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屈原研究的古籍整理出版及其特点

张晓林

(山东大学出版社,山东 济南 250100)

2017-02-25

张晓林(1965—),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出版社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10.3969/j.issn.1673-5935.2017.03.014

抗战期间屈原研究的古籍整理出版及其特点

张晓林

(山东大学出版社,山东 济南 250100)

五四时期,在“整理国故”的潮流之下,对屈原其人及作品的归属问题上出现了“疑古辨伪”的声音。抗战时期,屈原研究中的疑古和尊古两种倾向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现代出版人通过出版与屈原及其代表作品的书籍,修正了疑古的观点,为续存国脉、激发民气发挥了作用。十四年间,屈原有关的书籍出版呈现了尊重原典和重视普及与宣传两个特点,两者互为表里,共同构筑了抗战时期文化抗战的风景线。

屈原;抗战时期;古籍出版;特点

屈原作为古代爱国诗人的代表,其古代接受史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进入现代之后,经历了五四时期“疑古”的否定,在抗战期间获得了充分的关注与肯定,在古籍的整理与出版方面获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为中华民族文脉续存、民气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抗战时期对屈原作品的研究是弘扬爱国精神的时代要求

五四时期,在“整理国故”的潮流之下,对屈原其人及作品的归属问题上,出现了“疑古辨伪”的声音。发出否定声音的就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胡适用考据的方法审视前人的记载,认为屈原是传说中的人物,司马迁的记载内容很不可靠,楚辞的作品“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大量反驳者纷纷著文立说,形成了楚辞研究热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楚辞研究者,在20世纪20年代则一方面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对元典旧说都给予充分尊重,对屈原的25篇作品和屈原的行事经历都采用了汉代以来的旧说,对屈原的基本问题仍采用传统的看法。胡适与梁启超的这两种观点,互相补充,共同引领了20年代的楚辞学发展。

从1931年开始,日本开始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抗战成为全社会的主题和共识。在抗战的时代要求下,屈原研究中的疑古和尊古两种倾向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作为胡适的学生,深受疑古思想影响的游国恩在《楚辞概论》中指出,《渔父》《卜居》《九歌》都不是屈原的作品,《离骚》的艺术成就不及《渔父》和《卜居》,给屈原的文学史地位大打了折扣,而在以后的研究中游国恩先生又修正了此观点。游国恩在1933年写就的《楚辞讲疏长编序》中,自述治楚辞的时代原因和宏伟计划:在日本加紧对我侵略,华北局势危急之时,意欲通过讲注《楚辞》唤起民心,奋起救国,因为“屈子之文,最易激发人情,……国难深矣,世之人倘亦有读屈子之文而兴起者乎,则庶乎三闾之孤愤为不虚,而区区之志亦可与忠义之士相见于天下矣。[1]”游国恩先生的转变具有代表性。修正了疑古的观点,并着重阐发屈原及楚辞的精神价值,既肯定了屈原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又超越其上,对屈原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追求予以肯定,以激发读者的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抗战时期对屈原作品的古籍整理正是继承20年代研究成果,顺应弘扬爱国精神的时代要求的结果。

二、抗战时期屈原作品古籍出版的特点

与抗战时期的爱国精神相吻合,屈原作品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当时在屈原作品的古籍出版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尊重原典

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肯定,最有效的做法莫过于尊重前人的记载,尊重旧说。

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10月将清人戴震的《屈原赋注》列为“万有文库”(王云五主编)第一辑出版,并分别在1933年、1935年再版;1940年,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在当时抗战后方长沙推出了《屈原赋注》的第六版[2]158,可见此书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清代是楚辞研究颇为兴盛的一个朝代,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到清末的王闿运都对楚辞进行过专门研究,商务印书馆选择戴震的注本作为“国学基本丛书”,不仅体现了崇古复古的倾向,而且可以说是对疑古的有力反击。戴震是清代乾嘉学风的代表人物,其楚辞研究涉及屈原身世考订、《楚辞》地理及名物训诂等诸多方面,尤其是戴东原在《自序》中对屈原的推崇,称屈原 “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旨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3],虽然有以骚配经的说法,但却提高了《楚辞》的地位,表达了对古代先贤的充分肯定。戴震注本收录《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等25篇,其中对《九歌》的写作背景、抒情意蕴的阐发,尤能引起当时人的共鸣。例如《东皇太一》《云中君》喻忠君爱国之情,《山鬼》悲悯战争,《东君》直指报秦之意,带有明显的反侵略的意味,这些对屈原的肯定和对楚辞的阐释正是民族危急的时代所需要的。

1934年“万有文库”第二集“国学基本丛书”中,刘向编集王逸注的《楚辞》赫然在列。屈原作为骚体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长期以来在古代学者心目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历代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认知和研读绵延不断。从西汉刘安为屈原编集,司马迁为屈原作传开始,屈原忠贞的形象开始确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记载屈原存有包括《离骚》在内的作品25篇,屈原诗人的形象进一步得到巩固。王逸为《楚辞》所做的章句训诂工作,是古代楚辞及屈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为屈原及楚辞的保存、流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东汉之后直到宋元明清的研读楚辞者莫不以王逸的注本为基础,其在楚辞学史上的原典意义自不待言。商务印书馆特地标明刘向编集、王逸注,就是充分肯定屈原之后汉代学者在保存、研究楚辞方面的一系列努力。西汉刘向校略群书,楚辞正式结集。同屈原类似,刘向身为汉室宗亲,却一再遭到贬抑,与屈原相同的经历,使刘向与200多年前的屈原产生了共鸣。他的《新序节士》不但高度赞扬了屈原的人格,而且对屈原事迹进行一番收集和考索的工作,是迄今除了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外离屈原年代最近最为详实的史料,在屈原生平研究方面价值很大。他编集的十六卷本的《楚辞》,开创了以作家为中心编纂文集的体例之先河,不但在楚辞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开启了后世总集的编辑。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向的楚辞集本为“总集之祖”,王逸注本就依据刘向的集本,可见刘向的编集之功。王逸的注本是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不仅肯定了《汉书》记载的屈原25篇篇目,为后人提供了了解、研究屈原的著作材料,而且高度评价了屈原的伟大人格,“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4]48,并高度评价了屈原其人其文的历史地位,特别是他对屈原的赞美,将屈原提到与孔子比肩的高度,“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罕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4]49

从南宋吕祖谦开始,对王逸依托的刘向十六卷本发出质疑,近代章太炎将《楚辞》定本归于刘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深受疑古思想影响的学人从整理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因为《楚辞》不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而对刘向编辑《楚辞》提出了质疑,质疑《楚辞》动摇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对文学史的研究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20年代的疑古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部楚辞学史上的元典之作意义不可谓不大。它向世人表明了当时对汉代学者搜集研究之功的充分肯定和褒扬。随着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热卖,屈原的高洁形象与华美诗篇更为现代读者所了解接受。

1932年到1936年间推出的安徽丛书,在第六期中影印了戴震的《屈原赋戴氏注》和《屈原赋注初稿》两种,该书在1936年付梓出版。戴震的《屈原赋注》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成,初稿为戴氏写本,将稿本与刻本相较,可知戴氏在初稿写成之后,又有所补充和改定。由此可见乾嘉学派治学之严谨。同时,对戴震注本屈原赋的影印亦有表达对先贤的重视、肯定和续存文脉的作用。

1936年国学整理社推出仿古字版的《楚辞四种》,收入南宋洪兴祖补注的《楚辞》、清人戴震的《屈原赋注》、明末清初萧尺木绘的《离骚图经》、现代人陈进宦的《楚辞拾遗》[2]189。这个古籍集本来源于二十年代的《楚辞四种》。1926年,刚刚成立仅四年的上海世界书局推出的《楚辞四种》,收入了十七卷本王逸《楚辞章句》、戴震的包括《屈原赋音义》《屈原赋通释》在内的《屈原赋注》,萧尺木绘制的《离骚图经》和作为附录的《楚辞拾遗》。戴震的《屈原赋注》,将王逸的《楚辞章句》分为七卷,把屈原赋二十三篇,加上卜居、渔父共二十五篇,编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七卷,《屈原赋音义》和《屈原赋通释》根据现代印刷的需要不再分卷,其中《屈原赋音义》对屈原的作品摘字正音,《屈原赋通释》对屈作中涉及的山川地名、草木鸟兽虫鱼均加以解释。1936年的《楚辞四种》特地注明王逸的《楚辞章句》采用了南宋洪兴祖的补注本。洪兴祖的《楚辞补注》除了在校正文字、订正讹误方面值得称道外,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概况和阐说方面对后世影响尤大。洪兴祖一方面突出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赞扬屈原以死报君、以身殉国的大义;同时强调了屈原的忧国意识。《离骚图经》是明末清初萧云从用图画的方式来概括屈原作品，计有《三闾大夫卜居渔父》一图,《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远游》五图失于兵燹,共计六十四图。每图后各载原文,并加注,说明作图之旨。萧氏作图考据精深审慎,深得屈子诗旨。如《国殇》图中突出了楚国将士“生死无二”的献身精神,笔意精细,形象生动,深得评论家的赞赏。陈进宦的《楚辞拾遗》一文,熔铸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和古文献资料于一炉,运用自己丰富的学识来解释自古难通的《天问》,以楚史楚事来表现屈子的爱国之情。

(二)重视古籍的普及与推广

对屈原作品的普及推广主要包括对屈原作品的现代标点、注释。白话文推广之后,对古代作品进行现代标点、注释可以大大降低阅读的难度,有助于屈原作品的普及。现代标点本先后由上海的三家出版社推出。1932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印行的新式标点《楚辞》由陆连碧标点,朱太忙校阅,1934—1935年半年之内两次再版。这个新式标点本将屈原的7题25篇作品编为5卷,《九辨》《招魂》另编为第6卷、第7卷。每卷之前皆有校阅者的小序,介绍作者、创造缘起等内容。上海新文化书社的新式标点《楚辞》于1933、1934年间接连推出3版、4版;上海启智书局也推出了由张蓝霄标点的《楚辞》,这两种现代标点本均收录了屈原宋玉的35篇作品。以上三种现代标点本《楚辞》都充分肯定了古代流传的屈原作品篇目。

除了新式标点以外,在白话文已经普及的背景下,对屈原的作品进行现代注释亦可以大大降低现代人的阅读难度,提高楚辞的普及程度。著名作家茅盾在此时期着力于楚辞的普及工作,他选注的楚辞分别以《楚辞》《楚辞选读》为题,前者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学生国学丛书[5]”,在1932年、1934年均又再版, 1937年改为《楚辞选读》出版,并于40年代作为中学国文补充读本,列入新中学文库。虽然书题不同,但内容并无前后的差异,两书均收入屈原宋玉两人的作品八篇,每篇均有注释。1932年北新书局推出了郭镂冰编的《屈原集》,集中收入屈原的《离骚》《惜诵》《抽思》《天问》《哀郢》《涉江》《怀沙》等7篇作品,均有注释,基本涵盖反映屈原生平的主要篇目。郭镂冰当时在开封第一师范任教,以写作古文、教授古文深受学生爱戴。即便赞成古文,郭镂冰也深感屈原作品理解的不易,此书就是他教书的积累。1943年5月,位于上海的中西文化印书馆出版了周仁济著译的《离骚今唱》。收录了屈原的代表长诗《离骚》原文,将其翻译成现代书面语,并有注释,对离骚的古今翻译进行了一次可贵的尝试。沈颜闵的《屈原赋讲疏》对《离骚》进行讲解、注释,并以《史记·屈原列传》为序言之一,同时对司马迁为屈原立传的功绩给予肯定。

三、结语

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要求下,对屈原作品的古籍整理出现了崇信古典、抒发其作品中爱国情感的鲜明倾向。当时的出版人一方面通过选择古代典籍,着重阐发屈子爱国、献身、忧愤等精神特质,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屈原作品的现代改造来普及、宣传屈原的精神,达到服务现实的激发感兴作用。两方面互为表里,共同构筑了抗战时期文化抗战的风景线,对中华民族文脉续存和民气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张强.现当代学人年谱与著述编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5.

[2] 田大畏.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 李中华,朱炳祥.楚辞学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235.

[4] 王逸.楚辞章句[M]. 长沙:岳麓书社,1989.

[5] 刘洪权.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J].出版科学,2004(2):51-58.

G237.9

A

1673-5935(2017)03- 0047- 03

[责任编辑]徐月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