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北朝皇室命名及皇帝赐改名与儒家文化认同历程

段锐超（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陕西汉中723000）

仁义礼智：北朝皇室命名及皇帝赐改名与儒家文化认同历程

段锐超（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陕西汉中723000）

以皇室命名或皇帝给臣下赐名、改名为线索考察北朝儒家思想文化认同，可能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元魏宗室具有儒家思想色彩的名字（如名字中有仁、义、礼、智等字）从无到有、由少到多，折射出拓跋鲜卑对儒家思想内涵尊崇有加，儒家思想文化逐渐变成了社会风尚和人们的自觉追求，反映了北朝统治理念逐步由尚武向崇儒的转化及儒家思想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意味着北朝对汉晋以来“道统”的继承以及已经将儒家文化作为共同的民族文化的核心，凸显了北朝文化交融与认同演进已经逐渐深入到实质性阶段并趋于完成。

北朝；儒家文化认同；仁义礼智；北朝名字；皇室命名；皇帝赐名

人名作为一种社会性、文化性的特定称谓和识别符号，包含了命名者的思想和认识，寄寓着命名者的理想与追求，并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政治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或政治的烙印。即文化变迁的痕迹必然会投射在名字上，两者的演变大致同步。汉名特别是双名（或字）尤为典型，借以观照当时当地的思想文化面貌和社会价值取向及其演变规律，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视角。

具体到北朝时期，拓跋鲜卑所取具有明显儒家思想文化色彩的汉名的有无与多少，投射出北朝儒家思想文化的地位及其渐变轨迹，是北朝文化交融与民族认同的进展的一种反映。而皇帝给臣下的赐名、改名及皇室命名的背后，是皇帝和宗室的思想意识及其演变的真实流露。所以，皇帝为臣下所赐、改之名和皇室成员之名可以作为典型的民族文化认同的风向标。在魏晋南北朝人名研究方面，石云孙的《魏晋南北朝人名字》[1]做了初步探讨，杨双群的《魏晋南北朝碑刻人名研究》[2]就出土碑刻墓志文献人名所论较详。本文拟以北朝皇帝为臣下所赐、改之名和皇室子弟之名中的儒家思想意蕴为关注点，寻绎其所反映的北朝儒家文化认同的表现及其进程。

反映儒家思想的核心词汇是“仁”，此外，代表性词汇还有义、礼、智、信、善等，都属于儒家文化元素和儒家所赞美的品格。所以，含有这些字的名字具有较为明显的儒家思想文化色彩。北朝时期，随着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地位逐渐确立并巩固，这些字眼逐渐成为高频词出现在各种场合，名字必然会有所反映。

（一）皇帝给臣下所赐改之名中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蕴与包含的儒家思想认同信息

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献文帝都曾给臣下赐名、改名，于时之赐改名虽与儒家思想文化不无联系，但尚不明显。如道武帝给长孙嵩赐名，明元帝给古弼赐名[3]。太武帝虽然也曾给臣下赐过汉名，如给源贺赐名[3](920)，但更多的是给臣下赐鲜卑名。

孝文帝较多地使用了给臣下赐名、改名的统治手段，但这些名字与儒家思想文化的直接关联也不明显。如于忠，字思贤，本字千年，孝文帝曾赐其名“登”。后因其助宣武帝防范元禧谋乱有功，宣武帝改其名为“忠”，“既表贞固之诚，亦所以名实相副也”[3](741)。字“思贤”应为随名改。儒家色彩就比较浓郁了。

统治者给臣下所改之名与儒家思想文化有明显关联的例子多出现在西魏时。西魏实际统治者宇文泰在关西兴复周礼，以地域正统和文化正统自居，其任用儒者、士人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所进行的制度建设卓有成效，汉化得到进一步推进。宇文泰在给臣下赐复胡姓的同时，喜为其改名，且所新改之名皆为汉名，多具儒家文化意蕴，如独孤信、长孙俭等之名。他们之所以被赐改新名，首先是因为其行为符合了儒家“信”“俭”等标准，因而受到表彰；同时也表明，儒家思想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为统治阶层倡导和尊奉。《周书·独孤信传》：

独孤信，云中人也。本名如愿。……寻除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讼，历年不能断决。及信在州，事无壅滞。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民愿附者数万家。太祖以其信著遐迩，故赐名为信[4](266)。

此外，薛端、裴侠、王勇等的名字也是宇文泰所赐改。俭、端等都是儒家所赞美的品格，宇文泰为他们赐改名，既是对臣下品行符合儒家规范的肯定，也为其他臣子树立了榜样。如宇文泰给裴侠的改名，直接以“仁者必有勇”的儒家思想作为改名依据。《周书·裴侠传》：

大统三年，领乡兵从战沙苑，先锋陷阵。侠本名协，至是，太祖嘉其勇决，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焉[4](618)。

北齐皇帝也曾给臣下改名。如《颜氏家训·勉学》“齐有宦者内参田鹏鸾，本蛮人也。……后被赏遇，赐名敬宣，位至侍中开府”[5]，知田敬宣之名为北齐皇帝所赐。“敬宣”或有宣示德义、招来遐服之意。齐文襄曾引《论语·公冶长》“狂简，斐然成章”，评价卢斐之名“非嘉名字也”，可见北齐统治者对儒家经典之精熟[6]。

皇帝给臣下所赐这类儒家思想意蕴明显的名字，是对这些品行高调宣扬的政治行为，是皇帝政治观念的传达方式，对外传递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视和认同的信息。

（二）北朝名字儒家文化色彩渐浓与儒家文化认同的演进：皇室命名中仁、义、礼、智等字的普遍化

仅从皇帝所赐之名进行分析，可能样本面过窄。如能将考察对象扩展至北朝皇室取名，将更有助于找到名字的演变规律。下面以史传和墓志中的元氏（拓跋氏）人名为例，看具有明显儒家色彩的名字是何时出现、何时变多的。分别以儒家思想核心因子“仁”“义”“礼”“智”等字为例来考察。考察的具体方法，以“仁”为例来说，一方面考察名或字中有“仁”字的例子，另一方面通过时人对该人行事的评述，考察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儒家思想对其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和渗透程度。

1.仁

（1）元继，字仁世。永安二年《元继墓志》：

王讳继，字仁世，河南洛阳人也。太祖道武皇帝之玄孙。……备九德以治身，总百行而修己，博之以文章，加之以礼乐，负经国之具，怀王佐之才。……年十八，以皇兴二年出后伯祖江阳王，即以其年袭承蕃爵。……春秋六十有四，永安元年（528）薨於位[7]。

《魏书·元继传》：“继，字世仁。南平王元霄第二子，以为（元）根后。袭封江阳王，加平北将军。”[3](401)元继的字，《魏书》本传与墓志两个字前后颠倒，当以墓志为准。据墓志可推知元继生于文成帝和平六年（465）。“继”之得名，应在过继给元根为后之后，或为迁洛后所改。因为元继有弟名罗侯，明显是仍在用鲜卑名，可能是罗侯因未随孝文帝南迁而未改名：“迁洛之际，以坟陵在北，……不入京师，……豪据北方，甚有声称。”[3](409)

（2）元彬，字豹仁。见于武泰元年《元举墓志》：

君讳举，字景升，河南洛阳人也。……祖章武烈王彬，字豹仁[7](215-216)。元举祖父元彬《魏书》有传，记其字为“豹儿”[3](513)而非“豹仁”，其兄元英字虎儿。“豹仁”疑为太和年间因求雅正而改，是名字雅化的表现，但未多行用。《元彬墓志》未载其字，或而有意避写，却多有其行为合乎儒家规范的赞辞：“温仁著于弱龄，宽恭形于立载。……以太和廿三年（499）岁在己卯五月丙子朔二日，春秋卅有六，薨于州。”[7](38)则元彬生年为文成帝和平五年（464）。“彬”也是儒家文化词汇，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如非以汉文对音所译或太和年间所改，则应是史籍所见宗室命名中具有儒家文化色彩的最早的一例。但由“豹仁”与“豹儿”之异，疑“彬”为太和年间所改，可见拓跋鲜卑由汉化再到接受、认同儒家思想，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元继（仁世）、元彬（豹仁）皆是道武帝之玄孙，景穆皇帝的孙辈、文成帝的子辈，与献文帝同辈。

另有孝文帝子元怿，字宣仁[3](591)，中山王元熙之子元叔仁[3](505)，平文皇帝六世孙元过仁[8]等。而明元帝之孙拓跋仁[3](415)，《宋书》记为“库仁真”[9]，则“仁”系以“库仁真”追改无疑。

2.义

（1）元怀，字宣义。

（2）元廞，字义兴。建义元年《元廞墓志》：

君讳廞，字义兴，河南洛阳人也。……吏部尚书司徒公中山献武（元英）之第四子。……春秋卌有三，以建义元年（528）四月十三日薨于位[7](240)。

推廞之生年为太和二十年（496）。这个时代出生的皇族以“义”入名或字，已不足为奇。

还有清河王元徽义、汝阴王天赐第五子修义[3](451)等，而元修义应是名字出现“义”字最早的一个。

3.礼

（1）元隐，字礼安。正光五年《元隐墓志》：

君讳隐，字礼安，河南洛阳人也。大宗明元皇帝之玄孙，……志存典籍，进行范会（增）之规，退遵郤縠之务。悦礼敦诗，……春秋卌有四，卒于荆州之邸。……以正光五年（524）岁次甲辰三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卜窆于长陵之东阿[8](73)。可推出元隐生年约为太和五年（481）。“悦礼敦诗”，人如其名。

（2）元则，字庆礼。孝昌二年《元则墓志》：

肥胖和体质量的增加是T2DM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而二甲双胍具有控制体质量的作用[29]。有研究指出，二甲双胍对于T2DM患者和非糖尿病人群均表现出稳定、持久且相对温和的减重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血液中胰岛素水平、控制食欲、抑制热量吸收、增加瘦素敏感性等相关[30]。研究证实，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单独服用二甲双胍至少6个月后，可使肥胖[BMI为（37.1±4.6）kg/m2]患者的体质量下降（1.2±1.4）kg[31]；同时，以二甲双胍为基础的联合用药还可减少格列酮类、磺脲类和胰岛素治疗所致的体质量增加[32]。

君讳则，字庆礼，河南洛阳人也。大宗明元皇帝第二子乐安宣王范之曾孙，……性聪敏，有孝弟，好风慕义，才行兼举，……孝昌元年（525）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官，春秋三十一矣。……乃作铭曰：“……爱仁尚义，敦诗悦史”[7](200)。

元则与元隐同为乐安简王元良（拓跋良）之孙。推元则生于太和十九年（495）。动合礼教，名如其人。但我们注意到，其祖父名“良”，其名有何由来？元良《魏书》有传：“世祖未有子，尝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亲抚养之。”[3](415)太武帝长子拓跋晃生于神二年（429），则拓跋良生年早于429年。史传不传其字，但结合上文提到的拓跋仁之例，断定其名亦为以汉文对音翻译而来恐不为妄。所幸《皇帝南巡之颂》[10]扈从官员中有“卫大将军、乐安王、直□何良”，所缺字应为“勤”，确证“何良”乃拓跋良之鲜卑名，“良”乃由“何良”节改而来。

另有元礼之（生于正始三年，506年）（永安元年《元礼之墓志》）[7](252)、颍川王元徽礼（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之弟）（兴和三年《元宝建墓志》）[7](342)等，时代稍晚。

4.智

元崇智。见于孝昌元年《元显魏墓志》：

君讳显魏，字光都，河南洛阳人。镇北将军城阳怀王（元鸾）之子也。……以正光六年（525）二月七日终于宣化里宅，……息崇智，字道宗，年廿四，……息崇仁，年十四。息崇礼，年十三[7](167)。

推元崇智生年为宣武帝景明三年（502）。

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以及儒家纲常伦理的浸淫下，儒家思想逐渐融入元魏皇室人名。另一方面，北朝宗室墓志对志主的评价较多使用这类标示儒家思想的字词，虽不无过谀之嫌，但毕竟显示出时代风尚之所趋。墓志之赞词与墓主之名的涵义之间的一致性，或曰名实相符，反映出当时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人们勉力以求的品德修养标准，北朝儒家思想文化认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三）北朝后期皇室之名的汉化、雅化路径及具有鲜明儒家思想色彩之名的出现与普遍化显示出的儒家文化认同的演进

追溯、梳理拓跋鲜卑使用汉名及名字中鲜明儒家思想文化色彩的出现与普遍化的经过，有助于得出关于北朝儒家文化传播的规律性的认识。道武帝本人已开始使用汉名。天兴元年，北魏定都平城，拓跋珪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辞中自称皇帝臣珪[3](2734)，可证其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是汉字雅名。《宋书·索虏传》记道武帝名开字涉珪，汉名“珪”当由“涉珪”节改。又记“开次子齐王嗣字木末”，“木末”当为明元帝之鲜卑本名[9](2321-2322)，汉名“嗣”或以其意改。但南朝史书既已记其名为“嗣”，则当时该名已行用。道武七王绍、熙、曜、修、处文、连、黎，其中处文、连、黎等不似汉名。疑绍、熙、曜等名或为汉文对音，或为以意改，皆非原取之汉名。道武帝孙辈中，有阳平王熙子临淮王他、河南王曜子颍川王提，“提”“他”二名明显都是译音字。就非帝室直系而言，直至道武帝六世孙、拓跋他曾孙元均，字世平，才是径取之地道汉名与字。元均与献文帝同辈。

《魏书·明元帝纪》记太武帝拓跋焘“字佛厘”[3](61)，《宋书·索虏传》称为佛狸伐[9](2352)，有蔑称意。北魏朝廷派中书侍郎李敞到鲜卑石室告祭天地，《魏书》所录祝文以天子口吻称“天子焘”[3](2738)。米文平先生所发现的刻于嘎仙洞洞内石壁上的祝文称“天子臣焘”[11]。可见，拓跋焘在正式场合使用的也都是汉字雅名。只是“焘”之名，或亦由意译而来。北魏前期的这类名字应均非原取之汉名。

明元六王丕、弥、范、健、崇、俊，皆为地道汉名，但应皆为追改。乐平王丕子名拔，非汉名。但奇特的是，乐安王范子名良、永昌王健子名仁，似乎至此已开始出现带儒家色彩的名字。只是未闻有字。但上文分析已可断定，“良”“仁”皆由鲜卑名节取而来，并非原取之汉名。

太武五王名伏罗、翰、谭、建、余。“伏罗”为鲜卑名无疑，其他诸名可能仍是鲜卑名汉译或节取鲜卑名中一字（或同音字）为汉名，或后世追改。其中太武帝之孙、临淮王拓跋谭之子名提，与道武帝之孙、河南王曜之子颍川王提重名，即与其祖父辈重名。“提”是拓跋鲜卑常用名。太武帝另有子名小儿、猫儿、虎头、龙头等，皆早亡。“小儿”等名浅俗，或为乳名，但确已用汉字取乳名。至颍川王提子昌，字法显[3](419)，方为汉名汉字。元昌是太武帝曾孙，与献文帝同辈。

文成帝拓跋濬，他的鲜卑名字为乌雷直勤[9](2353),[13](2353)。景穆（太武帝太子拓跋晃）十二王新成、子推、小新成、天赐、万寿、洛侯、云、桢、长寿、太洛、胡儿、休，应原皆有鲜卑名或该名即是其鲜卑名。其中的新成、小新成、洛侯、太洛，应是鲜卑语名音译而来（洛作为鲜卑语人名或名中一字很普遍，译音无定字，又作“乐”“罗”）。兄弟同名，只好区分为新成、小新成。另有天赐、万寿、长寿、胡儿，虽是汉名，但取名较随意，表明汉化尚浅。万寿鲜卑名“口大汗口”[10]。休，鲜卑名伐伏玄[9](2355)。其下一代，汝阴王天赐一子名修义，字寿安[7](190)。已出现有儒家思想色彩的用字。阳平王新成长子名安寿，与其叔辈的“万寿、长寿”一字相同，犯汉名之忌。后孝文帝赐名颐[3](442)。拓跋晃孙辈、文成帝子辈开始有字。阳平王新成次子名衍，字安乐。济阴王小新成一子名郁，字伏生。任城王云长子澄，字道镇[3](462)。《魏书》校勘记认为疑作“道镜”[3](489)。“道镜”可与“澄”对应，《魏书》有“道镜域中，德光区外”之句[3](1651)。

至文成帝拓跋濬时，郑重其事地为皇子命名。当时所命名皇子应是皇长子弘，“弘”为与周文王之名“昌”、周武王之名“发”一类的祥瑞之字，该命名遵循了儒家“以德”的命名原则。当时有隆重的命名仪式。《魏书·文成帝纪》载：“（太安元年）夏六月壬戌，诏名皇子曰弘，曲赦京城，改年。”[3](114)拓跋弘字万民，但《宋书·索虏传》记拓跋弘字第豆胤[9](2354)，说明献文帝仍有鲜卑名。

《皇帝南巡之颂》[12]记文成帝南巡，碑阴刻有近300名陪射及随驾官员名单，其中除不超过30名汉人外，余皆为拓跋鲜卑及其他少数族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少数族人使用汉名者微乎其微，其中仅有独孤平城、茹茹常友、步六孤龙成之名有汉化意味，其他皆为音译而来，更不用说带有儒家思想色彩的汉名了。

文成五王长乐、略、简、若、猛皆汉名。后三者名、字相应，完全符合“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的要求。齐郡王简，字叔亮。河间王若，字叔儒，儒家色彩显著。安丰王猛，字季烈。但安乐王长乐之字不见于史，广川王略本名贺略汗（孝昌元年《元焕墓志》），“略”乃节取鲜卑名而来[7](169)。所以献文帝这一代，可能已经大都只使用汉名了。再下一代，安乐王长乐子诠，字搜贤。广川王略子谐，字仲和。献文六王名禧（字永寿）、幹（字思直）、羽（叔翻）、雍（思穆）、详（季豫）、勰（彦和），皆按汉族习惯命名取字自不必说。献文帝的子辈已不见有鲜卑名。孝文帝《吊比干碑文》碑阴列从臣42人姓名，几乎都是拓跋鲜卑人或其他少数族人，但其中除不足10人仍用鲜卑名外，其他已经皆用汉字雅名了。

从名字的变化看，文成帝的子辈最为显著。上文提及的道武、太武非嫡子孙中，所见最早使用汉名与字者，以及最早使用儒家思想词汇入名者（元修义）都与献文帝同辈。献文帝拓跋弘虽还有鲜卑名，但从他的下一代起，都只有汉名，取字也直接按照汉人取字原则，字、名意义相关。所以说，文成帝召集大臣为其子隆重命汉名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以上追溯、梳理可以看出，儒家色彩鲜明的名字在北魏前中期的帝室直系中似乎少有出现。北魏后期诸帝之名，有的已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文化色彩。如节闵帝元恭（字修业）、孝武帝元修（字孝则）。

《北齐书》记高欢字贺六浑，“贺六浑”应是其原鲜卑名，“贺六浑”与“欢”同义，意为“所爱”[13]，所以“欢”属以意改，改汉名后，乃以原鲜卑名为字。高欢诸子中的较年长者，可能还皆有鲜卑名，如北齐文宣帝高洋，“以生于晋阳，一名晋阳乐”[4](243)，兼具汉名与鲜卑名特点。武成帝高湛，鲜卑名步落稽[14](132)。但第三代已无鲜卑名，而且多数名字颇具儒家思想意味。高洋命邢卲为长子取名，邢卲制名曰“殷”，字正道。结合“殷”与“正道”，推测邢卲或取“殷”繁荣盛大之意；“正”可拆为“一”与“止”，意即“以一止之”，中庸守正，遵行儒道。所以是一颇具儒家思想色彩之名。高洋却解为“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后儿不得也”，邢邵惧而请改，高洋不许，以之为天意[14](76)。文宣帝另几子名绍德、绍义、绍仁、绍廉等。文襄六王，一名绍信，另有四王名从“孝”：孝瑜（字正德）、孝珩、孝琬、孝瓘（一名长恭）。孝琬子正礼。武成十二王之字皆从“仁”：绰（字仁通）、俨（字仁威）、廓（字仁弘）等。孝昭帝高演七子除长子百年外，余六子字皆从“彦”。《北齐书·儒林传序》：“属疆埸多虞，戎车岁驾，虽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虑。”[14](582)由皇室之名观之，所言不虚。

《周书》记西魏宇文泰字黑獭[4](201-208)，造像记有书其为黑太者，译音无定字，“黑獭”“黑太”乃宇文泰鲜卑名。“泰”应为以音改。宇文泰十三子，其中俭、招、直、达等之名，显具儒家色彩，但这一辈人尚皆有鲜卑名。到宇文泰孙辈已无鲜卑名且儒家色彩愈发明显。北周皇室命名的这一变化与北齐基本同步。宇文泰的孙辈中，陈惑王纯之子名谦、让等[4](201-208)；周明帝子名贤、贞、寔；武帝六男，名赞、贽（字乾信）、充（字乾仁）等，其中汉王赞子名道德、道智、道义（宇文泰曾孙辈），秦王贽子名靖智、靖仁等。

北朝后期,皇室中带有儒家思想色彩的名字所在多有，已普遍化，所以从名字的变化所揭示的汉化和儒家化的速度上看，六镇鲜卑南迁后较之于孝文帝南迁后更快更彻底，且分裂后的东西两方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接受和认同是基本同步的。至于宇文泰的赐复胡姓，表面上看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实质上应该是一种平衡策略，胡姓汉名正是一种文化融合的表征，而且被赐胡姓的汉人汉姓未废，两者并行，这样易于被双方接受。李文才认为这一做法是典型的儒家传统文化心理的体现[15]。

借名字的变化这个窗口，可以清楚地观察北朝儒家文化认同的渐变轨迹。北朝皇室命名、皇帝给臣下所赐改之名之中，具有儒家思想文化意蕴的名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普遍化，是北朝儒家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名字的变化虽可能略有滞后性，但足以反映出儒家思想逐渐定格为北朝的社会风尚和人们的自觉追求，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北朝皇室起了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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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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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庆捷，李彪.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J].文物，1997(12):73.

[11]米文平.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考释[M]//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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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J].民族研究，2001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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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文才.试论西魏北周时期的赐、复胡姓[J].民族研究，2001(3):45.

（责任编辑郑艳凤）

K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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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8254（2016）05-0030-05

2016-04-13

段锐超（1970—），男，历史学博士，陕西理工学院图书馆馆员，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