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与19世纪英国文论之渊源

李小荷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与19世纪英国文论之渊源

李小荷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可以追溯到英国19世纪柯勒律治的诗人“客观性”能力理论，哈兹里特关于诗人客观描摹的观点，以及济慈的“无个性”能力与“消极能力”说。三人各自从侧重哲学资质、模仿自然的艺术观、追求纯美的审美理想的角度出发，都以莎士比亚为例，对诗人不带个人情感、客观描摹的创作才能给予高度评价。而艾略特从济慈的“无个性”能力中得到较多启发，富有眼光地吸纳了济慈关于化学药品的比方，进而形成了自己的“非个性化”理论。

艾略特；非个性化；柯勒律治；哈兹里特；济慈

作为西方20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T.S.艾略特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诗学观点。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一文中提出著名的“非个性化”理论。简要说来，这一理论包含两层内容。一是文学是一个由以往所有作品组成的有机整体，新作品只有被纳入其中，其意义才能被评价，因而诗人在创作时要加强自身的传统意识，不断进行“个性消灭”[1]9；二是在具体阐释“个性消灭”的过程时，艾略特区分了诗人的日常感情与作品所表现的艺术感情，提出“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1]11这一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诗歌表现诗人情感、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思潮，使文学批评的关注点从诗人转移到作品本身。也正因如此，“非个性化”理论成为后来英美新批评文学本体论的理论先声，进而促成了“20世纪英美文学批评的转型”[2]250。

然而，“非个性化”理论并非艾略特独创，回溯19世纪英国文论，“我们不难在柯勒律治、赫士列特和济慈那里找到其渊源。”[2]251实际上，早在柯勒律治、赫士列特(William Hazlitt，也译为“哈兹里特”，以下均用“哈兹里特”)、济慈的某些文论中，就孕育着“非个性化”理论的早期萌芽。关于这个问题，以往也有研究将“非个性化”理论最早追溯到柯勒律治，并简单阐述了柯勒律治、哈兹里特、济慈的各自观点及相互联系。但至于三人的文论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的关联，以及他们三者之间具体的继承与差异之处，并未进行详细的梳理与剖析，而这些问题对理清“非个性化”理论的源流，以及辨明理论形成中吸收、发展的脉络都十分重要。因此，本文试图在细致推敲柯勒律治、哈兹里特、济慈、艾略特四人文论的基础上，探清他们理论之间继承变化发展的全貌，通过详尽的比较梳理，发现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与柯勒律治、哈兹里特、济慈相关文论之间的渊源。

一、最初萌芽：柯勒律治的“客观性”能力

“非个性化”理论最早可追溯至柯勒律治。在他的有关诗人、天才及莎士比亚的论说中，孕育着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的最初萌芽。

在柯勒律治看来，诗人几乎等同于天才[3]196，并总是具备“客观性的，非个性的，旨在把捉整个宇宙”[3]197诸如此类的哲学资质，而莎士比亚则是柯勒律治心中的“天才”典范。首先，这种“客观性”诗才的征兆表现在莎士比亚能够完美地处理与他个人兴趣、环境、经历相去甚远的写作主题[4]72，将那些与诗人个人经验离得很远的内容和情感生动细致刻画出来，因而柯勒律治称赞莎士比亚能够“完全避开诗人自己的感情，他既是这些感情的画工同时又是分析者”[3]197。其次，柯勒律治借助了“心理学上的移情”[5]387来描述诗人“客观性”能力的运用过程。依然以莎士比亚为例：他“将自己发射出去，变成各种人类性格和激情，是一个像变化无穷的普罗特尤斯那样的水火之神”[4]76。虽然“客观性”能力的基本特征是诗人在创作中避开个人情感，但为了达到传神刻画万事万物的效果，还需要“诗人从自己的精神中把一个有人性的，有智慧的生命转移给了它们”[4]74，这便是存在于文学创作之中的“移情”。最后，由于具备“客观性”创作才能，莎士比亚被柯勒律治称赞为“犹如斯宾诺莎哲学里所说的神——一种无往不在的创造性”[5]386-387。在斯宾诺莎哲学里神即自然，自然又可以划分为“产生自然的自然和被自然产生的自然”[6]，而斯宾诺莎将前者定义为“存在于自身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或者指表示实体的永恒无限的本质的属性。”[6]因此斯宾诺莎的“神”可以是指客观化了的实体本身，它自身充盈而无所不在。莎士比亚的“客观性”能力使他在创作中将自己“变为”万事万物，与此同时自身也得以“客观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与斯宾诺莎的“神”极为相似，而柯勒律治察觉到这一点，将前者比作后者，使得艺术创作中的“客观性”能力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

将柯勒律治的诗人“客观性”能力与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相对照，会发现“客观化”能力避开个人感情，生动描写与诗人个人经验相距很远的情感这一特征，已经包孕了“非个性化”理论中作品的艺术情感不等于作者个人情感的诗学观点。此外，柯勒律治高度称赞莎士比亚能够完全避开个人感情，既是作品中艺术感情的画工又是分析者，说明他已先锋地认识到不同于当时浪漫主义情感直接流露的另一种诗艺。然而由于崇尚诗人天才观，柯勒律治把这种“客观化”诗艺直接归于诗人近乎神般的哲学资质，并未如艾略特般细探诗歌创作中诗人“感情脱离”的全过程。但基于柯勒律治是19世纪英国文论中第一个提出诗人不带自我个性情感进行创作的理论家，因而可以说，柯勒律治诗人“客观性”能力的论述中孕育着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的最初萌芽。

二、中期过渡：哈兹里特的诗人客观描摹才能

“一般认为是柯勒律治的门徒”[3]227的英国文学批评家哈兹里特，作为柯勒律治与济慈之间的重要过渡，对于诗人抛开自我情感，客观描摹外在事物的创作能力也有着自己的分析与评说。他强调“诗人应是与万有共鸣的人，不带丝毫个性而且沉浸于他的对象之中”[3]244，而莎士比亚正是这类诗人的代表。“莎士比亚头脑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普遍性质，它那与一切别的头脑的交往能力……他是可能有的最少有自我主义成份的人。他本身什么也不是，但他是别人是的或可能变成的一切”[7]，“他是人类智力的普洛透斯”[3]244。莎士比亚之所以拥有这种创作能力，是因为他“‘博大的灵魂’是‘本能的、深沉的同情心’的最伟大典范”[5]388。同情心可使诗人暂时去掉自我，与万事万物融为一体。而柯勒律治在描述莎士比亚的“客观性”能力时，也涉及到了“同情”[5]387。他曾说：“在莎士比亚和乔叟的诗中，诗人与其诗的主题一致，这一点十分显著；但前者需要努力想像并扭曲思想才能做到，在后者做来却易如反掌，只需凭藉生就的仁厚快乐的天性。”[5]387-388其实，莎士比亚的那种使自身与主题自然相契的天性就是“同情”，即哈兹里特所说的“本能的、深沉的同情心”。此外，从哈兹里特也将莎士比亚视为艺术典范，同柯勒律治一样以“普洛透斯(普罗特尤斯)”作比可以看出，哈兹里特关于诗人客观描摹能力的见解部分借鉴于柯勒律治的诗人“客观性”能力。

然而，与柯勒律治“客观性”能力考量诗人哲学资质的出发角度不同，哈兹里特对诗人客观描摹才能的重视源于他的艺术观。哈兹里特认为“艺术是模仿自然，致知途径，洞见实在世界”[3]243，而如何在创作中做到艺术模仿自然？哈兹里特强调“文学创作应该是作者对于自然印象的有感而发，为了能够获得既普遍又具有个性的印象，作者应该做‘自然的工具’，不做自然的摹仿者，也不是从自然中汲取话语，而是真真切切地与自然融为一体，让自然通过作者表达见解。”[8]依照哈兹里特的观点，作者在创作时首先要对自然印象有所触动，再“通过一种同情的自居作用，把自我消融于客观对象之中，以博大的精神去描写自然万物”[2]113。因此，诗人在体察万物时不断变化穿梭，以期达到物我合一的状态，进而将所见所感真实客观地描写出来，从而实现艺术对自然的模仿。

由上可知，哈兹里特对诗人不带丝毫个性而沉浸于其写作对象的要求，与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中诗人脱离自我个性的主张有几分相似。而艾略特提出的诗人的头脑实际上是一个让各种创作素材得以贮藏并发生“反应”的媒介，其实可以从哈兹里特所强调的诗人要把自我消融于客观对象之中、让自然通过作者表达见解的说法中看出一些端倪。二者都意识到诗人的头脑是文学创作的一个中介，在这个中介里诗人的个人情感并不起作用。所不同的是，哈兹里特是根据艺术模仿自然的艺术理念得出此观点，而艾略特则秉持诗歌的艺术效果与其作者的个人经验并不直接相关的观点，强调文学创作是一个自然生成的创作过程。尽管如此，哈兹里特上承柯勒律治，而后启发济慈写出直接影响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生成的相关诗论，因而哈兹里特提出的诗人客观描摹的创作才能是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在19世纪英国文论溯源中一个重要的过渡。

三、重大启发：济慈的“无个性”能力与“消极能力”说

济慈书简作为直接影响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形成的文论，尤其值得细细剖析。济慈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一种诗才：“那是一种自在之物，自成一派的，我要说它没有个本身——它一切皆是又一切不是——它没有特性……一位诗人在生活中是最少诗意的，因为他没有一个自己——他不断地要去成为别的什么。”[4]183-184在这段话中，济慈提出了一种“无个性”才能，即诗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虚空”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诗人不急于产生个人的思想情感，而是努力使自己变为某种他物，直至这些外界素材完全占据自己，诗人便可创造出生动饱满的各种形象。而在诗人变为他物的过程中，还需要另一种能力的辅助与促进，那便是“消极能力”——“也就是说有能力禁得起不安、迷惘，怀疑而不是烦躁地要去弄清事实，找出道理。”[4]172“消极能力”强调诗人感受与体验对象，并藉由内心无物有待吸纳的被动状态来接收外界的各种素材。只有这样，诗人才能更好地发挥“无个性”能力，进而附着于写作对象而展开创作。而细看济慈对于“无个性”才能的描述——“它一切皆是又一切不是——它没有特性……他不断地要去成为别的什么”，这与哈兹里特以莎士比亚为例阐述诗人的客观描摹才能十分相似。济慈同样推崇莎士比亚，把他作为拥有“无个性”才能的诗人典范。雷纳·韦勒克称，“在学术上，济慈依傍哈兹里特和华兹华斯”[3]256，“济慈十分钦佩哈兹里特，他读过哈氏著述，在一本《论莎士比亚戏剧人物》上作过诠释，出席过其论英国诗人的演讲”[3]256。由此可知，济慈的“无个性”才能很可能是借鉴了哈兹里特关于诗人客观描摹才能的论说，而济慈又比哈兹里特多了一层新的发挥。济慈曾说，“我说过的任何一个字都不能认为当然是从我的本身性格里流露出来的——因为既然我没有本身性格，这怎么可能？”由此可以推测，济慈所赞赏的创作是基于外界素材的发挥，而绝无诗人对自我个性情感的抒发。济慈的态度显而易见：作品的表达与作者的自我要区分开来，作品中的表达属于艺术创造的范畴，不能直接等同于诗人日常情感个性的流露。

而无论是诗人的“无个性”才能，还是“消极能力”，抑或是对于艺术表达与诗人日常性格的区分，都可以归结于济慈的一个基本立场——美感考虑。济慈在“消极能力”之后接着讲到：“对一个大诗人来说美感超过其他一切考虑，或者不如说消灭了其他一切考虑。”[4]172在济慈看来，美感在一个诗人心中高过一切，重于一切。由于济慈所处的时代正是浪漫主义的繁盛期，“浪漫主义诗歌由于其主体性和抒情性的原因，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济慈却敏感到了诗歌艺术中美的自主性和绝对重要性”[9]，正因如此，济慈才敢直言：“诗人不应被委以哲人之责，不应象柯勒律治那样，做一个‘不能一直满足于一知半解’的哲学家”[3]257。因而，“无个性”能力和“消极能力”均统摄在济慈的对纯美的追求之下，借由这些才能创作出的作品，便可“表现无关理智或说教的纯美”[10]，即充分发挥出艺术作品的审美自主性。

而具体到济慈诗论如何影响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的生成，二者理论之间有何关联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一个比喻说起。“作为一个启发性的比拟，考虑一下当一小块拉成细线的白金放入一个含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箱内时所起的作用……我用的是催化剂的比拟。当上述的两种气体，由于白金丝的存在，产生化合作用形成硫酸。只有当白金存在才能发生这种化合。可是新形成的酸并不含有丝毫的白金，显然白金本身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它保持惰性、中性，无变化。诗人的头脑就是那少量的白金。”[1]5-6在这里，“感受经验的个人”与“进行创作的头脑”得到了区分，而艾略特的“催化剂”比拟并非他首创。济慈书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比方：“我认为天才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像某些神妙的化学药品，能作用于本身无倾向的才智上面——但他们并没有个性，没有固定的性格”[4]167。由此可知，艾略特以化学反应作拟来阐述“非个性化”理论，很可能是受到了济慈这段“天才像奇妙的化学药品”比喻的启发*刘 燕.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78页中称“‘非个性化’这个术语来源于法国批评家古尔蒙特使用过的一个化学催化剂的比喻，他把诗人的心灵比喻为一条白金丝，当在一个装有氧气和二氧化碳的瓶中放入一条白金丝时，这些气体就化合成硫酸。艾略特从古尔蒙特那里借用了这个比喻，用于描述诗人的创作过程。”因而艾略特的化学反应比拟究竟源于古尔蒙特还是济慈，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艾略特还说：“诗人的头脑实际上就是一个捕捉和贮存无数的感受、短语、意象的容器，它们停留在诗人头脑里直到所有能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化合物的成分都具备在一起。”[1]7这又可以联系到济慈的“消极能力”。“消极能力”强调诗人去感受与体验各种外界对象，并保持内心无物有待吸纳的被动状态，这与艾略特所说的诗人头脑的“捕捉”与“贮存”作用基本相同，都是指创作的原素材有待诗人的吸纳与累积。上文已经讲过，济慈的诗人“无个性”能力的论述中已经出现的作品要与作者区分开来，作品中的情感不能直接等同于诗人日常情感的流露这类见解，而这些正与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中的“感情脱离”“个性脱离”相一致。由此可知，艾略特确实从济慈书简中获得不少启发并加以借鉴，而“艾略特在1993年《诗和批评的用途》一书中就大谈‘散见于济慈书简中的观点的高明与深刻’”[4]193，这更加可以印证济慈书简对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的形成确有影响。

不过即便如此，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和济慈的诗人“无个性”才能以及“消极能力”仍存在着很大不同。诗人“无个性”才能以及“消极能力”是诗人的创作才能与禀赋，尽管两者都以诗歌纯粹的审美理想为统领，有意识地突出作品本身的美的自主性，然而这依旧是站在诗人美感考虑的角度来阐发；而艾略特却更进一步，不仅论述了诗人头脑的“中立”状态，并更加强化与表现了诗人的日常个性与诗歌的艺术个性并不等同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艾略特把济慈未能详细阐述的诗歌的美感和强烈魅力归结为“艺术创作过程的强烈”[1]7，而这一创作过程是各种写作素材在诗人头脑里自然集中的过程。这就使得读者的注意力从诗人转移到诗歌作品本身上来。

韦勒克和沃伦曾说：“我们确实应当分辨开两类诗人，即主观的诗人和客观的诗人。像济慈和艾略特这样的诗人，强调诗人的‘消极能力’，对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宁肯使自己具体的个性消泯，是客观性的。”[11]这在柯勒律治、哈兹里特、济慈共同强调的诗人消除自我化为万物的才能论说中，体现为艺术创作要超脱个人情感这一倾向。但三人还是将这种才能归结为诗人自身的禀赋与能力，而艾略特关注的则是艺术作品自然生成的过程，换言之，艾略特关注的是艺术作品本身。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济慈的诗人“无个性”能力以及“消极能力”，是受到哈兹里特关于诗人客观描摹才能的影响，而哈兹里特又是从柯勒律治的“客观性”能力那里获得启发并加以借鉴。尽管他们论述的立场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以莎士比亚为典范，将诗人客观描摹、化自身为万物创作才能的一一相承，并不断进行发扬与创新，这便是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在英国19世纪文论中萌发与源流的情况。而艾略特最终较多地受到济慈“无个性”才能中化学药品比拟的启发，站在诗歌的自主地位来具体区分诗人自身情感与艺术所表现情感的不同，提出“非个性化”理论，从而预示了一个重视文本自身形式与技巧的批评时代的到来。

[1] 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2] 杨 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4] 渥兹渥斯，柯尔立治，雪 莱，济 慈.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M].刘若端，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 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 谭鑫田.论斯宾诺莎的“神或自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1-9.

[7]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M].杨周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83.

[8] 李 莹.威廉·赫士列特之莎士比亚评论[J].文艺争鸣，2016(6)：172-176.

[9] 陈本益.艾略特“非个人”论的美学意义[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4(3)：105-107.

[10] 张松建.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溯源[J].外国文学评论，1999(3)：57-63.

[11]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修订版.刘象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8.

(责任编辑：倪向阳)

The Historic Origin Between T. S. Eliot’s Impersonal Theory of Poetry and English Literary Theo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 Xiao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The origin of T. S. Eliot’s impersonal the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Coleridge’s theory of the poet’s objectivity， Hazlitt’s view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by poets， and Keats’ theory of impersonal ability and negative capability. Embarking respectively from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qualities， the artistic idea of modeling the style of nature and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pure beauty， the three all took example of Shakespeare to deliver high comments to the poet’s capabilities to take observation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and to deliver objective description， while T. S. Eliot developed his own impersonal theory， inspired by Keats’ theory of impersonal abilities and insightfully absorbing his simile of chemical substances.

T. S. Eliot； impersonality； S.T. Coleridge； William Hazlitt； John Keats

2016-11-09；

2016-11-20

李小荷(1993— )，女，湖北襄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I106

A

2095-4476(2017)01-0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