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

2017-02-16 16:40刘世明
东疆学刊 2017年1期
关键词:尚书

[摘要]韩国朝鲜朝文人注解《洪范》,重大法之施行与演绎,显示出了别样的解经特色。他们利用箕子之道来捍卫儒学道统、彰显义理精神,又通过《洪范》经文来阐明理、气、心、性之关系。如此这般,都只为政教而服务,是《洪范》学应用于世的表现。国内学人大多把研究《洪范》的学问称作“《洪范》学”。如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宋道贵《论北宋<洪范>学的义理化转向》、于华《两岸<洪范>学比较研究》等,皆是。《洪范》篇在韩国《尚书》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书经》所收《尚书》作品110余种,关于《洪范》的就有18种,占了总数将近五分之一。而从文本上来看,根据《洪范》的“三德”、“五行”、“六极”、“八政”、“皇极”等观念,韩国学者也创造了大量的作品。因此,本文沿用上述学人之称谓,亦将韩国朝鲜朝学者研究《洪范》的学问称作“《洪范》学”或“《范》学”。除此,朝鲜朝学者还将《洪范》九畴分门别类加以细化,用阴阳演范,以象数说经,使《洪范》大法流于旁门小道,非解经之正轨也。可见,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有创获之举,亦有偏失之处。

[关键词]朝鲜朝;箕子;尚书;洪范

[中图分类号]B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1000805

[收稿日期]2016-07-13

[作者简介]刘世明,男,山西大同大学文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大同037000)

《尚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于此书。其在中国被列为“五经”之一,在韩日等国亦被尊奉为经典,膜拜并学习者甚多。“据韩国《三国史记》载,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高句丽在中央,‘立太学,教育子弟。太学是高句丽在中央建立的儒学最高学府,而在地方,则‘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扄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无论是中央设立的太学,或是各地的扃堂,传授的主要是儒学著作《五经》。”[1](20~21)可见,韩人重视《书经》之程度,非同一般。韩国儒学,经古朝鲜、三国、新罗、高丽等时段的发展,直至朝鲜王朝,终于达到了顶峰。其时,名家辈出,流派蜂起,儒家学术异常耀眼夺目。韩国现存最早对《尚书》做出诠释的《五经浅见录》,即出自朝鲜朝初期大儒权近之手。据成均馆大学校《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书经》所录,朝鲜朝时期注解、阐释《尚书》的作品多达111种,直逼《四库全书·经部》所收《书》类之总数(四库《书》类57种,存目《书》类79种,合计136种),着实惊人。

《洪范》一篇,载于《尚书·周书》之中,历来被奉为治国之大法。如汉孔安国《传》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2](41)明张居正亦言:“《洪范》一书,自古圣帝明王,治天下大经大法,举不外此。”[3](183)而朝鲜朝学者所释《洪范》之文,如禹汝楙《洪范羽翼》、朴世采《范学全编》、徐莹修《洪范直指》等,亦不在少数。当然,李朝时期的《洪范》学,不单单限于训诂字句与发明义理之上,其最突出的特点则是施行大法、推演大法。现仅从以下三个方面,窥其一斑。

一、借《洪范》传箕道

伏生《尚书大传》曰:“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4](239)孔颖达《尚书正义》曰:“武王伐殷,既胜,杀受,立其子武庚为殷后。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5](445)可见,《洪范》一篇,出自箕子,大体可信。韩人极其推崇此篇,旨在弘扬箕道、施行大法。其具体表现,由下可知。

首先,澄清儒学渊源,捍卫儒家道统。韩国儒学源自中国,其发轫者当推箕子。对此,史书有明文记载,如《史论》中写道:

“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6](1620)

再如朝鲜朝的郑麟趾在《高丽史》中写道:

肃宗元年十月,礼部奏,我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7](556)

由此可见,将箕子称其为韩国儒学之先导,应不为过。韩国人推崇箕子,承传箕道,实为说明其亦是儒学正统,只是韩国儒学从箕子之处而来,与中国认孔圣为先师不同。然箕子入韩的时间,又早孔子大约600年,故而他们乐意以箕子为圣人,《洪范》学也随之兴盛了起来。如朝鲜朝学者徐命膺就在其著作《洪范五传》中说道:“从祀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箕子、武王、周公、孔子,祀于太学。其意以为古者,合国之子弟,使有道德者教焉。文王以《易·彖》传河图之学,箕子以《洪范》传洛书之学。由武王、周公,迄于孔子,集其大成。则箕子之统于道,不在文王下也。”[8](242)可见,由伏羲至孔子的儒家道统,有箕子这重要的一环。当然,韩国古人极力推崇箕子的原因,除了维护其儒家道统之外,还表现在对箕子本身所具有的忠烈精神的敬仰。箕子身为商臣,国灭而不从周,传道而不出仕。如此气度,如此忠心,必为韩人义理精神之楷模也。之后,新罗崔致远、庾信、金钦春等人的“花郎道”,高丽李穑、吉再、郑梦周等人的节义表现,皆可溯源于此。以箕子入韩为儒学之端,承传道统,彰显义理,可谓韩国儒学之一大特色也。朝鲜王朝,儒学最是发达。学者们以《书经·洪范》篇来阐明箕子之道,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次,开启君心,巩固皇权。箕子虽不仕周,却将《洪范》大法传于武王。其启君心、为黎民之志,日月可鉴。朝鲜朝学者,研究《洪范》之文,意在关注其政治功效,促使大法顺利地实行。他们于《洪范》九畴之中,最重《皇极》一章。如李敏坤《皇极衍义》曰:“《洪范》一书,大禹叙畴,而箕子衍之以授武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实具于是。就其中而言之,五为数之成、君之位,故《皇极》居于是,为一篇之总会。”[9](663)朴万琼《洪范九畴之图》亦曰:“心官,人身之中。皇极,天地之中。王者,居一以应万机。”[10](213)皇极,即大中。九畴之中心为皇极,国家之首领为君王。君心正,天下治也。因此,静庵赵光祖才会建议“掌握道学理念的士人,应该正君王之心。”[11](89)因为“朝鲜从开始就标榜儒教政治”,[12](111)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巩固皇权,为了维护社会的穩定。可见,诠释《洪范》,洞明《皇极》,王者便可以执大中之道治理国家,天下又何愁不太平呢?这种明晰的政治特性,恰恰凸显了朝鲜朝学者经世致用的观念。

最后,建构道、德、心三位一体的圣王系统。韩国古人以箕子为圣人,将其称作“箕圣”。其所授之大法,君王遵之则兴,逆之则败,岂不警示后人也。朝鲜朝学者,注释《洪范》,特别重视道、德、心三字,即以圣人之言,明圣人之心,观圣人之德,知圣人之道也。知圣人之道,君主行之,自为天下圣王也。朝鲜朝文人金春泽《箕子陈洪范于武王》曰:“箕子于殷亡之后,乃为之陈《洪范》于武王。独何心哉?曰箕子学禹也。禹以之事舜,箕子以之应武王之求,是其心。可使之访,而不可使之臣。可以道相传,而不可立于其朝,此又箕子之心也。”[13](366~368)又黄景源《洪范传》曰:“武王之所以访箕子,与箕子之所以传《洪范》者,于盛德,岂不有光哉?”[14](44)可见,传《洪范》者是圣人,问《洪范》者是君王,将箕子之言与心、道与德施行于天下者,乃真正之圣王也。箕子陈《洪范》之言,恤百姓之心,弃功名之德,传大中之道,自然构成了一种完美无疵的圣王系统。三德、五行、六极,无不在此之中。读《洪范》一篇,得天下大法。君王效之、黎民怀之、家国治之、社稷安之,这便是李朝学者挖掘道、德、心三字的良苦用心。

朝鲜朝儒者,研读《洪范》,弘扬义理精神,阐明儒家道统。其悉心建构起来的圣王系统,可格君心,可固皇权,真有百利而无一害也。此借《洪范》传箕道之事,乃施行大法的第一处表现,令人称羡。

二、以《洪范》明理学

朝鲜王朝五百年,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一直都是程朱理学。正如韩国当代学者尹丝淳所言:“在朝鲜朝,朱子学处于正统儒学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儒学之上。”[15](5)而韩国理学,因频繁地论争“四端七情”、“人性物性”等问题,故而又被唤作“性理学”。性理学风靡整个朝鲜朝学术界,几乎所有注解经典的作品都难以摆脱这种影响。《洪范》一篇之阐释,也不例外。依托大法要义表达理学思想,是朝鲜朝时期《洪范》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天理与人心的高度和谐。程朱理学本以昭明天理为其核心内容,如《朱子语类·尚书》中所言:“天理人欲是交界处,不是两个。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须是在天理则存天理,在人欲则去人欲。”[16](2015)存天理,灭人欲,方可无过而达于至善。朱熹《四书集注》云:“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17](17)由此可知,人须有戒惧之心,不可离开天理而任行。朝鲜朝学者品阅《洪范》,则从文本中读出了天理与人心的中和之美。如李德弘就在其《洪范月行九道》一文中说:“绝己心之私而行天理于日用,遵五皇之极而会万理于身也。事理,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心德,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此言由用而立本者也。盖无人欲之私,而立正大本然之体也。”[18](106)由是可见,天理是体,人心是用,体用结合,本立道生,万物皆可归于大同也。《洪范·皇极》章有“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之语,也正是天理与人心的完美融洽之处。

其二,明理与修性的双向转换。毋庸置疑,程朱理学是导人向善、修性以明天理的新儒学。如《近思录》所言:“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未如之何矣。”[19](27)然而,韩国朝鲜朝儒者注解《洪范》大法,则将性与理浑融,以理修性,以性明理,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转换。如李徽逸、李玄逸兄弟的《洪范衍义》一书,便屡有此类语句:

《洪范》之书,包括尽盈天地间物事,实修身践行、事神治人、燮理财成、大经大法之所在。顾其为书渊深简奥,未易理会。

《皇极》只是说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人君端本岂有他哉?修于己而已。

就其气有抚辰顺令审侯定时之法焉,皆所以顺其性,宣其气,致燮理而赞化育者也。[20](3~37)

前二者言《洪范》之理在修己,末一条则阐明了顺性即可以和理的道理。依据经典修身养性,知天命,合天理,《洪范》大法之实行,便可使君子安时处顺,不为世俗所惑也。

其三,理气并重,相互依存。朝鲜朝时期的性理学,大致可分为两大流派。即“以退溪为渊源形成了岭南学派,他们主要展开了立足于主理论理气观的学说。以栗谷为渊源的流派被称为畿湖学派,主要发展基于主气论的理气观理论。”[21](335)简而言之,一为理学派,一为气学派。“退溪认为理贵气贱,理尊气卑。栗谷则认为理气不能分离,而是以气发理乘的形式运行。”[22](171~201)但“现实并不是仅有理,也不是仅有气,而是理与气、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结合的境界。”[23](288)因此,朝鲜朝学者在注解《洪范》篇时,便将理气视作一种即分即合、并发并重的存在。如性理学家尹镌在其《洪范经传通义》中便说:“五行者,天道之纲,阴阳之事也。其气运于天而不息,则四时之谓也。其理赋于人而不忒,则五常之谓也。五常者,自然之理也。”[24](304)五行之气成四时,五行之理得人伦,二者并存并重,即自然。

朝鲜朝学者们借《洪范》大法,表达了其对于理、气、心、性的态度。行善、心正、理明、气盛,几乎成为了所有性理学者追求的目标。于是,阐明自己的理学观点,维护官方的政治哲学,就成了施行《洪范》大法的第二处表现。

三、《洪范》之推阐与演绎

《洪范》本发之于禹,箕子推演增益乃成此篇。篇中九畴大法,原是经文所有,后人无尽推阐,得失参半矣。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亦与学者们推阐经文、竞相演绎有着莫大的关联。如禹汝楙《洪范羽翼》、俞莘焕《洪范演》、李敏坤《皇极衍义》等,皆是此类。其所具之特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分门别类,包罗万象。即从《洪范》经文出发,理纲目、分门类,囊括世间万象,杂以叙说议论的一种演范方式。如禹汝楙之《洪范羽翼》,先立五行(金、木、水、火、土)、五事(貌、言、视、听、思)、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目,然后開始具体阐释何为水,何为木,何为貌言视听,何为司空司寇等内容。其所论及,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真层出不穷、万象具备也。现仅举一目,简要说明:

一曰水,许慎曰:“水,火之牡也。”《说文》:“水,准也,准平物也。北方之行也,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

水瑞,汉李寻对哀帝曰:“五行以水为本,王道公正终明,则百川理络脉通。”

水灾,京房《占》曰:“水化为血,兵且起。”

海,《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无几也。”

潮,日精生水,故月盛则潮大。

蛤蜊,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盘而进,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异。

乌贼鱼,乌贼有矴,遇风则蚌前一鬓下矴。[25](13~127)

除此,水类还有水患、治水、水利等不同纲目,其他五纪、皇极、稽疑、庶征、五福、六极中之小目,无不如此。《洪范》一篇,经此演变,千言万语亦道不尽。虽囊括万有,却离经旨愈来愈远,非说经本事也。

其次,辑佚汇聚,自成一格。朝鲜朝学者,虽分门别类、竞相推演《洪范》经文,却也采摭经传、汇集众说、著以事证、自成体系。如李源坤《箕范衍义》一书,便是如此。其释《五行》一章时言到:“《易·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本义》:‘此言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者也。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质之所生而言,则水本是阳之湿气,以其初动为阴,所蹈而不得遂,故水阴胜。火本是阴之燥气,以其初动为阳,所掩而不得达,故火阳盛。蔡九峰《皇极内篇》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须,而物不两大也!”[26](72~77)李源坤除用周敦颐、朱熹、蔡沈之言外,其亦采郑玄、张载、二程之语释经文,可谓荟萃众说,为己所用也。而此聚众之演绎,却于学界有一大贡献,即辑佚。这种做法,搜罗了许多散佚的文献,对韩国《洪范》学之研究,功劳可说不小。

最后,象数解经,流于小道。《左传·僖公十五年》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27](382)简言之,象即卦象,数即爻数。用此法解《洪范》者,当以南宋蔡九峰为最,他在《洪范皇极内篇原序》中所说:“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数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数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畴之数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备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数周矣。”[28](699)蔡沈借《易》之貌演《书》之文,仿八八六十四卦拟九九八十一畴。支离轇轕,附会穿凿,实太玄之支流,非解经之正道也。此种象数说经之法,开演《范》一派之端,流毒深远。而韩国朝鲜朝学者,却皆效而成风,象数解《书》,竟成为朝鲜朝时期《洪范》学研究的一大主流。如俞莘焕在其《洪范演》一书中提道“九象之德”,其言曰:“一,天彝。彝之象,天道有常,君子观其象,存诚不息。二,月化。化之象,月生魄,君子观其象,兢兢乎几”,[29](144~145)此以象解范也。朝鲜朝学者南国柱在其《洪范说》中言到:“数始于一,一为奇。奇者,数之所以行。象成于二,二为偶。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畴之数也。”[30](635)由此观之,象数兼采、并演大法,真是朝鲜朝学人注解《洪范》之风气也。而《洪范》一篇,乃圣人之经典,先王之大法,竟归为阴阳象数之学,演为旁门小技之术,实在令人心痛。

将《洪范》经文,分门别类,细密推阐,虽有荟萃之效果、辑佚之功劳,但却因象数附会,导致支离琐碎,流于方术小道也。《洪范》九畴,本应依训诂通其文字,借义理畅其经义,明先王之道,体圣人之心,正心诚意,修己治人,最终将其运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此乃解《书》之正路也。由此可知,朝鲜朝学者推演大法,得失共存,利弊互现。对此现象,须整体看待,全面分析,方不愧对经典也。

四、结语

自箕子适朝鲜,授诗书礼乐、传八条之禁以后,海东地区便面貌一新,成为了君子之国。而箕子所作《洪范》九畴,也随之被韩国古人奉为天下治政治民、养身养心之大法,经千百年流传而不衰。

朝鲜朝学者,诠释此篇,重在施行大法,以传箕圣之道,以明性理之学。同时,他们又将注意力聚集在推阐九畴纲目之上,使《洪范》经文,愈推愈密,愈演愈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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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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