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民族与满—通古斯诸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中的神树象征意蕴

2017-02-16 16:42车海锋
东疆学刊 2017年1期
关键词:天界神树天神

[摘要]

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原始先民的神树崇拜以宇宙树信仰为起点,在漫长的原始氏族制社会中先后扮演了生命树、神灵树等角色,并逐渐演变成“高杆”、“索莫杆”、“托罗杆”等神杆以及“托若树”、“祈年树”。它们是宇宙树、生命树和神灵树的复合体,祭祀的对象是天神、祖先神和自然界的神祗。

[关键词]

朝鲜民族;满-通古斯;叙事文学;神树

[中图分类号]I31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1307

[收稿日期]2016-07-24

[基金项目]2016年四川省博士后科研特别资助项目“朝鲜民族与满-通古斯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6]184号。

[作者简介]

车海锋,男,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朝鲜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成都610064)

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是中国古代东北秽貊、肃慎和东胡族系的后裔,其原始先民世代生活在高山林立、树木繁茂的东北亚森林之中,树木就成为了他们崇拜的对象。吕大吉先生认为,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是基于“灵魂”观念而产生的“万物有灵论”。由万物有灵而逐渐产生了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崇拜;随着原始社会体制进入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制社会,产生了最早的图腾崇拜以及半人半图腾的女始祖崇拜,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出现了女性祖先崇拜、女阴崇拜和早期的自然崇拜;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祖先崇拜对象更替为男性祖先,自然崇拜以精灵崇拜和神灵崇拜为主;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氏族部落联盟和社会等级的分化,宗教世界也出现了兼具自然神和祖先神双重神性的天神崇拜和由此衍化出来的其他崇拜形式。[1](5~6)

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原始先民最初“都转变为它的宗教”的神树,在漫长的岁月中扮演宇宙树,生命树、神灵树等角色,最終演变为“高杆(朝鲜语叫‘sostai)”、“索莫(somo)杆”、“托罗(toro)杆”以及“托若树”、“祈年树”。本文以原始氏族制社会各阶段原始宗教的内容为经,以不同原始氏族社会体制阶段的神树象征意蕴为纬,考察分析朝鲜民族与满—通古斯诸民族的神树崇拜演变轨迹和神树象征意蕴的异同。

一、天地媒介之宇宙树

在原始先民尚未认识到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之前,他们认为天神掌管着人类的出生死亡、狩猎多寡,于是原始先民想到通过高大挺拔的树木到达天界祈求天神。满族神话《通天桥》中,阿布凯恩都哩(天神)用霹雷击毁了通天桥后,造了一棵最高最大的树代替通天桥。天神铸造的“最高最大的”宇宙树不仅起到连接天界和地界的桥梁作用,而且还把人们的祈求传达给天界,天神则通过宇宙树把指令下传给地界的人们。

宇宙树是生活于森林中的原始先民用参天大树充当沟通天界和地界之媒介的原始思维的产物,列维—布留尔称之为“互渗律”。“在原始人那里,对现象的客观联系往往是不加考虑的原始意识,却特别关注现象之间各种虚虚实实的神秘联系。原始人的表象之间预先形成的关联不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而且经验也无力来反对这些关联。”[2](69)原始先民认为,爬上巍然耸立的大山就能够摸到天,然而爬上山顶才发现,比山更高的是长在山顶上的粗壮的大树。在原始“互渗”思维模式下,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高山、大树、宇宙树三个事物神秘地联系在一起。古朝鲜观念中的宇宙树是长在山顶上的一棵檀树。《檀君神话》中,天帝之子桓雄携众神顺着神檀树降临至太白山顶。显然,在古朝鲜盛传的檀树连接天地的母题在融入建国神话时被淡化了其高大的宇宙树形象,只把檀树连接天界和地界的功能保留下来。另外,从《檀君神话》中的“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壇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看,檀树也像满族连接天地的最高最大的树一样,具备了把地界人们的愿望传达给天神,天神则通过树木下发指令的功能。

列维—布留尔的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现象之间神秘互渗的原则在鄂伦春族宇宙树神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最有趣的是宇宙树与鹿角神秘地联系在一起。《鹿角通天》的传说讲道:一头神鹿卧在兴安岭高高的山顶上,人们说它有一双多杈的鹿角,一直能伸到天上。人们能沿着鹿的巨角,攀登到天上去找恩都力(天神)寻求美好的生活。鹿角与宇宙树等同视之的观念虽匪夷所思,然而在原始思维中,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不是客观呈现的,原始先民通常更为关注事物之间的神秘关系,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客观关系。正如韩国学者金烈圭先生所说:“大地养树,使其春天长芽,秋天落叶,鹿将像树一样的角养在头顶上,秋天成熟,春天发芽再生长,因此鹿与永恒的大地之母具有同样的属性,鹿角与大树的再生是一样的。”[3](319) 鹿角与树木完美融合的有力证物是朝鲜半岛南部出土的新罗时期的金冠。金冠上装饰着两柱五叉鹿角,鹿角上有规则地点缀着用金丝吊挂的半月形曲玉和圆形金片,宛如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这也正好解开了朝鲜新罗时期金冠和满—通古斯诸民族萨满神帽上为什么装饰多叉鹿角之谜,是因为萨满通过神帽上的鹿角不仅能够“爬上”天界与天神沟通,而且像满族《通天桥》神话和古朝鲜《檀君神话》中收发信息的宇宙树一样,通过鹿角接收天神的指令,又能把地界人们的愿望传达给天神。

萨满不仅利用像大树一样的鹿角与神沟通,在日常仪式中也常利用树木登高谒见天神。在鄂伦春族的萨满祭礼中,新萨满需要在老萨满的引荐下,通过刻有九道横杠的樟子松神树登高谒见居住在最高层的天神,并以此来证明已经具备担当神界与人间使者的能力。勇敢的新萨满攀爬宇宙树拜见天神的一幕在锡伯族的萨满主神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神图长约一米半,宽约一米二,绢帛彩绘,神图左侧画有长长的刀梯,连接着上中下三层,一个男性小萨满往上攀登。第三层下部中间是耸入云层的神树。[4](191) 这幅萨满主神图中耸入云层的神树连接着天界和地界,而天界的三层由长长的刀梯连接着。刀梯是人类社会进入金属时代以后的产物,其前身是木梯,而木梯的原型就是宇宙树。

树木与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所以高大挺拔的大树很自然地转变为了宗教崇拜的对象和解释自然现象的素材。然而,基于同一原始思维模式下形成的宇宙树,其形状、生长位置以及使用对象等方面在各民族中表现出一些差异,其中各民族具体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原始宗教是在反映和适应着原始人群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所以各个时期原始宗教的内容,都与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分不开。

宇宙树是原始先民探索宇宙奥秘的最初尝试,然而浩瀚无垠的宇宙总是激发原始先民的无限遐想。随着原始先民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宇宙三界由一棵宇宙树连接的观念发展演变为“三界三棵树”,即相联的宇宙多棵树观念。在鄂伦春萨满祭礼中,樟子松神树上的九道横杠象征着宇宙树连接着九层天;锡伯族萨满神图中长长的刀梯连接着天界的上中下三层;《放牛娃与仙女》中的木梯则直通九层天界;满族也有“九天三界”说,如前文满族宇宙树神话中天界和地界由“一棵最高最大的树”相连,而满族《天宫大战》神话中,天界太阳河边还有一棵神树;[5](217)赫哲族观念中的宇宙三界则由三棵树构成:天上的一棵树住着天神和人类生前的灵魂,无数灵魂都以小雏鸟的形态聚居在树上,地上的一棵树供人和动物生活,地下的一棵树是为地下魔鬼和死者鬼灵所使用的。

宇宙分为三界,天界和地界由檀树相连的观念在朝鲜民族意识观念中占主导地位,在朝鲜半岛南部金冠冢等遗址出土的朝鲜新罗时期的金冠上便可窥见一斑。新罗时期金冠的额头正中间和两个太阳穴部位各饰有“三个‘山字或四个‘山字叠加”的直立式装饰,金冠后面左侧和右侧各饰有一个五杈鹿角,直立式装饰和鹿角上有规则地点缀着用金丝吊挂的半月形曲玉和圆形金片。[6](190,192,234,187)上文已提及鹿角与宇宙树相通,是沟通天界和地界的媒介,而新罗金冠正面和两侧太阳穴位置装饰的三柱“直立式装饰”意味着图案所画的是代表宇宙三界的三棵树。每柱直立式装饰上的“三个‘山或四个‘山字”应该是各界的分层,也就是说,宇宙分为天界、地界、地下界,各界又分為三层或四层。

总之,宇宙树是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原始先民用赖以生存的树木解释宇宙三界沟通渠道的产物。正如美国学者佩顿所言:“原始思维是人类的早期想象,是人类解释自然、生命、死亡这些未知的、令人惧怕、令人敬畏的力量的最初尝试。”[7](23) 原始先民通常不是用自然界的知识解释自己,而根据自己的知识解释自然界。原始先民不仅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而且还用其来阐释人类来源等重大问题。

二、繁衍人类之生命树

前苏联人类学家海通认为:“相信氏族起源于图腾是图腾崇拜的主要信仰。”[8](214) 纵观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讲述生命起源的生命树神话,大致可分为:繁衍人类、哺育氏族、树木化身为女人与男人结合生育人类、树木化身为男人与女人媾合生育后代、死后化为树木等生命树神话。

满族树生人的神话富有哲理性。世间万物离不开水,神话中就是指出最先有水,后在水中生出柳叶。柳叶越变越多,长成佛多毛(柳叶树),最后柳叶树生出万物和人类。除此之外,满族还有“天神阿布卡恩都里把围腰的细柳叶摘下了几片,柳叶上便长出了飞虫、爬虫和人,大地上从此才有了人烟”的神话。柳树叶酷似女人生殖器,由女人生殖器生出世间万物和人类的神话蕴藏着生殖崇拜,符合人类的生命法则。与柳树叶直接繁衍人类不同,鄂伦春族树生人神话中的老桦树作为原材料参与了天神创造人类的过程,由天神用老桦树皮制成了最初的人类。老桦树没有像“佛多毛”、“腰围柳”一样直接生出人类,而是作为原材料经天神的力量才创造出人类。

树木不只是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原始先民制造生活生产工具的重要材料,树木的汁液、果实还是原始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因此他们认为树木是繁衍哺育氏族成员的祖先。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乡鄂温克人流传的生命树神话通过一系列遐想和夸张的话语,描述了鄂温克族神奇伟岸的宇宙树形象,认为树液有着神奇的功效,如果谁能饮到黄色泡状树液就能得到幸福。宇宙树是生命的源头和活力的象征,就像耸立在天地之间高大慈祥的母亲,她用甘甜的黄色泡状“乳汁”哺育着鄂温克族原始先民。无独有偶,至今韩国智异山周边的居民仍认为,初夏时节喝智异山神树上流淌的树汁就能预防疾病,延年益寿。[9](50)显然,这是宇宙树、生命树的汁液哺育人类观念遗留的产物。不仅宇宙树、生命树上的树汁恩及原始先民,其果实也是原始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鄂温克族上述神话中宇宙树的果实像巨大的酒杯,树叶像张马皮,树干穿过了3层天,那么不难推断锡伯族神话《放牛娃和仙女》中结出“像花瓷瓶那么大桃子”的桃树树干应该不低于3层天,树叶应不比整张马皮小,更叫人称奇的是吃了花瓷瓶那么大的桃子就可以几个月不吃饭也不饿,粗壮高大的桃树俨然是一幅宇宙树、生命树形象。提及宇宙树和生命树的完美结合,不得不再提及朝鲜新罗时期的金冠。金冠的“三个‘山字或四个‘山字叠加”的直立式装饰是图案化的宇宙树,上面用金丝有规则地吊挂的半月形曲玉和圆形金片则应该是图案化的果实和树叶。

树木有时还化做女人与世间的男人结合生育人类。满族神话流传,人间洪水泛滥时,阿布卡恩都里用柳枝将最后一个男子救出,男子和柳枝化成的美女成亲,繁育出众多的后代。其实满族柳枝化为美丽的姑娘与男人结合繁衍后代的神话传说是佛多毛、细柳叶繁衍人类神话的变异,从具体的女性生殖器崇拜演绎为整个伟大女性的崇拜,蕴藏着对女性始祖的崇拜。无独有偶,朝鲜民族《朱蒙传说》中,朱蒙的母亲是柳花。“柳花”按字意讲是柳树的花朵,也可理解为“柳树姑娘”,因为在朝鲜民族习俗中,给女孩儿起名时喜欢起一个带“花”字的名字,期望女儿像花朵一样美丽。无论“柳花”是柳树的花朵,还是柳树姑娘,都与柳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柳树喜欢长在水边,因此比喻其父为江河之神也是好的例证。柳花作为生育女神,曾一度受到高句丽人的祭拜。《周书·高句丽》载:“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之像;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与朱蒙云。” 柳树作为一种生命力强、成活率高、萌发性强的树种,也被古代的锡伯族人搬进了信仰领域里,与自身的繁衍联系了起来,供立了柳树神翁(佛多霍玛法),把它当作生育之神灵供奉。[10](180~181)

树木有时也以男人的身份与女人媾合生育后代。朝鲜民族盛传的《》(木道令,意为“树的儿子”)神话讲:古时候有一棵乔木,天上下凡的仙女受此神树之精,生下一个男孩。[11](166)这与满族洪水神话中的母系意象神柳大相径庭,《木道令》洪水神话中的神树以父系意象登场,着重强调男性在人类繁殖中的作用,这表明该神话中树生人的母题在原始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或是部落联盟阶段被改造了。

人变成树的生命树神话在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神话传说中有很多保留。在鄂伦春族《垂柳的故事》、鄂温克族《白桦树的故事》、赫哲族《苏苏》、锡伯族《后娘的故事》、满族《白云格格》、朝鲜民族《松风罗月》等神话故事中,虽然人死后化成的树木的种类不尽相同,但所表现的观念却是一致的,即人类与大自然和谐一体,人类来源于树木,最后也应该归于树木。对此,海通解释说,“人在实践经验中确认,普通的动物和正常的人不具有任何变化的能力。但是,宗教观念是保守的,因此,图腾化身信仰仍被保留下来。不过,人们认为只有在过去才具有这种化身能力,或认为人死后化身为某种动物。”[8](219)

总的来说,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中树生人、哺育人、人与树结合生人、人死化树的生命树观念是原始先民把氏族的祖先与自然物(树木)混为一谈并视为氏族群体的祖先,当作图腾的产物。图腾观念出现于母系氏族制时代, “图腾与地区有关,成为图腾的大多是群体成员所熟悉的自然界中的有生物或无生物”;“最初的图腾可能仅仅是人们生存所依赖的动物、植物和自然力”。[8](220~221) 树木与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原始先民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与生存极为密切的树木等需求物往往成为解释自然现象和追溯氏族来源的源头,当原始先民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思考神灵的处所时,树木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神灵的栖息之所。

三、神灵居所之神灵树

人类灵魂观念的发展历程,大体是从与形体相联系的物质性灵魂观念逐步发展为独立于形体的非物质性灵魂观念;从人自身的灵魂观念通过对象化,发展为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灵观念。神靈通常有两种:一是笃信自然内在的神格化的树木、山、日月星辰等神灵;二是人的灵,即人灵被神格化为神灵。神灵通过一些密切的联系与树木等某一具体物体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远离它们,去过独立的生活。

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认为奇异的大树之上必有树神。在朝鲜民族《小伙子找媳妇》的故事中,大松树变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指点小伙子挖人参。在赫哲族的传说《青龙山与寒葱沟》中,老两口感动树神,老来得子。锡伯人视年代久远、叶茂干壮的大树为神树,并加以崇拜,认为它们保护着田野、庄稼和人们的生息。因此,人们不敢随意触动大树,否则会激怒树神惹祸上身。如鄂伦春人不敢随意砍伐粗大孤树或折其树枝,否则在他们看来就会触怒树神,甚至认为山上枯死的大树,经过多年就会变成鬼。

最初人们认为树木是树神的身体,后来逐渐认识到树木仅仅是无生命、无行动能力的物体,是一种可以在树木中自由来去、具有占有或支配树木权力的超自然的生命在一定时间内的寄居处所。这种超自然的生命已不再是树种,而成了森林之主—山神。鄂温克人认为,白那查(山神)是助人为乐的恩神,这种恩神隐居在森林里的怪树上。鄂温克族的《山神“百那查”的传说》中提到,鄂温克猎人每逢上山打猎,就在大粗树上面画一个山神“百那查”,然后用各种兽肉祭祀,祈求山神保佑能打到许多野物。在满族的《鲫鱼贝子》故事中,鲫鱼贝子在居住于岸边粗大树上的安斑玛尼神的帮助下变成了人。鄂伦春族《白嘎拉山的故事》讲述了大青松白那查救助善良的姐弟的故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勇化区集市村南侧的山脚下,有三棵大柞树,每年旧历八至九月份,村民们不分男女(除了来月经的女人)齐聚在这里举行山神祭祀。原始先民相信整座山有一个管理所有动物的山神,这位掌管狩猎成败的山神常居住在大树上,时刻关注着人们的言行,只要人们虔诚祭拜他,他就会提高狩猎的运气指数,帮助人们排忧解难。

不但树神和山神依附大树而存在,天神也常驻在大树上。在古朝鲜《檀君神话》中,天神桓雄滞留在檀树上,当熊女祈祷时,现身与其成婚。赫哲人最崇敬的天神称“恩都力”或“飞由合玛发”,祭祀时天神和神树(飞由合)常常混为一谈,在神树靠近根的树干上刻出人面形,乞求神树告之天神。鄂温克人从不接近被雷击的树木,他们认为雷击的树木是雷神所在之地,如若触犯,将会受到雷神的惩处。满族郭合乐族认为他们供奉的断事神他拉伊罕妈妈居住在神树上,秋祭的第一天午前,他们会在大树下摆供,并在树上挂一个桦皮盒。弗雷泽在《金枝》中论述欧洲人供奉树神的缘由时指出,“树木是被看作有生命的精灵,它能够行云降雨,能使阳光普照,六畜兴旺,妇女多子。”[12](120)云雨、阳光、兴旺与多产都与农耕和畜牧业生产有关,显然弗雷泽是在考察了当时从事农耕和畜牧生产的欧洲人的神树崇拜后总结出上述神树崇拜的理由。因此这与从事渔猎、半农耕半游牧生产的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祭祀神树的理由大相径庭。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认为,树上居住着树神、山神以及天神等神灵,祭拜树木,他们祈求居住在树上的山神等众神灵保佑氏族部落无灾无病,多子多孙,多打猎物。

至于树神、山神、天神以及祖先神等众神灵为什么居住在树上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与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的灵魂观及灵魂居住在宇宙树上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赫哲人认为人存在三种灵魂,即“生命的灵魂”、“思想的灵魂”、“转生的灵魂”。灵魂能独立活动,而且它是不死的,即“灵魂是肉体的客人”。灵魂住在天界乌麦神的圣山上或星座里,它们在那儿被神灵滋育,并从那里被派往氏族;当人死亡时,灵魂仍要返回到天界乌麦神国度里的氏族灵魂树上,等待再次出生。朝鲜民族认为人有三个灵魂,人死后灵魂将回到天界。据《三国志·东夷传·弁辰》载:“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据考古发现,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出土银制冠饰,冠饰呈鸟翼形,由三张银板构成鸟的身体和双翼,身体的上方尖头形凸起,下部呈V字形,中间有似折叠留下的浅浅的印迹,沿线左右对称镶嵌曲玉,非常像鸟的双眼。黄南大冢南坟出土的银制冠,正面中央三个“山”字叠加的立饰为中心两侧粘有半月形银片,其银片的外围剪出规格长度一致的小银条,再二根或三根搓起来,与鸟的羽毛极为相似。[13]( 393,369)这些冠饰是专门送葬用的冠饰,充分体现了新罗时期死者灵魂飞回天界的观念。

飞回天界的灵魂居住在枝叶繁茂的宇宙树上。前面提到,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观念中的宇宙“三界”由一棵大树或“三界三棵树”构成,在他们的观念之中,宇宙树的枝叶或者天界那棵树上住满了飞回天界等待再一次投胎的“转生魂”。赫哲人认为,天上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神树,上面栖息了众多的“奥米亚嘎沙”,即形状似雀儿的“魂鸟”,在投胎到母腹之前,它们都栖息在“奥米亚莫尼”即“魂树”的枝杈上。他们还认为,周岁以内的婴儿相当于一种抽象之物,倘若不幸夭亡,他的“魂鸟”还会飞回到神树上,等待下一次降生。因此,赫哲人从不把死去的婴儿土葬,而是实行树葬。举行仪式时,要将系在其身上的丝线扯断,意味着死婴的灵魂中止了与母体的联系,重新变为鸟雀飞返氏族树上。黑龙江的满族在“送子娘娘”背后立一根柳枝,上面用草秸筑成鸟巢的形状,这就是小孩灵魂寄托的地方,向其礼拜,就能求子。韩国学者金烈圭于1976年出版的《韩国的神话》一书中记载道“韩国的一些地方仍保留了把夭折的婴儿挂在常绿树的习俗”,[9](50)隐含使夭折婴儿的灵魂飞回灵魂树重新投胎的愿望。弗雷泽在《金枝》中描述的有关朝鲜人祭祀非正常死者仪式证实了金烈圭研究的真实性。“在朝鲜,因瘟疫致死或死于道途的人,以及因难产而死的妇女,他们的灵魂都一律寄身树中。人们在这些树下垒起石头,拿出糕饼、酒肴,祭奠这些亡灵。”[13](118)

综上所述,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树神、天神、山神等诸神灵居住在树上的观念与他们的灵魂栖息在宇宙树上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魂鸟”栖息在宇宙树上的观念派生出了树神、天神、山神等众神灵居住在神树上的观念。

四、宇宙树、生命树、神灵树复合体之神杆

神树崇拜作为北方萨满教众神灵崇拜的一种类型,从刚开始的宇宙树崇拜发展为生命树崇拜,再到神灵树崇拜,这是神树崇拜在原始社会各阶段不断更新发展自身,努力适应社会的表现。正如孟慧英在谈萨满文化的演变时指出的那样,萨满教传统文化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而丰富、更新和发展自身,唤起社会的需要,从而在社会的变化中实现自身的现实功能,获得新的价值。在长期的民族历史发展中,萨满文化的演变既离不开原先的传统,但又必然不断对之进行改造或重组,它会在原有形态和内涵的变更中寻求自身的发展。[14](263)致使北方民族萨满教文化不断变化发展的理由很多,诸如部落之间的战争、临近民族文化的影响、生存环境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等,其中生存环境变化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对萨满教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刻,迫使萨满教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和经济类型。

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先民渐渐告别树林,定居山下平原或广阔的草原,从事农耕或半狩猎半游牧生产。新的生活环境使得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先民无法像从前一样在森林中祭拜高大粗壮的神树,以致他们不得不重新回到森林挖取或砍来树木来替代粗大的神树,这一阶段称之为“神木”[15](115)阶段。居住在张广才岭的女真人后裔“巴拉人”,在院中栽一棵柳树作为索莫杆,祭拜的对象既有祖先神,又有路神、猎神、山神、喜神,似乎当初至高无上的天神已经居于次要位置。移栽的神柳是神树的象征,虽然其形象远没有原初的宇宙树、生命树、神灵树粗大雄伟,但神树的职能却被保留了下来,神柳是天界神灵来往于天地间的媒介,是生命树的象征,是神灵的居所。值得注意的是,从巴拉人“神柳下不许拴马”、“不许孩童攀爬神柳”等一系列禁忌中能够推断,充当神木的神柳应该是相对容易挖取且方便运输移栽的碗口粗大的树。

移栽碗口粗大的树木充当神木的事例在满—通古斯其他民族萨满祭祀中屡见不鲜。鄂伦春族在进行“萨满祭祀集会”时会连根挖取三棵樟松树,间隔两丈余,呈一字或浅弧形,栽立在选定的草地上。鄂温克族“奥米那楞”祭会从山林中选择一棵桦树移载至老萨满家的院内,另选一棵杨树或柳树移栽在屋内,称为立“托若”树(鄂温克语意为神圣树,即神树),之所以移栽两棵不同的树种,是因为山上的神喜欢桦树,河边的神喜欢杨树和柳树。[16](134,147)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自从在山下定居之后,变化了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重新回到山上挖来树木并移栽在祭祀、集会的场所以充当神木。神木作为神树的“替代品”,不仅充当天神、祖先神、自然界各神祗往来于天界和祭祀、集会场所的天梯,而且还是让众神灵停留在神木上与参加集会的民众同乐并满足他们祈求的临时居所。

移栽的神木和埋在祭祀场所的神木均为神树的象征,保留了原初神树的职能,但砍伐树木埋在祭祀场所充当神木的事例并不多见,据目前收集的資料,鄂伦春族采用这种方法。鄂伦春族“五月祭神仪式”先请威望高的萨满选择祭日和场所,之后砍来3棵碗口粗的樟子松,并排埋在广场的北头,各位萨满带来的神偶和献给神灵的礼物挂在树枝上,仪式开始,人们在众萨满的带领下默默的祷告祈求。在这里,砍来的樟子松象征着神树,不仅是萨满登天的梯子,同时也是天神降临的渠道,又是祖先神灵等各种神灵栖附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所崇拜的神树的种类不尽相同,这与他们生活的具体环境有关。满族所崇拜的神树中,柳树占重要的位置,这与他们生活的河流地区较多柳树有关;游猎于大兴安岭中、西部的鄂温克族,周围森林植被以桦树为多,所以鄂温克族的神树就是桦树;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偏东的鄂伦春族,周围落叶松和樟松最多见,所以鄂伦春族的神树就是落叶松和樟松。朝鲜民族对檀树、柳树等神树的崇拜,也与其生活在半岛并较早从事农耕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中种类、形态各异的大树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

五、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的形式和形态是由社会的形态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原始宗教作为原始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意识,总是与它所依存并服务于其中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然而原始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原始宗教总是以前一阶段的宗教观念为基础、突出当时社会形态特点的“叠加式”的发展更替,并不是毫无联系的“断链式”的取代覆盖。就拿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的神树崇拜来讲,其信仰的起点是宇宙树,宇宙树是原始先民根据关于自己的知识解释自然现象的独特思维的产物;随着原始氏族社会进入以母系血统计算的阶段,本能地追溯氏族来源时,图腾祖先观念产生了,于是神树被赋予了哺育、繁衍氏族的生命树意象;随着跨入父系氏族社会“神灵”观念的产生,灵魂栖息在宇宙树上的观念派生了天神、山神、祖先神以及自然界的神灵亦居住在神树上的观念,于是原初崇拜的神树又被赋予了神灵树的意象。

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均先后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或家庭公社、部落社会,乃至国家社会等发展阶段,然而受生存环境、生产方式、部落战争、邻近文化的渗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每个民族在原始社会各阶段经历的时间长短不一,而且通常原始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滞后会影响民族发展的整个进程。如朝鲜民族和满族发展较快,较早地脱离了原始社会步入了阶级社会,然而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仍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或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各民族之间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反映在宗教观念上,致使宗教发展参差不齐。以宇宙树信仰为起点的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神树崇拜,先后叠加更替为生命树,神灵树,然而至部落及部落联盟时期开始因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平衡,宗教观念亦呈现出错落不齐的状态。如朝鲜民族和满族、赫哲族原始先民初始崇拜的神树经移栽或砍伐树木充当神树的神木阶段,最终演变为高杆、索莫杆和托罗杆等特定形制的神杆,然而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等原始先民最初崇拜的神树停留在了移栽或砍伐树木至祭祀场所充当神树的神木阶段,鄂温克族称之为“托若”树,锡伯族称为“祈年树”。

总之,朝鲜民族和满—通古斯诸民族所信奉的“高杆”、“索莫杆”、“托罗杆”等神杆以及“托若树”、“祈年树”,它们是宇宙树、生命树和神灵树的复合体,祭祀的对象则是天神、祖先神和自然界的神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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