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研究热点与趋势
——基于该领域五种国际核心期刊的统计分析

朱雄兵(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研究热点与趋势
——基于该领域五种国际核心期刊的统计分析

朱雄兵(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本文对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五种核心期刊2015年所刊载文章进行整理并根据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对该领域研究重点与趋势进行概括、总结。研究发现：语言规划经典理论框架下的宏观视角研究似乎已不再是研究的重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更加关注语言与各种社会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将研究视角具体化，关注具体领域的语言规划；更多探讨语言规划与政策如何加深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公平；探讨意识形态对语言政策形成的影响。

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研究热点与趋势

一、引言

语言规划实践活动历史悠久，如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实施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书同文”政策，即用小篆统一六国文字。但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门学科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只有五十多年。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学术研究并不是由理论驱动的，而是基于现实中与语言相关的各种问题，为其提供跨学科的解决措施(Kaplan & Baldauf, 1997)。因而，语言政策与规划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涉及到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政策学等众多学科。由于该学科研究涉及范围较广，研究视角众多，学者对该领域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如对该学科领域的称谓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表达形式，常见的有“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和“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张治国，2014)。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范畴，是关注社会的社会语言学，不同于微观社会语言学是关注语言的社会语言学(Nevalainen & Raumolin-Brunberg 2012)。

语言政策研究学者Ricento教授(2000)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张治国，2014)：第一阶段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末，此阶段为语言规划的形成期。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众多前殖民地国家脱离殖民统治，建立起的独立新兴国家所面对的棘手问题是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而这需要语言规划来帮助解决。同时受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人们对语言规划的有效性持有普遍乐观的态度，这些都促进了语言规划领域的形成与发展。第二阶段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晚期，称为反思期。在这一阶段许多国家的语言规划纷纷失败，之前期待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到来，语言规划并没有取得社会期待的效果，语言规划学者的研究兴趣锐减而转向其他研究领域，语言规划研究走向了低谷。第三阶段为八十年代晚期至今，称为复兴期。此阶段中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新独立的国家开始重视各自国家的语言规划，这一时期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主题，如濒危语言、语言权利、语言资源、语言生态等，语言规划成为一门复兴的学科。

本文所选五种期刊为(按照创刊时间顺序)：《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多语和多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语言规划中的现时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这五种期刊在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多为该领域著名学者创立或任主编。冯佳和王克非(2014)借助Citespace这一科学计量方法，对2001至2010年国际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的536篇Web of Science论文的共被引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列出了刊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论文最多的前10位国际期刊。本文所选的五种期刊中除《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外其余全部位于刊文数量最多的前五位。《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每年发行三期，因而可能总体文章数量较其他期刊少，但其在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期刊简介及刊载文章目录

(一)《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

该刊为语言社会学领域第一家正式的学术期刊，在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由此领域的领军人物费什曼(J. Fishman)教授于1974年创办并担任主编至今，加西亚(O. Garcia)教授任副主编。该刊由沃尔特·德古意特(Walter de Gruyter)出版公司发行。该刊致力于语言社会学的发展，以将该学科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具有国际性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为宗旨。该期刊为双月刊，秉持着语言多元化的原则，接受除英语外其他语言(如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投稿，实行同行互审，每一期关注语言社会学领域的一个主题，并刊载书评。该刊现主要以特刊形式发行，每年的六期中会有几期各包含一篇专门研究“小语种与小语种社区”(之前称为濒危语言或边缘小语种)的文章。

(二) 《语言问题和语言规划》

该刊创刊于1977年，最初由莫顿(Mouton)出版公司出版，现由约翰·本杰明(Jhon Bnejamins)出版公司与“世界语言问题与文献中心”联合出版，现任主编为里根(T. Reagan)，道金(H. Tonkin)任荣誉主编。其前身为“世界的语言问题”(La monda lingvo-problemo)，专注于刊登关于世界语的文章。该刊每年发行三期，每期四篇文章左右，除了英语文章外，也接受其他语言的文章。2015年发表的文章标题如下：

第一期刊载了五篇文章：汉字简化背后的动机(X. X. Pan, H. Y. Jin & H. T. Liu)；欧盟和里斯本条约中的语言权(E. D. Faingold)；语言和国家可渗透的边界：印度尼西亚的英语(L. R. Zentz)；语言转用背后的经济现象与意识形态：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到现代化和“新的”意识形态(P. Coluzzi)；当前专业文献中对人造语言(世界语)讨论的焦点(S. Fiedler)。

第二期刊载了五篇文章(含有一篇非英语文章)：加勒比地区的语言保持：对阿鲁巴岛和波多黎各危机感知的调查(K. S. Carrol)；键盘上的暴政：皮埃蒙特语拼写案例(E. Miola)；喜欢当地方言但不经常使用：对伊朗北部地区马赞德兰语-波斯语语言文化的探究(S. A. Mirhosseini)；语言规划中的学习主者体：三方视角(J. Brown)；奥格登符号学在基础英语(Basic Eniglish)中的应用(J. McElvenny)。

第三期共刊载六篇文章：语言公平研究(H. Tonkin)；“Lau”诉讼案后四十年：美国教育人权持续受到侵犯及其对语言少数民族的启示(M. B. Mrias & T. G. Wiley)；英语的全球传播：对英语作为媒介语和语言权利的挑战(R. Salomone)；柴门霍夫与自由-社群主义争论(E. Schor)；多数中的公平：语言与错综复杂的公平(Y. Peled)；联合国2015年发展议程中的语言：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挑战(M. Fettes)。

(三) 《多语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

该刊创刊于1980年，原由Multilingual Matters公司出版，于2009年转由Taylor and Francis旗下的Routledge出版发行。其现任主编为爱德华(J. Edwards)教授。该刊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期刊，关注多个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学、语言社会心理学、语言和文化政治、政策、规划和实践等。该期刊在其网站上列出众多话题，包括语言政策与规划、少数民族和民族主义、身份政治、接触中的语言与文化、语言、文化和宗教间的紧密联系、语言学习、双语与多语适应、翻译、多元文化和多样性的项目与政策、语言权(包括集体的和个人的)、大众和民俗社会语言学与使用、阅读和读写、当代宗教和文化争议、语言与文化相关的教育政策、濒危语言等等，由此可见该刊关注与语言、文化相关的众多领域。该刊创刊时为季刊，为适应现实需要该刊每年发行的期数几次增加，1983年每年增加到五期，2005年改为双月刊，到2012年增加到每年发行七期。2015年该刊发表的文章标题或特刊主题如下：

第一期“多元文化背景下加拿大的种族与语言学习”特刊共7篇原创文章，由R. Kubota主编。

第二期共刊载七篇文章：历史性的怀旧：通过具有夏威夷特色的纹身来表明身份(M. Hiramoto)；墨西哥恰帕斯州年轻土著人与混血学生所感知的机构支持：群体活力研究方法(M. E. Guitart, M. A. Viladot & H. Giles)；厄立特里亚多语教育的起源与发展(Y. M. Asfaha)；对葡萄牙语在安哥拉和东帝汶的葡萄牙化与巴赫金视角的研究(S. B. Makoni & C. Severo)；布鲁塞尔多语语言景观的语言可视化、功能与意义的多维度考察(M. Vandenbroucke)；识别英语口音：阿曼学生的口音偏好与本土化认知(L. Buckingham)；希腊阿尔巴尼亚移民的族群语言活力、语言使用与社会融合(N. Gogonas & D. Michail)。

第三期共刊载七篇文章：成年多语使用者对外国口音的态度研究(J. M. Dewaele & J. McCloskey); 对族裔语言和民族身份相关性的元分析(G. M. Mu)；台湾将越南语作为族裔语言学习(Y. C. Yeh, H. J. Ho & M. C. Chen)；测试工具性交流意愿问卷的开发与效度(M. Khatib & S. Nourzadeh)；语言复活行动伊始：在脸书上提倡玛雅语的使用(J. Cru)；澳大利亚斯里兰卡移民的语言保持——对比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在母国的经历(N. Perera)；英语翻译专业学生如何使用翻译策略？对伊朗英语作为外语背景下的调查研究(A. Asgarian & G. M. Vefali)。

第四期共刊载六篇文章：丹麦一家公司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背后的语言意识形态：“必须是英语”(D. LØnsmann)；对中国大陆粤语使用者语言态度的调查(D. F. Ng & J. Zhao)；欧洲区域与少数民族语言宪章：是巨作还是不充分的暂时妥协(T. S. Jaffe)；美国中西部西班牙语作为族裔语言使用者：自报言语对象作为家庭族裔语言使用的决定因素(I. Velázquez, M. Garrido & M. Millán)；你的语言还是我的语言？或者英语作为通用语？对英语作为通用语和一语与二语间交际的效率对比：对公司语言政策的启示(M. V. Mulken & B. Hendriks)；大学多语背景下动机与英语语言学习(M. Bensoussan)。

第五期共刊载六篇文章，马来西亚汉语使用者对福州话、福建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Y. Y. Puah & S. H. Ting)；“方言”的意识构想：对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报道的“方言危机”的分析(2002-2012)(X. S. Gao)；从“少数民族主流”中迷失：帕哈里语使用者在英国的流散(S. Hussain)；语言协商、文化适应与自主权：来自加拿大南亚移民年轻人的证据(J. Cila & R. N. Lalonde)；评价手语的活力(J. A. Bickford, M. P. Lewis & G. F. Simons)；自1920年以来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爱尔兰语作为媒介语教育的发展趋势：不定的主体与解释(S. E. McAdory & J. G. Janmaat)。

第六期共刊载六篇文章：大众对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还是符号的看法：以苏格兰盖尔语为例(L. Paterson & F. O’Hanlon)；大学多语主义：对南非西开普大学的批评叙事(B. E. Antia)；“p”与“f”的政治：菲律宾建国的语言历史(R. Tupas)；旅游业语言景观中的少数民族语言：以马约卡岛的加泰隆尼亚语为例(A. B. Olmedo & M. J. Garau)；意大利人、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克里米亚半岛的语言与身份(P. Bocale)；世界主义的痕迹：海湾地区英语作为外语教师对英语口音和语音教学的看法(L. Buckingham)。

第七期共刊载六篇文章：国际学生在中国的文化学习与文化适应(R. An & S. Y. Chiang)；新西兰少数民族语言的层级性(J. D. Bres)；中国大学英语教学课堂话语：教学模式还是自然模式(Z. G. Pei)；主观活力与文化适应模式：四个案例(M. Ehala & E. Vedernikova)；台湾土著人的语言转用：卡那卡那富邹语和沙阿鲁阿邹语的个案研究(D. T. H. Liu, Y. H. Chang, P. J. K. Li & J. P. Lin)；泰国和塞尔维亚学生对大学英语作为外语课堂中教师教法的态度(B. R. Bojani, J. Topalov & K. Sinwongsuwat)。

(四) 《语言规划中的现时问题》

该刊于1998年由著名语言规划研究专家巴尔道夫教授(R. B. Baldauf)和开普兰教授(R. B. Kaplan)创办，并由开普兰任总主编，巴尔道夫任执行主编。直至2013年，现任执行主编为李迪克教授(A. Liddicoat)，总主编为利奇博士(K. Taylor-Leech)和N. Kamwangamalu教授。该刊之前由Multilingual Matters出版发行，从2009年起由Routledge出版公司发行。该刊的一大特色是政体研究(polity study)，即按照国别大篇幅(可达四万字)地详细描述单一政体的语言规划过程，然后将部分政体按地区结集成书发表，旨在全球范围内较详尽地整理记载不同国别语言规划活动的真实历史过程，该举对该学科的建立与可持续发展可谓功莫大焉(赵守辉，2015)。该刊为季刊，同样也接受除英语外其他语言的文章。

第一、二期为“多语教育：语言意识形态与态度”特刊，共刊载九篇原创文章，由A. J. Liddicoat & K. T. Leech主编。

第三期共刊载九篇原创文章，具体标题如下：将资源投入实践：对语言研究中知识运用实践和和多语社区的关系分析(S. Pietikäinena, S. E. Comptona & K. Dlaskea )；韩国“通过英语教英语”政策对教师和教学的影响(T. H. Choi)；日本小学实施英语作为外语政策改革：个案研究(T. Machida & D. J. Walsh)；面向泰国东北部老挝裔泰国人的母语课程(J. Draper)；“我还没死”：马恩岛、夏日泽西岛和格恩西岛三地土著语言复活对比研究(G. N. Wilsona, H. Johnsonb & J. Sallabankc)；医疗手语库作为手语规划的一种模式对社区参与的回顾(J. Napiera, G. Majorb, L. Ferrarac & T. Johnstond)；后工业城市中的多语现象：曼彻斯特的政策与实践(Y. Matras & A. Robertson)；你的语言还是我们的语言？在毛利语和萨米语复活政策中排出与囊括非土著人的大众(N. J. Albury)；巴布亚新几内亚小学课堂中的微观规划：“抄袭”规划与语言意识形态(C. Schneider)。

第三期为“语言规划与语言权”特刊，共刊载五篇原创文章，由Stephen May主编。

(五)《语言政策》

该刊由语言政策研究著名学者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于2002创办并担任主编至2007年，现为荣誉主编，哈米(E. Shohamy)和金恩(K. King)任主编。该刊是第一本将语言教育政策纳入到语言政策研究范畴的杂志，该刊既关注语言的地位、语言形式，也关注与语言教学相关的习得政策(冯佳&王克非)。Spolsky(2008)指出伴随着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语言教育政策也成为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相对于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其它期刊而言，创刊时间相对较短，但关注语言教育政策和注重语言政策理论和规划实践相结合是该刊的两大特色。该刊为季刊，且每期发表原创文章数量相对较少。2015年发表的文章题目或特刊主题如下：

第一期共刊载三篇原创文章，各篇文章题目如下：海湾地区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学生与老师何时说(H. Belhiah & M. Elhami)；自然、人文和语言景观的共同作用：与安全感相关(C. H. Vickers, C. Lindfelt & M. Greer)；比利时1908年殖民宪章中的语言立法：文本的历史性分析(M. Meeuwis)。

第二期为特刊，主题为“后现代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来自近况研究方法的见解”，由Miguel Pérez-Milans主编，包含五篇原创文章。

第三期刊载了四篇原创文章，各篇文章题目如下：单语语言政策中文化可持续性教学：教学中的不定性(C. J. Michener, T. S. Irving, C. P. Proctor & R. Silverman)；语言政策滥用中的权利与主体(D. C. Johnson & E. J. Johnson)；战后斯里兰卡的语言政策，民族紧张和语言权利(S. Herath)；少数民族语言标准化与使用者的角色(P. Lane)。

第四期为“社交网络中的语言政策”特刊，由Julia De Bres主编，共有五篇原创文章。

三、研究重点与发展趋势

通过对这五种期刊刊载的154篇文章整理，并将其按照研究主题分为八类，分别为：(1)语言的地位规划与政策2篇：少数民族语言地位规划2篇；(2)语言的本体规划与政策4篇：文字拼写1篇，语言标准化1篇，语言简化1篇，世界语1篇；(3)语言的声誉规划与政策15篇：语言复兴与维持11篇，外语口音3篇，方言危机1篇；(4)语言的教育规划与政策17篇：语言教育政策7篇，多语教育1篇，解学媒介语2篇，外语教育2篇，移民族裔语3篇，手语2篇；(5)特定场所的语言规划与政策12篇：工作场所语言政策1篇，网络语言政策5篇，语言景观5篇，课堂语言规划1篇；(6)语言与社会因素、语言信仰等82篇：语言学习与文化8篇，语言态度3篇，少数民族语言9篇，语言与政治6篇，多语实践10篇，语言接触12篇，语言冲突6篇，语言与身份4篇，语言与意识形态13篇，语言权利9篇，语言公平2篇；(7)语言政策规划与理论14篇：规划理论探讨5篇，语言管理理论8篇，语言政策制定过程1篇；(8)其他6篇：符号学1篇，问卷的开发与效度1篇，翻译策略1篇，学习动机1篇，课堂话语1篇，教学方法1篇。

经过以上量化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语言规划经典理论框架下的宏观视角研究视乎已不再是研究的重点，即国家层面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已不再是该领域的核心，语言管理理论作为最新的语言规划理论引起众多学者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第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更加关注语言与各种社会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将研究视角具体化，关注具体领域的语言规划；第三，受语生态观、语言权利观的影响，探讨语言规划与政策如何加深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如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权利和语言教育问题；第四，探讨意识形态对语言政策形成的影响，如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并形成无形的语言政策。

[1]Kaplan, R. B. & R. B. Baldauf.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2]Nevalainen, T. & Raumolin-Brunberg.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Origin, Motivations, and Paradigms[A]. In J. Hermández-Campoy & Conde-Silvestre(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C].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2.

[3]Ricento, T.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Planning[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0, (2).

[4]冯佳,王克非. 近十年国际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的CiteSpace分析[J]. 中国外语,2014,(1).

[5]张治国. 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中四个术语的辨析[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4,(1).

[6]赵守辉. 2013国际语言政策研究动态[J].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2015,(1).

(责任编辑：周静)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five core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2015, and makes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focus and trend in this field. The study finds: the macro perspective stud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 is no longer the focus of the study;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various social factors, and the language planning in specific areas; more discussions should be made on how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deepen the inequity in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effect of ideology on language policy formation should be investigated.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research hotspot and trend

2016-03-19

朱雄兵(1991-)，男，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政策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H102

A

(2016)02-00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