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深虑远的人文精神探索者
——高士杰先生90华诞感言

●罗艺峰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我与高士杰先生的交往已有三十年了，如果把学术神交也算进去，恐怕还不止三十年。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世沧桑，炎凉冷暖，思想的温度是不是也这样变幻莫测呢？在我认识的高士杰先生头脑里，却一直保持着一个人文精神探索者的浓烈思辨，没有停止过对音乐的人文思考，似乎不合三十年河东河西的所谓“规律”。

高士杰先生的90年人生，其实最好的日子是后30年，我们常常见到他健步走在学院的大道上，也听见他精神矍铄的滔滔言谈，在家中书房里可聆他细致入微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后学还可以从他的不断发表的论文中，体悟到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探索，所谓人文精神，至少包含了自由思考的能力、理性探索的追求、反思怀疑的思辨、求真求美的价值。这里有几个关键词，真切地反映出高士杰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追求：

理性 反思 求真

我以为，这些关键词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大部分内涵，是一个现代学者的真正品质，也当然是高士杰先生的基本学术品质。

理性，是逻辑思辨求理的思维活动，是唯实的分析考察、是求真理的精神。高士杰先生的志业是研究西方音乐史，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基督教问题，但是他提出要“理性面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基督宗教问题”，这里有宗教信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信仰现象与宗教情感的问题，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不可谓不敏感，但高士杰先生不回避，而是理性的讨论了这里的学术问题。在高士杰先生数十年的学术活动中，始终贯穿着这一理性精神，不论是什么问题，都以高度理性的态度面对，对于概念的内涵、论证的逻辑、思辨的深浅等等，都极为重视，如“西方音乐”、“艺术音乐”、“中国音乐”、“中国近现代音乐”、“中国古代音乐”等等，这些概念不清理，怎么能展开讨论并进入深层的思辨？概念清晰是理性逻辑的基本要求，对于人文工作者非常重要，因为“真理的本性是理性的”，求真理的人不能不理性。但却还应该注意，高士杰先生同时还十分警惕“理性的潜妄”，理性并不能够解决一切音乐艺术的问题，他用理性去反对这样的“理性”，这不能不说是更高一级的理性。

反思，是思维的矛盾运动，也是辩证的过程，是心灵内部的涉及情感的精神活动，是对已有现象和结论、甚至是自己的结论的怀疑，否则就不会产生反思。当然反思也是人文精神的内涵之一，因为反思而不可能有盲从和崇拜，它商量、切磋、讨论、怀疑。因此，高士杰先生面对权威结论问道：中世纪全是黑暗吗？中世纪对西方音乐有没有进步意义呢？作为具备高度理性的人文学者，先生甚至问道：相对于信仰这种“超理性”现象，理性能够找到精神问题的终极的科学实证性的答案吗？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专家，他问道：基督宗教本身是人文主义的对立物吗？作为音乐学家，他关心中国音乐问题而问道：伯牙与子期的知音故事有礼乐教化的意思吗？面对《琵琶行》等许多著名古代诗作反映出的中国古人对艺术音乐的呼唤，他问道：在礼乐的主导下，不是也产生了许多有很高艺术性的音乐作品吗？什么是音乐审美的懂与不懂呢？这与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对象的“对象性关系”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还提出了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的怀疑，认为在审美活动中还存在“我感故我在”的问题……他总是有许多问题、质疑、怀疑，接触过高士杰先生的人不难发现，这甚至成为他的一种口语符号！中国古人说“疑乃进学门户”，不唯书、不唯上，不媚俗也不媚雅，怀疑精神不正标示着人文工作者最为可贵的反思精神吗？

求真，是人文工作的目的，甚至是人文学者的价值所在。一段时间以来，说真话难，做真事难，甚至做真学问都难，为什么？因为“真”的对面是“假”，“假”不愿意被证明为假，所以“真”难免被屏蔽。而真的失落，是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与理性精神、反思精神也自然不合。在高士杰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不讲假话是一个底线，哪怕不能讲真话，也决不讲假话，尤其是面对活人时讲真话是需要勇气的。在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外国音乐研究的基本认识上，有材料、有分析、有讨论，明确指出存在“左的干扰和失误”的问题以及“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他对文革前德彪西批判中的“阶级嗅觉”的警惕，反映出先生的先觉和智慧，对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的基本判断，也都是建立在求真的精神之上；高士杰先生提出的“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关系问题，也切中时弊，不盲从，不跟风，他以西方音乐史的史实（体制和工艺：音乐的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说明为什么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音乐成为了“世界的音乐”；他对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动情而又理性的深入分析、对前苏联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和批评，对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遭遇，使他作出了“超越实证”的结论，他称肖氏是“精神勇士”，这一结论并非容易得出。

在求真的道路上，高士杰先生何尝不是？在许多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上，他不回避，不绕道走，反倒是直接切入，其精神勇气往往胜于青年。比如，对引起巨大风波的中国音乐的“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的观点，他直接就说“认同蔡仲德对向西方乞灵的解读”，并且要“接着讲”，不惧时论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批判、否定甚至声讨。然而他的态度不是情绪的，而是理性的、分析的，作为音乐史家，他还是以事实来说话，他指出，否定和反对这一观点者，其实是出于政治义愤或文化焦虑，在反对和否定“向西方乞灵”的意见几乎成压倒之势时，而“向西方乞灵”仍然象一个幽灵，总在当代中国音乐生活中徘徊，因为“乞灵”就是求道，就是寻求音乐之道，寻求音乐的根本精神——人本精神。

高士杰先生经常有令人开智、警醒之论，如对“传统”的解释、对中国音乐道路的看法、对当下音乐现象的讨论、对“音乐作为文化”的深入分析、对具体作品引发的矛盾性评论的逻辑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新解读……等等，都无不反映了一个人文精神追求者的理性、反思、求真的精神。

先生已近期颐之年，却没有停止过思考，对于一个人文工作者，这不仅是他的职业要求，更是他的生活样态。我们不思考，也就没有了存在价值，甚至不能说自己活着。先生不常出门，却能知天下事；也不常旅行，却能思接万里；年事已高后很少出席学术会议，但却能敏感到时代的命题。有什么能够比人类的头脑更宽广的呢？有什么能够比人类的心灵更丰富的呢？能思考，是我们人类之所以高贵的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音乐学本来就是人文学科，是属人的学科，音乐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最为深刻和隐秘的东西，作为音乐史家的高士杰先生必然而当然地走上了人文精神的追求道路，这正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思想价值所在。

先生尝云：“音乐学工作者应该有形而上的趣味”，又常引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作为后学，我们应该从中感悟到些什么吧！

古人说，“仁者寿”。

我则说，“智者寿”。

高士杰先生，既仁且智，寿上加寿！

写于南方一隅

2017年12年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