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音乐对象化是当代音乐家的神圣创造使命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结论

2017-02-08 14:07居其宏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17年4期
关键词:对象化思潮音乐家

●居其宏

(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恢弘学说中,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世界观、历史观来观察文艺现象,论及文艺问题,从历史、美学和文艺工艺学角度,深刻阐述并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学术洞见、闪耀艺术灵光的观点和结论,由此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主要框架,为人类、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并对我国近现代当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并渗透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各个领域。音乐界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发展嬗变的历史,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音乐界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史。

音乐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其最根本的命题便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方法论与20世纪中国国情、与音乐艺术的普遍规律和中国音乐的特殊规律、与20世纪中国音乐所处的历史条件、内外环境及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有机结合起来,科学阐发并解决各个历史阶段音乐创造所面临的种种理论与实践命题,为音乐家们的各种创造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正确的方针引领和适宜的发展环境,以充分释放音乐家们的自由创造活力,促进音乐艺术生产力的解放,最终达成20世纪中国音乐艺术整体繁荣、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

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潮流,因其所处时代环境和社会变革的错综复杂及其对于音乐艺术的巨大影响力,便决定了它是一个伟大曲折而又充满恶浪险滩、暗礁漩涌的漫长流程,在其内部结构中包含着两个基本面:既有弄潮儿在激流勇进中手把红旗旗不湿、坚持科学精神、焕发创造活力而益显英雄本色,为我国20世纪专业音乐艺术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卓越创造和杰出贡献,此为“建设面”;也有某些落荒者在大浪淘沙、顺昌逆汰的壮烈进军中迷失方向、步入歧途,而由这股潮流的倡导者、顺应者渐渐蜕变为同路人、迷路人乃至落伍者,最终悲剧性地异化为它的对立面,成了阻滞20世纪下半叶中国音乐健康发展、妨碍其取得更大成就的消极力量,此为“异化面”。

在此之前,本书作者曾出版过一部《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研究》的专著,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音乐艺术对象化的“异化面”为研究对象,从立足当代、反思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面向未来的学术愿景出发,向读者描述了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程中如何发生、怎样发展以及如何异化的基本路线图,揭示这股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种种理论、具体形态及其对我国音乐艺术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和实际表现,对其理论内核及范畴做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批判性反思和解读。

毫无疑问,作者在从事上述研究时,也必然涉笔建设面,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音乐界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代表人物、代表文献和丰硕的创造成果。这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联系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外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对它的两个基本面做全方位展示、综合性观察和贯通性思考,才能从整体上描画出音乐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之既波澜壮阔,又错综复杂的实质性面貌。只不过,由于作者精力所限,当时该书仅选取其中的“异化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尽最大可能兼顾建设面。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音乐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音乐艺术对象化命题,都是一个极严肃棘手、极复杂繁难而又极具挑战性的宏大历史叙事和理论叙事,更是当代音乐家应当肩负的神圣创造使命。也正因为如此,它令我时而望而生畏,时而心向往之。

作为一个年逾七旬且已退休多年的音乐史论研究者,在带领课题组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歌剧音乐剧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并以《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丛书之名正式出版之后,令我开始有较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将时时躁动于心、久久不能自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命题重新拾起,提到我的研究日程上来。在南京艺术学院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乃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之名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并于2014年8月接到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立项通知书。

三年多来,资料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和写作进程相当曲折,其中之诸多艰辛亦不及备述;其间,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的研究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和新意的成果,但也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概言之,这些成果和问题,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鱼龙混杂、甚或鱼目混珠现实的集中反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化命题之于21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既反思历史、更面向未来的时代大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读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将其中普适性原理和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论述区分开来;如何总结100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经验和教训,如何将形形色色以“马克思主义”包装起来但其实质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形态及其当代变种之理论内核和实践危害不加掩饰地袒露出来,使之变为当代人的精神财富;如何在拨开历史尘封之后,给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和不同理论领域中为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而服膺真理、勇于探索、敢于建言并做出独特贡献的人们以应有的光荣和准确的历史地位;如何练就一副火眼金睛,能够在当代纷繁复杂的诸家之说中辨透真伪、识别良莠、区分龙种和跳蚤,而不被那些听来气冲牛斗、实质软弱无力的豪言壮语或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新词创造所迷惑;如此等等。而要切实做到这一切,不但需要研究者的勇气和胆识,更有赖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诚信仰、深厚学养和践行实践中的勇往直前,更有赖于他对中国历史和当代现实的了然于心和冷峻洞察。

与之相比,作者所在的音乐领域,其涵盖面和学术视野当然狭窄多矣。然而,若就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的历程及其复杂、曲折、艰难而言,却同样波澜壮阔,同样极具戏剧性——试看:在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之下,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在不同场次中纷纷登场亮相,构成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戏剧情境下,每个人物均基于自身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不同理解引发对中国社会和音乐之历史与现实的不同思考,从中得出不同结论,由此分成“异化”和“反异化”两大阵营,在彼此间引发激烈的理论争鸣,由此上演了一部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当今、情节无比曲折生动、冲突张力巨大、高潮迭起、惊心动魄的思潮活剧。

面对这样一部活灵活现的百年思潮争鸣大剧,谁还敢说理论研究一概枯燥无味?至少对我来说,它比浪漫主义歌剧大师瓦格纳的乐剧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更具吸引力,更能唤起我对之进行思考和研究的学术激情。

为此,作者力图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的“建设面”这个视角,结合中国近现代当代社会变革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以贯穿于20世纪中国音乐思潮发展史上的“异化”和“反异化”为主导线索,对之做历史性梳理和理论性考察,以期借助原始文本,结合音乐实践,拨开历史尘封,还原思潮论争史上“建设面”和“异化面”及其代表人物的本真形象,臧否其理论的得与失和影响20世纪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的功与过,将蕴含于其中的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提炼出来,使之化为今人和后人的精神财富,为当下和未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的理论与实践添砖加瓦,提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

毫无疑问,作者自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和领悟依然远远不够,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所缺甚多,面对如此光荣神圣的学术使命,常生力有不逮的愧意;然而,小卒既已过河,唯有拼命向前之一途,安可驻足乃至退却乎?至于其中之得失是非,还是任由当代和未来的音乐家们去品头论足吧。

如今,在本课题面临结项之际,作者兹提出下列几点结论为本书作结,并与音乐界同行及广大读者共享:

一、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的进程,已近一个世纪。以贺绿汀为代表的大批中国音乐家,怀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赤诚信仰,怀着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音乐的拳拳挚爱之心,在中国社会的历次大变革中,无论宏观语境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也无论个人境遇是顺是逆,总是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总是以中国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为第一要务,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观察、思考、研究中国音乐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一系列有助于中国音乐艺术健康前行的主张、观点和对策;即便遭遇“异化面”不公平的批判、围剿乃至拘押,非但绝不苟且,绝不退缩,且毅然作登高之呼,发由衷之言,独立寒秋,力排众议,以雄辩之文章,探艺术之精微,论发展之坦途;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音乐艺术基本规律之后,或高屋建瓴,或细分缕析,或直言不讳,或据理力争,由此为我们留下了众多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经典文献。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音乐对象化建设面之主要代表人物的贺绿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坚定信念及其科学内涵的精深把握、对古今中外音乐艺术规律的深厚学养和专业作曲技术的熟稔运用,非但为我们留下了《抗战中的音乐家》、《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民族音乐问题》、《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在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等思潮论争的光辉篇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理论建构、反对“异化”思潮的泛滥、竭力减小其危害作出了足以彪炳史册的贡献,且以专业作曲家的身份,作有《牧童短笛》、《嘉陵江上》、《游击队歌》、《森吉德玛》和《晚会》等不同体裁和风格的杰出作品,充分体现了一个当代专业音乐家为坚持真理而奋不顾身的刚挺人格、为音乐艺术而奋斗终身的全面素养,铸就了他那举世闻名的“硬骨头音乐家”形象,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历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二、令人深感骄傲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的历史进程中,贺绿汀并不是孤军奋战者。与贺绿汀同时代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钱仁康、丁善德诸人,以及他们的学生汪立三、于润洋、赵宋光、茅原、戴鹏海、陈聆群以及后辈学者王宁一、王安国和戴嘉枋等等,都在不同历史阶段、在不同学科领域,各自用自己的思想成果为此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这就充分说明,尽管时代条件发展了,宏观语境变化了,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种时代大题和学术难题接踵而至,然而,中国音乐家肩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这项光荣神圣的使命,则是一个生生不息、代代相继的创造性存在。由此完全可以说,贺绿汀和他毕生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的神圣事业,连同他那光照千古的“硬骨头音乐家”精神,已是后继有人,且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走向更新更高阶段。笔者对此充满自信。

三、以吕骥为其主要代表的一批音乐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时语境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的早期建构做出过重要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左翼新音乐运动”以及日后抗日救亡音乐的极大繁荣,其功不可没也。然而颇为可惜的是,吕骥、赵沨、孙慎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解,既存在某些偏颇和盲点,又罔顾音乐艺术特殊规律,导致其理论纲领和实际运作均出现了某些偏差。新中国成立,吕骥等人掌握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实际领导权之后,非但未能将战时音乐政策及时调整到和平建设上来,反而一味沿袭旧制,武断强化音乐为政治服务的武器功能,无视和平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审美趣味的多样性,无情打压音乐家的审美创造;更依据阶级斗争思维,灭杀贺绿汀等音乐家的正确意见,从而将自己的理论坐标从当初的小偏颇发展为大失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异化为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给我国音乐艺术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尤为可悲的是,改革开放的宏观语境原本为吕骥等人的自我反思以转变异化立场、实现其理论涅槃提供了极好的机遇,然而,吕骥、赵沨和孙慎等人却让这样的自我救赎机遇与自己檫肩而过,依然顽强固守战时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思维及相关老套旧说,对新时期以来在音乐界出现的种种新思想、新观念、新风格和新品种持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这就使其理论主张和思潮本质无可逃遁地异化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音乐对象化的对立面,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四、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各种利益集团、各种社会思潮都在顽强地表现自身的存在,彼此间的剧烈较量和论战时有所见。在这种宏观形势下,音乐界看似风平浪静,蛰伏多年的实用本本主义思潮亦未有大的动静;然一俟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会否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为此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警惕,以观其变、待其动。但我仍想诚恳指出,重操拉大旗作虎皮、抄语录当盾牌的故技,置身时代大潮之外,远远站在岸上吹毛求疵,既解决不了当代音乐生活中任何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在艺术上和学术上毫无出路;只有彻底抛弃实用本本主义立场,满腔热情地投身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的宏伟实践,深入生活,拥抱时代,接近人民,皈依真理,认同改革开放潮流,虚心学习民主政治,认真倾听当代音乐,重新回到浩荡的中国音乐创造者行列并成为其中普通而光荣的一员,才是一个有出息的音乐家、理论家所应当做的,而且经过努力也完全可以做到。

五、另一种威胁则是来自以“西方音乐中心论”为美学坐标和感性目光、试图以所谓“国际标准”全面否定20世纪以来我国音乐艺术所选择的“兼收并蓄、中西合璧”道路及其主要成果的音乐思潮。这股思潮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香港学者刘靖之博士在其《中国新音乐史论》中提出的所谓“三阶段论”为代表;新世纪以来,在一部分音乐家的思潮和创作实践中有进一步发展蔓延之势。不可小觑这股思潮的现实存在和潜在能量。我敢预言,在此后若干年内,这股思潮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对象,我们与它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友好争鸣,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考虑到苏东之变后的国际语境或国内信仰缺失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的挑战必将更为严峻,音乐界自然不能例外。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与这股思潮的论争,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乐坛理论交锋之主战场。

六、在思想混乱、观念多元的当下,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和艺术观念层面上,它仍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百花齐放”中的一花,既不允许也不可能仰仗自己的主流地位便可气指颐使,便能独霸天下;倘果真如是,便又无可逃遁地重蹈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的覆辙,重演曾经上演过的学术霸权话语悲剧。因此,在充分保障各种艺术观念和理论主张的平等权利和自由表达的前提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和科学理论与现时代国内外音乐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和最新成果紧密联系起来,如何使我国音乐史论研究、创作规律研究和音乐思潮研究实现向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跨越,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道光荣而艰巨的学术考题。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音乐界的理论与实践,在此之前,是一个由几代音乐家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理解、全身心投入于此的创造过程,其中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都为后世音乐家的后续探索提供了极可宝贵的历史借镜;在此之后,同样需要几代音乐家在这条理论探索和创造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才能在与其他思潮的多元并存、良性互动、平等争鸣和彼此作用中实现自身的跨越。更何况,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音乐对象化”这个命题,既不能自诩,也无法他封,而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强大逻辑魅力和高超历史洞见的自觉承担和个人选择,也惟有在中国人民的音乐艺术审美实践中经受考验方能判定其正误,并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音乐理论中随时修正错误,充实理论积累,拓展创新视野,在实践考验中将自己锤炼得更加完备而强大。

综上所论,本书从20世纪中国乐坛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文艺观中国化和音乐艺术对象化的曲折进程中,梳理出一条异化与反异化的思想交锋主线,努力总结其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音乐观中国化建构历程的艰苦性和曲折性力所能及地展示出来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和反思,以期有助于主动承担这一使命的学者全面理解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辩证扬弃前辈们的思想遗产,根据当今时代的新形势和音乐艺术发展的新特点,为构建既具鲜明中国特色、又切合音乐艺术规律的马克思主义音乐观添砖加瓦,使之为我国当代音乐艺术的全面复兴和更大繁荣提供精神推力。

限于个人学识和能力,我在本书中尽己所能这样做了,但其得失如何、效果怎样,则不敢自专,还有待同行和读者的评判,最终则要将它交予历史和当代实践去检验。

2017年11月7日于南艺樱花东门

猜你喜欢
对象化思潮音乐家
从默默无闻到遐迩闻名的音乐家
春秋时期重民的社会思潮
对象化的思想:人类生活中的信息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象化理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开端与基石
姚铜(音乐家)
从回归温柔敦厚到走向天马行空——当代文艺思潮的一种转向
探究视听艺术中的美学体现
维新思潮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
桑塔耶纳美学的“解构”与“建构”
“文革” 后期的民间批判思潮(1968~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