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三十年朝鲜和韩国文学译介研究

[摘要]

通过对1950-1978年的朝鲜（韩国）文学翻译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个阶段中国的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围绕“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而且冷战意识形态赋予了文学翻译以深厚的政治色彩，作品的艺术性退居衡量文学价值标准的次席，政治思想性成为第一标准。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基本上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关键词]

韩国文学；朝鲜文学；文化操纵；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I210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3208

[收稿日期]2016-09-21

[作者简介]

金鹤哲，男，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韩国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韩文学比较、翻译学。（威海264209）

5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外国文学作品翻译高潮，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被有组织、有计划地译介进来。这一翻译热潮在60年代初逐渐降温，到了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时就基本上中断了，直到文革末期才开始逐渐恢复。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被罩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反帝反封建、阶级斗争、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造个人、保卫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形成了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格局。本文主要考察在这种译入语环境里，朝鲜（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分析冷战意识形态和当时中国社会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语境和国家权力，如何影响和利用朝鲜（韩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一、1949-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朝鲜文学翻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主导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由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修、阶级斗争、改造知识分子等等概念集合而成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即是一种典型的冷战争状态。

在这种冷战意识形态笼罩下的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改造文艺界，逐步形成了具有文化控制性质的文艺思潮，这种以左倾文艺思想为主流的文化统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一元论的进步观，即相信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中唯一的进步规律；（2）个人意识形态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高度统一；（3）集体主义至上，贬低个人和个性，甚至以政治化的伦理道德观念压抑人性；（4）意识形态的高度单一化和教条主义，造成思想和文化的保守封闭，排斥和扼杀异质文化。这种文化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文化的彻底革命——文化大革命。这种单一性的文化形态反过来作用于文艺领域，以至于文学观念、文学形态、话语思维以及创作方法与美学原则等无不体现着单一性政治文化的内在制约。这种制约强制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突出集体主义压制个人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塑造典型人物”等等美学标准和创作潮流。

在外国文学译介方面，1957年以前，中国主要关注苏联和欧美文学，50年末开始对亚非拉“小国”文学表现出了关心，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印度、埃及、约旦、阿根廷、古巴、南非等国家的文学作品被译介进来，但是数量不多，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作品输出国的发展中的文学不能提供更多优秀作品，另一方面跟小语种翻译队伍的不足有关。进入60年代，随着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欧美和苏联文学的抵制，朝鲜和越南等国的文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翻译对象。

中国在这一时期翻译的朝鲜文学以现代文学为主，17年间共有100多部作品（集）翻译出版，是同期我国翻译数量最多的外国文学之一，这与中朝两国的政治体制和在朝鲜“南北战争”期间结下的友谊有关，因此这一时期对于朝鲜民族文学的翻译只限于“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与“大韩民国”几乎隔绝。[1]（61）

这一时期译介的朝鲜小说家主要有李箕永、韩雪野、崔曙海、千世峰、黄健、朴雄杰、李根荣、尹世重等人，译介的诗人有赵基天、朴世永、朴八阳、崔荣化、闵丙均、洪淳哲、韩明泉等人，译介的剧作家有宋影、赵白岭、金载浩、池在龙、金衡等人。

这一时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代表性期刊《世界文学》，从1959年《世界文学》首刊至1964年文革前，至少刊登了30篇（首）以上的朝鮮文学作品。包括冰心从英文版翻译的元镇宽《夜车的汽笛》、朴散云《寄情溪川》、郑文乡《你虽然静立着》。除了丁若镛《饥民诗》等几篇古典汉诗外，所选译的作品大多是歌颂朝鲜社会主义建设，描写朝鲜普通人民的战斗和工作，塑造英雄主义式人物形象的现代作品，特别是充满激情的诗歌体裁尤其突出，体现出了译者在作品选择上的倾向性，即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保卫、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服务。

从单行本看，50年代初期译介的朝鲜作家作品有两个特点：其一，仍然有不少是第三语种译本转译到中国的现象。例如，50年代最早出版的朝鲜作家作品——赵基天的长诗《白头山》（大众书店，1950年），是俄国文学翻译家余振

余振：本名李毓珍（1909.6-1996），俄国文学翻译家。

根据俄文译本转译成汉语的。1953年，适夷

适夷：本名楼适夷（1905.1.3-2001.4.20），俄罗斯、日本文学翻译家。

根据日译本《白头山》转译成汉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增收了一篇长诗《战斗的丽水》。1950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再版了张赫宙的散文集《朝鲜风景》（范泉译本）。

其二，反映朝鲜人民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类作品比较多。

1951年中国先后出版了《朝鲜在战斗——朝鲜诗选》（赵基天 等原著，韦旭升 等译）和《朝鲜卫国诗选》（黎风编辑）两部诗选集；出版了四部报告文学：赵正哲的《朝鲜游击队的女儿》（崔民秀译），金史良的《同志们，看见海了》（李烈译），金史良等的《英勇战斗的朝鲜人民》（金波译），《中朝人民英雄的故事》（金波译）等作品。

1952年出版了报告文学《为祖国而战的朝鲜青年》（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编，冰尉

冰蔚：本名陶炳蔚，男，汉族，1930年5月平壤出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人。译著有《春香传》等20余部作品。

译）、《朝鲜少年近卫队》（朴根淑等口述，杨汉泉据俄文版转译），还有金史良的儿童文学《队伍向着太阳》（李烈译），洪淳哲的《光荣归于你们——访华诗抄》（陶炳蔚译）。此外，中国还出版了金学铁的长篇小說《泛滥》和报告文学《军功章》（孙振侠译），不过金学铁一直定居中国，他的创作应当属于中国的朝鲜族文学。刘华云还翻译了苏联作家金罗曼（Ким Роман）的长篇小说《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但是也不能归入朝鲜作家作品。

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园友的小说《盼望的一天》（冰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韩雪野的短篇小说集《离别》（李烈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朝鲜小说集《燃烧的月尾岛》（柳树人译），收录了黄健的《燃烧的月尾岛》、《他回来的路》，韩奉造的《母亲》，金万善的《猎人》，姜亨求的《临津江》等作品。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李烈编译的小说集《高贵的人们》，其中收入了李泰俊等作家的作品。上海文光书店出版了赵灵出、韩凤植的独幕话剧《战友》。这一时期还出版了3部朝鲜民间故事，即萧雨编选的民间故事选《人参的故事》（上海广益书局）、 天津通俗出版社的《朝鲜民间故事》（米哈依洛夫斯等编选，周彤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朝鲜民间故事》（恩·霍兹编，丰子恺、丰子吟译）。

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两部朝鲜诗集，分别是赵基天的长诗《生之歌》（李烈译）、朴世永诗选《战友之歌》（尹成勇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韩雪野的长篇小说《大同江》（金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洪建的剧本《一二一一高地——伤心岭》（朝鲜文化宣传省对外文化联络局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接连出版了辛垣译自俄文本的《朝鲜民间故事》（恩·霍兹编写）、《朝鲜民间故事续集》（加陵-米海洛夫斯基等编写）；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金丝、倩君根据英文版翻译的《朝鲜民间故事》。另外，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连环画册《朝鲜人民军英雄故事》（2册），属于编写，不应划入翻译作品里。

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韩雪野的长篇小说《大同江》李烈译本。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韩雪野小说选集《在轨道上》（柳树人译），收入8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火线》（黄健等著，张禄林等译）。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闵丙均的诗集《朝鲜的歌》（冰蔚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童话选集《不老草》（元道弘等著，李烈译）。

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李箕永长篇小说《故乡》（李根全、关山译）。

长篇小说《故乡》作为李箕永的代表作之一，它深入细致地再现了二三十年代朝鲜的社会现实，描写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从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是解放前朝鲜进步文学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小说以1930年前后的元德村为背景，描写了当地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带领下，反抗地主的残酷剥削的斗争，同时穿插描写了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中，工人们为支援农民的抗租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工和义务捐助。李箕永在中译本的序言《给故乡的读者》中写道，“元德村农民们反抗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故乡的基本梗概”。《故乡》作为朝鲜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初尝试， 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出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形象。《故乡》的艺术成就也在于通过气势恢宏的描写，勾画出一幅幅朝鲜农村的风俗画，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而且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

1956年1月，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箕永的《江岸村》（蔡志清译）。作家出版社连续推出了洪淳哲长诗《阿妈妮》（冰蔚译）、韩成的剧本《等着我们吧！》（冰蔚译）、古典名著《春香传》（冰蔚、张友鸾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年同步推出了冰蔚与木弟合译的古典名著《春香传》。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推出了朴八阳的长篇叙事诗《黄海之歌》（王文光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姜孝顺的儿童故事集《再也不能那样了》（冰蔚译，刘熊画）。

1957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冰蔚译）和韩雪野的长篇历史小说《历史》（李烈译），同时推出了柳基鸿、徐万一根据韩雪野的小说《狼》改编的剧本《狼》（白锐译）。这一年又出版了2部剧本，一本是新文艺出版社的《渔轮前进号》（金衡原著，冰蔚译），一本是中国电影出版社推出的《游击队姑娘》（金承九原著，沈圣英、丁尔纲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推出了李园友的故事集《斧头将军》（李烈译）。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朝鲜童话选《淹死在池塘里的狐狸》（李子应等原著，[朝]马超群、孙基平译）。

1958年出版的朝鲜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都是经典名作，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连续推出了韩雪野的小说集《狼》（译者不详），朴八阳的《朴八阳诗选》（张琳译），赵基天的《赵基天诗集》（适夷、白锐等译）。 其中《赵基天诗集》是从日文版转译，除长篇叙事诗《白头山》和《生之歌》外，还收入了《献给斯大林元帅》、《图们江》等28首抒情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金永植的儿童文学《狼牙草》（吴宽模译）。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推出了朝鲜文学的代表作品，有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冰蔚译）、崔曙海的《崔曙海小说集》（李圭海译）、朴世永的诗选集《不死鸟》（韦旭升译）、韩明泉的长诗《北间岛》（冰蔚译），以及李烈、田本进合译的全译本《大同江》。韩雪野的《大同江》于1952年第一部发表后，相继出现了两种中译本，分别是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金波译本，128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李烈译本，120页。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大同江》全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推出了两部小说，韩雪野的长篇小说《黄昏》（武超、蔡志清、许文湖合译）和千世峰的中篇《战斗的村民》（李英爱译）。中国戏剧出版社还推出了朝鲜传统歌剧《沈清传》（金亚夫改编，梅峰译）。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了由庄志改编的《春香传评剧》，其中收入了中国评剧院编辑的《评剧大观》第8集（宝文堂书店），虽然这是改写朝鲜文学作品，而不是翻译作品，但是通过这种改写和再创作现象可以看出，《春香传》在当时已经成为广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朝鲜古典文学作品的代表。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推出两部优秀译作，即黄健的长篇小说《盖马高原》（冰蔚译）和《朝鲜现代短篇小说集》（韩雪野等著，冰蔚等译）。《朝鲜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录24篇短篇小说：《过渡期》、《摔跤》（韩雪野）、《造纸厂村》（李箕永）、《石工组合代表》（宋影）、《洛东江》（赵明熙）、《出走记》（崔曙海）、《氮肥工厂》（李北鸣）、《被水冲毁的村庄》（严兴奭），以上为北大朝语专业学生翻译；《开天辟地》（李箕永）、《勞动一家》（李北鸣），以上为许保裕译。《革命的道路》（李润永著，谭静、张庭延译）、《燃烧着的岛》（黄健著，张禄林译）、《特等电话员》（朴雄杰著，蔡志清译）、《初雪》（边熙根著，碧侠译）、《命令》（李钟烈著）、《工地夜话》（李甲基著）、《父亲和儿子》（金北乡著，冰蔚等译）、《竞赛》（郑润基著，李佩伦等译）、《孤儿》（姜亨九著，张琳译）、《更高地举起斗争的旗帜》（李箕永著，紫荆译）、《大同江的早晨》（朴八阳著，越勒译）、《千里马骑士》（李晓云著，越勒译）、《在桥上》（金常午著，陶生译）、《爷儿俩》（金北乡著，冰蔚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韩雪野长篇小说《塔》（冰蔚译）和权正龙的《父亲的控诉》（何文译）。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了宋影的话剧《不死鸟》（金圣哲译）。

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李根荣的长篇小说《第一次收获》（江森

江森，高宗文的笔名。

译）。

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朝鲜现代戏剧集（上、下册）》（宋影等著，冰蔚、田桂文、沈仪琳 等译），收录有《爱国者》、《不能再过那种日子》、《我们一直在战斗》、《渔轮前进号》、《等着我们吧》、《侦察兵》、《伟大的力量》、《先驱者》、《以人民的名义》等。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为《朝鲜现代戏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于当年5月又推出了庄志改编的《越剧春香传》。中国戏剧出版社则推出了赵白岭的《红色宣传员》（张琳译）。

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千世峰长篇小说《白云缭绕的大地》（冰蔚、沈圣英、文公译）和朴雄杰的长篇小说《祖国》（江森译），还推出了赵白岭的戏剧剧本《红色宣传员》。中国电影出版社也推出了《红色宣传员》的电影剧本（紫荆译）。商务印书馆则出版了金河明的传记文学《燕岩朴趾源》（陈文琴译）。

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张琳翻译的《红色宣传员》，通过这部作品的反复出版可以发现，主流意识形态想要建构翻译文学经典的意图。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重新出版了四部重要作品：李根荣的长篇小说《第一次收获》（江森译）、千世峰的中篇《战斗的村民》（李英爱译）、李箕永的长篇小说《故乡》（李根全、关山译）、朴赫的剧本《朝鲜的母亲》（江森译）。北京作家出版社同年推出了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吉文涛、金圣哲、江森译）、郑成勋的中篇《回声》（田华麟译）、李东春的话剧《回声》（周必忠译）。中国电影出版社推出了五部朝鲜剧本：权正雄的《百日红》（崔奉春、崔承一译）、李智勇的《分界线上的乡村》（甘章贞译）、金承九的《在敦化的密林里》（一宏、忍坚等译）、韩尚云的《海鸥号船员》（韩昌熙译）、李锺淳的《红色花朵》（紫荆译）。其中《故乡》于1978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出新一版，《在考验中》于198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出新一版，《回声》于1978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重出新一版。

1965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五本朝鲜作品，分别是朴世永的长诗《密林的历史》（李佩伦、杨永骝译），崔荣化的诗集《火炬》（张琳译），朴灵宝的长诗《朝霞》（鲁定

鲁定：张永生的笔名。

译），池在龙、金衡的剧本《青春的舞台》（齐岱译），杨载春、金昌海等创作的报告文学集的《千里马时代的史诗》（沈仪琳等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则出版了宋影剧作选《江华岛》（王文光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李镇华的儿童文学《鸟儿栖息在柳树沟》（洪浩译）。

这一时期的朝鲜文学翻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出现了一批高素质的朝鲜语翻译家，不少翻译作品的质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大部分作品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是为中国人了解朝鲜和朝鲜文学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朝鲜文学翻译家有高宗文、陶炳蔚、张永生、韦旭升、李烈、田华麟、王文光、沈仪琳等，他们的翻译活动不仅非常活跃，而且翻译态度严谨、翻译水平很高。其中高宗文的翻译，连同后来的韩国文学翻译，总翻译量近40部，约500万字，并以廉想涉原著《三代》中译本，荣获韩国文学翻译院翻译文学奖。

二、冷战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抗日战争题材仍然是五六十年代中国译介朝鲜文学的重要线索。英雄史诗《白头山》 是诗人赵基天（1913—1951）的代表作，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长达 1648行的长篇叙事诗，描写了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抗日游击队在长白山地区全歼日寇讨伐队，并突破了日寇鸭绿江防线，袭击日本警备要塞——H 镇的故事。全诗由序诗、七章正诗和尾诗三部分组成。序诗中写道：

当朝鲜的命运走上了绝境，

有多少万爱国志士摸索着黑路，

投身到白头山的密林？

是谁，渴慕着枯叶丛中的睡眠，

出入死境像出入家门？

山啊，祖先的山呵， 说吧，

在解放了的土地上，

谁在为人民而战斗？

谁站在民战的最前头？

这首诗在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下，歌颂了朝鲜抗日武装浴血奋战的史实，而且在朝鲜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革命领袖的英雄形象，因此这首长诗被多次译介到中国就不奇怪了。早在1950年就出版了余振译自俄文版的《白头山》，1953年又出版了适夷译自日文版的《白头山》，1958年出版的《赵基天诗集》再次收录了适夷译自日文版的《白头山》；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张琳译自韩文版的《白头山》；甚至到了1992年，这首长诗跟话剧《血海》一起被收录进重庆出版社编辑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朝鲜卷》里。

此外，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塑造了有革命理想的英雄形象；李相和（1901—1943）的诗篇《春天也会来到被掠夺的田野吗？》则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新倾向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崔曙海（1901—1932）在他的早期短篇小说《出走记》里，深刻地暴露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朝鲜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民族敌人的刻骨仇恨。

反映朝鲜半岛南北战争和反美战争题材，也成为了翻译活动的国家权力重点选择的翻译对象。赵基天创作的诗歌《朝鲜在战斗》在1951年就被译介到中国。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和《白云缭绕的大地》、黄健的《燃烧着的岛》、边熙根的《初雪》等，都很快通过翻译家的译笔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曾获1954年朝鲜文学艺术奖的千世峰（1915—？）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以美军占领下的内江村一带为背景，描写了农民游击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黄健（1918—？）的小说《燃烧着的岛》（又译《燃烧的月尾岛》），塑造了守卫月尾岛的海防炮兵连长李大勋、女报务员金明姬等英雄人物形象，描写了他们一直战斗到牺牲的场面。宋影的《江华岛》是戏剧文学中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品。

塑造以“千里马运动”为代表的朝鲜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热潮里，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劳动者英雄人物形象的作品，也与这一时期中国的时代主题相符，因此成为译介的另一个重点。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描写了工人阶级在恢复和建设朝鲜工业重点——炼铁厂的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忘我劳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故事。李根荣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描写了经历朝鲜半岛战争后，北部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上的农业合作社制度。

根据翻译文化学派的观点，翻译是一种文化操纵（cultural manipulation），译入语文化对文学翻译同样有着制约和利用的性质，即建立特定语境下的翻译文学经典，引导文艺创作的潮流，达到政治宣传效果。而建立翻译文学经典，就不得不考虑作品的诗学价值。这一时期的诗学本身，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审美标准之上的，诗学本身被罩上了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笔者借用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话解释这一现象：“体制总是强化或试图强化某一时期的主流诗学，其方式就是将这种主流诗学作为当下创作的衡量标准。因此，某些文学作品在出版后不长的时间内会被提升为‘经典，而别的作品就遭到拒绝。”[2]（96）

赵白岭的话剧《红色宣传员》同中国创作于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剧情讲的是平壤郊区某农业合作社的宣传员李善子领导落后班组荣获“千里马作业班”称号的模范事迹。话剧和电影《红色宣传员》在中国60年代，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其影响一点不低于《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权力有意识地把《红色宣传员》等译作推向中国文艺界中心地位的结果。朝鲜话剧和电影不仅在国内巡回上演，从1963年至2005年间，至少被改编并出版和公演8次以上，而且生产了中国版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证明了这部朝鲜作品对中国文艺界所产生的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另一部在中国被经典化的作品是古典作品《春香传》。这部最早在18世纪形成文字的古典小说，在中国也因意识形态的操纵而流传甚广。本来是一部经典的才子佳人小说，但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将其赋予了反封建、阶级斗争的思想内涵，使这部作品成为了揭露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和阶级仇恨的文学作品。作品的题诗“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也突出强调了这种思想倾向。中国有关《春香传》的戏曲再创作，大多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的演出版本进行移植，而且京剧、评剧、越剧三大剧种都排演了《春香传》。1956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冰蔚（陶炳蔚）和张友鸾合译的《春香传》，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推出了署名冰蔚、木弟翻译的《春香传》。此后又出版了《春香传评剧》（1959）和《春香传越剧》（1962）。

还有一部被经典化了的作品《卖花姑娘》，被誉为朝鲜五大经典革命歌剧之一。内容是主人公花妮一家不得不世代在地主家当长工的悲惨生活，描写了在日帝霸占下多灾多难的民族命运。《卖花姑娘》的成功之处是把泪水浸透的“孝心花篮”转变为鼓动抗争的“革命花篮”。最早介绍到中国的电影版《賣花姑娘》，在中国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效果，主题曲“卖花姑娘”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歌剧本《卖花姑娘》，这部译本是根据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中译本，对照原文修改个别字句后再版的。从30年代到90年代，朝鲜歌剧《卖花姑娘》曾多次访华公演，甚至到了2008年4月，朝鲜血海歌剧团再携大型歌剧《卖花姑娘》访华公演，盛况空前，表明中国人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影响文化的深度和持续性有多么深远。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朝鲜文学翻译

1966年至1976年在全国展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社会危机推向了高潮，也导致了文化艺术的严重倒退。以期刊为例，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有200种以上的期刊，而196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正式登记的刊物仅剩21种，“成为近百年期刊史上年度出版种数最低点。”[3]（66） 翻译类期刊也难幸免，译介外国文学的主要刊物《世界文学》和北京的《翻译通报》、上海的《翻译》都被迫停刊，只剩一家1973年11月在上海创刊的内部发行刊物《摘译》，另有一些零星译文，发表在上海的《朝霞》杂志上。据有关资料统计，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有34种，[3]（67）而且包括从前已经出版过的重印本。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一个特点是，译者多为集体署名，附录的评论或前言，也多为群众性的文艺评论组织撰写，如《朝鲜短篇小说集》的前言，即为“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业余文学评论组”，《朝鲜诗集》的前言，则署名为“北京维尼纶厂工人文艺评论组”。

朝鲜文学翻译活动在这一时期也同样停滞下来。1966年只有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出版了金载浩的小说《袭击》，而且译者署名也变为集体署名“北大朝鲜语教研室”。此后的1967年至1974年的八年间，没有公开出版一本朝鲜文学作品。直到1975年文革末期才开始陆续恢复出版，但都是再版文革前的翻译作品，或者引进朝鲜外国文出版社的中译本，基本没有新的译作问世。而且直到1977年，仍然采用了译者集体署名的特殊方式。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李尚植等创作的《朝鲜短篇小说集》，是文革时期唯一值得关注的朝鲜作品。这部小说集收录了李尚植的《第五次任务》（张永生译）等11篇作品。落款署名“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业余文学评论组”的“前言”中说，这部小说集“多方面地反映了朝鲜人民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不同岗位上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塑造了众多感人的英雄形象。”

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崔荣化等原著的《朝鲜诗集》（延边大学朝文系72届工农兵学员译）；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朴凤学等原著的《朝鲜电影剧本集》（延边大学朝文系72届工农兵学员译）。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赵基天的长诗《白头山》（张琳译）和朝鲜经典歌剧《卖花姑娘》。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重新出版了李箕永的名著《故乡》（李根全译）以及长篇小说《血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采用了朝鲜外国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血海》中译本。。

四、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界对韩国文学的认识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没有译介韩国文学作品，而且介绍或评论的文章也非常罕见。不多的几篇评论韩国文学的文章，大多也是译介朝鲜刊物上发表的文学评论，如《世界文学》译介过李元棍发表在《劳动者》上的《南朝鲜文学的现况》，还有朴虎范发表在《文学新闻》上的《宣扬死亡和绝望的文学——去年南朝鲜文学现况》。

韩昌熙于1963年发表在《世界文学》（1-2月号）上的评论文章《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朝鲜文学》，分三个部分介绍了韩国文学：第一部分指出，美帝国主义和韩国政府实施的“文化政策”是迫害进步作家、培养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并且批判韩国文学中的两股潮流，即“反共的战争文学”和“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第二部分，首先批判了韩国文人朴钟和、金珖燮等人提倡的“正规文学”和“纯粹文学”，同时还批判了《山坡上的树林》（黄顺元）、《动物的欲望》（权太雄）等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美化美军及朴正熙政权的作品，其次用大量笔墨批判了韩国的生存主义（即存在主义）文学，把它称为“虚无主义文学和悲观厌世文学”，并列举了《证人》（）、《不信任的时代》（朴景利）、《广场》（崔仁勋）、《谋反》（吴相源）、《默会说》（玄再勋）、《绝望象咖啡》（申东文）、《地丁的受难》（金文洙）、《六月的影子》（）、《约翰诗集》（）等作品。然后以《原色图表》（）、《客人》等小说为例，批判了宣扬颓废思想和色情的自然主义潮流；第三部分，主要赞扬了韩国的“进步作家们”。所谓进步的作家，是指创作出“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反对政府镇压民主斗争”、“暴露韩国社会的黑暗面”的作家们。作者列举了诗歌《1960年》、《啊，我的祖国》（）、《桥》（）以及短篇小说《没有主人的城》（）、短篇《岁月》（）、短篇《月光曲》（）、《满鹤先生》（）、长篇《市民史》（）等作品，来例证自己的观点。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说：“南朝鲜有民族良心、正义感的作家，正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努力正视现实，反映南朝鲜人民的迫切问题。”[4]（161）

韩昌熙撰写的两篇文章，虽然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性地介绍韩国文学的发展情况，但是给当时的学者以及后来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他所批判的那些“纯粹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虽然在当时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中国文学格格不入，但是到了80年代，却成为中国文学译介的热门作品。

五、结论

通过对1950-1978年间朝鲜（韩国）文学翻译活动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阶段中国的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围绕“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而且冷战意识形态赋予了文学翻译以浓厚的政治色彩，作品的艺术性退居衡量文学价值标准的次席，政治思想性成为第一标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一时期的个人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形成了陈思和所命名的“共名”状态。陈思和认为，“共名”是指一种文化形态，即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人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起来。在这种状态下，作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很可能会被掩盖起来，作家的个人性因素（包括个人的精神立场和审美把握）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的关系。作家的只要顺应时代主题进行创作，不管艺术能力的高低，写出来的都可能成为被时代认可的流行作品。[5]（71）

强调集体主义而压抑翻译家的个性和独创性，翻译家社会地位的下降，甚至集体翻译的盛行，使1950-1978年间的朝鲜（韩国）文学翻译呈现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状态。以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朝鲜诗集》为例，这本书是“延边大学朝鲜语系七二届工农兵学员”集体翻译，所收录的48篇诗歌，就像是出自同一个译者的译笔，而且丝毫看不出原作的风格差异。以下两首诗使用的就是典型的相同语气：

祖国的泥土散发着清香，

露珠兒深情地吻湿了战士的衣裳。

那湍急的流水声，

好似同胞们愤怒的呼喊，

战士们在激愤中难以入睡，

度过了宝贵的休息时光。”

（郑俊基《飘扬吧，普天堡的战旗》节选）

在日寇的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下，

在血泪汩汩的深夜里，

棍杖的阴沉沉的风，

犹如祖国的凄惨的呻吟，

佳林川奔腾的水，

满含着民族的悲愤……

普天堡啊，

你是惨遭侵略者蹂躏的朝鲜的缩影！

（董基春《普天堡的火炬》节选）

强调作品的政治性而忽略艺术性，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一时期的译作，无论是语汇的选择、措辞特色，甚至句式、修辞，都几乎一模一样。这不仅使翻译家的个人翻译风格被扫荡干净，连原作的风格也在翻译过程中被无情的删除。这一点，是这一时期朝鲜文学翻译的最大遗憾。但是也应考虑到，《朝鲜诗集》所收入的原作本身，也大多使用了那个时代流行的“战斗、控诉、煽动”一类措辞模式和风格。那么，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中文版的《朝鲜诗集》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的操控下，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一次成功的“合谋”。

参考文献：

[1]宋炳辉，吕灿：《20世纪下半期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2期（总28期）。

[2]查明建：《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总第55期）。

[3]马士奎：《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

[4]韩昌熙：《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朝鲜文学》，《世界文学》，1963年第1-2月号。

[5]陈思和：《共名与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上海文学》，1996年10期。

[责任编辑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