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与书写意指：美国华裔文学杂合文本背后的象征性权力

郑海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文化翻译与书写意指：美国华裔文学杂合文本背后的象征性权力

郑海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美国华裔作家借用多样的中国文化元素，用英语表述其在美国生存体验和精神状态的跨文化创作，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翻译”的实践行为。在“文化翻译”的实践中，他们自然担当起文化译者的职责，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并没有亲临体验的实际经历，只是少数有过短暂的回国寻根之旅。因此，他们对中国了解和认知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神秘朦胧的面纱，但他们为什么还要执意充当中国文化的翻译者和诠释者呢？他们的“文化翻译”杂合文本背后隐藏的象征性权力：话语权的争夺、“解殖民”做出的努力和混合杂糅身份的塑造，可予以解释和说明他们的书写意指。

美国华裔文学杂合文本；文化翻译；话语权；杂合身份

后殖民批评家三剑客之一的霍米·巴巴在专题论文集《文化的定位》中引入了“文化翻译”的崭新含义，并认为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很好地注解了这一新概念，但他并没有在此给出具体定义，而是需要我们通过阅读推敲做出推论：他的“文化翻译”并非指具体文本间词语、句子和语篇的语言文化符码的转换，而更可能是指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作家翻译于写作之中一种独特的文学书写现象——写中有译。在这种层面上，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契合了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观，融写作于翻译为一体，探讨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间的碰撞、互动、渗透和转化。他们用主流话语即英语进行创作，将中国文化元素创造性地转换成西方读者颇感兴趣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并通过独特的语言策略彰显作品的“他者”性，中国俚语、谚语及色彩词汇的汇入打破了英语语言的纯粹性和流畅度，赋予了华裔文本“陌生化”的色彩。这种新型的文本创作兼有本民族特色和美国特征，完美体现了异化和归化结合。汤亭亭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女勇士》和《中国佬》的写作时,就公开坦言认同华裔作家所承担的这一特殊译者身份：我觉得自己是在为所有人翻译一个文化。我不但翻译人们的言谈，而且翻译，中国的全部，它的神话和历史[1]。可是作为华人移民后裔，像汤亭亭这样的作家对中国并没有亲临体验的实际经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源于不知真伪的官方文字的记录或描述、唐人街生活圈子的所见所闻、亲朋好友尤其是母亲的讲述。尽管有个别作家有过短暂的回国寻根之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具有悠远飘渺的神秘色彩，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中国文化的真图果，为什么他们还要执意充当对他们来说相隔甚远且相当陌生的中国文化的翻译者和诠释者？在跨文化翻译创作实践中，他们对于话语权的争夺，“解殖民”做出的努力，杂合身份的塑造可以予以解释他们的创作目的。

一、话语权的争夺

由于国贫力弱，近代中国在整个世界话语体系中处于失语的状态。作为弱国子民的后裔——美国华人群体在美国无法拥有话语权，长期处于沉默失语的状态或被别人表述的尴尬，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任何压制性的一方都会为赢得一点点权利和认同而进行艰巨的抗争，文学领域也如此。

在美国主流支配性的话语体系中，“为华人形象自辩”反对符号暴力的文学实践始终存在，但这种抵制性的行为在泛亚运动(Pan-Asian Movement)的影响下才浮出历史地表，受到美国主流的广泛关注，因为泛亚运动开启了美国在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的批判、反思和创新，开启了少数族裔对美国社会话语知识层面的再认识。历史上的种族、体制和霸权的压迫与消音构成了华裔群体的集体记忆。在泛亚运动的感召下，一批有自觉意识的华裔作家不再附和主流社会的东方主义话语，通过记忆、想象等方式讲述华人、华裔的故事，以钩沉和填补被美国主流消弭的华裔美国历史，抗衡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偏见、文化压迫和文化误读，为华裔正名，并重塑华裔自己的神话。他们不得不勉为其难而又勉为其力地担当起文化译者之责，在主流话语体系中采用与众不同的语言符码进行编码以表达华裔内心的情感状态和生存境遇，在负面表征中国文化的语言符码系统中艰难地进行话语诉求和争夺华裔个体与族群话语权。对此，汤亭亭这样说道：我认为自己被赋予了惊人的文学表达能力，因此我想成为无声者的声音[2]。

(一)为华裔无声者代言，匡正华裔刻板形象

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需选择一定的语言符码去建构一种与其相反的“他者”身份，为自己的文化优越及同化或改造其他文化找到貌似正当的理由。制造刻板形象是殖民话语对“他者”进行建构时的一项主要策略，就这样中国的“他者”形象在美国主流的表征体系中得以流传和固化。语言是任何社会或文化借此体现主流或官方话语意义，并使其价值获得流通的工具，但同时也是被压制一方反主流文化符号暴力的工具。

美国华裔作家借助泛亚运动的东风采用独特的语言符码如唐人街英语、中式英语、中国谚语、习语或地方性方言等以抵制主导性语言符码的指称功能和其背后隐藏的霸权主义，以此夺回中国文化的表述权和华裔个体、群体的话语权。在为华裔无声者代言所构筑的文化翻译文本中萦绕着相互独立又不相融合的声音，其中最嘹亮、最铿锵的声音改变和匡正西方话语体系中“东方化”中国形象，开启华裔文学叙事的英雄传统，足以引起美国主流关注的女性当属汤亭亭，男性当属赵健秀。汤亭亭的开山之作《女勇士》和其塑造的形象，不同于以往的、打破沉默为自我言说的华裔“女英雄”形象进入大家的阅读视野。这些女性人物是华人社会中最普通的，但同时也最具代表性的。尽管她们各自生活经历不同，人生命运也不同：在父权压迫下含泪而逝的无名姑姑、与父权抗争拥有一技之长并在早期移民潮中坚强活下来的母亲勇兰、畏惧父权客死他乡的姨妈月兰、怀揣移民梦想而嫁给刻薄美国男士的月兰女儿，但这些活生生的华人女性人物远离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刻板化形象“龙女”或“莲花”，而是在普通中掩埋着隐忍的刚强和不屈，闪现着潜藏不露的英雄光芒。这些人物的塑造使得《女勇士》成为女性文学中的经典，奠定了它在美国华裔文学发展中里程碑式的地位，匡正了美国主流话语对华人或华裔的惯性表征，开创了以独特的语言风格构建普通中蕴藏伟大的华人女性的先河。

语言不仅是一套有着共同结构和语法法则的符号系统，它还是象征性权力的体现，强加权力又被加于权力，成为统治的一枚两币：手段和结果。语言实践不仅仅是信息和观念的交流，而是权力借此可以实施的通道，所以，对于权力的争夺也是对于话语权的争夺。

无独有偶，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华裔作家赵健秀也认为，在英语写作中混杂本族语的语言实践或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可以阻隔英语的文化霸权，以此重新表述华裔在美国的独特经历。他与陈耀光合编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唉咿》，使亚裔包括华裔文学作为一支新质文学走进美国普通大众，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评论，在亚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前言中，赵健秀发出一份抗议性的宣言：亚裔美国人长久以来被忽视、受拒斥而无缘以创造性的方式介入美国文化，因而受伤、悲痛、愤怒、诅咒、惊愕，这就是他们的唉咿。这不仅仅是哀鸣、狂呼或尖叫，这是五十年来我们完整的声音[3]。在文学创作中，赵健秀转向中国文化中的英雄传统，尽其所能地发挥唐人街社会最敬拜的中国神首“关公”的文化象征功能，采用各异的语言策略如置换、添加、汉语和英语直接混杂使用等来建构刚正不阿、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具有“亚裔感性”的“亚裔美国人”，匡正胆小、懦弱、无能、女人化的华裔男性形象。《唐老亚》中主人公在梦境中相遇的工头“关公”和《甘加丁之路》中主人公尤利西斯·关诠释了“关公”精神应有的优点和美德，是“关公”在当代华裔文化中新的化身。赵健秀笔下的“关公”不同于历史上的关公也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中国国典籍里的关公，而是创造性地将“关公”精神与其笔下的人物结合为一体，成为符合其理论主张的华裔社会中的“关公”。总之，在族裔历史被湮没、族裔声音被消弭的社会历史语境下，赵健秀肩负起沉重的社会使命感自愿地充当美国社会中华人弱势群体的 “喉舌”，重建华裔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自我族裔正言。他的独立批判的行为和赛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论断不谋而合：知识分子应持特立独行，甘于寂寞，秉承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充当弱者的喉舌，保持批判意识，反对双重标准及偶像崇拜[4]。总之，赵健秀借用中国文化元素, 运用混杂化的语言策略开创了塑造具有英雄气概的华人男性的先河。

(二)为华裔无声者正言，族裔化身份标签的强加

霍尔从语言出发, 借助于福柯的话语理论, 阐释了语言、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语言是构成话语的重要元素,但是话语一旦形成, 将对其他的表述方式起到排除、限制等制约作用。

美国主流话语生产出的信息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体系，排除和限制其他话语形式，以其内含强大的价值观念影响和形塑美国社会群体。美国华裔作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浸染下成长，是处于臣属位置的主体。他们为反抗文化压制而构建的话语很难摆脱主流话语内含观念系统的影响，对极具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的表征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加，也是其获取话语权引起美国主流关注的权宜之策，因为任何弱小的话语必须经历曲折复杂的权力较量和竞争才有望得到美国主流的认同。所以，美国华裔作家采用归化和异化的手法进行跨文化写作，向西方读者讲述和纷呈中国文化和故事，在充当文化译者的角色，为无声者正言，构建、宣传、还原华裔丰满形象的同时，也承载着美国主流文化对他们族裔化身份标签的一种强加。

美国的主流读者希望品尝到华裔作家用原汁原味的中国料做出的地地道道的中国菜，美国出版商和各大传媒机构在商业利润诉求的驱动下，已改原有创立一个独特的、有价值的书写传统的宗旨，转而依赖各种策略去迎合大众需求以增大图书的销量，从中赢取可观的利润，满足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景观的审美需求成了各大出版商的选择和归宿。任碧莲就指出：“美国公众总是期待从华裔作家的作品里读到异国情调。”[5]市场需求促使出版商在发行华裔作品时采取种种迎合读者兴趣的策略，如汤亭亭融现实与虚构于一体的处女作《女勇士》发表时，出版商阿尔弗雷德·A ·诺普夫公司(Alfred A. Knopf, Inc.)执意将之归为“非小说”类或自传类，因为这样能够增强其中的中国故事的真实感，以更吸引读者的眼球和阅读兴趣，提高在美的销售量。谭恩美《喜福会》书名原为《风水》,但谭氏的文学代理人决定将其中一章的篇名“喜福会”定为书名，其封面也采用能够烘托中国气息的图案，出版界相信这个富含东方色彩的书能够助推销量。由此看来，华裔作家在美国要获得著名出版社的青睐和主流读者的喜爱，就不得不在作品中翻译、阐述富含东方色彩的中国文化。他们对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中国文化的再现和表述有时并非出于他们自由的选择，而是因其背后有出版商和出版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操纵着。汤亭亭《中国佬》、谭恩美《拯救沉没之鱼》、赵健秀和李健孙作品的不畅销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因此，夺来的话语权背后却隐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加。“争夺”与“强加”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参与了美国华裔作家文化译者身份的塑造。

(三)族群叙述权威的重构,美国华裔作家文学话语权的确立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种新质的文学或新型的话语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欧亚混血女作家水仙花(Edith Maude Eaton, 水仙花是她的中文笔名)出版的有关华人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她利用反讽的技巧巧妙地映照了美国主流所标榜的“原则”与不人道的社会真实之间的距离。她试图挑战主流话语中不断叠加的华人负面形象，在其故事中对华人进行人性化的描写，塑造了富有正常情感的华人形象，她被赵健秀赞誉为“当时唯一书写真实而非偏见的作家”。由于当时对华政治历史环境，“水仙花”的作品引起西方读者的关注和兴趣非常有限，对主流话语的权力抗争也非常弱小，无法引起美国主流评论家的重视，无法入载美国文学史，无法在美国文学的话语权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到了20世纪的初中期，美国华裔文学的发言也是柔弱细微，尽管美国主流听到又认可刘裔昌的《父亲和光荣后代》、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他们讲述的华人故事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被华裔文学研究者盖棺定论为带有谦和臣属意味，有遗弃华美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而迎合主流塑造“模范族裔”而进行“媚俗”之嫌，所以即使得到美国主流社会一定的认可，也无法形成代表华裔族群声音的一股洪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社会风起云涌、各种运动闻风而起的时代。多元文化主义是其主要成果之一，它争取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不同种族和族裔的文化和传统的尊重，而是要对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全面检讨和重新界定。意识觉醒的少数族裔和边缘性别开始非暴力抗争美国主导的政治文化秩序。一些华裔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开始反思和批判美国主流塑造华人形象的话语权力机制，采用与主流话语不同的语言符码去对抗种族压迫和偏见，以个性化的叙事手法表达华裔的真实情感和生存境遇，艰难而又勇敢地争夺华裔个体、族群在美国社会的话语权及自我在美国文学中的话语权。族裔意识的觉醒带动了华裔文学的勃兴和长足发展，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杰出的作品不断涌现，使得华裔文学走出“边缘”向“中心”移动，进入崭新发展阶段。汤亭亭、赵健秀、雷庭招等登上美国文坛并成为耀眼的新星，他们的创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开始受到来自美国主流文学界的认可或赞誉，有的作品开始正式入选美国《诺顿文集》，载入美国大学或中学语文教材，第一次真正接触美国大众读者并受到欢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华裔文学走向全面繁荣，呈现多彩纷呈的景观。已成名的作家和刚出道的新秀作家不断涌现的杰作不仅保持了美国华裔文学强劲发展的势头，还在相当程度上为美国主流社会及世界提供了解美国华人及华裔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需求的窗口，并确立了美国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学中的话语权。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前行，美国华裔文学终于走出了被忽略、被边缘化的境地，受到美国主流批评和普通大众的关注和喜爱，因为任何一种有别于主流的话语形式其正当地位的获得都要经历非常曲折复杂的权力较量和竞争，只有占有一定社会权力的个人或群体的语言论述在语言交换的过程中才有望获得认可和流通。

二、“解殖民”做出的努力

(1)权力协助生产关于“他者”的知识，美国主流文化利用话语权力优势随心所欲地遮蔽真理、歪曲现实，建立一套关于中华文化——“他者”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激发了华裔族群的族裔意识，一批美国华裔作家开始以笔为武器抵抗主流话语，试图夺回发言权，通过“重新翻译”中华文化的方式以抹去“属下”的殖民化色彩，重塑作为华裔美国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细读汤亭亭、谭恩美、雷祖威、赵健秀等的文化翻译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立足于本土文化而采取种种手段抵制霸权文化而做出的一系列“解殖民”努力。对中国文化的翻译、对汉字的直接挪用、对汉语的直接音译等打破西方文本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成为华裔作家解构西方殖民手段的一些主要方法。胡勇曾指出：“华裔作家都喜欢以汉字形象或直译或意译或英译后置于文中……这种假借语言符号竟然成了新一代华裔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它确实刻意为西方读者造成了关于小说人物与作者的一种身份印象。”[6]华裔作家在跨文化文本创作中采用混杂的方言与话语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实际上也是华裔在海外环境中生存和应变策略，他们以此消解西方话语霸权, 播撒中国文化, 达到克服中西文化之阻隔，实现反主流文化之表征的目的。

(2)纵观华裔作家的作品，我们发现其中有大量的汉字或隐或显地在场，其表现形式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几种。

第一，采用零翻译将汉字形象直接引入文本，例如谭恩美小说《接骨师之女》中有八个章节标题——“真”“心”“变”“鬼”“命运”“道”“骨”和“香”——都是以在楷体汉字正下方列出其英文翻译的形式出现的。

第二，描述意译汉字的形状和结构，例如： She showed her how family clothes were marked with the ideograph “middle”, which is a box with a line through its center.描述了“中”字的形象：一个方框，中间有一条线穿过。

第三，解释已经意译的汉字的读音，例如： I could copy owls and bats, the words for “bat” and “blessing” homonyms.列举了不同汉字间语音上的相关性：“蝠”与“福”的同音异义。他们采用极具中国特色的汉语行文方式不仅迫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人的言说方式，标识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还通过这种混杂的后殖民语言冲击和解构了英语的中心霸权地位。

(3)美国华裔作家还采用音译的方法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专有项的内涵与外延，昭示了这些词语所表征的文化差异，抵制了英语文化同化他者文化的霸权路径，又通过上下文等使这些音译词的含义明晰化，从而使得文化交流得以进行，中国的文化身份亦由此得以彰显。他们使用音译法来翻译的文化专有项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主要可分以下几类：第一是人文称谓，如 Kung Fu Tse (孔夫子)、I Fu (姨夫)、Huang Taitai (黄太太)、Lau Po(老伯)等；第二是衣物器具，如syaumei(烧卖)、maotai (茅台)、chipao(旗袍)、wok (锅)等；第三是四字成语，如 chunwang chihan (唇亡齿寒)等。虽然音译词能起到重大的身份标识作用，为了达到传递中华文化的目的，美国华裔作家还采用了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音译+意译，如：This is your yinyuan, the fate that brings lovers together。

第二，音译+解释，如：And the bean curd, we could buy that from a man who rolled his cart by our house every morning, calling, “Cho tofu! Cho tofu!”

第三，音译+类别词，如：The hostess had to serve special dyansyin foods…….dumplings shaped like silver money ingots, cong rice noodles for life, boiled peanuts for conceiving sons and of course, many good-luck oranges for a plentiful sweet life.与“dyansyin”这一译自 “点心” 的音译词相邻的类别词“food”标明了这是一种食品，后面对饺子、米线和煮花生等各种“点心”及其象征意义的列举则更加深了读者对该类食品涵盖的种类及其内涵的理解，同时对中国的饮食文化获得了一定的感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华裔作家融写作和翻译于一体的文学创作引入了汉语行文的英语表达，有的采取直接音译，有的采用音译加翻译或注解。因为语言不仅是话语建构的工具，也是受压制一方反主流话语打开缺口的工具，所以这些不符合英语语法规范的中式英语散落在文本机理中，不仅散发着异国风味，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这些词语也表征中美文化差异，凸显文本杂合特征。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输出，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英语的纯洁感，进而质疑和挑战英语语言所表征的单一霸权文化身份。

三、混合杂糅身份的塑造

霍米·巴巴认为身份是话语的建构，既然身份是话语的建构，那就可能以新的方式重塑。华裔作家使用混杂化语言进行写作的过程，既是一种语言的再创造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翻译的过程，更是一种新型混杂身份建构的过程。韦努蒂也认为：“翻译以巨大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同时也构建着本土的主体。”[7]他们在书写中不断地协调中英两种语言，形成语言混杂的特色，就像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寻求身份的自我构建一般。他们创造了一片基于两种语言但又不同于两种语言的话语天地，华裔作家在此得以摆脱现实社会的权力束缚，一个游离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自我得以产生和构建。因此美国华裔作家使用杂合语言进行文化翻译的过程其实是对美国文化身份的塑造，尤其是对其美国华裔身份重新建构的过程。

美国少数族裔作家洛里亚·安扎杜尔曾指出：“族裔身份与语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就是我的语言。”[8]深受母语文化的影响，聚集在唐人街的华人以大量不规范的唐人街英语或洋泾浜英语作为其群体交流的工具，但这种新型的语言超越了交流层面的意义，成了他们标识自身文化身份，塑造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身份的手段。赵健秀等人认为，标准英语无法准确表述华裔在美国独特的经历，主张在英语写作中混杂本族语言，形成一种能够准确传达“亚裔感性”的美国亚裔式英语，以此构建华裔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认识到语言在钩沉华裔被湮没的历史、重建华裔族群和身份的重要性，他们重新挖掘并积极推崇早期华裔作家朱路易在其作品《吃碗茶》中使用的唐人街语言，认为其中由于翻译汉语习惯用法而形成的特殊的语言风格表达了美国华裔的族裔色彩。汤亭亭也对华裔的特殊语言风格持推崇的态度，在一次访谈中提起自己作品的语言风格时说道：“这是我说话的方式，也是我听到的我周围的人说话的方式。我试图接受现实中语言的影响……他们的英语带有汉语的口音，还有他们创造的新词汇，虽然是英语，却深受汉语的影响。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获得那种力量和乐感。所以有时为了捕捉住那种节奏，我先用汉语说一遍，然后再在打字机上用英语打出来。所以我想我的风格与一种美感华裔的声音有关。”[9]同样，谭恩美也指出她作品中用以表现美国华裔的语言是：“我想象中母亲对自己的汉语的翻译——如果她会说标准英语的话。那是她内心的语言，为了表现这种语言我试图保留其精神，而不是英语或者汉语的结构。”[10]这种 “美国华裔的声音”就是说话人在将自己的汉语思维翻译成英语时融合了两种语言的语法和词汇而形成的一种杂合的语言。这种杂合语言的形成源于英语和汉语的互动，译语兼容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就像一件“宽松的皇袍”，具备了本雅明所称的“更丰富的语言”的性质。

如果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那么漂泊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美国华裔无论在汉语还是在英语中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非家之感”。但是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驾驭多种语言可以使他们不受一种语言和一种文化所束缚，与母国文化和所居国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将其所处的 “非此非彼”的居间状况转变成一种视角优势，以最真的眼睛审视中西文化，并将语言和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因此，美国华裔作家在文化翻译这一具体的文化实践过程中，试图超越中西两种文化的束缚，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意图互补”来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语言，借用这种复调式的语言对分裂的后殖民主体身份进行积极的弥合与重建，并积极利用调谐和融合的手段重新定位一种全新的文化身份。

四、结 语

美国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华人刻板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美国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限的认知，促使美国华裔作家在写作时进行文化翻译，以帮助美国普通读者了解东方主义笼罩下中国文化的博大和悠久，并借此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化形象。他们用英语将中国风俗习惯、诗词典籍、神话传说创造性地转化为西方读者乐于接受的文学话语，将在美被刻意边缘化的中国文化渐次向中心推进。这种融翻译于写作中的创作手法不失为华裔作家进行文化“解殖民”的一种重要方式或有效的策略。翻译最终要落到语言上，美国华裔作家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也动用了种种语言手段，竭力使中国文化摆脱为属下而遭受压迫的从属地位，夺取话语权来表述自我，破坏英语语言的“纯洁性”，颠覆英语的正统权威性。在颠覆和解构的同时又建构一种作为自己身份表征的混杂性语言，并借助这种语言对自己漂泊流散的居间身份进行积极的弥合与重建。美国华裔作家所作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他们在文化翻译过程中把自己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代言中国文化开口言说，他们真的有资格代言中国吗？他们笔下中国文化的真伪及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探寻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熟虑的问题。

[1] SKENAZY P. Kingston at the university [G] // SKENAZY P, MARTIN T.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145.

[2] FISHKIN S F.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G] // SKENAZY P, MARTIN T.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165.

[3] 宋伟杰.文化臣属·华埠牛仔·殖民谎言——论华裔美国作家刘裔昌、赵健秀、黄哲伦[C]//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56.

[4] SAID EDWARD W.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M].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4: 146.

[5] JEN GISH. Interview by Rachel Lee [C] // KING-KOCK CHEUNG. Words matter: 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n writ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227-228.

[6] 胡勇.文化的乡愁[M].北京：中央戏剧出版社，2003：150.

[7] 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C]//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58.

[8] ANZALDUA G. Borderlands [M]. San Francisco: Aunt Lute,1999：59.

[9] BONETTI K. An interview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G] // SKENAZY P, MARTIN T.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38.

[10] TAN A. Mother Tongue [C] // OATES J C. The best American essays. New York: Ticknor and Fields,1991: 202.

[责任编辑 王晓雪]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writing signification: the symbolic power behind hybrid texts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ZHENG Haixia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NorthChinaUniversityofWaterResourcesandHydroelectricPower，Zhengzhou450046,Henan,China)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express their living experiences and mental states by using various Chinese elements in English. Their cre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cross-cultural writing. This can also be identified as a practice of “culture translation”. These writers accordingly take the role of cultural translators. But they do not have the actual memory of China, except a few of them who made a short trip to their home country.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ion of China are undoubtedly covered with a layer of mystery. But why do they willfully want to be the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f their cultural home country? These lie behind their hybrid literary creation such as the striving for discourse power, the attempts to deconstruct the colonialism, the shaping of hybrid identity may account for their writing significations.

hybrid texts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culture translation; discourse power; hybrid identity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3.009

2017-02-17;

2017-04-28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YY016)。

郑海霞(1975—)，女，河南周口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化研究。

E-mail：freshair1978@163.com

H315.9;I046

A

1673-9779(2017)03-0049-07

郑海霞.文化翻译与书写意指：美国华裔文学杂合文本背后的象征性权力[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3):049-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