄想，就是企图以虚构修正经验，可是，为强调合理性，又要以经验证明和检验虚构的逻辑，如此，便将生活与小说混淆起来，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小说既是以生活为样本，同时呢，又要挣脱约束，创造一个新生活。于是，就关系到如何采纳原生材料，又如何规划蓝图。简单说，就是那一句大俗话：写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很陈旧，可是一旦决定写作，“写什么”便扑面而来，仿佛千年魔咒。课堂上，许多时间都纠缠在这里。到开题，还继续纠缠，时间已经不够，需作出决定，却依然决定不了。经验告诉我们，“写什么”解决了，作业即完成一半，接下去是另一句大俗话“怎么写”。当然，也有在这一半上翻船的，写作自始至终都风险重重，但事情必须开始，然后再论成败。

吴荣民同学，是在极惶遽的情况下选择《特设师》的题目。这名同学，本科毕业于空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在写作专业里，极少有来自理科的学生，难免让人怀疑他文学修养不足，同时，又怀着欣喜，期待他拥有的另类经验，为写作课程带来新气象。要知道，在整个文学想象趋于同质化的今天，文科学生不可避免受影响，认识和表现往往落入窠臼，于是，彼此相像。然而，吴荣民同学并未满足我们的期望，在小说实践的课堂上，他没有显现出特殊性，反而，他追随潮流，因缺乏文科类基础训练，追随得就很笨拙，落在平均线之下了。几番情请，鼓励讲述自己的故事，大学毕业后工作数年方才入学读研，应该是一个有阅历的人。显然，他对回顾往事没有兴趣，而是急切于写作的入门——这往往被同学视为“秘笈”，一旦得道，即可生效。他将他的经历说得平淡无味，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生性又讷言，如此话不投机，往返几个回合便到头了。个人生活本属于隐私部分，也不易太过深询，但印象里隐约有一种回避，是不是有些伤痛？而恰是这样内向的善感的性格，如要写作，大约非是从自身经验出发不可的。和《鸟县悬疑》的作者魏烨不同，魏烨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我以为写作的天资大致分两类，一类是讲别人的故事，一类是讲自己的故事，吴荣民更可能是后者。讲自己的故事并非将个人生活全盘托出，而是，内部与外部打通，立足本位，然后走出去。

就这样，小说课堂结束，教与学都一无所获，开题的日子到了。吴荣民送上来的报告是关于男女关系的题目，其中有许多离奇的情节，相信现实中一定有，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人和事不会发生？尤其大众传媒发达，不用目睹，单是耳闻，就可吃个肚饱。可是，这些局部能否组合，又以什么原则组合，而且，即便组合起来价值何在？分配论文导师时候，这名同学到我名下，于是，课堂上未完成的功课继续下去，还是问和答的形式。依然是我一径追问他的生活，他则一径躲让。倒不是对他的过往遭际有多么浓厚的兴趣，只是要在急迫的形势下，尽快找到近便的可行的出路，以完成接下来的盲审、预答辩、答辩，最后取得学位，完成攻读大业。不否认是有实用的目的，又因此而觉得就像在剥削他的感情，然而，写作这件事，本就是掏心掏肝，一方面是揭伤疤，另一方面呢，又是救赎。倘是另一种豁朗的性格，完全可以在外部世界中开脱压力，惟有面向自我的人，才不得已选择文学。从这点看，也许吴荣民倒真是文学中人，可这时候，来不及说这些了，毕业要紧。

后来，他被迫逼得狠了，说出这么一句话，意思是他有一块禁地，目前不想动，要等具备足够的文学准备，才能启封。道理不错，心情也理解，我们不能挥霍宝贵的生活储藏，这本是供人独享，必须珍惜，郑重对待。问题是，搁置起个人的体验，又从哪里出发？也许有一种幸运，写作训练兀自成熟，成熟到可以动用储备，可说不定呢，回过头去，当时的激情已经平息下来，那种珍惜，痛楚，感动，不敢说、一说就是错的两难，被老熟的经验覆盖，湮灭，无影无形。

在论文的最后阶段，吴荣民决定写作《特设师》，于是，人物、情节、细节，呼之欲出，扑面而来，并且，仿佛有着自主能动性，彼此镶嵌结构，故事成型了。

就像方才所说的魏烨同学，他有一种客观的叙事能力，这也许和他历史学专业出身有关。他可与自身经验保持距离，冷静地看世界。我并不是说主观性就此可以缺席，相反，更要求上升理性，担任检验、扬弃、分析、重组感性的攫取。信息社会材料太多太多，难免阻挠视听，妨碍认识。奇闻异事，也会抑制我们虚构的欲望。事实上，原始材料的多和奇并不能弥补它们的先天不足，那就是不完整和不升华。这两项缺陷要靠写作者的劳动矫正，这也就是现实与虚构的区别，上纲上线地说，是生活和艺术的区别。

我不以为《鸟县悬疑》做得很出色，但至少是及格，成绩主要体现在叙事的完整。它尊重故事和听众之间的默契，设置了悬念。这个悬念的基因很活跃，有再生力，可传宗接代，于是，破解一个分娩一个，形貌繁杂，却是在一个遗传链上。作者不负众望，将悬念进行到底，破解也进行到底，最后水落石出，呈现出类型小说的理趣。小说到上世纪下半期，甚至更早，就离开故事越行越远，小说家把讲故事的职责推诿给通俗文学。但从历史上看，小说本就是世俗的消费。《十日谈》，《一千零一夜》，狄更斯的小说是在报纸上连载而成，简·奥斯汀的拥趸多是家庭主妇，犹如今天的韩剧。到本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在严肃的，涉及人生意义的文学中感受听故事的乐趣，而小说家哪一个不是从喜爱故事走入写作的生涯？事情已经背离初衷，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故事！在我看来，有两个地方收容了故事——一是类型小说，欧美城市的书店里，那些平躺在案上，一厚本一厚本，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的，就是它；二是学术性著作，社会，政治，历史，人类，考古，科学，它们开始向浪漫小说采纳叙事的方式，科幻小说大约就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当然，类型小说满足我们听故事的同时，它难免放弃一些价值，就是思想。思想的沉重与拙笨，有时会成为情节的赘物，抵消叙事的紧张度，它企图超脱亦降低了常识引起的共鸣，显得晦涩。如《鸟县悬疑》，在严密的情节逻辑之中，思想的涵量就显得不足，它几乎停留在社会普遍性的公义道德认识，没有突出为更高理想。但事情发展到尽头，自会破出缺口，再上一轮周期，不定哪一天，类型小说承接起思想的负荷，开创新天地。

与男生相比，女生似乎更擅长启用生活经验，大约因为比较感性，敏于体察，具体到个人，又有不同，就不能简单用性别归纳。《福寿街》的作者宋瑶瑶，以竞选演说成功当起这一届的班长，就可想象她的辩才如何了得。课堂上，必打断她发言，才能将时间平均分配给其他同学。有时候会担心她将语言的能力消耗在“说”，而透支于“写”。但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形，这样外向型的性格，也许会对周遭环境和人事格外地看顾和关心。她的毕业作品在小说课堂约略呈现轮廓，渐渐唤起我的信心。我喜欢这条福寿街，我几乎断定它真实存在，如此一个有前生有今世的舞台非年轻人的想象能够设计，可贵的是，她发现了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就是创造，她发现了这条街潜藏着故事的资源。乡村生产方式变形带来伦理社会溃决，是目下普遍的写作题材，上一届的郭冰鑫同学所写也属同类，但写作者的个体性千差万别，所以才会有共同背景下的不同故事。福寿街的图景就是另一幅，那些开店的女人们，从田头灶头走出来，几可象征传统中国走入现代历史。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同时危机四伏。独立的机会确实来临，但需付出道德的代价，人就是踩着废墟的瓦砾堆一步一步前进的。结尾颇有回味，从消极说，援助还是来自旧有的宗族亲缘，挽救了下滑的人生；但我们又看到一股积极的力量，那共济的双方在宗亲关系里，其实是一对同命运的女性，所以，该出手时便出手，力挽狂澜。再回到消极的意味，被挽救出坠落的，最终是回到原有的家庭生活，仿佛从福寿街败下阵，认赌服输；但是积极的力量依然在起作用，原有家庭的经济生产方式改变了，夫妇经营生意，做的不是别项买卖，是馒头。馒头这东西是有些禅意的，种子下地，生根发芽，冬天过去，春天来到，于是从休眠中苏醒，拔节，长叶，抽穗，返青，灌浆，收割，脱粒，磨面，筛麸，再和水，发酵，生火，上笼，水沸面熟——蜕变完成。虽然还是回到伦常之中，可其中的人都不是原来的那一个。福寿街是个草莽世界，杂芜之下，悄然滋生着新的秩序，这就是它的生机所在。

开头很重要，是“写什么”，结尾也很重要，它意味故事的完整，人物最终抵达目标。当然，前提是对目标的预设，所以，还意味写作者有无向往，又是否切合情节的实际——就是“怎么写”。

和宋瑶瑶建设性的结尾相反，董小令的《余欢》，则是以破坏为目标。“破坏”是一桩颇具诱惑力的事情，它危险、刺激、挑战，破坏的对象越有权威，破坏的欲望就越强烈。所以就需要先行建设，建设一个圆满自足，结实坚硬的堡垒，等待攻克。《余欢》体现出作者建设的耐心和耐力，不惜占用篇幅的五分之四长度，破坏的能量积压起来，随时喷薄而出。这名同学有一种执拗，小说课堂的后几节课上，我们做“接龙”的训练，先让每个同学设计一个故事的开头，然后一起进行遴选，选出其中一个，作“接龙”的起点。自然，谁都希望用的是自己那一个，或沉默不语，或极力争取，经比较和说服，渐趋向一致，最后拍板。这时候，董小令说话了，意思你们不用我的，我自己写下去！作为性格，是我欣赏的类型，作为学习，则令人不安，坚持固然不错，但理性亦很重要，它可鉴别坚持的意义和价值。再说回《余欢》，董小令的韧劲倒真是用对了地方，它将事态一径推，推，推到尽可能远，积重难返之势。好孩子丽青，回收着父辈挫败的人生，这回收物在她的默许下无度地膨胀，壅塞了她的前途，可她自己不也在生长吗？按着自然的法则，于是只能从缝隙中挤出去，就像那种养在坛子里的怪物。最后的玩牌的场景，实在有些心惊，循事先定下的规矩，输者脱一件衣服，这游戏有趣又大胆，散发出残酷的青春气息。涌动的荷尔蒙，萌动的爱欲，寂寞的边地长夜，湿热的南亚空气，聚集到丽青，合成壮烈的反抗，反抗她屈抑的幼年、少年、青年，向中年而去，终于中途而废，弃下一地残片，无从收拾，但也说不定，会有转机，至少，坛子打碎了，变形的肢体得到解放。

我们同学的作业都写得过长，长过它们实际拥有的体量，是刀笔有欠，没准头，总也到不了预期的点和线，就不停地做加法，层层叠叠。也是年轻，有蛮力，还有鲁勇，一古脑地上，不怕失败。面对此情此景，常有犹疑之心，一面是小心翼翼，生怕影响生态，干预成熟；另一方面，世事繁杂，世界早不是第一手，而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很难分辨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不自然，单凭幼拙的一己之身，能否真得造化？这也是小说教和学的两难。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