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气质与其“制礼作乐”

雷永强，张琦涵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23）

【河洛文化】

周公气质与其“制礼作乐”

雷永强，张琦涵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23）

周公“制礼作乐”是历史的选择，也与其“天纵生知之圣”的主观气质分不开，这在少年周公身上已初现端倪。周公身处殷周鼎革之际，少时即浸润于周原早期文化，“朝读《书》百篇”，汲汲于殷商先进文化与传统历史文献，展现出深厚的人文素养；在文、武二圣的熏染下，周公少时即表现出超人的政治远见。在辅佐父兄灭殷的过程中，周公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及武王崩，成王幼弱，历史将周公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其制礼作乐，顺天应时，在政治上构建了异于夏商的封建宗法制，同时亦型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使华夏文明升进至“礼乐文化”阶段。

周公；制礼作乐；封建宗法

中国上古社会之文明演进呈现为一个“连续性文明”的发展过程。在曲折而漫长的“文”化道路上，上古社会先后创造了夏代的“巫觋文化”与殷商的“祭祀文化”两种文化形态。周公于周初“秉文之德”，集先周文化之大成，承前启后，“制礼作乐”，使中国升进至“礼乐文化”阶段。对于这种演进，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有具体说明：“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48他认为周代礼乐文明是对夏商文化因革损益基础上的批判继承。章实斋先生进一步引申道：“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2］他认为周公之“经纶制作”乃时势所造，是对唐、虞、夏、商文明的继承与发展。但从文脉来看，章先生更多的是表彰周公的历史贡献，指出周公制作既有其“天纵生知之圣”的主观条件，又在客观上“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为至论不易。对于周公的历史功绩，南梁沈约《辩圣论》云：“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虽无王录，而父兄二圣之烈，不可以终，若夫表以圣功，制礼作乐，则太平之基不著，二圣之美不彰。”［3］沈氏结合周初时局，指出文、武之局限，认为周公奋二圣之余烈，制礼作乐，由此而奠定了周初的“太平之基”，圣功大焉！所论十分中綮。陈来先生也对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地位有过系统的阐述：“西周前期是中国文化精神气质得以型塑的重要时期，而周公在早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克里斯玛角色。周公的历史重要性和贡献……在于传统所谓‘制礼作乐’，……周公的思想极大影响了周人的天命信仰，使中国文化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价值理性在文化中开始确立根基。周公是一个真正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不仅经他之手而奠定了西周的制度，而且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4］周公被后世尊为“元圣”，而陈先生将周公比之为“克里斯玛人物”，更为通俗易懂。他认为周公制礼作乐，使中国文化由自然宗教阶段升进至伦理宗教这一文化形态，并由此而型塑了中国文化之精神气质，是为文化上的贡献；同时，以血缘宗法为基础，构建起西周的政治大厦，使礼乐制度落实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奠定了西周的政治格局，是为政治上的贡献。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称殷周鼎革实质上就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5］。陈先生所论与王氏观点若合符节，相互发明。然近代疑古思潮日炽，周公制礼作乐事曾一度卷入其中。为正本清源，笔者不揣谫陋，以周公政治、文化气质之养成为切入点，论证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必然性，望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一、周公“制礼作乐”疏证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史上多有文献记载。《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6］《礼记·明堂位》亦载：“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7］437以上两则文献，无论是说周公摄政，还是主张其“践天子之位”，在“六年”而“制礼作乐”上并无二致。另《逸周书·明堂解》谓：“周公摄政君天下，弥乱六年而天下大治。……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8］759《左传·文公十八年》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9］633又《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语“则周公之典在”［9］1668。据实而论，周公制礼作乐事在李唐以前一直为人所信从。但随着唐宋疑古之风渐起，周公是否制礼作乐亦成为讨论话题。如宋儒朱熹谓：“大抵说制度之书，惟《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当时如今日编修官之类为之。又官名与他书所见多有不同。恐是当时作此书成，见设官太多，遂不用。”［10］细绎此文，可窥见朱子左右逢源、似难定夺之意。他一面说“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一面又讲“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结合《礼记》《尚书大传》及《逸周书》三家之言，我们知道周公制作当发生于其摄政或“践天子之位”期间。对于君天下者，不可能事无巨细、方方面面都“亲笔做成”，“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是合乎政治逻辑的。周公高屋建瓴，拿出纲领，下面细节条款的制定交由臣下去办，应该是接近历史真实的。但朱子以仅拟“大纲”而未彻头彻尾地“亲笔做成”来否定周公制礼作乐事，似有未妥。近代以来，经过不断考证，正反交锋，周公制礼作乐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其中，孙诒让就是秉持周公制作《周礼》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周礼正义》中阐述道：“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11］孙氏观点亦得到疑古派领军顾颉刚先生的支持。顾氏在其著名的《“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中指出：“‘周公制礼’这件事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在开国的时候哪能不定出许多制度和仪节来；周公是那时的行政首长，就是政府部门的共同工作也得归功于他。即使他采用殷礼，也必然经过一番选择，不会无条件地接受，所以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既然有损有益，就必定有创造的成分在内，所以未尝不可说是周公所制。”［12］杨向奎先生亦认为《三礼》中“重要的制度与礼乐是和周公分不开的。当然不是说周公是《三礼》的作者，但礼的具体内容及其实施，某些乐章的制定，肯定是周初统治者所为，而主要是周公”［13］355。冯洁轩先生亦云：“事实上周公是周初可数的大政治家，西周初年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说都与他有关，说他制礼作乐，应是可信的。但他或者只是个草创者，礼乐之日趋繁复，还在于历史的积渐。”［14］可见，周公“制礼作乐”不仅为释古派支持，同时亦为疑古派接受，成为共识。

周公制礼作乐所开创的西周礼乐文明乃是对先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正如《礼记·表记》所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7］813比而观之，二代皆事鬼神，但夏代更为质朴，强调“近人而忠”，而殷人则“先鬼”，甚至“率民以事神”，必然导致巫风浓重，淫于祭祀。周公对夏殷宗教传统进行了人文的改造，使得“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7］813。若以“人类精神的自觉”之角度来审视之，“周之克殷，乃系一个有精神自觉的统治集团，克服了一个没有精神自觉或精神自觉得不够的统治集团”［15］。西周之礼乐文化较之夏、商两代有着更为明显的自觉意识，主要表现为礼乐的制度化方面。周初礼乐建设不仅在整体上与血缘宗法等级性奴隶制统治体制相辅相成，而且自觉地将礼乐文化视为培养与血缘宗法等级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基本途径，从而发展出更为自觉的德育意识。武王伐纣是政治革命，而周公制礼作乐则是一次繁复浩大的政治、文化革新。表面看来是文化建设，其深层意义和价值指向却是政治性的，是传统殷商上层建筑被打破后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制度建设工程。周公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从思想文化上对商周之际的王朝更替求一理性的解答。“以德配天”的新天命论（革命思想）亦由此产生，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君权神授和天命依德转移相结合的实用政治神学。周公制礼作乐乃中国传统文化从以神为本的尊神文化发展为以人为本的尊礼文化的关键所在，他开启了一个异质于殷商的文化新纪元，并且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的规导作用，而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如“崇德”“人本”等观念亦由此而基本定型。

二、周公的政治智慧

周公乃周武王弟，成王叔父。前文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袭淮夷”“平三监”等，坚毅果决，一代政治领袖风采跃然纸上。但象“制礼作乐”“以治天下”这般事关社稷安危的大事，为何在文王诸多王子之中，独周公当之？常言道“从小看大，三岁知老”，少年周公即表现出异乎常人的政治远见。据《逸周书》等传世文献，周公年幼时即承蒙父兄教诲，政治经验日趋成熟。在《鄷保解》中周公首次登场，扮演的就是一个被考验、受教育的角色。

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呜呼！诸侯咸格，来庆辛苦役周，吾何保守，何用行？”［8］207

当时九州诸侯皆来到周国的国都鄷地朝拜文王，具体史实亦见于今本《竹书纪年》，纣王三十五年，“西伯自程迁于鄷”，“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16］169。撇开文王此时是否称王这一历史悬案，诸侯朝周应确信无疑。文王在各方诸侯前来朝见之际，向年幼的周公咨询如何应对前来朝见的诸侯。据实而论，周公乃一介幼童，文王没有必要向其咨询政务。文王此举意在考验周公，以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能力。结果周公条陈利弊，具体文字如下：

旦拜手稽首曰：“商为无道，弃德刑范，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诸侯，莫大之纲，福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纯礼明，允无二，卑位柔色，金声以合之。”［8］207-208

这里，周公既分析了商纣离心离德、天下叛之的大局，又提出了应对之道，认为文王首先要继续祭祀殷商先王，忠于纣王，“允无二”，以免再次被怀疑①文王曾经因崇侯虎的离间被纣王怀疑而囚于羑里。；其二，“卑位柔色”，时以待之；其三修德明礼，争取民心；其四“金声以合之”，即祭祀中奏金石之乐，合同诸侯。正如《礼记·乐记》所云：“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7］560故周公之言，合而论之，可归为两点：一为“敬德保民”；一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它表明在年幼的周公心里，已经初步形成了应付时局的治国方略。周初的政治实践正是周公这段文字的展开，从侧面印证了“制礼作乐”乃周公之治国理念的贯彻和执行。

少年周公之言立即得到了文王的认可，“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齐洁，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馈始于王。’”紧接着，文王具体阐述了他应对时局的政治纲领，以及在内政外交方面所作的准备：“内备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冗、七恶。”周公听后大受启发，“旦拜曰：‘呜呼！深念之哉！重维之哉！……戒后人！其用汝谋’”［8］223-224。

周公在《酆保解》中初次登场就展示出超人的政治远见，尽管其尚处于幼年阶段，就已经具备政治家的素养，能够总揽全局，审时度势，思维超前，俨然一位早熟的政治家。文王耳提面命，详细道出其内政外交方面的为政纲领，实是考验、引导、教诲周公，培养周公治国理政的政治才能。周公亦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并培养、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信心。他对文王的内政外交纲领心领神会，深切体会其策略上的重要性，说“深念之哉！重维之哉！”并以之“戒后人”，看到其垂范后世的深远意义。周公少年老成，才华毕现，据《史记·管蔡世家》载：“唯发、旦最贤，左右辅文王。”［17］1506另《淮南子》载，崇侯虎曾奏告商纣王，称周文王之“中子旦（即周公）恭俭而知时。”［18］这里，“恭俭而知时”是从“德”与“才”两个方面对周公的评价，证明周公政治早熟并非子虚乌有的历史虚构。

文王死后，周公继续辅佐武王。《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17］1458“用事居多”四字真实地反映出周公的勤恳及其在翦商大业中的历史贡献。翦商之前，武王常与周公共商军国大事。《逸周书·酆谋解》载周公对武王说：“时至矣！乃兴师循故。”鼓动武王伐纣。武王起兵之后，周公即成为武王最为倚重的宰辅。“武王九年，东伐至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17］1458他们共同谋划灭商大计，许多重要决策都是由武王和周公共同商定。据《孟子·滕文公下》载“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19］，战功卓绝。另据刘向的《说苑》记载，牧野之战胜利后，殷民并未完全臣服，局势较为混乱，武王曾召集众大臣商讨对策。太公望主张“咸刘厥敌，使靡有余”，坚持对殷商顽民进行武力镇压，格杀勿论；召公则建议“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依然用“杀”，以惩有罪；而周公则主张“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贵族有过，在纣一人”［20］。这里，周公一是坚持“各居其宅，各田其田”的土地、财产政策，满足殷民的土地要求，以继续发展农业生产；二是推行“无变旧新，惟仁之亲”的民族政策，不以新旧为变，消除民族隔阂，注重德性修养，亲近仁爱之人。最终，武王摒弃了武力高压政策而采纳周公的意见，实行战后休养生息，感到“旷乎若天下之已定”。由此可见，周公乃周室股肱，其政治主张在周初国家决策中起着主导作用。

三、周公的文化素养

周公制礼作乐，因革损益，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开创了有周一代新的文化制度。孔子赞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1］67这种新的文化制度的建立，对于维护和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以及后来成周盛世局面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铺垫作用。周公能完成这一创举，与其早年文化气质的养成密不可分。

首先，周公少时即勤奋好学，熟稔于历史掌故。在其后来发布的诰命之中，很多征引的历史材料都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这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息息相关。据《墨子·贵义》载：“周公旦朝读《书》百篇。”［21］这里的《书》乃周公时代的上古历史书籍。周公还以史为鉴，劝勉殷商遗民臣服周室。据《尚书·多士》篇载周公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22］248可见，对于这些前朝典册，周公是认真读过的，否则他也不可能知道书中所记录的内容。“殷革夏命”乃天命转移，殷人将这些史事书之于典册，一方面是为了炫耀先祖的政治功绩，另一方面应该是为殷人之“革夏命”寻找政权合法性的历史根据。这些典册必然罗列夏人的罪行，包括纵酒、礼乐失范而淫侈等等，从而失去民心。同样，武王灭殷之后，作为一代精神文化领袖的周公，必然十分重视这些历史文献，并接管这些载录殷商王朝史事的典册。紧接着，周公以这些文献为据，论证“周革殷命”的合法性与历史必然性，让殷民真正地臣服于新朝。据《尚书·无逸》载，周公对殷商旧朝历史非常熟稔。刘起釪先生说：“从周初几篇诰辞中看出周公对夏商历史非常熟悉，缕举商代史事如数家珍，都足以证明他确掌握了不少商代传下来的书篇。”［23］刘先生所论甚确。周公重视历史学习，并逐渐萌生出强烈的史鉴意识，将历史经验的学习作为执政者提高执政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用以指导大政方略的制定与执行。《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17］1539正是在对“先殷所以兴，所以亡”的追问下，周公萌生出强烈的殷鉴意识，“而务爱民”更是揭示出周初的民本意识。在灭商的军事行动中，周公等周初政治家们亲眼目睹了广大民众在推翻殷商王朝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强大力量。所以，周公在执政期间时时告诫周初统治者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22］205，要求统治者们以史为鉴，“当于民监”，以防止重蹈殷人“坠厥命”之覆辙，并由此而产生强烈的民本意识。

在早期农耕社会，社会尚齿，尊重老人，且目之为一种公共德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老人丰富的生活经验、文化传播者的身份使其在族群、甚至是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参考、规引作用。周朝发源于西岐，偏居一方，为励精图治，文王曾经求贤若渴，据《国语·晋语四》载：“（文王）于是乎用四方之贤良。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24］（韦昭注：“辛，辛甲。”）而这些遗老后来也确实成为周初辅政之股肱。《左传·襄公四年》载辛甲政治经验丰富，曾经组织百官对武王进行规谏。

武王亦效仿文王，“武王胜殷，……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得“洪范九畴，彝伦攸叙”［22］144。故周公秉承先王成法，在《康诰》中时时教导康叔，敦促他去求访殷耇成人，“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22］182。周初重视经验学习，求访殷耇成人应为不虚，其与前文“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相表里。除此之外，周公还要求康叔“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硋民”［22］182，好好学习前朝圣君们的治理经验，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胸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22］462，周公能以德报怨，接纳前朝故旧，这在稳定周初统治、促进文化建设等方面意义重大。

可见，周公之所以具备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素养，成为周初力挽狂澜的关键历史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其好学、勤思，且注重经验总结与积累的史家智慧。《尚书·金滕》篇周公自称其“多材多艺”［22］161，《逸周书·度邑解》载武王称周公“大有知（智）”［8］506，这些历史文献为我们真实地展现了一位人文素养深厚的周公形象。

其次，周公的人文素养源自于前周的教化传统。《史记·周本纪》载周人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17］122。这一记载亦见于《国语·周语上》。其中的“修其训典”，实际上就是修其训教，并载录于典册。自太王古公亶父带领族众“自豳适周……止于岐下”始，一方面“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17］106，另一方面“作庙翼翼”，恭敬地修建太庙，大力推行礼乐教化，变风易俗，加速了西部周邦的文明进程。据《竹书纪年》载，帝辛三十七年“周作辟雍”，四十年“周作灵台”［16］168。《史记》亦载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并“作灵台、辟雍”于丰邑。郑玄注曰：“灵台与辟雍同处，辟雍即天子大学也。”［25］太庙、辟雍等教育场所的修建，满足了周邦教学、养老与祭祀等功能的需要，确保了周人贵族子弟文治教化活动的开展。即使文王被囚于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16］108，对作为夏、商文化代表作的《连山》《归藏》进行继承、改造与发展，充分证明了文王对前代文化的重视。到文王断虞、芮之讼时，其文教效果已堪称显著，声闻于诸侯。虞、芮之人在周邦所见到的景象是“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民俗皆让长”［26］。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敦化，周邦的文化水平远胜于其他部族。灭殷之后，“尊师”“重教”与“崇文”之风尤盛。太公望为太师，对武王进行教诲，武王虽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南面受学。正所谓：“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尊师、尚道也。”［27］体现了“师严道尊”的特点。这种“尊师”“崇文”之风促进了礼乐教化的推广，使周邦取得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周公德才并进，为后来制礼作乐、文治教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周公对中国文化的又一贡献在于其对传统的尊重与继承。前文论及其“朝读《书》百篇”，表明周公汲汲于传统文化的吸纳，这种崇尚传统的文化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秉文之德”，对先王之道推崇备至。太王、王季、文王乃周人崛起过程中的几位代表性先王，他们经常作为圣君典范而为周公所称引、崇奉。在康叔赴任之前，周公作诰，告诫康叔学习“先王既勤用民德”“用怿先王受命”［22］213，法先王以治理殷民，因为先王特别是文王乃受命之君，是仁德的楷模。文王生前执政期间，“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28］，宣扬文王的德行，支持文王的“翦商”大业。这里，“旧邦新命”深刻地反映了周公尊重传统的思想。周公吟诗作赋，文采风流，而且还举重若轻，将严肃的政治宣传用温情脉脉的诗歌表现出来，这也开辟了周初诗歌叙事的文化先河，而周公的文化气质在其中起着关键的引领作用。

这种为文王所开启的“文”，周公秉之、敬之，甚至发展为对先祖称呼中所附加的敬辞。如《北子盘》：“北子作文父乙宝尊彝。”《服方尊》：“服肇夙夕明享，作文考日辛宝尊彝。”对先祖冠以“文”的敬辞，表明周人对“文”德的仰慕与憧憬，标志着周人较之殷人在祖先崇拜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祛魅”的“文”化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据《逸周书·谥法解》云：“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文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8］678-680谥号为“文”正是对先公、先王生前“道德博文，学勤好问”等方面所作的概括性评价，是对先祖人文气质与德性的肯定。这就如汉代以“孝”为谥号而表现出孝治天下的政治取向一样。周公孝、文兼备。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17］1458由此可知，周公之“异于群子”处乃在于其敦守“孝”“仁”之德，非常注重个人的德性修养，日新日成，逐渐塑就了高洁的道德人格，并成为后世道德践履的楷模。其影响最为深远者，乃周公秉文之德，广开“文”教，为华夏民族开辟了一条“人文化成”的文化路径。

周公“元圣”，少年时即受到父兄的重点培养，并展现出异于常人的政治远见与文化慧命，这也为其后来繁复浩大的“制礼作乐”工程作好了前期铺垫。周公制礼作乐乃时势使然，而周公“天纵生知之圣”的主观条件使其成为历史的选择。对于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兹引杨向奎先生所言以明之：“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的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1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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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西汉］刘安.淮南子［M］.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354.

［19］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39.

［20］［西汉］刘向，撰.说苑疏证［M］.赵善诒，疏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10.

［21］墨子［M］.李小龙，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213.

［22］王世舜，王翠叶.尚书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3］刘起釪.尚书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12.

［24］［春秋］左丘明.国语［M］.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234.

［25］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40.

［26］刘恕.资治通鉴外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0.

［27］［西汉］韩婴，撰.韩诗外传集释［M］.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99.

［28］［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M］.陆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154.

The Tem perament of the Duke of Zhou and His Establishment of Rites and Music

LEIYong-qiang，ZHANG Qi-han

（School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471023，China）

The system of rites and music created by the Duke of Zhou is the choice of history，and also cannot be seperated from his subjective disposition-arrogant and proud，which had shown a symptom of the trend when the Duke was young.The Duke of Zhou was living in the changing period from Yin to Zhou Dynasty，and the young Duke was infiltrated in the early Zhou culture，he read more than one hundred books every morning，trying tomaster the advanced culture of Yin Dynasty and other traditional historical literature.The Duke of Zhou had shown a deep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s.Under the influence of King Wen and Wu，the young Duke showed extraordinary political vision.The young Duke assisted his father and elder brother in dealing with political events，and became politicallymature.When KingWu died，the King Cheng of Zhou was too young to control the country.The special historical situation pulled the Duke of Zhou to the center of politics.He established rites and music，went with the trend，and established the faudal and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in politics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Xia and Shang Dynasty.Meanwhile，he shaped the Chinese cultural spirit，promoting Huaxia Cilvilization to the stage of“rituals and music culture”.

Duke of Zhou；establishment of rites and music；faudal and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K224

A

1672-3910（2017）04-0005-06

10.15926／j.cnki.hkdsk.2017.04.001

2016-12-05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2CZX032）；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项目

雷永强（1973—），男，河南商城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儒家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