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和山林

杨玉英

武侠和山林

杨玉英

从《史记》到现代武侠小说,山林场景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的过程,而侠客和山林之间的关系又有所发展演变。本文试图通过揭示其发展规律,从而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武侠 山林

陈平原先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说:“侠客选择‘江湖’而不是‘山林’或‘绿林’作为主要的活动背景。”1]但接着陈先生又说:“武侠小说中大的背景是‘江湖’,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则有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2]“江湖”,是一个大概念,它大约泛指武林人士所组成的一个生活空间,人际交往网络。而本文对“山林”这一概念介定为很少有人出入的险峻之地,常人不易到达的幽寂之所,远离尘世纷争束缚的世外之境,是相对普通百姓世俗生活居住之地而言,而陈先生所说的生活场景中的前两个,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应属“山林”范畴。

一.山林场景在武侠文学中的演变历程

在早记录武侠人士事迹的《史记》和《汉书》中,朱家、剧孟、郭解、万章等侠客均为市井之侠。东汉范晔《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中出现了越女生于深山,长于深山的描述,但鉴于一般对武侠的定义,是有武有侠,偏于侠的事实,越女只能算一个武夫,不能称为侠客。武侠文学和山林的真正结合最早开始于魏晋。晋·干宝《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关于彭娥的描述,这两篇中开始以山林场景作为侠客避祸之所出现。唐传奇《聂隐娘》中,首次有了对山林场景的具体描绘,聂隐娘被一尼姑掳去,五年后被尼姑送回,聂隐娘向父亲诉说被掳经过时说:“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根据聂隐娘的叙述,此地应为老尼居位之所,隐娘在此学习飞行和剑术。《聂隐娘》中这种山林环境的氛围,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山林场景描写影响很大。至宋元明话本小说,则出现武侠人士聚集山林的描写。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杨温拦路虎传》,《万秀娘仇抱山亭儿》中都有这种描写。到明代,这一趋势大盛,"三言"中《宋大祖千里送京娘》中亦有此类描写,而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则是聚集山林的英雄好汉们的传奇,水泊梁山,赤松林,野猎林,清风山的环境描写更为细致,这些山林成为侠客生活和出没之地。到清代,出现侠客走出山林,走进世俗的倾向,公案侠义小说中侠客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模式。《绿牡丹》中的花振芳、鲍自安,《三侠五义》、《小五义》中的王朝、马汉,"五鼠",《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迫于无奈而聚于山林,但却是身在山林,心系世俗,把归顺朝廷当作正途,把封妻荫子作为人生的理想。到现代武侠小说,则又出现了侠客对山林的回归,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就开始出现这种倾向,赵焕亭《奇侠精忠传》中于益入山做了道士,白羽《十二金线镖》中愈剑平最后隐修五台山,王度庐《宝剑金钗》中玉娇龙隐修天山,而到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中,山林更是大量出现,作为侠客们生活、活动的背景而进行描写,峨眉山,青城山、华山、绝情谷、飘渺峰、青木崖,孤岛、大漠、雪原、高山的场景描写,比比皆是,侠客们的生活,活动则在这些山林背景基础上展开,体现了侠客对山林回归的一种倾向。

二.山林场景在武侠文学中的演变历程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

“侠”起源于春秋末期,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的养士之风促进了“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成熟,到西汉,“侠”到达了鼎盛,《史记》、《汉书》专门为游侠刺客列传使可证明。从《后汉书》开始,“侠”作为一个群体不再在史书中出现,说明“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衰落。与此相对应,我们发现,“侠”在鼎盛时期大都生活于市井,随着他们的衰微,到魏晋,山林场景开始逐渐出现在武侠小说中,分析其中原因,大约和统治阶层对侠的打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几乎从有“侠”的那一天起,反“侠”的呼声就没停止过。“侠以武犯禁”,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尖锐地指出“侠”对于统治秩序的破坏,又说侠的特点是“群侠以私剑养”（《韩非子·五蠹》）,“弃官宠交”(《韩非子·八说》),“贱爵禄”(《韩非子·诡使》),“不知事类者也”《韩非子·显学》。而应该说侠的这种特质会对封建统治秩序造成直接威胁,容易导致国家统治机器失效,鉴于此,远在秦还没有统一六国之前,秦孝公就立法禁私斗,控制游士的活动,而西汉建国后,武侠势力的膨胀,已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史记》和《汉书》中记载郭解、剧孟、楼护、陈遵等大侠或和贵族高官有密切联系,或自己本身也成为显宦。大侠们一呼百应,影响极大,感到危险迫近的统治者,对侠的打击力度也不断加强,西汉共争取了三次大规模镇压侠的行动。东汉后,侠的势力受到很大遏制。

除了统治阶级对侠的镇压,使侠生活于世俗的可能性变小外,封建统治的不断加强、巩固,加之统治者的社会舆论导向的作用,儒家文化渗透民间百姓,温和谦让,中规中矩,谨小慎微的国民气质和生存状态,也使侠在世俗的生存空间再度受到挤压,山林不得不成为侠客们的选择。

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人格体现的侠,山林也是他们的自愿选择,因为环境是人的个性气质的体现,人的自由就应象天地万物一样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发展,侠士们我行我素,任性而为的个性和山林这一环境相得益彰。蔡翔先生在《中国武侠史》中说,从魏晋开始,武侠开始绿林流动。

侠客居于山林,起初是一种零星、个体的行为,到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团伙式聚集方式,而这种方式,势必又会使统治阶级感到一种威胁,于是,统治阶级开始上山“剿匪”。而事实上,侠客们是无力和统治者抗衡的,为了生存,他们要和统治者达成妥协,于是,《水浒传》中便有了受招安下山的描写,侠客开始走出山林,到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中,这一现象更成为普遍趋势。

但是,作为武侠文学,问题便又来了,侠客出山林,入世俗,将世俗作为一种终极选择,实际上意味着对“侠义”精神的颠覆,侠客融入世俗,过一种世俗的生活,把对朝廷尽忠作为人生准则,在别人领导下尽职尽责,把封妻荫子作为人生理想,侠便变成了一个俗人,或者说是一个武夫。“侠”便消失了。

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对侠的描绘是其特征及精神的经典体现,前者说侠“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世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而后者,则更多的生动再现了侠的一种张扬个性,一种极度自由,自尊的人格。因而侠的特点应概括为:既有大济苍生,锄强扶弱,替天行道的责任感,而同时,这种行为又是以侠自己的人生价值判断为准则,不受世俗礼法束缚的。

而这也正是侠的这种精神文化内涵,之所以对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的原因,左思在《咏史》中对荆轲、高渐离发出了“离眄邈四海,豪在何足陈?”的赞叹，晋·张华在《博陵王宫侠曲》中发出纵“死闻侠骨香”的感叹,而李白则希望“平交诸侯”所以他声称“天子呼来不上船”。但是,这种极度的自尊与自由,却是文人们难以实现的。

从魏晋时开始,侠的形象基本上都是文人虚构的,如果说《史记》《汉书》之侠是作为社会实有之侠,那么,后来文学作品中的侠就象陈平原先生所说,是文人的一种“侠客梦”。因为侠身上具有了太多文人没有却极度渴望的东西,比如说一种自由放达的生活,一种对自我价值,自我尊严、自我原则的极度捍卫,一种强悍生命力的体现。“侠”形象的塑造,更多的是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补偿,这也是侠文学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古代武侠小说虚构性不强,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的话,那么,到现代武侠小说,这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现代武侠小说,人们称之为“成人的童话”。这就说明,虚幻是它一大特点,现代武侠小说更注重体现一种侠义精神。中国文人为了使自己的武侠梦不要破灭,就必须要为侠寻求一种合理的生存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去表现自己的精神渴望。那么,山林,就成为文人们必然选择。

“侠”的自由,放达,我行我素之风,是背离正统文化的,正如有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侠是一种“文化离轨者”,即司马迁所说“不轨于正义”的人群。他们的这种精神特质,使得他们不可能融入世俗生活,山林便成了他们选择。而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作一个侠客,而非对世俗妥协,作一个“俗人”,本身也带有“隐”的含义在其中,山林也便是这种隐的象征,同时,侠客们之所以能成为“侠”,在于他们强烈的正义感,这又使他必须行侠,而行侠本身必须出山林,入世俗,但是,这种出山林和侠义公案小说中侠客的出山林不同。后者是把出山林,入世俗作为归宿;而前者,恰恰相反,山林是其归宿,出山林是一种手段,一个过程,一个阶段。在山林——世俗——山林的转换中,侠客们既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又使他们自由不拘的个性得以保存。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行侠和山林之间的矛盾,也是文人自身隐和仕,出世和入世矛盾的体现。而这种矛盾,常常使文人困惑、挣扎,他们便把自己的人生感受融入了武侠和山林之中。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48

[2]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66

（作者单位：安阳工学院公共艺术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