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隐退与翻译家的凸显：1957—1978年穆旦创作轨迹考

郭剑敏

摘 要：1957年之后，作为诗人的穆旦虽然沉寂了，而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却于这样的人生逆境中笔耕不辍，成就了自己一生文学事业的一个制高点。在无法藏身更奢谈安宁的动荡年代，身陷困境的穆旦却在翻译领域收获颇丰，这种事业成就与个人人生处境的不对称，也许正是穆旦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值得关注的所在。

关键词：穆旦 “反右”运动 后期诗歌 翻译

一

对于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1957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年直接受到政治风暴的冲击，彻底改变了个人的命运轨迹，同时，也使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角色意识以至内在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7年是穆旦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关节点，对于这样一位以对生命价值的追寻与探求为最高诉求的诗人来说，探析与诠释诗人这一生命节点的内涵便显得十分必要，而这对于解读穆旦尤其是他晚期的创作活动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957年，是穆旦回国后诗歌创作的一个小高峰，也是他整个5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高潮，之前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40年代，而下一个他个人的诗歌高峰则是生命最后岁月的1976年。1957年，穆旦应《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袁水拍之约写下了《九十九家争鸣记》，该诗发表在是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之后，在《诗刊》发起人徐迟的热情鼓励下，穆旦写下了《葬歌》，发表在1957年第二期的《诗刊》上。与此同时，在这一年第七期《人民文学》的诗歌栏，穆旦更是一连推出七首诗歌，即《问》《我的叔父死了》《去学习会》《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也许”和“一定”》《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