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机心”
——铃木大拙技术批判思想的道家特质

张谷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安710063）

【哲政阐赜】

超越“机心”
——铃木大拙技术批判思想的道家特质

张谷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安710063）

对于近代文明尤其是技术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是铃木大拙的一个重要论题。他认为，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造成人类异化，这是近代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乃至危机。在阐发这些观点时，铃木是以道家特别是庄子哲学为根据的，因而其技术批判思想具有老庄道家特质。他依据《庄子》关于“机心”的思想来剖析近代异化的实质，从摒除“机心”从而保持“纯白”心、恢复亲身劳动、解放人的创造力等三个方面对《庄子》哲学进行了近代化诠释和吸收，并且他与老庄一样，认为异化的认识论基础是过度知性化。铃木的技术批判思想显示出老庄哲学在近代的跨文化生命力。

道家；“机心”；铃木大拙；技术批判

铃木大拙（公元1870—1966年）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禅者和思想家。他一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极为广泛，涉及哲学、宗教学、禅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对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在近代日本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近代文明特别是其技术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是铃木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他终生思考的问题，相关论述构成其思想的一个重要脉络和部分。与许多日本近代知识分子一样，铃木一方面积极接受西方文化，具有丰富的的西学知识，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积累了深厚的汉学素养，因而其思想是东西文化相遇和融汇的产物。在东方文化中，除佛教禅学外，铃木最钟情的就要数道家之学了。他不仅研究道家哲学，还将其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而运用道家特别是庄子哲学来阐发其文明反思和技术批判思想，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部分。

一

1920年代，铃木就提出了“工具的压迫”思想。他看到，人类“自己制造工具，又在用这个工具杀死自己”，而这个“工具的压迫”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近来的机械文化”［1］。就是说，工具虽然为人所造，却反过来控制和压迫人，使人疏离其自身的本性。近代以来，机器是人类工具的代表，“工具的压迫”于是体现为随着机器化而来的机器对人的控制和压迫。人自己制造的机器，反过来控制和压迫人，使人疏离自己的本性，这正是人的异化。铃木文明反思的主题就是反对异化。

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是近代文明的基础，近代文明带有鲜明的机器化特征。构成近代文明特征的就是“一切都科学化、技术化”，从而“机器化”［2］263。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更为主动，能利用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福祉，大大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机器的发明和制造有赖于科学的进展和技术的创新，科学、技术和机器共同构成机器文明。铃木认为，自然世界对于人，原本应当如东方传统文化所认为的那样，是亲近、拥抱、热爱的，因为人从自然中来，又要回到自然中去，丝毫没有与自然对抗的理由和必要。人如果有什么需要，向自然请求即可，自然对人的要求绝不会吝啬。科学和技术是人向自然请求的方法。也就是说，科学和技术原本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它丝毫没有征服的意味。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所谓“征服”观念的影响，科学和技术的概念被滥用、误解和扭曲，使科技和机器沦为征服的工具，同时，机器化也反过来强化了人的征服感。征服观念与机器化相互推进，愈演愈烈，导致人越来越严重的心理焦躁［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机器体系的复杂和机器化程度的深刻，人不知不觉地去顺从机器。这样，本来为人所使用的机器（工具），却反过来役使人，逐渐使人疏离自己的本性而以机器的机械方式思维和行动，即人被机器化，也就是非人化、异化了。铃木说：“一切都通过机器来运作，生活中的人情味就会消失。任何事情都变得疏离人，这是近代文明的倾向。人能够控制和使用机器还算幸运，如果主客颠倒，机器脱离人的掌控，人就会反过来沦为机器的一部分。如此，人将丧失其自主性，变成对任何事情都无责任了。”［2］432他认为，过度机器化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管理领域，这就是，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模式造成个性的泯灭；同时也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即社会的组织化、规则化导致个性的丧失。而无论是哪个领域的机器化，都使人丧失本真、自主和自由，从而扼杀其创造性，而对人格、创造性等的长期压抑，最终会导致人类精神疾病的发生。他说：“倘若工业化广泛渗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必然导致人的机器化，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制约。在各类公司工作的人们，除少数人外，大都被社会关系或各种事务缠身，每天反反复复地完成着同样的事情，这压抑着他们的创造意识。这种压抑如果潜入意识的深层，那么它或者在某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继续郁积下去。后一种情况（前一种情况也是如此）会发展成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4］188-189机器化的生产模式“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就是集团至上。集团必然无视个性。如果只考虑例外情况的话，就不能制定规则，就会以种种借口不遵守法则。如果不忽略个性，人们就会只想着钻法规的空子。法律学家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而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的哲人说，因为有法，才会有犯法者；因为宣扬仁义，道德才会沦落。事实正是如此”。一味看重标准化、同质性的结果是忽视个性，使社会单一化、平庸化，“人类社会变得与蚁群和蜂群没有两样，个人的创造性被践踏，这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常态。应该说，精神异常者逐年增多的根源正在于此。”［5］274社会的单一化也造成人际交往中的伪善：“当今被称为文明国民的人们，出乎意外地被不自然的行为所束缚。古代讲‘小人闲居为不善’，今天的人们却是‘走进人群就变成伪善者’。这种伪善相当令人困扰。谁也不是争着去做伪善者，但一走入人群，与人交往，就瞻前顾后，完全被他人的评价所左右。……其结果是，刚一走出屋门，就已经不是‘自己’了，而变成‘他人’了。这是痛苦的，它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不知不觉间使人疯狂。”［4］188“我肯定，现代社会如果照此固执下去的话，将必然遭到人类毁灭的厄运。”［5］275总之，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造成人类异化，这是近代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乃至危机。他在论述社会单一化（即制度因素）引起异化（个性丧失和伪善）时提到的中国哲人显然是老子，文中所谓“因为有法，才会有犯法者；因为宣扬仁义，道德才会沦落”，是转述《老子》的观点。《老子》有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6］150，“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6］93，“大道废，有仁义”［6］43。铃木用这些思想审视近代社会，从而洞察到个性丧失和伪善之类的异化现象。这种从保护人的本真之性出发批评技术和制度等外在束缚的思路，正是老庄道家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路。

二

铃木对近代异化问题的实质进行了剖析，并探讨了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的方法，而在分析和探讨这类问题时，他常常借重庄子哲学的相关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庄子》中反对“机心”的思想。《庄子·天地》中有一则“汉阴丈人为圃畦”的故事，铃木曾多次引用并进行详细的解释，并以此为依据阐发他关于过度机器化的观点，1960年，他甚至发表专文《〈庄子〉的一节——对机器化和创造性对立的启示》来加以申论。为行文方便，我们先将《天地》篇中的相关原文摘录于下：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有间，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

子贡卑陬失色，顼顼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为者邪？夫子何故见之变容失色，终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为天下一人耳，不知复有夫人也。吾闻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今徒不然。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备哉！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之，得其所谓，謷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我之谓风波之民。”

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7］438-443

这个故事是从摈除“机心”的角度来展示体道者的境界。作者认为，使用机械，就会产生机巧之事（“机事”），从事机巧之事，就会有机巧之心（“机心”）。而只要“机心”存在，就不能体道（“道之所不载”）。只有忘记“功利、机巧”之心，修炼“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的“浑沌氏之术”，才能达到“全德”的圣人之道。

铃木在多处对此故事作了解释，其要点归结起来有三个层面：一是摒除“机心”，保持“纯白”心；二是缓解机器化，恢复亲身劳动；三是使人自主自由，解放人的创造力。他在题为《论机心》的短文中说：

问题就是这个“机心”。其意义为何？一言以蔽之，机心就是有之心。有了这个机心就不是“纯白”了，就会使“神”摇荡不定。如果心的活动不能在没有任何中介物的情况下从本然的无意识中流露，就是不纯白的。庄子厌恶这种情况。如果依赖机械，注意力就只集中于工作的成果上。就会只想着早日见效，多做工作，少费力气。在经济上只想着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从宗教的、灵性的层面来看，这不得不说是最不纯白的行为。［5］349-350

铃木把《庄子》所谓“机心”理解为“有谋划之心”，也就是靠智巧、机巧达到某种目的之心。所谓“纯白”，就是心“在没有任何中介物的情况下从本然的无意识中流露”的状态，这是符合《庄子》原意的。而且用无意识的概念解释“纯白”，还具有某种新意，它使这个古代哲学范畴的意义在近代语境中呈现。铃木还进一步分析了机心导致人心不能纯白、精神不能凝定的原因，这就是：对机械的依赖，使人把功效当作唯一目的和标准。认为这种执着于功效的作法，造成人的精神上的不纯白。铃木运用上述以庄子哲学为基础的这一反对“机心”、保持“纯白”的思想，对近代文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说：

近代生活的特征是：伴随科学进展及其实际应用日益广泛而来的机器工业的兴盛，以及经济结构的复杂化特别显著。因此，庄子所说的机心前所未有地生长起来，纯白心随之逐渐衰退是必然的趋势。纯白心的丧失，使现代生活发生了两种相反的现象：一是随即不断滋生出生来具有变态心理的人，因而在其出生之后会做出各种反社会的变态行为；一是由于生活宽裕了，无论男女，大致在年龄超过六十岁后，能够享受安逸生活的阶层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一方面出现了疯狂的人，另一方面又是小人闲居为不善，即使不会导致社会性的不善，但对社会没有任何积极行为而走向自我毁灭者、因空虚无聊而痛苦者大量出现。……成为机心俘虏的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犯下了亵渎人生尊严之罪却浑然不自知。何其可悲！［5］350-351

机心不断地把我们的注意力驱赶向外，使我们沉迷于一己的利害得失，努力争取用力最少而功效最多。有时甚至连这种努力也不做，只想着见到更大的功效。机心对人欺骗如果成功，它会暗中窃喜。必须说，这是万分危险之事。然而，这种万分危险之事在当今世界到处都在发生。真是一个骚动之世。［5］350

铃木接着解释《庄子》原文说：

孔子听了子贡的报告后说：“这真是有趣。这样的人，生存在物之浑然一体、尚未二分之前，他们可以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要之，在孔子看来，让心灵处于浑沌未分的状态，又不拘泥于此，身处二分的世界，还须作出相应的行动。知道修治内在，也应知道修治外在，即应当处内外之间而周全地行动。［5］351

上述解释从执着于效用、功利的角度来解释“机心”，把“纯白”理解为超越毁誉褒贬、利害得失的境界，这是符合《庄子》思想的。铃木还分析了作为修道之术的“浑沌氏之术”，认为圣人修养此术，使心灵处于浑然未分的状态，只知道事物是一体的，而不知道事物是二分的，同时又能应对身处其中的二分的世界，做到内外兼修。这些阐释使原文思想比较明晰地呈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铃木还用《庄子》《老子》乃至现代精神分析学、逻辑学的概念来进一步说明“纯白”“浑沌氏之术”等，他说：

庄子的“纯白”心，庄子借孔子之口所说的“浑沌氏之术”，当代精神分析学派所说的“无意识”（我是在最深的意义上使用此概念的，也可以称之为宇宙无意识），老子的“无名之名”或“无无无名”，“忘己忘天”而游于天己一体之境，或当今的逻辑学家所谓“绝对矛盾的同一”，这些都是上面所说的“机心”的对立面。［5］351

这种对比式的诠解使《庄子》思想的内在意义得到揭示，特别是在近代的语境中得到敞开、呈现。铃木直接以《庄子》这一反对“机心”的思想为依据，来反思和批判近代的征服观念及作为其体现的过度机器化现象：

近来，常常听到人们说“挑战”，也常常听说，人类为应对挑战而防御、对抗、克服，这就是文明化。从浑沌分而为二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些，也许甚至感受不到人生的意义。然而不能忘记，此外还存在另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中，挑战者和应战者被包融为一体，在这里，没有象征服、克服这种骚动不安的词语，一切都协调、和谐。

至于消除“机心”、超越和包容对抗、征服等意识的途径及体现，按照上述铃木的思路，那就是修养“浑沌氏之术”，达到“纯白”之心。当然，他还用了其他一些表述，如禅学的“安心”“无功用行”等，而这些思想在他的视域中是与庄子哲学相通的。

铃木还从庄子反对“机心”的思想中解读出了反对机器化、崇尚亲身劳作的劳动哲学。他在扼要叙述了《庄子·天地》中“汉阴丈人为圃畦”的故事后说：

故事虽然很简短，但今天看来，其中蕴含着相当深刻的意义。有“劳动神圣”之说，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讲的。《庄子》并没有仅仅武断地说劳动是神圣的，其中描写的农夫，亲身从事劳动而不依靠机械。总之，他的做法就是反对当今文明的倾向。这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我认为，农夫的工作虽然进展缓慢，但他是动用自己的手脚进行工作，此前并没有考虑功效，亲自从事工作，自己付出力气，在这一点上，有着深刻的意义。［5］38

“汉阴丈人”行为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不求功效，拒绝机器化，而坚持亲身劳动。一方面，这是一种诗意的劳动，“……如果劳动者能够在手与脚的运动之中看到诗意，那么他的劳动就变得轻松了。……《庄子》中的农夫在汲水灌田的劳作中，虽不能说是感应到了天地运作，也不能说在其中看到了创造性，但无疑地，农夫领悟到了劳动与诗意的相通之处。他对此或许还没有自觉，但无论如何是感觉到了。庄子当然是洞察到了这种劳动的诗意性”［5］40。不只是劳动，整个人生都是诗意的，“人生就是诗”［5］42。这是对庄子诗化的人生哲学的阐扬。另一方面，这种亲身劳动的精神是对过度机器化所带来的人类罪恶的预言和拒斥。他说：

省却了亲身劳动的近代人，获得足够的时间来从事游玩等劳动以外的活动，这种状况究竟如何呢？他们因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而牢骚不断，他们还谋划着发明一种按下按钮就能一次杀死数千万人的武器。……人类尚不能完全根除自己本质中潜藏的根本性的恶，只是知性活动毫无忌惮地依其所好行事，这样下去会如何呢？总之，如果人类非得要设法找到一个能使自己最简捷地从土地上消失的方法，并加以实行的话，又能如何呢？我认为这颇为有趣。在拒绝把自己变成有机械心之人的时候，《庄子》中的农夫已经洞见到，至多两千一百年或两千二百年后，这样的罪恶会来临。［2］410

这是对过度机器化导致人的异化的警示，也是《庄子》反对过度机器化思想的高度评价。

铃木认为，机器化作为科学化和技术化的体现，其概念化和一般化的特点决定了它是疏离、否定人性和个体性的，从而会损害人的自由性：“现代的科学化、技术化体现为机器化。机器化是向否定个体人格的方向推进，最终变成对人性的否定。这是现实层面的情况。从理论方面说，科学中包含着将一切事物一般化、概念化的因素。科学不是个别地看待事物，而试图普遍化地看待事物。……对于个体的人也是如此，因此，不可能出现个性的观点。没有个性的观点，就一定没有自由。个人之所以为个人，就在于有使其个性成为个性的自由。”［2］263-264同时，由于机器不具有创造性，因而人的机器化必将压抑人的创造性。他说：“机器再精巧，也需要人类对他下达行动的指令，机器自身不能进行创作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类对机器发出计算十以至千万的指令，机器也就完全照做，不会多也不会少。我们不认为会由此产生创造性的因素。但人类不是这样，人的力量并非像机器那样是有限的，在神妙难知的心灵中有功德。说起功德，让人觉得好像是某种发挥功能的东西，但如果把功德看作是可能性，它就是无限的可能性。……人能在穷境中通达，机器在穷尽的状态下，则只能以穷尽终结，而没有丝毫通达的可能。在此意义上，人具有无限的可能性。”［2］282-283但是，当人被机器化，即人从属于有限的机器时，人所本有的这种无限可能性、无限活动性就会被压抑甚至丧失，导致人类精神疾病的产生：“人的创造性被忽视，会因本能受到压抑而疯狂，从而导致相互杀伐的后果。”［8］5铃木指出，自由性、创造性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所在，因而是人类价值之所在。科学化、技术化和机器化对人类自由性和创造性的压抑，最终损害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人不应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被他人役使，自由受到拘系，而应自主地劳动。这是人之为人最应给予尊重之处。人生存的意义正在于此。人生存的意义，就是自然地从自己内心发出的自由的活动，我称之为创造性。从自己的本源涌现出的创造性，……这是自主活动的尊严。不是被他人强迫所为，而是自己如此。就是说，若不能体现出自己的威严，人的价值就不存在。”［8］474“由于人为机器所支配，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连人类心灵都被机器化了，使得我们看不到所谓人的尊严、人的真正价值究竟在哪里。”［8］473

铃木指出，上述从守护人的自由性和创造性的高度反对机器化的思想，也正是庄子哲学的旨趣。他说：

我的观点是，庄子不仅仅是反对机器，他看到：人拥有“创造力”，这是一种意欲将事物创造出来的力量；人具有制造出各种物的创造力，或说是具有亲身去做新的事情的意志。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压抑了这种创造力，而试图依赖机器，就会被机器所控制。这样，自己所拥有的创造力就会被限制而变得薄弱。［5］24-25

《庄子》文本中虽然没有“自由性”“创造性”“创造力”这些词汇，但其思想中蕴含着相近的观念。如上述《天地》篇中的“纯白”“全德”“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浑沌氏之术”等说法，其关注的核心是，人的本性没有被机械、机事所浸染，因而毫无机心，保持着本有的纯真（“纯白”“明白”）、素朴（“复扑”）、自然之性，因而是圆满无缺的（“全德”），处于自得自适的状态，也就是“逍遥”的境界，而这就是铃木所理解的“自由”。人在这种境界中，不为任何事物所牵累，不是局限、固定于某一种存在方式，可说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就如同“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的“天府”［7］90，蕴含着无限的作用和活动，而这也就是铃木所说的“创造性”。其实，《老子》中已经有了类似的思想，如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6］10，“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6］16等。《庄子》教导人们不要为物所累，不要做井底之蛙，要破除“有蓬之心”，以道观物，这些思想都包含着对创造性的高扬。纵观《庄子》全书，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鲁迅语）、天马行空，本身就具有超凡的想象力、创作力，能够激发和引导人的创造性。

上述消除“机心”、亲身劳动以及恢复和解放人本有的自由性、创造性等三个方面是相通的，“机心”的产生使人丧失其本然之心、本真之性，而人的本真之性就是自然、自由，自由性又是创造性的基础，这种自由性和创造性要通过人的亲身劳动才能实现。

三

铃木看到，机器化是有其认识论基础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概念化”，或称之为知性化。因此，他对机器化的反思和批判，不限于技术和制度层面，而是深入到认识层面、精神层面，是一种深层的批判。而这种从制度、技术层面一直深入到认识、精神层面进行文明反思的思想，正是庄子哲学的基本品格和突出特征。因此，如果说铃木批判过度机器化的思想是对庄子哲学的浅层认同的话，那么他批判过度知性化的思想则是一种深层认同和接受，这使铃木更加接近庄子。他认为庄子所批判的也是知性滥用的问题，并与之产生内在精神的共鸣。他说：

人类尚不能完全根除自己本质中潜藏的根本性的恶，只是知性活动毫无忌惮地依其所好行事，这样下去会如何呢？……《庄子》中的农夫在拒绝把自己变成有机械心之人的时候已经洞见到，至多两千一百年或两千二百年后，这样的罪恶会来临。［2］410

机器化是智能性地运作的。由于智能原本是功利性的，所以，不用说，机器中没有精神性的美、伦理的精神这些因素。实际上，《庄子》中的农夫拒绝变成机器之心的理由也在于此。……人的生命被机器化，已经丧失创造性而变成单纯的工具，……哲学家讲每个个体的意义，这是至高至极的理想。因为我们面临的事实是：在现代高度生产的机器化的时代，机器就是一切，人几乎成为它的奴隶。我认为，庄子所忧虑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2］321-322

对感性和知性进行反思和批判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和思想特征。《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6］28认为“智慧出，有大伪”［6］43，“人多伎巧，奇物滋起”［6］149。因而主张“绝圣弃智”［6］45、“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6］8。《庄子》的批判更为明确、激烈，它断言“多知为败”［7］390，“知也者，争之器也”［7］141，它极大地扰乱了人性和社会：“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7］368因而庄子主张“去知与故”［7］540，高唱“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剖击而知”［7］737。上述老庄所言之“知”（智），相当于感性和知性的认识能力和知识，他们否定和超越感性知性的目的是体道。体道的知识与感性知性知识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是一种直观的知识，是《老子》所谓“观复”“知常”［6］35，36，也是《庄子》所谓“神明”之“真知”［7］231。《庄子》认为，只有全性保真的“真人”才能获得这种超越的知识。

在严厉批判近代过度机器化的弊端的同时，铃木也意识到，机器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代生活已不可能完全抛弃机器。这就要在充分认识机器化的弊端的基础上，尽量缓和机器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尽可能减少对人的本性、自由和创造力的损害，并提出适当用民间手工艺来代替机器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他说：我们不可能“倒转生产文明的车轮，回到原始的手工业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充分理解人的双手劳动的意义，另一方面，有必要对机器给近代人的生活带来的弊害，即由于过度强调人的知性而如何牺牲了人的生命，进行深刻的反思”［2］322。“我们当然不是要完全摈除机器化，而是要认识到，机器化在根本上存在这些问题，……然后去减缓过度陷入机器化、工业化、概念化的程度，从而取得平衡。把可以革新的部分，用民间工艺或手工来制作，使人的创造性得以发挥，这是至关重要的。”［8］5铃木这种对近代文明的反思态度是理性的。而其从现代立场运用和诠释老庄相关思想，也展现了道家哲学在近代的跨文化生命力，对道家哲学的当代发展有重要启示。

［1］铃木大拙.铃木大拙全集：第31卷［M］.增补新版.东京：岩波书店，2002：192，195.

［2］铃木大拙.铃木大拙全集：第28卷［M］.增补新版.东京：岩波书店，2002.

［3］铃木大拙.铃木大拙全集：第19卷［M］.增补新版.东京：岩波书店，2001：73-75.

［4］铃木大拙.铃木大拙全集：第34卷［M］.增补新版.东京：岩波书店，2002.

［5］铃木大拙.铃木大拙全集：第20卷［M］.增补新版.东京：岩波书店，2001.

［6］［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8］铃木大拙.铃木大拙全集：第29卷［M］.增补新版.东京：岩波书店，2002.

Beyond the“M echanical Heart”—The Taoist Characteristics of Daisetu Suzuki’s Thought of Technological Criticism

ZHANG Gu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Xi’an710063，China）

To reflect and criticize the modern civilization，especially the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is an important thesis of Daisetu Suzuki.He believed that the technology factor and the system factor cause the human alienation，this is the serious problems and even crisis thatmodern civilization faces.In elucidating these views，Suzuki is based on the Taoist philosophy，especially the philosophy of Zhuang-zi.His thought of technological criticism has characteristics of Taoism.According to“Zhuang-zi”on the“mechanical heart”，he analyzed the nature of modern alienation and interpretats and absorbed the philosophy of“Zhuang-zi”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exclusion from the“mechanical heart”and kept the“white heart”，recovered the physical labor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creative power.And as Lao-ziand Zhuang-zi，He thinks that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alienation is excessive intellectuality.The thought of Suzuki showed the vitality of Taoist philosophy in modern times.

Taoist；“mechanical heart”；Daisetu Suzuk；technological criticism

B223；N02

A

1672-3910（2017）04-0032-07

10.15926／j.cnki.hkdsk.2017.04.006

2017-01-12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2XZX012）

张谷（1767—），男，陕西西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道家哲学、中日哲学交流与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