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斋、高斋学士、文选楼

魏平柱，魏迎晖

(1.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2.襄阳日报社，湖北 襄阳 441021)

高斋、高斋学士、文选楼

魏平柱1，魏迎晖2

(1.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2.襄阳日报社，湖北 襄阳 441021)

襄阳有文选楼，始于梁代《文选》编成之后。载籍首见于初唐吴从政《襄沔记》，而此记资料源于梁鲍至《南雍州记》。自梁至宋，襄阳文选楼客观存在了七百年，而后之学者不能解释其名来由，屡更之曰“山南东道楼”“钟鼓楼”“镇南楼”“昭明台”等。

高斋；高斋学士；文选楼

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修订第一版《辞源》在“高斋学士”条目下释曰：“梁萧钢(晋安王，简文帝)为太子时，开文德省，命庾肩吾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昉、徐摛、孔铄、鲍至等并充学士，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为高斋学士。见南史庾肩吾传。”[1]在“文选楼”词条下，释曰：“古迹名。1.在湖北襄阳县。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建。统集刘孝威庾肩吾徐陵鲍至等十余人，号曰‘高斋学士’，在此辑《文选》。2.在江苏扬州市。隋曹宪故居。宪以《文选》教授生徒。其所居之巷号‘文选巷’，楼因此得名。……。”[1]前言高斋学士是萧纲的文人集团，后语高斋学士又成了萧统的文人集团，岂不相互抵牾？

而1939年6月正续编合订本第一版《辞源》，在“高斋学士”条目下，释曰：“庾肩吾为晋安王常侍。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昉、徐摛、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号高斋学士。”[2]前后对照，修订第一版《辞源》把“号为高斋学士”的时间，由萧纲为晋安王时，推迟到为太子时。据其提供的线索，查《南史·庾肩吾传》，其文为：“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号高斋学士。”[3]不知《辞源》修订第一版编者为什么要如此不据史料，误导读者？

在解释“文选楼”时，正续合订本未及襄阳的文选楼。只是说：“清道光时，扬州阮元藏书楼名。元家居扬州旧城文选巷，即隋曹宪故里。李善传文选学处，因构楼曰文选，用以藏书。辑《文选楼藏书》初刻十种，增至二十七种。”[2]而襄阳学者不加考查，妄言“(昭明)所编《文选》是在江苏扬州，故扬州有文选巷、文选楼之名。”*刘 柄，等.襄阳地名与名胜丛考.襄樊市地名办公室，1985年。并以此否认襄阳有文选楼。

作为重要的工具书，对历史知识的介绍不可不慎重，自圆其说尚且做不到，何以导人以正确！使用工具书者，亦不可不慎重，千万不可人云亦云，一定要详查，究其所以！

萧纲于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徙为使持节、都督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平西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到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年)，萧纲由雍州刺史转为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萧纲在襄阳，前后约七年时间。在此期间，庾肩吾为晋安王萧纲常侍。

萧纲被立为太子则在萧统去世数月之后的中大通三年(531年)七月。九月，始入住东宫。庾肩吾兼东宫通事舍人。此时，萧纲身边的文人集团“高斋学士”亦因其入住东宫而改称“东宫学士”，且人数多至三十多名，这些学士继续编纂卷轶浩繁的佛家类书《法宝联璧》。这与萧统身边的文人集团“东宫学士”，并非一拨人。萧统去世，继承者当是其长子萧欢。但由于萧统生前在为母发丧中，求道士埋鹅箴灾，惹怒了梁武帝萧衍，遂改立萧纲为太子。这事，朝野大臣多以为不顺。萧纲实际上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对萧统的旧僚几乎很少使用。昭明太子编《文选》的一批“东宫学士”，也因此先后离开了京师。

东宫里面没有高斋，何来“高斋学士”？“高斋”在南雍州(即今之襄阳城，东晋和南朝将雍州侨置于襄阳)，萧纲为晋安王时，任雍州刺史。剌史院中有三斋，其中有一斋即高斋。有《太平御览》引录《雍州记》所载为据：“高斋，其泥色具鲜净，故此名焉。南平世子恪临州，有甘露降此斋前竹林，昭明太子于斋营集道义，以时相继。”“高斋东北有一斋，名曰下斋，次于高斋。制度壮丽，极爽塏。剌史辩决狱讼，旧出此斋。”“白土斋南道有一斋，以栗为屋。梁武帝临州，寝卧于此，斋中常有五色云回转，状如盘龙。屋上恒有紫云腾起，形似伞盖，远近望者，莫不异焉。梁武帝于此龙飞。”[4]从上述记载来看，三斋功用各有不同。高斋乃营集道义之所，即文职人员办公的地方。其与“号高斋学士”十分吻合。高斋学士，实因高斋而得名。而高斋在侨置南雍州即今之襄阳也确定无疑。[5]

但《太平御览》所引，有一处有疑，不可不辨。“昭明太子于斋营集道义”一句。“昭明”是萧统太子死后的谥号。萧统是萧衍的长子，齐中兴元年(501年)九月生于襄阳，时萧衍正兵逼建康。第二年，即萧衍称帝之天监元年(502年)。十一月，箫统被立为皇太子。天监五年(506年)六月，出居东宫。直到中大通三年(531年)四月溺水得病而亡，没有再到过侨置南雍州(襄阳)。“于高斋营集道义“，显然有违史实。“昭明太子”或为“萧纲太子”之误。此《雍州记》未知作者，当为梁代著作，不应错记。错误当为《太平御览》编者失察所致。《太平御览》在引《雍州记》的同时，还引录了唐人吴从政《襄沔记》中的两句话：“金城内剌史院有高斋，梁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同样失察。“造《文选》”之处当在京师东宫，“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萧统太子之东宫学士编撰《文选》，主要利用的就是这批图书。[5]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昭明太子文人集团与萧纲文人集团是两个文学主张迥然有别的文人集团。甚至政治上也有微妙之不合作关系。高斋学士庾肩吾、刘孝威等人没有参与《文选》的编辑、抄撰工作，而萧统的“东宫学士”(除王规一人与萧纲有特殊关系外)也没有人参与《法宝联璧》的编写工作[6]。据《南史·陆罩传》：“初简文(萧纲)在雍州，撰《法宝联璧》，罩与群贤，并抄撰区分者数岁。中大通六年(534年)而书成，命湘东王为序。其作者有萧子显等三十八人。”[3]这也说明，萧统在东宫编《文选》之时，萧纲在襄阳(侨置南雍州)高斋也正在编《法宝联璧》，各干各的事。因此，可以说高斋与《文选》的编纂风马牛不相及。但昭明太子在襄阳建文选楼之说，则不可骤然否定，须详加考证。据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7]：《文选》成书的年代大约在梁武帝大通元年至大通二年(527—528年)之间。此时，萧纲正在襄阳。书成之后，颁行天下。襄阳作为萧衍的龙飞地、萧统的出生地、生母的家乡、萧纲的镇守地，收藏一部《文选》则理所当然。是否就此建一藏书之楼呢？愚以为很有可能！

襄阳有文选楼的记载，始于吴从政《襄沔记》：“文选楼在城内刺史院”。所载不虚，我们可以推测得更远。吴从政是唐代景龙中(707—710年)人，号栖贤子。《直斋书录题解》云：“《襄沔记》三卷，唐吴从政撰，删《荆楚岁时记》《荆州记》《南雍州记》等，集成此书。其记襄汉事迹详矣。”[4]

《荆楚岁时记》的作者宗懔，字元懔。南朝梁代人，约生于永元二年(500年)，卒于天嘉六年(565年)。是书所记，乃荆楚节令风俗，与文选楼似无多大关系。《荆州记》有晋代编纂的两部，有南朝刘宋时编纂的或为三种，五部《荆州记》皆不可能记载还没有发生的梁代的事。《南雍州记》有郭仲产所撰和鲍至所撰两种，郭仲产是刘宋时人，文选楼亦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记载中。鲍至则是梁代人，所撰《南雍州记》有六卷，《新唐书·艺文志》误作鲍坚，且误作三卷。而鲍至则正是萧纲“东宫学士”之一。由此推测，吴从政所记襄阳文选楼来自鲍至《南雍州记》的可能性最大。梁代萧纲太子之“东宫学士”所记，岂能有误？这使我的推测“文选楼”是为收藏“文选”所造，更有了合理性。至于是萧纲建，还是萧统敕令萧纲建，我想都不是不可能的。襄阳文选楼始建于梁，可以算有了依据吧？

吴从政是初盛唐时人，到李阳冰，有篆书“山南东道”四大字，并有所书碑，故人亦以名楼焉。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其篆书“如虫蚀鸟迹，屈铁陷壁”。“变化开阖，如虎如龙”。时人赞之为“仓颉后身”“李斯之后千年绝响”[8]。《金石录》谓“阳冰书在肃宗朝时年尚少，字画差疎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英年所篆，笔法愈淳劲。”[8]也就是说，中唐大历(766—799年)之后，文选楼又被称做“山南东道楼”。必须明确的是，山南东道楼在文选楼之后，文选楼之称也没有被完全取代。

唐代诗人李颀有一首《送皇甫曾游襄阳山水兼谒韦太守》的诗，诗中有句曰：“岘山枕襄阳，滔滔江汉长。山深卧龙宅，水净斩蛟乡。元凯春秋传，昭明文选堂。”[9]这首诗当作于天宝四年(745年)十月至天宝五年(746年)韦陟任襄阳太守期间。“昭明文选堂”，句中“堂”字，显然是为了押韵的需要改“楼”所致。还有李益，在《送襄阳李尚书》诗中写道：“天寒发梅柳，忆昔到襄州。树暖燃红烛，江清展碧油。风烟临岘首，云水接昭丘。俗尚春秋学，词称文选楼。”[9]这首诗当作于元和十年(815年)或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尚书即李逊，时任襄州刺史。

从初唐、盛唐，至中唐、晚唐，襄阳有“文选楼”是不争的事实。宋代亦然，这从宋代的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

北宋诗人李廌有《文选楼》[10]诗一首：

申辕应楚聘，邹枚适梁苑。

藩侯喜宾客，贤贤易鹰犬。

黄绮游汉庭，羽翼缯缴远。

秦府十八公，攀附名益显。

昭明众才子，文囿俾蒐选。

高斋切浮云，雉堞俯晴巘。

尚应愧河间，笔削非大典。

李廌，字方叔。“苏门六君子”之一。自绍圣四年(109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他羁旅襄阳至少有三年时间。此间写了大量有关襄阳山水名胜的诗，此或其一。

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前礼部侍郎齐庆胄镇襄阳，得高斋故址于谯门直西古城上，于是撤而新之。陈棋为作《文选楼记》。作为散文，这篇记写得很好。但在一些地方却有违史实。如误以高斋为“昭明之高斋”，误以刘孝威、庾肩吾等萧纲的“高斋学士”为昭明著《文选》的“高斋学士”。张冠李戴，谬以千里！

再到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襄阳一直有文选楼胜迹存在。王象之《舆地纪胜》主要作于嘉定年间(1208—1224年)，到增订完稿，可能花了三十年时间，定稿大约在绍定年间(1228—1233年)。《舆地纪胜》卷六《京西南路·襄阳府·胜迹》载：“文选楼，昭明太子统建，延贤士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瑶、孔敬通、申子悦、徐陵、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著《文选》于此。”[11]

端平间(1234—1236年)，襄阳为金哀宗完颜守緖所得，文选楼及阳冰碑篆芜没。淳祐十一年(1251年)，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命都统高达等帅师收复襄阳，守臣程士元复创层楼，下跨市路，南观群山，北望中原，为一郡之胜。

自梁至宋，襄阳“文选楼”之名，未有更易！胜迹存在了七百年，就因某些文人无能解释其名来由，其后则屡有更改。明初(1368—1369年)改为“钟鼓楼”，嘉靖初(1522年)，副使王佩改题为“镇南楼”，顺治中(1644—1661年)都御使赵兆麟重建，定其名曰“昭明台”，勒碑记之。究其更名的原因，皆属未能明察文选楼由来始末，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塌糊涂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由于对“文选楼”这一称谓来历的疑虑不能消除，于是便不顾吴从政《襄沔记》所载，也不察自梁至宋襄阳文选楼的存在，找种种理由来否定它。说什么“唐人又称‘山南东道楼’，以李阳冰有篆书‘山南东道’四大字，并有所书碑，故人亦以名楼焉。”试问：这“山南东道楼”是因李阳冰有篆书‘山南东道’四大字而建吗？还是先有文选楼，后来李阳冰在这楼上写了‘山南东道’四个大字？假使李阳冰在仲宣楼写了几个什么字，仲宣楼就不是仲宣楼了吗？还有人拿陈琪《文选楼记》的失误说事，陈琪误萧纲为昭明，犯了历史性错误，但“文选楼”没错吧！“高斋”没错吧！鲁之裕编纂《湖北下荆南道志》[12]，在这篇文章后面加了个按语：

梁昭明太子统，字德施。以齐和帝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明年武帝平建业，登大宝，改元天监。十一月立为太子，时年幼，依旧居于内，东宫官属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出居东宫，十四年正月，帝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自加元服，帝便使省万机，平断法狱。时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卷帙甚富，《文选》其一也。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危坐达旦。大通三年四月卒，年三十一。是昭明自天监以后，未尝一至襄阳也。“文选楼”之名殊为附会，特斯《记》文气古茂，且中云“高斋”之号，或者基于是欤。原未始质言其为著《文选》之地，东坡赋黄州赤壁云，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其“大江东去”词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古人临文原自矜慎不苟，特恐观者得其词而忘其意，特为表而出之。又按《南史·庾肩吾传》，肩吾为晋安王国常侍，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瑶、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是高斋之号起于晋安王，非昭明太子也。岂以少陵有熟精《文选》之诗，遂以是掩高斋之实欤？。

昭明太子“大通三年四月卒，年三十一”一语有误，“大通三年(529年)”当为“中大通三年(531年)”。大通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529年)。此按语以“昭明自天监以后，未尝一至襄阳”来武断肯定襄阳文选楼属于附会。为什么就不想一想，萧统身为太子，行冠礼过后，梁武帝便“使省万机，平断法狱。”又有十学士从游，即便亲身不至襄阳，其政令难道也不能达于襄阳吗？再则，他的同母弟弟晋安王萧纲就不能在襄阳建一座收藏《文选》的书楼吗？

还是这个鲁之裕，又说：“山南东道楼……，不知何代讹为昭明文选楼。……今阳冰篆刻虽湮，宜复旧名，以征信来许。”[12]他对吴从政所记根本不予理会，认为“山南东道楼”是兹楼的原本，主张恢复旧名才符合史实。试问：究竟是谁“讹”了谁？孰先孰后？

后人并没有听他的，陈锷在编纂《襄阳府志》时，对这易名乱象有一个分析，指出“高斋乃梁晋安王聚学士之所，而徐、庾等十人，亦未尝从昭明游处。其误始于《图经》。陈《记》袭其伪，赵《记》又不知订正，宜来后贤之指摘也。”[13]接着，他十分肯定地说：“然文选名楼，实始于梁。”但由于“名迹易湮，文残献缺，今人莫能考究其实”故“殊为怅怅。”陈锷文选楼始于梁之说，因为拿不出证据，只能是一种感知而已！现在我们从《襄沔记》追溯到鲍至《南雍州记》，总算是有了一条明晰的线索吧？文选楼之名是兹楼的本源，该可以确定了吧？它起于《文选》编纂完成之际。如果说要“征信来许”，恢复旧名，今之“昭明台”当改为“文选楼”！

[1]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辞源[M].正续编合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3] 李延寿.南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5] 魏迎晖.高斋学士与高斋[J].襄樊学院学报，2006(4)：93.

[6] 刘跃进.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7] 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M]//赵福海.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8] 张光宾.中华书法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9] 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 傅璇宗.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1] 王象之.舆地纪胜点校[M].李勇先，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12] 鲁之裕.湖北下荆南道志[M].校注本.武汉：长江出版社，2015.

[13] 陈 锷.襄阳府志[M].点校整理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陈道斌)

2016-08-30

魏平柱(1940— )，男，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襄阳文史。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7)01-0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