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玩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看米兰·昆德拉 和张贤亮的“创伤书写”*

刘 爽 谭晓丹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从《玩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看米兰·昆德拉 和张贤亮的“创伤书写”*

刘 爽 谭晓丹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捷克作家昆德拉与中国作家张贤亮都擅长通过“创伤书写”来揭露压抑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个体生命力受到的创伤。为了获得拯救，受创伤的个体就必须采取各种动力来对自我进行恢复，通过透视两位作家“创伤——拯救”叙事策略的异同，可以寻求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深层动因。

玩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创伤书写

20世纪，世界范围内严酷的生存环境导致了个体人的生存困境，极权政治摧残了人性的发展和思想的自由。张贤亮和米兰·昆德拉作为同样遭受政治运动打击的中西方作家，长时间异化和畸形的生存状态，使他们的记忆中积淀着长久而又痛彻的肉体和心灵的历史创伤，这样的创伤感受在他们的创作中日益苏醒，外化成浸透着他们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的文字，呈现出“创伤书写”的共同态势。

借由此，本文将聚焦《玩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样两部渗透着两位作家创伤感悟的作品，从作品中两位作家的化身路德维克和章永璘的创伤体验入手，考察在无法以一己之力摆脱极权政治强加在自身身上的钳制以及个体被剥夺了最起码的生存尊严、变成了一个主体不健全的状态时，个体将如何拯救受创伤的生命，获得主体的完整性。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米兰·昆德拉和张贤亮“创伤书写”的平行研究的研究并不多，基本处于空白阶段。仅有的几篇关于两位作家的平行研究或是从二者作品中的死亡意识入手，洞悉两位作家对灵-肉关系的不同见解，或是从人物透视角度分析两位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在相似的背景下，何以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轨道等。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两位作家“创伤书写”的平行研究，来寻求中西文化某些共同的心理和情感体验，窥探文本背后的深层动因。

一、沉默的悲哀——路德维克和章永璘的创伤记忆

昆德拉在《玩笑》中设置了这样的情境：路德维克作为一个在布拉格读书的大学生，因在给想要追求的女学生玛凯塔的明信片上写了一句嘲弄政治的玩笑话，而被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组成的政治联盟投票送进了惩戒营，开始了长达15年的黑暗生活。为申辩自己不是国家的敌人，路德维克希望通过自觉劳动甚至是自动增加劳动强度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但所有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当路德维克认识到这种处境时，他就陷入了绝望和虚无的深渊，成为了历史玩笑的牺牲品。多年后，重新走向社会的路德维克想要报复当年的政治迫害，却发现当年的政治联盟早已不存在，特别是当年羞辱和迫害自己的泽马内克，这个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学校园自由的化身，成为“都属于那个‘黑暗、遥远的时代’里的‘一个混乱的整体’——一个‘被过分的政治化思维和难理解的术语破坏了的整体’。”历史再一次为路德维克贡献了一个响亮的玩笑，当年的创伤犹在，时代却摇身一变，毫不负责地显示出它的“无辜”。国家的专制政治轻易地决定了路德维克的命运走向和生死，他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是默默承受时代创伤的牺牲品。

无独有偶，中国作家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在极“左”路线的摧残下，被剥夺了基本的话语自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章永璘的年轻岁月几乎都在劳改营中度过，苦难带给他的不仅是肉体的痛楚，更有心灵上难以治愈的创伤，这样的创伤造成了他身心的扭曲和变形。对于为活着而活着的章永璘来说，性爱在高喊着伦理道德的年代也变得岌岌可危，甚至是不敢妄想并且遥遥不及的。“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熟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直接遏制了章永璘正常的生活需求，更可悲的是，时代的尖刀致使他在新婚之夜，在美丽多情的妻子面前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失去了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成为了被阉割一般的存在。此时的章永璘既无助又充满了羞辱感，他想奋力反抗却徒劳无功，只能默默忍受时代带来的创伤。

可以说，路德维克和章永璘在极权政治下所受的创伤离不开两位作者本身创伤体验的言说。《玩笑》中路德维克被伤害的时空背景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捷克。1967年的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名为《论民族的非理所当然性》的演讲，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由此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大幕，呼唤民主、自由与改革。不幸的是，捷克当局很快就对这些言行进行了制止与警告，昆德拉因此被开除党籍，剥夺了教职工作，其作品也被从图书馆清理出来，昆德拉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哪怕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也无法在捷克发表文章，无奈之下移居法国，这变成了昆德拉难以治愈的创伤。《玩笑》中被政治历史一再玩弄的青年路德维克就体现了昆德拉对集权政治的反思和对于创伤的书写。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有着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本质，但当这种情况变得不再可能的时候，人的斗争反抗也就显得多余起来。捷克人民当初热切欢迎的苏联解放者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规定着人们的言行，个体的反抗行为最终都被淹没在政治历史的洪流中，就像被开除党籍和中断学业的路德维克的思考，“假设大家当初不是提出要开除我，而是要把我绞死，那么后来会怎么样。结果我得出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也会把手举起来，特别是只要那份报告情真意切地鼓动一番，说那死刑是多么恰当多么有利就行。”可见，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唯有群体才是正确的，一旦个人的发展和言论与群体所代表的整体性文明相冲突时，个体将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转而去认同当时的政治价值观，那么人的存在又有何价值呢，极权国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又在何处呢？

于《玩笑》出版13年后写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中国作家张贤亮因发表《大风车》和自己无法选择的血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这两个特殊的政治身份一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生活步履维艰。此时的张贤亮深刻体会到了生存的困境和心理的扭曲，在牢狱中的22年时间里，张贤亮一次性体验都没有，肉体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更是天方夜谭。内心不断积聚的愤懑促使张贤亮将苦难的创伤转化为创作的热情和动力，章永璘因此也披上了作家影子的外衣，就像张贤亮在《追求智慧》中所讲到：“写文章并没有什么诀窍，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作品不过是作者人格的外化。”文革时代带给章永璘的就是血淋淋的创伤。章永璘不得不与知识和文化做诀别，精神上的创伤加剧了肉体的痛楚，就连人生命的本能需要-性爱也被打上了政治标码，成为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标签。章永璘就生活在一个长久隐匿异性，无法揭开性爱面纱的神秘时代，对性爱的渴求禁锢了他的人性，使他从身体到心灵都开始萎缩，直至丧失了正常的性能力。人性与政治的对立致使个人无法进入正常的生活轨道，而个体的声音也被群体的口号所淹没。符合群体的意志和愿望的部分主宰了文明的进程，成为了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甚至代表了一个民族国家主体，而小部分人的个体需求则成为被文明所压抑和限制的反抗力量，因其与国家民族主体相冲突而被毅然决然地抛弃。“只有个人才与身体密切相关，民族国家是没有肉身的，个人肉身在民族国家那里只是‘革命的本钱’，它只有作为民族国家永恒事业的投资才有意义。”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个人一直被看做是与国家民族主体相悖论的危害性力量，而国家民族主体对个人主体的压抑和遮蔽则成为了文革时期中国文明的内在悖论。被时代所疏离和抛弃的章永璘想要寻回整体文明的归属感，就不得不舍弃自己个人化的特质和追求，抛弃他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和对于性爱的本能，也正是在个体性的消解和隐匿中，文本诉说的创伤开始弥漫起来。

二、性爱的欢愉——路德维克和章永璘的拯救之路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文明极其不满》中把人类的历史看做被压抑的历史，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对个体本能的压制，性爱作为人最本能的需求，首当其冲地与文明形成了难以弥合的鸿沟。压抑个体发展的集体性文明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而有了创伤的存在就呼唤出来拯救的欲望，就像美国社会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森所认为的，个体是可以冲破文明的束缚，以自身的思维与行动重造符合自己生活的文明环境的。因此既然文明的悖谬带来了理性对感性的屠杀，那么要纠正这种悖谬就要张扬感性的力量，性爱也就成为了主体反抗社会压迫、获取自我完整的关键一步。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男女之间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是最为自然直接的，而性爱则是这种关系中真挚而基本的生理需求，也是人这种生物最为普遍的生命存在形式。性爱不仅能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而且还能促进社会的繁衍与发展。它代表了一种生命力量的涌动，含有巨大的能量，在个体的生命活力受到某种特殊力量的压抑时，个体会本能地调动性爱来反抗压抑，治愈创伤，拯救主体。所以在时代的洪荒中，性爱成为了无法改变社会文明状态的个体证明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它所带来的抵抗力量是文明无法满足自我需求时本能的体现。因此，性爱成为了昆德拉与张贤亮反抗异化文明、拯救生命主体的共同方式。

对于在虚无中不断坠落的路德维克来说，露西就是他获得拯救的天使。值得注意的是路德维克与露西的相遇源自一部“政治正确”的叛国者和女性“拯救者”关系的电影《名誉法庭》，露西像拯救神一样出现在路德维克的面前，而那些毫无意义的时间摆动也因露西对自己的等待而获得了积极的意义，路德维克的心灵也变得充实起来。“我又被占据了；我心灵的场所是干净和整洁的；有个人居住在那里。挂在墙上数月不响的钟突然开始滴答滴答地响起来”。除此之外，露西也将执迷于政治上的是非和自己行为对错的路德维克引向了超越历史——政治范畴的日常生活，路德维克开始从政治的死胡同中抽离出来。

同样的道理，章永璘在与黄香久的性爱中获得了拯救。在一次抗险救灾后，章永璘在黄香久性感肉体的吸引下恢复了性能力，从而身体和精神得到宣泄的快感。对性爱的可操作性和把握性增加了他自我肯定的力量，并借助大青马的口使自己摆脱被阉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恢复性能力后的自尊感。肉体上的拯救也使得精神上的压抑得到舒缓，就连平时看起来丑陋的自然环境也变得顺眼起来，“我喜欢策马涉过沼泽,让四周溅起无数银包的水花。水花洒在明镜似的水面,把蔚蓝的天空扰得支离破碎。”因此性爱对于章永璘来说是生命力的显现。政治运动摧残了人的生活，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道义，但性爱却给了人一种最温情的交往。肉与肉的接触使得自己回到了原始的混沌状态，使得异化的个体和社会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也使得个体从异化的服从状态中拯救出来，从而恢复个体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命活力。

由此可以看出，拯救是人类反抗的本能。面对异化的文明带来的创伤，人总会做出自己的本能反应，采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反抗。就像弗洛伊德在《论文明》中指出：“人们试图再创造一个世界,建立一个世界代替原来的世界。在那里，现实世界中不堪忍受的东西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人们愿望的东西。”表现在昆德拉与张贤亮的作品中就是性爱的力量。虽然他们不被当时理性的文明社会所接纳，但却是主体“我”在生命受到外在力量压制时，证明主体存在与生命活力的有力工具。社会文明试图高举理性的大旗摧毁人们自然的生命情感，性爱则为主体冲破时代政治的牢笼开辟了一条出口，重现人性本来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性爱所代表的感性的力量与社会文明之间并不总是处于二元对立状态，而只有在异化的病态社会里，性爱才是主体反抗的武器。主体想要通过反抗异化的社会来表达自我，展现主体生命最本真的部分，也就是不屈服于僵化政治文明的真我。

除此之外，性爱不仅是昆德拉与张贤亮抵抗文明压迫的手段，也反映了两人对传统两性观的颠覆。东西方历史绝大部分都是父权制的历史，西方传统文化讲究一元中心论，这种思维方式把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男人与女人看作是矛盾对立的，男性处于统治性的绝对地位，扮演着强势群体的角色，女性则处于附属地位，没有话语权，并且被男性赋予了性别期待与想象。在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男性把女性客体化，女性依靠着男性的目光与态度存活，成为了男权文化下无言的他者。但在昆德拉那里，他并没有深陷在男权文化的沼泽里，反而给了女性不一样的角色。从路德维克的角度来看，露西带给了处于生命低谷的他一份安详与幸福，把他的生活从凄凉的处境里解救出来，使得路德维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坦诚了自己处境的不如意，也因露西的出现重新发掘了那个被自我遗忘的生活的广阔的图景，露西(女性)对路德维克(男性)的作用从无言的他者变成了生活的拯救者。而从露西的角度出发，路德维克虽然可以填补自己的精神空虚，但是却没有打开完整的自己。只有当在经历过时间的玩笑之后，明白了自己又理解了爱人时，才能建立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由此对照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男性也拥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哪怕是在性爱方面，女性也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客体，缺少主体权力，因而男性可以三妻四妾，甚至在《旧唐书》里女性可以被用来买卖，等同牲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女性地位之低下。但到了张贤亮笔下，他想要建立一种对男权社会相对立的和谐的两性观，从而抵抗政治改造。章永璘的政治改造使得他像一匹被煽了的老马，缺乏性能力，也淹没在了群里的口水之中，可以说政治改造是统治者驾驭知识分子的手段。而性爱则让他重新做回了完整的人，恢复了精神的自由和政治的抱负，黄香久(女性)成为了章永璘(男性)的拯救者。值得一提的是，黄香久在章永璘面前始终摆脱不了男权社会对自己的束缚，在性爱面前有着懦弱和愚昧，无法与丈夫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借由此，张贤亮也试图呼唤具有女性自觉意识的“黄香久”的出现，从而才可以建立一个男女两性和谐的社会。

三、“创伤书写”——米兰·昆德拉与张贤亮的叙事策略

“创伤书写”一直是文学叙事的主题，它反映了作者在遭遇了某种现实打击和精神磨难后的心灵自述，因此它也承担了作者自我的创伤治疗与抚慰。就像弗洛伊德在他早期的精神创伤研究中，就曾使用过“自由联想法”的心理治疗方法，通过患者的自我诉说来治愈患有精神创伤的病人。无疑，昆德拉和张贤亮也在以小说创作的方式，通过反复的创伤诉说来缓解内心的痛苦和焦虑，找回身心的平衡。昆德拉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祖国在二战中的受难史，同胞受难的创伤记忆还没愈合，极权政治又接踵而来，个人主权逐渐丧失，个体慢慢失声，最终在苏联的炮弹面前，捷克民族失去了它的自由，一切个体的东西都被粉碎。国破家亡，个体成员丧失独立性，昆德拉在此种情境下，用文学创作的形式再现了《玩笑》中的创伤事件，他描述这个创伤事件的过程也就是他“穿越创伤”来治愈创伤的过程，生命也因为艺术创造而获取了自救。张贤亮也是如此，在文革的变态社会里，专制的极左思想造成了人们的生存困境，也摧毁了整个社会的文明。个体的行为成为了社会文明要强加干预的部分，想要建立自我的尊严，获取生命的价值简直都变成了无稽之谈。张贤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他的“创伤书写”，把社会话语权力对个体的掌控鞭打出来，用正常的性爱体验去驱逐曾经性爱带来的羞辱感与悲愤感，从而完成对自我创伤的治愈。

因此，两位作者笔下的路德维克和章永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性爱的方式反抗极权政治，从而也表现了隐藏于其后的作家对于自己创伤记忆的不同言说。创伤，在昆德拉那里是一种真实的人生困境，同时也是他反抗极权统治的利器。在以绝对暴力统治的世界里，确定性变成了人唯一的信奉，可能性变成了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情况，因而在被已事先搭好的历史舞台上，思想和道德的终点只能有一个，就像哈维尔曾表示过的，在极权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故事。昆德拉却偏偏要在这样的世界里讲出故事，在他的小说中讲出关于世界模糊性的故事。也就是说，世界是有无限可能性的，在任何一个端点都有无数种选择，这无数种选择就是人们正在失去的丰富的存在状态，昆德拉正是通过他清醒的写作来逆时代而行，来对现实下滑的世界进行反抗。但令人遗憾的是，昆德拉不幸成为了这场政治灾难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丰富生活被强权政治无情地破坏了，他从此开始了无尽的流亡生活。与昆德拉不同的是，张贤亮似乎看到了反抗政治运动的希望，就像小说中章永璘所说的“我总感觉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像自己一样的知识分子会联合起来承担他们的政治责任，在沉默的群体里发声，干预国家社会的命运前途，参与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来反抗极“左”政治路线对人们的压迫。所以章永璘在获得黄香久的性爱拯救之后，牺牲了性爱的温床，“残忍地”抛弃了黄香久，这也许会受到道德的责骂，但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追求的价值却是不可否认的，这个价值就在于对自由人道处境的追求，对真善美人性的追求以及对两性和谐社会的追求。

除此之外，昆德拉与张贤亮都选择了“创伤书写”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与其相似的文学心理和经验有关。就像结构主义叙事学者们所认为的，人类有着相似的深层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且世代沿袭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某种叙事结构的反复出现，它积淀着、构建着一代代人相似的心理活动，以文学叙事的形式传承下来，又不断影响、固化着一代代人的思维方式与心理观念。这也就说明了即使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作者依据某种相似的叙事结构创作出了不同的文学作品，但却能反映人类共有的不变的文学创作心理。这与荣格的原型理论所推崇的“自从远古时代就存在的普遍意象，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意象和模式”不谋而合，从而可以借助中西文学创作与心理来理解为什么在昆德拉和张贤亮的笔下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创伤——拯救”的叙事结构。

早在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就曾出现过“完人”是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整体的说法。在柏拉图的寓言里，人的身体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圆球，人是作为双性而存在的，但遗憾的是这个圆球被劈成两块，所以想要获得圆满的人就必须寻找到另一半的自己。其深层含义在于，越是完满的人，其身上的两性特质就越明显，要想获得生命的升华，就必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与之结合，共同创造，繁衍生命。由此可以看出昆德拉“创伤书写”叙事策略的心理结构，当个体受到创伤后难以恢复完整的主体时，外界异性的力量就成为了主体拯救自我的途径。除此之外，女性拯救男性的传统也给了昆德拉借鉴的模板。《神曲》中诗人的情人贝雅特丽齐嘱托维吉尔带领诗人走出黑暗的森林、避开了猛兽的袭击，并由自己带领诗人走进神圣的天堂；《罪与罚》中索尼雅用她女性的感召力和宗教的力量帮助男主人公投案自首，获得心理的拯救。无独有偶的是，在古老的中国也关注完整的主体的存在和女性拯救男性的叙事模式。《周易》里讲究阴阳协调，男女和谐，这构成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基本定律，也促进了两性关系的和谐。而即使在男尊女卑的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女性拯救男性的才子佳人的故事：美丽的七仙女选择了呆头呆脑的牛郎做夫婿，妖魅的狐仙选择贫弱的书生作为爱情对象，哪怕是一无所有的卖油郎也有可能被绣球砸中脑袋，成为富家小姐的上门女婿。在中国的传说故事中，女性给了男性获得更加完满自我的机会。这种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给了张贤亮“创伤——拯救”叙事结构一种可以借鉴和模仿的案例。由此可见，中西方对两性关系存在着相似的心理结构，即露西对路德维克的拯救和黄香久对章永璘的拯救都源自于对完整主体的确认和追求。在流放地孤独的路德维克，他缺少友情的关怀，也缺少爱情的滋养，而如神一般神秘的露西的出现拯救了他无处安放的灵魂。作为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章永璘在文革中受到的创伤也需要一位温柔的女性的拯救，不同于其他的劳改妇女，黄香久是性感的、丰腴的，并且极具女性美的，她那鲜亮的色彩也点亮了章永璘的人生，使其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成为了一个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正常人。由此可见，当路德维克和章永璘因政治的打击而受到创伤，无法恢复完整的主体人格时，正是外界异性的力量才使得他们获得拯救，弥补了主体的不健全。

综上所述，作为同样遭受政治打击而饱受创伤袭击的作家，昆德拉和张贤亮都在他们的创伤记忆中沉淀了太多难以承受的肉体和心灵的疼痛，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创伤书写”的叙事结构，来批判极权政治对于个体的“异化”，并将这些创伤以文字的外化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表现了各自不同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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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萌,吴涛. 祈求扭曲人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解读[J]. 前沿,2014,(Z6):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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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晓.创伤与叙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AStudyon"TraumaWriting"inJokebyMilanKunderaandHalfAManisWomanbyZhangXianliang

Liu Shuang Tan Xiaod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Both Milan Kundera and Zhang Xianliang are adept at revealing traumas of the individuals caused by depressive social environment through "trauma writing". In order to be saved, the injured individuals have to take various actions for self-healing. The strong motivations can be fou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y——"trauma and saving" between Milan Kundera and Zhang Xianliang.

Joke;HalfAManisWoman; trauma writing

I106.4

：A

：1672-335X(2017)05-0118-05

责任编辑：高 雪

2017-01-18

：刘爽(1972- )，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海洋文化与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