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记忆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民师奖获得者，兼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著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陈思和自选集》《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及编年体文集《笔走龙蛇》《鸡鸣风雨》《犬耕集》《谈虎谈兔》《草心集》《海藻集》等十几种。曾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波恩大学等任访问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李其纲兄写了一本关于《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书，里面不仅有他自己的回忆，还收录了许多当时的文献资料。我非常赞同他写这本书，虽然新概念作文创办于今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在进行中，但是这个改变了很多人的青春命运，也影响了中国文学走向的事件，已经进入了历史，将来是会被研究者所关注的。李其纲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以及提供的相关文献资料，为保存历史计，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曾经想过，近三十年来由民间自发启动的事件中，能够对教育和文学两个领域同时发生影响的，大约就算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了。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怪诞的年代，一方面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资本的迅速铺张，最后形成了一种权力与资本高度结合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生态，直接挑战人们的伦理底线。90年代初民间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正是起源于对资本金钱侵蚀人性的威胁的警惕，这个时候强调人性的自律与高扬，无非是为了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权力对人性高度压抑造成的精神萎缩；二来是资本鼓励欲望泛滥而造成的人性失控。这场讨论虽然没有能够很深入地进行下去，但是对于社会人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存在的。在这场大讨论中，许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教育与考试制度的弊病，意识到应试教育偏向严重破坏了青年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生长环境，青年人活泼泼的原创力被扼杀在僵硬、教条以及灌输式的教育之中。于是，紧接着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后，一场各界人士呼吁高考制度改革和各种教育改革试验的民间运动又开始此起彼伏地自发兴起。当时有一批知识分子、大学学者、中学老师都自觉转向中学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创新实验，那个时候市场经济的商品观念还没有完全垄断教材、教辅的市场，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实验还是富有成效的，但是，这所有的改革都必须迈过一个几近于蜀道之难的关隘，那就是高考。

对于高考制度及其形式的反思，似乎一直有人在进行。但在经过了一二十年的中国特色的经验捶打，我现在对高考制度的看法已经变得宽容了，我看到在权力与资本高度结合并施展着无孔不入的魔力的时代，僵硬的高考制度反倒成了一道维系社会正义、平等的准绳，具有法律的意味，而任何制度上的弹性都可能被权力与资本所利用，对社会产生腐蚀作用。这么说并非无视高考制度自身越来越严重的弊病，但纠正高考制度的弊病应该是在维护社会正义公平等原则前提下，通过对高考制度及其形式的修正来逐步完善，而不是给招生制度留下许多缝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导致社会公正原则的土崩瓦解。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接下来讨论新概念作文大赛对于高考制度的介入，才不至于引起社会上的误解。

李其纲兄的回忆，是从作家们对僵化教条、枯燥无味的中学语文教学的反思开始写起的，这就写出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大背景。还有另一个背景是：国家教育部门也意识到社会上崇尚实用类、经济类学科而轻视基础学科倾向的严重性，为了保护基础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若干所综合性高校里特设文科基地班和理科基地班，偏重人文学科和数理学科的招生。最初几届基地班学员不是通过高考制度，而是通过重点中学推荐，经过高校自主招生而进入高校，进校后前两年不分专业，文科基地班由文史哲三个系同时安排教学课程，到三年级再由学生自己选择具体专业，然后进入院系继续学习深造。因为招生时不分专业，由文史哲三个院系共同招生，复旦大学这项工作最初是委托组建不久的人文学院来负责，我当时担任了人文学院的副院长，所以对其招生工作的规则略知一二。当时《萌芽》主编赵长天正在为刊物的发行量殚精竭虑，他显然已经注意到作家们对中学作文教学现状的不满，便想通过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来吸引青少年，增加《萌芽》的订户。我记得赵长天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他的想法。他的原话意思是：既然大家对中学作文教学不满，但又不清楚怎样的作文才是好的作文，那我们就举办一个作文大赛，请著名作家来担任评委，评出来的好文章刊登在《萌芽》上，作为范文，给中学生做个榜样，这样是否能够改变目前中学教学僵化教条的状况？长天的话也启发了我，我马上想到文科基地班的招生规则。我向他介绍了这些情况，建议他把作文大赛与文科基地班的特招结合起来，获得作家好评的作文一定是不拘一格的作文，如果能够把真正体现思想自由、个性鲜明、文笔灵动的文章作为招生的条件，让获奖者进入文科基地班进一步深造，这样才可能迫使中学老师改变目前作文教学的标准，因为中学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应对高考，只有能够考入高校的作文，才是中学作文教学的样板。过了几天，赵长天与李其纲特意来到复旦大学，与我讨论这项计划的可行性。李其纲在回忆中写道，他在华师大找了王铁仙老师，也提到了文科基地班的可能性。估计那个时候赵长天与李其纲已经有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初步构想，并且下决心要实现这项计划。但我觉得事关重大，国家考试制度一旦与民间某个奖项联系起来，一定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由复旦单独挑头是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这件事最好由北大挑头，如果北大愿意这么做，我肯定赞同复旦也跟进。赵长天当场就说，他可以去说服北大校长陈佳洱教授。我当时对北大是否参与这件事心里毫无把握，也不抱希望。但长天却信心满满，过了不久，他给我电话说，北大已经答应参与作文大赛了。以后就一帆风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品牌很快就形成了气候。凭着一篇散文、一首诗而进入全国名校的传说，已经不是神话了。

虽然说作文大赛与高校招生制度的联系仅限于文科基地班的特招政策，并没有全面铺开，但对于中学文科班的教学，尤其是作文教学，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作文大赛优胜者直接进入高校深造的方式大约仅仅实行了两届，以后优胜者仍然需要通过高考才能进入高校，但毕竟为高校招生留下了很多自主的空间。高校自主招生的权限越来越大了。然而，我以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给高校最大的推动，还不仅仅是招生制度的突破，更重要的推动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因为文学写作与高校招生的关系密切了，给文学创作，尤其是校园文艺，都带来了新气象。传统中国高校中文系是轻视、排斥文学创作专业的，一向以培养文学研究人员为目的，但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成功，给高校的文学教育直接带来了新的推进，直到2009年复旦大学首先实现零的突破，在教育部批准下建立文学写作MFA的专业硕士学位点，文学教育才真正进入高校，成为高校教育、培养人才的一部分。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最初宗旨，就是否定中学作文教学中出现的僵化教条、不敢直面人生真相、缺乏生命活力的现象，提倡思想自由、个性鲜明、文风灵动的“新概念”，那对于这一代青年文学写作者就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我记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后，《萌芽》杂志由胡玮莳编辑带领一帮青年人编了一个“刊中刊”，加附在每期刊物的当中，刊登的都是青年人自由率性，按照自己的审美习惯而写、而取、而发表的作品，这大约就成为后来被称作80后作家的雏形。尽管随着后来社会发展和市场的介入，80后作家也有了很大的分化，但其中一些比较坚持个性自由的青年人都自觉走上了自己的写作道路，其创作成就的得失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但他们键盘上打击出来的艺术世界，自然是一番别样天地，而与传统的唯唯诺诺图解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直到现在，《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还在如期举办，但是当年的盛况早已不复存在，只是全国无数民间举办的作文大奖赛中的一个而已。究其原因，也是一言难尽，需要认真过细地研究探讨，本文暂且避过。我只是想说，它当年曾经以先锋性颠覆性反叛性为旗帜吸引了无数青少年学生，对文学与教育两个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萌芽》给予这个时代的一项重要贡献，值得我们去珍视。赵长天已经去世了，现在李其纲写出了第一本关于《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回忆实录，更加弥足珍贵。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开端，希望有更多的当事者加入到这个回忆者行列，探讨它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搜集文献资料。这样，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潜在意义就会慢慢地显山露水，真正地为我们所认识。

2016年6月26日于海上鱼焦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