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历险，人性的拷问
——论毛姆《面纱》的历险小说特质

韩利敏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复仇的历险，人性的拷问
——论毛姆《面纱》的历险小说特质

韩利敏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小说《面纱》具有与传统历险小说的几分“形似”“神似”“神离”。“形似”表现在《面纱》承继了传统历险小说一贯的“荒岛囚禁”和“异国情调”之空间特质。同时，在“叙事图式”和“他者书写”等方面也与传统历险小说如出一辙，体现出它“神似”历险小说的一面。然而，《面纱》主人公独特的“别样历险”和焦虑的“男性气质”又使其与传统历险者“貌合神离”，表现出它对传统历险小说的“神离”。《面纱》与历险小说的“形似”“神似”“神离”又使它成了通俗小说和文学经典完美结合的典范。

面纱；历险小说；形似；神似；神离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英国小说家、戏剧家和散文家，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由于他的小说表现了他对社会的敏锐洞察力、对人性的永恒拷问，从而使他被冠以“英国当代的查尔斯·狄更斯”之美名，其作品《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面纱》等也都成了读者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

在毛姆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面纱》(ThePaintedVeil)无疑是最具争议的一部，其原因为；其一，虽然《面纱》在国外读者群中广受欢迎、销量颇髙，但在评论界却备受冷遇，且几乎“无人问津”。其二，《面纱》虽然一出版就被英国《发行人》杂志赞为“当代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然而大作家利顿·斯特雷奇却称其顶多为一部“二等一级”的作品。其三，在中国，读者虽对其津津乐道，但却是褒贬不一(《面纱》一方面暴露了毛姆对欧洲文明和西方文化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弥漫着作者无处不在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帝国情怀)。《面纱》给毛姆和读者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变成了一个读者可以发现不同含义、阐释不同主题和发出不同声音的潘多拉魔盒，变成了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

由于《面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乱世爱情故事，一个关于爱情的背叛与救赎、迷失与回归的故事，因此，较之于它在国际评论界的“冷遇”，中国学术评论界对《面纱》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试图探寻出走出“迷宫”的出口。如有研究者尝试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学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等视角，来剖析《面纱》中的中国书写和中国意象，以此揭示出毛姆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和大英帝国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1-2]。有学者通过对《面纱》进行文化政治学阐释，发现了小说中的“女性”和“中国”都是被打量、被凝视和被解救的“他者”[3-4]。有学者从女性主义和心里分析等视角出发来，探索女主人公自我解放、自由探索和自我完善的主题[5-6]。有学者借助作家研究和生态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并根据毛姆本人对中国道家思想的兴趣，来挖掘《面纱》中所体现的生态理念和道家智慧[7]。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破解“迷宫”的神秘，并一层一层地打开其神秘的面纱。而《面纱》作者的“历险”情结、故事的“荒岛历险”情节、叙事的历险图式和人物的历险式复仇，也使这部小说呈现出了传统历险小说所具有的特质。因此，从历险小说视角展开研究，可以帮助破解《面纱》这部神奇的“密码”，从而揭示出它为读者热捧的深层动因。

一、《面纱》与历险小说的“形似”：荒岛囚禁和异国情调

众所周知，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航海历史，固若金汤的海上霸主地位，无不催发出岛国民族的冒险天性和狂热的扩张欲望。因此，“历险”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英国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到17世纪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从19世纪R·M·巴兰坦的《珊瑚岛》和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到20世纪威廉·戈尔丁的《蝇王》，部部都是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和畅销读物。典型的英国历险小说家也有意识地将主人公放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荆棘丛生的森林或者险象环生的原始部落中，让他们备受磨难，逼其绝地反击，促其潜能发挥。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暴风雨》(TheTempest)被视为历险文学的开山之作，其第一幕描述的“漂浮在大海上的船只”，“狂风暴雨，雷电交鸣”[8]，就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自然的肆虐狂野。鲁滨逊海上遇险后，被抛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蛮荒而且凶险的世界：变幻莫测、凶险恐怖的海洋，伺机而动的野狐猛兽，时时袭来的饥饿寒冷，这一切都使鲁滨逊命悬一线。戈尔丁将一群少年搁置于一个孤岛，使幸存的孩子无路可走，身陷绝境。至于历险的原因则是林林总总，或发自人与自然的冲突，或出于改造社会的需求，或出于作者宣传殖民思想的需要，等等。但总的来说，主人公都要远离自己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背井离乡，身陷荒岛，误入野蛮部落，等等。然后，采用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来展示主人公历险异域的种种神勇与美德。

《面纱》发表于1925年，是毛姆根据自己于1919—1920年游历中国的亲身经历创作而成的。女主人公凯蒂是生活于伦敦名利场的一位富家小姐，她容貌娇美，但精神空虚；她向往爱情，但爱慕虚荣；她待字闺中，但处处受到母亲的责备与“逼婚”。面对这种种“危机”，她决定给自己的爱情来一次“历险”：匆匆嫁给了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但却深爱着她的医生瓦尔特，并随其来到了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冲动的历险为其婚后的出轨埋下了伏笔。婚前，凯蒂对幸福美满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但丈夫的刻板严肃、疯狂工作和乏味无趣，使她顿觉寂寞、孤独和失落，不久就被花言巧语、生性多情的有妇之夫查理·唐森俘获，坠入婚外情而迷失自我。奸情败露之后，丈夫的疯狂报复、情人的无情冷落和自己的无限悔恨使凯蒂再次陷入了人生的危机。无望的她决心再次历险：陪丈夫奔赴霍乱肆虐的偏远山村——湄潭府。

瓦尔特的毁灭性复仇欲是希望把凯蒂“囚禁”在一个近乎荒岛的绝境。在《面纱》中，湄潭府就被赋予了“荒岛”的种种特征：首先，它是一个“死亡之城”。这里瘟疫肆虐、物资匮乏、死尸遍野，被迫“与世隔绝”。其次，它是一个“冷漠之城”。在这里，凯蒂遭受着语言交流的障碍、小镇居民的排斥与暴乱、丈夫的有意冷落与刻薄、自己内心的空虚与愤懑。再次，它是一个“愚昧之城”。这里与伦敦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村民愚昧落后，房屋破旧杂乱，街道恶臭难闻，技术低端落后，官员唯唯诺诺。总之，对于凯蒂来说，湄潭府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本能的恐惧使她“吓得全身像筛糠一样发抖”， “她的脑海里反复酝酿着一个逃跑计划，就是要逃跑!随时准备启程”[9]89-90。

美国传记作家泰德·摩根曾说:“在英国文学中，他(毛姆)的作品最富于异国情调。”[10]诚然，湄潭府是一个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荒岛”，但毛姆却对这个异域进行了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凝视”。对中国的理解使他在近乎虚妄的两极想象中跳跃：一方面，它似一个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层峦叠嶂的群山，碧绿青翠的竹林，轻盈飘舞的花纸伞，清澈平缓的小河，雾气朦胧的拱桥，缓缓漂浮的竹筏，以及古老的巨型水车，不断地在他的作品中呈现。这一个个鲜活的中国符号勾起了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神秘东方意象。另一方面，湄潭府则是死亡、丑陋、愚昧和野蛮等拙劣词汇的代名词：垃圾遍地，恶臭难闻，瘟疫肆虐，尸殍遍野。

由此可见，《面纱》承继了传统历险小说中的“历险”元素：其一，主人公因遭遇人生的危机而被迫踏上“历险”之旅和“荒岛”之行；其二，小说承继了历险小说中的“荒岛”空间设置，而湄潭府无疑集合了“荒岛”的所有特质；其三，小说中充满了对中国小镇“异国情调”的书写，而且还是褒贬不一的凝视与打量，这也和历险小说如出一辙。总之，以上种种构成了《面纱》与传统历险小说的“形似”，使它呈现出了明显的历险小说特质。

那么，为何毛姆对湄潭府这一异域有着如此“爱恨交织”的描绘呢？王岳川教授在《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中指出：“在西方话语中心者看来，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神话的工具，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视角的设定……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11]由此可知，《面纱》中的异域情调集中反映了毛姆极为矛盾的东方观。除了中国，他的足迹还遍及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南太平洋中的英属殖民岛屿，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异域文化知识。20世纪初，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空前繁荣，但却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即人类遭受了全面的异化。面对日渐衰落的西方文明，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开始反省自身文明的危机，认为东方古典的荣光和原始的质朴可以弥补西方所缺失的东西。但是，仔细审视他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描绘就可清晰地发现，对中国的误读和歪曲是毛姆自身帝国文化的不自觉体现，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使他只停留在对神奇中国的想象中。

二、《面纱》与传统历险小说的“神似”*指对传统历险小说的继承。之处。：叙事图式与他者书写

如果《面纱》中“荒岛囚禁”和“异国情调”的书写与传统历险小说的相似属于“形似”的话，那么小说的叙事图式和妖魔化的“他者书写”则是与历险小说的 “神似”

首先，《面纱》的“危机→历险→斗争→回归”叙事图式符合英国传统历险小说的叙事图式。如前文所述，主人公凯蒂因遭遇人生危机而踏上了历险的旅程，这跟历险小说的叙事模式是吻合的。如《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遭遇航海遇险，R·M·巴兰坦《珊瑚岛》中三个少年遭遇船难而流落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蝇王》中英国小学生乘座的飞机因中弹而坠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热带小岛上，《加拿大移民》中坎贝尔一家因失去了康勃兰地产而被迫移民等。深入“人间地狱”湄潭府的凯蒂始终有种逃跑的冲动，然而她又能逃亡何处？又如何“越狱”呢？无奈之下，她只能身陷荒岛，历险炼狱。在这里，她经历了孤身异地的冷漠与孤独，目睹了当地居民的“暴乱”与敌视，承受了丈夫的言辞奚落与冷暴力，亲历了丈夫客死他乡与幽怨，等等。只有经历了“人间的炼狱”，才有绝地逢生的可能。《面纱》的“历险”与“斗争”的叙事方式又跟传统历险小说不谋而合：毛姆用主人公的危机作铺垫，被迫踏上历险之旅，经历几番痛苦挣扎、生死搏斗，于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中将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

在湄潭府，凯蒂经历了绝境下的自省，看清了查理的虚伪，体验了修女的博爱、无私以及对信仰的坚定，得到了宗教与道德的救赎，亲历了丈夫的死亡，彻悟了他的博爱与爱情的狭隘，遭遇了与查理的欲火复燃，经历了对情感本能、人性污点的幡然醒悟，坚定了追寻自我的意志和决心，最后她毅然踏上回家的路，重新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人生。可以说，这是凯蒂疯狂历险后的“诗意”回归，是劫后余生后“倦鸟”的回巢。这种回归与历险小说如出一辙。如鲁滨逊带着征服自然的快感、岛上霸主的豪迈与对仆人星期五的奴役重返文明社会，颂扬了人类的智慧，彰显了资产阶级的野心。可以说，这是一次豪迈的回归。《加拿大移民》中，坎贝尔最后在加拿大寻找到了财富，一家人衣锦还乡。《宝岛》的杰姆·霍金斯和《所罗门王的宝藏》的艾伦·奎特曼都找到了宝藏，他们的衣锦还乡也是丰收的回归。《蝇王》中，以杰克和拉尔夫为首的两大集团在经历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权力角逐之后，因逃离无望，就放火烧了小岛，但火光的信号却惊动了世人，使他们得以重新回归罪恶的文明社会。可以说，这是一次绝望的回归。对比历险小说中的种种“回归”主题，凯蒂的回归当属自我顿悟的回归。由此可见，作者借助历险的形式赋予了小说严肃的人性追寻和道德拷问。

总之，小说《面纱》的“危机→历险→斗争→回归”叙事图式符合英国历险小说传统的叙事图式。这种叙事图式是一种普遍的叙事结构，学者陈兵借用俄国学者普洛普的叙事理论，认为“历险小说的这种程式化叙事结构具有民间故事的特征……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故事结构在心理上能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因而最受欢迎，读者从中不断经历种种自己熟悉的危险,但心里又清楚一切终将安全”[12]。这一经典叙事图式可以解释毛姆的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以及他本人被誉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的原因。

在主人公“历险→斗争”这一环节的叙事中，历险小说家极尽挖苦、奚落和敌视之能事，将“异域”他者化、妖魔化的书写表现得一览无余，毛姆也不例外。整部《面纱》充斥着对立鲜明、反差巨大的两组画面：野蛮的土著人和文明的西方人。毛姆带着西方人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蔑来俯视东方的“异类”：沉默的贫民、卑微的苦力、没落的贵族、谦卑的军官等等，不一而足。凯蒂在湄潭府的所见所闻尽是中国的“脏、乱、怪、愚”： 肮脏的街道，破烂的房屋，污秽的小巷，怪异的仆人，愚昧的民众。在她眼里，土著居民完全是一群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死气沉沉、丧失良知的行尸走肉。除了这些所谓的“劣根性”，中国人的外貌都让凯蒂厌恶，甚至连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她的眼里都“活像一堆小虫子……她们面黄肌瘦，身同侏儒，鼻子都是扁扁的，几乎没有正常人模样，一看便令人生厌”[9]110。在凯蒂的眼中，中国人 “一个个都不声不响，没精打采”[9]105，从苦力到孤儿，从乞丐到女仆，概莫能外。

与赤贫、沉默的中国人形成对立的是话语中心的“文明人”。湄潭府的“救世主”，以细菌学博士瓦尔特、法国修女和凯蒂本人为代表，他们在理性、文明和仁爱的道德制高点上散发出“拯救者”的光环。瓦尔特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有着专业精湛的医学技术，有着忘我投入、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愚昧”的中国人民有着包容、谅解与博爱的崇高品质。为了制止瘟疫的蔓延，他昼夜奋战在霍乱现场，直到自己积劳成疾、感染瘟疫而死。可以说，毛姆把瓦尔特塑造成了一个为科学牺牲、以身殉职的烈士形象。同样高尚的还有法国的修女们，她们“放弃了一切，她们的家，她们的祖国，她们的爱和自由”，而“情愿背负生活的十字架来到这个名副其实的流放世界”[9]88。在修女们的高尚行为感召下，凯蒂的心灵也得到了洗礼而变得崇高起来，她主动去修道院做义工，亲吻那些感染霍乱的孩子的小脸儿。总之，西方的“拯救者”在不停地拯救、施舍落后可怜的“他者”，而中国民众则是仰视、渴望西方文明拯救的“野蛮人”。

由此可见，《面纱》承继了传统历险小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主人公“主体”与荒岛“客体”、自我与他者、文明与愚昧、富足与贫困、高尚与低贱等的对立。鲁滨逊遇险前的生活充满了安逸和文明，荒岛生存则弥漫着征服、荒蛮与杀戮；鲁滨逊智慧而勇敢，而星期五却愚笨而懦弱。《珊瑚岛》中的英国男孩儿文明、机智、善良，而食人生番则野蛮、残暴和猥琐。这些泾渭分明的两极划分源自于毛姆对中国文化的有意或无意曲解，是西方人潜意识中对自我文化优越感的鲜明体现。

三、《面纱》对传统历险小说的“神离”*指对传统历险小说的创新。：别样历险与男性气质

众所周知，英国历险小说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兴起与英国作为岛国的地理位置和大英帝国的冒险开拓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它的发展真实地再现了英国从一个落后的岛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的成长历程，生动地体现了英国积极开拓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历险小说自始至终都散发出世界霸主的豪气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繁华，通过探宝、征服、拯救、冒险等一系列历险活动的叙事，来彰显和张扬主人公勇敢、坚毅、阳刚、果决和智慧的男性气质。从鲁滨逊的坚毅和顽强到吉姆·霍金斯(《金银》)的毅力和智谋，从拉尔夫等人的勇气、智谋和教养到杰克的残忍与凶杀(《蝇王》)，男性是永恒的主角。女性形象的缺失则是历险小说一个不争的事实。女人作为“家庭的天使”和“温室的花朵”怎么会与荒岛逃生、探险开荒和攻城略地相关呢?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历险小说已几乎成为年轻男孩的“教科书”，历险小说中的主人公也逐渐成为青少年心目中敬仰的“英雄”和膜拜的“偶像”，如鲁滨逊、霍金斯、奎特曼和坎贝尔，等等。然而，小说《面纱》却向读者展示了不一样的“历险”，不一样的男性气质。

首先，男主人公瓦尔特的历险有别于传统的“历险”。在传统历险小说中，主人公历险的原因主要来自于自然或生存的威胁，或异域探险，或开拓扩张的欲望。在传统历险小说中，沉船、暴风雨的肆虐、野兽的袭击、酷暑严寒、缺衣少食等构成了自然的威胁，土著居民的追杀和食人生番的野蛮则构成了生存的威胁。但岛国的生存压力却催生了民族的征服欲和探险欲，使“勇士们”毅然跨出了探险的第一步。瓦尔特的两次历险显然与众不同，一次是爱情的历险，一次是复仇的历险，爱的盲目性与功利性注定了他婚姻的乏味和僵死，而复仇的决绝与险恶又注定了他即将走上一条不归路。第一次历险是他跟一个根本不爱他而又爱慕虚荣的女人贸然结婚，但他又幼稚地认为婚后无微不至的爱会赢回她的心、她的爱。可以说，这次历险是播下了善与爱的种子，但收获的却是仇恨的花和复仇的枝蔓：妻子对婚姻的背叛，以及爱的无果而终。第二次历险是复仇的历险，为了惩罚出轨不忠的妻子，他胁迫妻子同他一起来到霍乱肆虐、军阀混战的“死亡之城”——湄潭府。在这里，他忘我地工作，无畏地奋战，无私地拯救。与其说是对中国民众的“拯救”与“博爱”，不如说是他转移仇恨注意力的无奈之举。他英勇地前往瘟疫现场，与其说是救死扶伤的善举，不如说是他自我放逐式的自杀。这既是他对凯蒂复仇的“利剑”，又是直接刺向他并导致他最终灭亡的钢刀，更是他对中国民众“高尚”献身的一层神秘面纱。

这就是瓦尔特的疯狂历险，与那些传统历险小说中描述的身体历险与地理历险相比，瓦尔特的历险是心灵的历险与人性的历险，处处展示了《面纱》在历险小说的面纱下所呈现出的严肃小说的特质：道德的关注和人性的拷问。毛姆的很多作品，不像其他英国历险小说，歌颂殖民者的“勇敢精神”，美化殖民者的“英雄事迹”，为殖民行为歌功颂德，而是以一种广角镜头般的客观描述，将英国人在异域东方表现出的心灵黑暗、情欲放纵和情绪失控等丑陋的一面进行了生动描绘和辛辣讽刺，并揭露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其次，毛姆展现出了瓦尔特不一样的男性气质，透露出了他对“历险者”男性气质的焦虑。与传统历险者的阳刚气质——英勇、果决、磊落等不同，瓦尔特是一个内向、自卑、羞涩甚至自闭的男人。因为他谦虚自卑、沉默寡言、举止呆板、缺乏情趣，所以才导致了新婚妻子的孤独寂寞和后来的红杏出墙。他胸襟狭窄，一意孤行，发现妻子的不忠后怒火焚身、决意报复，胁迫凯蒂随他走向了瘟疫的最前线。他言语刻薄，以冷漠与冷落来报复妻子的忏悔，既加剧了她的负罪感，也加速了自己的死亡，以至于他在弥留之际也没有表现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人性之美。面对凯蒂的慌乱、自责与忏悔，他视而不见，最后以一句“死了的不过是条狗”了结了怨恨的一生[9]168，也让妻子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就是毛姆笔下 “历险者”的气质，瓦尔特身上集中体现了毛姆对20世纪殖民者的深深焦虑。在小说中，维多利亚时代“英勇、开拓”的经典历险者形象已经被瓦尔特这个“复仇、毁灭”的历险者所替代，男性气质的蜕变隐约传达出毛姆对帝国逝去的隐隐焦虑和繁华落尽的些许悲哀。无独有偶，在更早的作家和作品中，德亚德·吉卜林在其名作《想当国王的人》中也讲述了两个英国冒险家深入阿富汗腹地、企图成就自己的“帝国”事业的故事。叙述人“我”却一直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两个冒险家的“伟业”，这跟历险小说中一贯表现出的帝国主义狂热大为不同，可以视为吉卜林对大英帝国的忧虑和悲观预言[13]。由此可见，《面纱》虽然与传统历险小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小说对人性和道德的严肃探索，对新型殖民者的焦虑，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担忧与医治情结，已经使它远远超出一般历险小说中的光怪陆离与奇闻趣事，使其跻身于文学经典之列。同时，也预示了进入20 世纪后，英国历险小说的逐渐分化以及与严肃小说合流的趋势。

四、结 语

20世纪20年代，毛姆怀着医治西方精神危机的悲悯情怀去漫游世界、游历东方，试图从神秘的东方寻找出解救困顿西方文明的良药。强烈的历险情结和对西方文明的悲悯使历险小说成为毛姆表达自我的绝佳方式，小说《面纱》正是在这种情怀和追寻驱使下的“历险”尝试。从 “荒岛囚禁”与“异国情调”的空间特质到“叙事图式”和“他者书写”方面的书写套路，小说《面纱》呈现出了与传统历险小说惊人的趋同性。然而，小说人物的别样历险动机和焦虑的男性气质又使它超越了传统历险小说，表现出了与严肃小说的合流与趋同。《面纱》对传统历险小说的承继和超越实现了通俗畅销小说和严肃文学经典的完美结合。从历险小说的视角对小说《面纱》展开研究，既可以揭示它为读者热捧、家喻户晓的深层动因，又可以窥探出毛姆作为一位严肃小说家对人性的拷问和对道德的关注，还促进了读者对小说多视角、多元化和全方位的批评与解读。

[1] 杨倩倩.掀开毛姆的“彩色面纱”——《彩色的面纱》的东方主义解读[C]//《语言与文化研究》编委会.语言与文化研究：第6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26-228.

[2] 张运霞.掀起毛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面纱[D].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2014.

[3] 王丽亚.论毛姆《彩色面纱》中的中国想象[J].外国文学，2011(4):47-53.

[4] 梅玫.毛姆矛盾的中国观——解读《彩色的面纱》中的中国形象[D].合肥：安徽大学，2011.

[5] 郭哲韬.论《彩色的面纱》中对自由的追寻[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6] 孙梦辉，孙秀双.论《彩色的面纱》中对自由精神的体现[J].长江丛刊，2015(28):9.

[7] 胡海杰.从道家思想角度解读《彩色的面纱》[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5.

[8] SHAKESPEARE W. The comedie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M]. Norwalk: The Easton Press, 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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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89.

[12] 陈兵.英国历险小说:源流与特色[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81-85.

[13] 陈兵.帝国意识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的繁荣[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03-108.

[责任编辑 杨玉东]

Adventure of revenge, interrogation of human nature On adventure fictional features ofThePaintedVeil

HAN Limin

(ForeignLanguageDepartment,AnhuiPolytechnicUniversity,Wuhu241000,Anhui,China)

The great British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was fascinated by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visiting east Asia, especially China，during his lifetime. His wanderlust in the east and great concern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interrogation of human nature, cast some light of adventure fiction on his masterpieceThePaintedVeil, which shares some sort of similarity on surface and deep value with traditional British adventure fictions, with some differences from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 similarity on the surface value lies in thatThePaintedVeilborrows “Waste Island Setting” and “Exotic Place Description” from traditional adventure fictions. Meanwhile, the novel shares some similarities on deep value with adventure fictions: they share the same narrating mode and third-person narrating. However, the protagonists' special adventure motive and their worrying masculinity show a sharp contrast with traditional adventurers, thus disclosing the deviation ofThePaintedVeilfrom adventure fictions as well as its superiority upon popular novels. Thanks to its similarity on surface and deep value with traditional adventure fictions, and deviation from them,ThePaintedVeilis hailed a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popular fiction and literature canon. The analysis ofThePaintedVei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enture fictions is conductive to exploring deeply this controversial but glamorous labyrinth-like masterpiece.

ThePaintedVeil, adventure fictions, similarity on surface value, similarity on deep value, deviation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3.008

2017-02-11；

2017-04-13

韩利敏(1982—)，女，河南濮阳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E-mail：hsdhlm0922@163.com

I106.2

A

1673-9779(2017)03-0043-06

韩利敏.复仇的历险，人性的拷问——论毛姆《面纱》的历险小说特质[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3):043-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