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发展与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研究*

徐宇春 姚明今 初阔林

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的军事发展，与这个国家一段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在中国军事变革的关键期，我们必须从军事视角下来考察政治和经济协调发展，彻底解决好军事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更本质的基础上思考中国现阶段的军事改革。

一、问题的历史性根源

“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从近现代史中总结出的一条历史发展规律，也是我们现在不敢忘却的一个教训。这个观念的流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逻辑的建构，实际上还包含着现代民族情感的凝结，可从中国近代以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时间线索上的并驾齐驱上体现出来。对于中国这个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讲，一旦一种受辱性的创伤体验上升到国家层面，这种体验就无限蔓延开来，影响到社会的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等方方面面。清末民初易代，民族主义更加炙热，很快，历史的车轮越走越急。如果说“救亡压倒了启蒙”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25-41页，东方出版社，1987。还只是在文化层面揭示了这种转向，那么社会各界所兴起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热潮，实际上也使救亡图存等意识深入社会每一个活动层面，进而成为之后中国执意在军事上图强的内在原因。

1937年之后，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黄金十年”有限的国家建设被迫中断，让位于救亡图存的事业，最终以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抵挡住日本的疯狂侵略，艰难地赢得了抗日战争。在这一背景下，整个国家对于军事力量提升的愿望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强大的国防也在现实层面得以进一步强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主要是军工项目）的基本完成，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束，一个基本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从而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独立实现自己国家意志的能力。爱国主义与军事实力相互推动，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有强烈的军事化特征。之后，随着“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中国军事工业迈入现代一流军事强国的行列。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原理，对于这一时期国家发展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军事发展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过大，使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成为之后中国经济建设不断在轻重工业发展比例上做文章的一个直接原因①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4 页，人民出版社，1999。。对这一段发展持完全正面评价的一方，则更多表现为对这一段时间的建设进程因为受到了各种各样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而感到遗憾。对国企生产效率的不同看法，再加上这一问题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军工企业的改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在新中国的军事建设过程中，“大跃进”以及“文革”期间虽然也有过调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讨论，但这种空想主义的探索所依据的逻辑脱离了实际，并且逐渐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体系和工业组织体系，从而使社会制度上的弊端进一步被放大②金雁，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18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军工建设又陷入一个艰苦的调整期，经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军事发展被迫让路。这一段时间是新中国军事发展的停滞期。但这一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军援环境的改善，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提升虽然缓慢，但仍得到有条不紊地发展③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8-100页，人民出版社，2001。。

二、推动军事发展的关键要素

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救亡图存的企盼，以及意识形态的压力，中国的社会发展向军事发展倾斜，军工企业作为中国工业体系的核心，取得了超国民经济的待遇。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既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也作为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体现和折射出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因此，从武器装备的改进、工业体系的完备性、教育与科学技术水平、国家的综合管理水平等几个方面来研究军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可以清楚认识到：军事发展，既可以在一个时期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更多时候还是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这一点，越到现代就表现得越明显。

武器装备的改进。在现代兵器的发展过程中，热兵器的演进史是一个与冷兵器真枪实弹角逐的历史，热兵器从燧发枪、前膛枪、后膛枪、来复线以及火炮威力与精度的不断提升，最终随着马克沁机枪的出现，人类的战争也就彻底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冷兵器在现代战场上的消亡，也意味着殖民战争走向了尾声。第一次世界大战，飞机和坦克步入历史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的损耗已经让位于钢铁和能源的损耗；海湾战争之后，从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到海上作战平台的日益集成化，再到现代智能武器的初露端倪，从兵器发展的历史来看，武器的改进一直成为先发国家在军事上对后发国家压制的手段。

工业体系的完整性。自工业革命以来，武器的不断改进固然是军事实力增强的一个主要手段，但是，战争毕竟不仅仅限于最早的工业国家与殖民地之间，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对于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来说，始终是一种威胁。正是这样的原因，强者之间的竞争，就转变为国家之间工业化程度的竞争，在这种竞争过程中，只有拥有更强大工业基础的国家，才能更加有效地调动自己的军队，提供更加充足的后勤供应以及医疗保障。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已得到验证，在现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教育与科学技术水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强大的战争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领先。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到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社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1991年美国在海湾所实施的“沙漠风暴”行动，使美国在科学技术上全面领先的地位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也向世人昭告了战争形态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基础性研究上的投入便收到巨大的回报——教育与科学技术水平对于现代高技术战争而言，已超越了人、钢铁和石油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国家的综合管理水平。苏联军事力量曾经昌盛一时和最终解体，以及美国在20世纪末所开启的现代军事变革，充分说明战争不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军事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建立在社会全要素的产出效率、组织效率以及管理效率之上。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因巨大的投入获得超前的发展，但如果长时间投入，社会的整体平衡便会发生倾斜，从而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总体性的社会发展观念已成为社会共识。

火器战胜冷兵器，对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确立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对此进行了卓越的论述。但正如恩格斯在社会发展力的“平行四边形”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发展的各个要素之间虽处于动态的过程，但一种“力的平衡”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路径。工业体系的完整、教育科学发展的水平，以及国家的综合管理能力，对军事发展的作用更为基础。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对此给予揭示，像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等理论，都较为清晰地确定了各自的分析边界，防止陷入何者为因、何者为果的二元悖论中。

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军事发展超出了一定的阈值，社会发展会受到干扰。而这一辩证关系的出现，也使问题回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下。

三、政治和经济与军事发展的辩证关系

人类历史发展证明，战争与军事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从学术发展来看，西方古典政治学既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总结，也源自于古希腊的长期政治实践，而在这种实践过程中，战争又起到重要作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希腊的社会走向；斯巴达的军事效率、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无疑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造成深刻影响。

现代政治学则起源于在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称霸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国。古典主义式的帝国征服、新兴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及庞大的殖民体系，催生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融合，产生了世人耳熟能详的政治经济学。因此，现代政治经济学中也包含社会军事发展的内涵。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可对历史上军事强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进行大致的梳理。

第一类以英国、美国为代表。这一类的资本主义国家，由英国始，政治一般以议会制为中心，经济上则强化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私有产权制度和经济自由主义。这一套体系被美国发扬光大，到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一套以成本核算为中心的企业管理体系首先在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实践，并且迅速得到推广，美国得以率先采用大工业的生产模式，再加上有着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进入大企业时代之后，战争已成为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军民融合式的军事发展路径，可以说，无论在政治组织形式还是经济组织形式上，都已经得到奠定。

第二类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日本为代表。作为两个后发的工业国家，德国、日本出于争霸需要，军国一体是其主要特征，政治上采用极权主义，以元首和天皇为中心，而经济上则采用等级森严的财阀体系。这是一种融合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及军事扩张主义为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政治和经济的分配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特征。容克地主阶层和武士阶层作为两个职业军人群体，在国家近代工业化进程中转换成亦官亦商、亦军亦商的身份；作为国家发展上的中坚力量，这个群体不仅垄断国家的权力，同时还垄断国家的经济。军国主义、财阀体系和狭隘民族主义相互支撑，也成为这两个国家的鲜明特征。

第三类以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代表。这一类国家，除了实施短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之外，其社会发展的学说，在政治上强调工农的绝对领导地位，在经济上排斥市场、强调计划，实行以“一大二公”为标志的全面国有化政策。苏联在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成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国家，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还处在前工业国家的状态，其军事发展，一方面是为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为保卫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需要；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顺利实施了以高积累高增长为特点的国家发展计划。这种以军事发展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虽然一段时间使国力得到迅速提升，也为工业发展的比例失调付出了相应代价。

苏联在建国70余年之后轰然崩塌，成为20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苏联这个有着维京、罗马以及鞑靼血统的超级军事体制解体，表明在人类的进程中，单纯地依靠政治和经济上的集权，来优先发展军事力量，已无法形成国家竞争上的优势。”①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592-5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一个国家要在新时代争雄，一系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乃至文化政治制度，要从传统的粗放式管理状态，进化到更加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状态。这也是人类从军事发展视角对国家发展模式作出的总结。

四、中国现代军事发展的逻辑结构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不断创新、不断改革，是基本制度，也是社会体制活力的体现。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按照理想主义信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新中国的制度安排，是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惯性力量结合的产物：新的发展模式是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上的安排，旧的惯性则是片面强调国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全面管制。因受制于科学技术和执行能力上的欠缺，其急于超越资本主义模式遭遇到挫折。20世纪末叶之后，对商品经济和市场原则的逐步接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说法，政府尽可能地从经济领域退出，完全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再附之以产权明晰的企业，就能长时间地保持社会发展的活力。这一理论逐渐深入人心。加之当时大多数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问题，推动了全世界范围内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改革、法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日本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都卓有成效。私营化前后的企业经营质量以及国家财政状况的变化，使人们认识到，微观经济领域的改变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的改善至关重要，也使企业治理问题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提上议事日程。从承包制，到股份制改革，再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通过一系列“抓大放小”举措，最后只剩下100多家央企。这些企业所从事的行业大多处于国民产业的源头，也就是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其他便是关涉国家安全的军工产品。由于这些市场对民间资本设定了准入门槛，再加之财政和信贷上的倾斜，这些国营垄断企业一旦实行上下游产业链的贯通，很容易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国进民退”的现象越演越烈。

当然，对于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来说，也需要辩证地分析。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实际上长时间在为战争而准备，也正因为如此，政府主导对有限资源的整合带有历史的合理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市场的缺失和自由经济的缺失，实际上是一些社会群体和个人向国家进行权利上的让渡。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国有企业的时候，仍明确表示“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国有经济”①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新华社，2016-07-04。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704/c1024-28523314.html.。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作为一个完全行动责任者，还是雇主，“国家”都深度介入军事工业的发展。当前问题在于，通过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如何既保证国家意志的贯彻，又利用市场的效率，构建出一种富有活力的军工生产和创新体系。无论是从历史发展惯性还是从理论上看，一边倒地倡导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的私有化，都未必是新时代最优化的选择。

而军民融合式改革，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讲，不仅仅是找到一条军事发展的正确路径，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找到一条明确的内涵式增长路径。这不仅是因为混合制经济形式成为国有军工体系的有益补充，更是在兼顾历史传统的条件下，对中国经济核心部分进行有效改革的最具可行性的选择方案。

为此，首先，应稳住现有国有企业的基本结构，给予其科学化的改造，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修正，而不是一切推倒重来。这不仅仅是中国近40年改革的经验，实际上也是吸取了苏东社会变革的教训。其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现有的军民融合式改革，是中国现代以来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不断调整的产物，对中国来说，军民融合如果能够导引出结构的优化，那么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难题将得到解决。因此，需要根据军工企业产权性质及运行模式的变化，对政府的职责以及经济构造予以调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最终目的是要创造性地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军工企业体系。

军事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关联以及相互作用的过程，正像马基雅维利所说：“而一切国家，无论是新兴的国家，还是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型国家，其最重要的根基乃是拥有健全的制度、完善的法律和优良的军队，因为如果缺乏优良的军队，那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法律。”①马基雅维利：《君主论》，6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一个时期，可能这个指标起作用，而在另一个时期，可能另外一些要素起作用，但总体来说，所有技术性变动的目的，就在于推动社会总体结构的优化。

在防止体系性颠覆的前提下，中国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无疑是国家运行机制中的一个关键性技术变革。这一变革将继续遵循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一方面体现了“改革没有禁区”这一社会发展的属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要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理想型国家”的伟大梦想。柏拉图曾说：“也许在天上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模型，愿意的人可以对它进行沉思，并看着它思考自己如何能够成为这个理想城邦的公民。至于它现在是否存在，或者将来会不会出现，这没有什么关系。”②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612页，人民出版社，2003。综合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的历史原因、目标方向和路径设计，其无疑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五、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径的选择

如前所述，军民融合的路径选择，是对全世界范围内成功经验的借鉴，是改革开放的逻辑展开。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经验要学，苏联的经验也要学。应潜下心来，以科学的精神、以敢于试错的精神，积极推进这项战略的实施。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可以完善对整体和局部的矢量优化，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则能在各种不确定条件下，借助市场对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即使完成了人工智能对生产线人工的全部替代，对科研创新的组织和安排也要借助市场进行调节。在经济运行中，大环境与小环境之间若要形成良性的互动，计划固然重要，而市场则必不可少。具体来说，贯彻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应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国家的科学管理。在可见时间之内，由于中国共产党有决心也有强大的政治基础在中国长期执政，中国的政治组织结构必然在现有结构下演变，也就是说，国家主导式的发展模式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应努力解决国家管理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深入理解掌握现代社会各个层面与运转的规律，既不能迷恋权力的万能，也不要迷信市场的神奇。军民融合路径的选择，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综合的产物，单纯使用任何一种力量推动都会事倍功半。由此，政府的管理和社会的自我管理必须协调，形成相互推动、相互监督的局面，事前论证、事中监督、事后反馈，都需要坚持科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的原则。为此，各种行政规章和法律法规须加速出台。

科学创新体系的创立。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是一个建立在科学发明上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19世纪末，美国的企业生产效率就成为世界第一。相较之下，苏联之所以能够在长时间内与美国一较高下，恰恰也是依靠自身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中国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一直是国家发展中的一个短板，因此，科技和教育体系的改革势必要不断推进。如具体到“强调专利保护”而言，单独设立专利法庭，在人大和国务院设立直属的专利保护专业委员会，鼓励专利的转化，可能会对科技创新生态的建立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在学科发展上，则应侧重于追踪前沿性学科，在宇宙探索、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单兵增强装置等方向上，加强资金和人才投入。

理顺产学研交流渠道。现代史表明，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做到相互推动，至少能够保证国家整体技术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准。为保证这个目标，就必须破除条块分割，强调产学研之间的纵向与横向联合。从现有产学研的结构来看，如果以招投标制为核心的项目委托制是联系的纽带，那么以企业作为技术项目的委托方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技术的创新缺乏体系性和前瞻性。如果能够设立类似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这样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能和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高低搭配，满足中国军工发展每一个层面对于科学技术的需求。同时，应引进多重性的评估和监督机构，明确技术在产学研中的引领作用，彻底摆脱多年来在低水平循环的状态。

在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中，军工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优化提升，是整个军工企业发展的目标和落脚点。在现有条件下，同时基于军工产品需求弹性的特征，一个或者数个军工超级综合体的建立，对于迅速改变中国军工体系的结构能够产生更直接的效果。“几乎所有以合并方式成长的企业都遵循了相同的途径。完成了合法的合并之后，跟着来的就是管理上的集中。合并公司的董事会对各个成员公司制造设备进行合理化改革，并且从一个单一的中央办事处管理扩大后的工厂。最后的步骤就是对销售实现向前的结合，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采购和控制实现向后的结合。当完成最后一个步骤后，合并的企业，就要雇佣一批下层、中层和高层的经理，监督协调和计划其各个经营单位和整个企业的活动，到了这个时候，管理上的有形的手就取代了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从而协调自原料供应商直到最后消费者的流程。”①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365-366页，商务印书馆，1987。

这个军工体可以科研院所为核心，也可以军工企业集团为核心，进行上下游的整合或者横向的兼并。在这样的一个综合体中，必须在一开始就严格执行一整套科学的计量考核体系，加强监管、预算以及成本核算，对企业运行的每个环节进行优化、员工培训的日常化与例行化、大量应用新技术和新机器，强化超越式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效益和生产效率。

综合以上所述，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不是一种应急的手段，而是中国现时期基于改革理论、基于对历史条件分析，经过对军事和社会总体发展的关系进行辩证思考之后，所实施的一项伟大改革战略，是国家从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和必须突破的环节。从近的方面说，是国家实力跃升的台阶，是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提升的推动力量；从远的方面说，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保证，其成败决定了改革开放最终目标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也许会有特殊的金融安排以及特殊的财政倾斜，造成外部“不经济”的情况出现。应该看到，由于军工企业在中国社会以及经济结构占有特殊的位置，如果其缺乏创新、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就会造成恶性循环，最终毒化整个工业体系。而如果能在军工联合体内部全面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相信通过其经营效率的提升，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生积极的传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