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
——关于《潮汕文化读本》

陈平原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
——关于《潮汕文化读本》

陈平原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回顾和分析晚清及民国时期乡土教材编写和乡土文化教育的历史，当时从朝廷到民间一致认定，强化乡土教育乃提振国人爱国精神的最佳途径，所以时人积极编写乡土文化教材并将其引入学校和课堂，尤其是潮汕地区文人学者更是热心地编写了多种乡土文化教材，在其时的乡土教材编写和乡土文化教育中独占鳌头。这种做法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值得认真借鉴。以主编《潮汕文化读本》的经验，乡土文化教材的编写一定要做到重建“乡土记忆”，进而达成因“爱乡”而“爱国”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乡土文化教材编写就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有独特性，乡土气息要浓；二是有趣味性，适合少年儿童学习；三是有可读性，必须是好诗文，有文章魅力。

乡土教材；编写与教学；文化传承；爱乡爱国；《潮汕文化读本》

今天谈“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兼顾高文典册与百姓日用——写在书本上、汇集成各种“皇皇大典”的，是“文化积累”；活在乡野间，主要靠口传与实践的风土人情，同样是值得关怀的“文化承传”。而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后者的声音非常微弱——即便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杆大旗可以略为借用。

任何时代的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缺憾，这不算太难；难处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而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教育的事，关系千家万户，不到万不得已，别轻言推倒重来，最好采取补天而不是拆台的策略。目前由教育部统一规划的全国性义务教育，从宗旨、学制、课程到教学方式，乃现代中国无数教育家努力的结果，有很大的合理性，不是读经班或在家教育所能挑战的。当然，它也有不少遗憾，那就努力修补吧——引入乡土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所谓“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只是背诵古诗文、单纯回到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那是没有出路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寻求更加合理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此乃有责任感的读书人的共同愿望。知识从何而来，知书能否达礼，怎样学习更有效，哪些道理非深入体悟不可。还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往圣与今贤的交流、书本知识与日常经验的结合等，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探究。借助晚清以及当下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笔者希望能推进上述话题。以《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为例，思考当下中国的读书人，如何超越小资情调的“乡愁”，在教育实践中，情系家国，学通远近，文含雅俗。

一、相隔百年的对话

谈及乡土教育，晚清最后十年朝野的协力推进，值得我们认真借鉴。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应注重乡土教育，具体做法是——

历史：“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

地理：“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先自学校附近指示其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间亦带领小学生寻访古迹为之解说，俾其因故事而记地理，兼及居民之职业、贫富之原因、舟车之交通、物产之生殖，并使认识地图，渐次由近及远，令其凑合本版分合地图尤善。”

格致：“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园中动物、植物、矿物（金、石、煤炭等物为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为之解说其生活变化作用，以动其博识多闻之慕念。”①《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95-29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标点略有调整。

一年多后，学务大臣责令编书局制作《乡土志例目》，发交各府厅州县，按目查考，依例编写，而后“呈请学务大臣审定，通行各省小学堂授课”②参见《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例目拟通饬编辑片》，《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若全都照章办事，则晚清的乡土教育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展开。好在与《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同时发布的，还有《奏定学务纲要》，那里有“教科书应颁发目录，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而私家所纂教科书，“呈由学务大臣鉴定，确合教科程度者，学堂暂时亦可采用，准著书人自行刊印售卖，予以版权”③参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501-502页。。发行量大且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伦理”或“国文”教科书，官方审查比较严格④参见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第二章第五节“清末的教科书审定制度”，第158-190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至于乡土教材则相对宽松多了，各省府县行政长官批准即可。

晚清的乡土志与教科书有密切联系，编写者不乏一身二任者，如翁辉东、黄人雄既编《海阳县乡土志》，也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与《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但总的来说，乡土志有源远流长的方志可资借鉴，更能显示学问与见识；教科书则完全是新起炉灶，重在教化与普及。前者若编得好，可纳入学术史考察；后者因追求浅白与实用，只能在教育史上论述。具体到编写者，前者可以是知县挂名（如广东修《新会乡土志》的蔡尧燨和修《新兴县乡土志》的邹增佑）；后者则大都是学堂教师执笔。这么说，似乎尊卑有序；可放在历史长河中，那些分门别类的教科书其实更值得关注，因其开启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

晚清乡土文化教育以及相关教科书的编写，背后涌动着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蔡惠泽（字润卿）为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所撰“弁言”称：“夫地理学之关系于爱国心至钜，爱国必基于爱乡，故乡土地理之编尤亟亟不容缓，潮州乡土地理又有甚焉者。”⑤蔡惠泽：《〈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弁言》，《首版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海阳：创光编书社，1909年。这其实是那时候知识界的共识。引领这个编写乡土教科书潮流的上海国学保存会，1907年在其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等省“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广告中，除了介绍“编辑宗旨”、“图书特色”，更强调其“功效作用”：

泰西各国教育，咸注重乡土史志一门。就其闻见中最亲切有味者以为教授，则记忆力与感觉力皆易粘触。所以感发其爱乡土心，由是而知爱国，其为效至巨。⑥《国学保存会出版》，载黄晦闻《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封底，上海：国学保存会，1907年。

再往上追，你会在留日学生关于爱国须爱乡、爱乡必爱国的诸多论述中找到此说的滥觞。不过这位“序于汕头中华新报社”的蔡惠泽还是有所发挥——为何潮州人尤其应该学习乡土地理呢？因“我父老子弟之工商于南洋群岛者，波波相续，不可以数计”；而在外的潮州人之所以拒绝诱惑，不被同化，“盖于爱国心是赖”。在这个意义上，普设学校，“日以我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教育其子弟，其宜也”①参见蔡惠泽《〈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弁言》。。

短短几年间，从朝廷到民间竟一致认定，强化乡土教育，乃提振国人爱国精神的最佳途径。于是，举国上下，编写乡土教材蔚然成风②关于晚清乡土教材编写的思想资源及实际运作，参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三章“晚清地理学研究与民族救亡”、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四章“‘爱国之道，始自一乡’：乡土志书的思想资源及其表达”、李新《清末乡土教材的产生及其文化价值探微》（《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年第5期）以及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207-231页。。只可惜随着辛亥革命成功，朝代更迭，学制转变，此风潮也就迅速衰落。此后不同时期，虽偶有努力，再无如此规模与气势了。

传统中国社会缺乏国家观念，因此，必须通过乡土教育来培养国人的爱国心，那是晚清救亡图存大背景下知识界的思考。今天不一定了，我们谈论乡土，更多地基于文化多样性的考虑——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并不完全合拍，前者势如破竹，后者则举步维艰。这个时候，相对于欧美主导的“国际潮流”，我们讲“本土情怀”；相对于步调一致的“国家意志”，我们讲“乡土意识”。简单点说，对外讲“本土”，对内讲“乡土”，都是立足当下，自居边缘，与中心展开积极对话，或拨乱纠偏，或拾遗补缺。谈论乡土，最好兼及理智与感情，超越“谁不说俺家乡好”，拒绝片面的褒扬与贬抑，在自信与自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对于乡土的记忆与认知，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这与早年教育及日常经验有直接关联。十年前，我应邀为《南方日报》组织的“广东历史文化行”作序，谈及“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③参见陈平原《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作为序言，收入杨兴锋主编《广东历史文化行》，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去年我撰写《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④参见陈平原《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2016年7月12日《潮州日报》，收入陈平原、林伦伦、黄挺合著《潮汕文化三人谈》，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12月。，结尾处提及《潮汕读本》的编写计划：“以历史、语言、风俗、民情、文学、艺术为主体，兼及教育课本与文化读物，分小学、中学及成人三种，既要接地气，又得有高度。”如今，这包含小学三册、初中一册的《潮汕文化读本》已经刊行（高中及成人册尚在修订中），在书前的《致同学们》中，有一段话可谓感慨系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困境，某种意义上，教育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解决这些难题。四十年前的中国，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于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其知识与视野大都局限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四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不同。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远在天边的人与事，不再遥不可及；反而是眼皮底下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些蕴含着历史、文化与精神的仪式与习俗，因习焉不察，容易被忽视。因此，所谓的“世界眼光”，必须辅以“本土情怀”，否则，我们的知识及趣味会出现严重的偏差。⑤陈平原：《致同学们》，见《潮汕文化读本》小学各册及初中册，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

今天谈乡土文化，没有百年前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但不等于问题不严重。即便你长居潮汕，家乡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同样不是自然获得。那些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的“乡土”，必须不断提醒与学习，才可能被记忆。

热爱家乡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这一般不会有异议；问题在于，这种乡土情怀，到底该怎样承传、如何发展？这就要说到《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

二、为什么是“潮汕”

江湖上行走，若被问及是哪里人，有多种回答方案：南方人、广东人、潮汕人、潮安人，甚至可以细到哪个镇哪个村。那么，讲授乡土文化，到底是哪个级别的呢？换句话说，你的“家乡”到底有多大，是省、是市、是县、还是村。

编写乡土教科书，首先必须界定“何为乡土”，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只是规定一二年级开设乡土历史、地理、格致三门课，每周各一节课，至于这乡土教材的编写范围，到底是省是府还是县，不做统一规定。这样一来，编写及使用哪一级的教材，其实是大有讲究的。假如你当年在潮汕某学堂教书，选用黄节编《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那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不合适，愿意编潮州府或澄海县的乡土教科书，同样可以接受。

那当年的情况到底怎样？著名学者及诗人刘师培、陈去病、黄节等为江苏、安徽、直隶、江西、广东等省编写的乡土教科书就有15种①上海国学保存会刊行了刘师培编《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1906）、《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1906）、《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1906），《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1906）、《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1906）、《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1906），陈庆林编《江西乡土历史教科书》（1907）、《江西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直隶乡土历史教科书》（1907）、《直隶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湖北乡土历史教科书》（1907）、《湖北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黄晦闻编《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1907）、《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广东乡土格致教科书》（1909）。，因出自名人之手，虽系普及读物，仍然备受关注。即便如此，今日查阅这些教材，也都无法凑齐。至于其他人所编，散佚情况那就更严重了。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大陆及台湾十七家大图书馆所藏教科书目录，其中“小学教材”部分专设“乡土教育”（中学及师范无此课程），仅收录了晚清乡土教科书25种②参见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261-26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其中省一级最多，共19种，府一级的有汤寅臣编《扬州历史教科书》（出版者不详，1908年）、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广州：萃文书报会社，1909年）、翁辉东与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海阳：剑光编书社，1909年）。县一级的则是马钟琇纂修《东安乡土地理教科书》（天津大公报馆，1907年）、马锡纯编《泰州乡土历史教科书》（泰州教育会劝学所，1908年）以及旧庐编《常昭乡土历史教科书》（城南商立学堂，1908年）。如此记载，当然有很多遗漏；比如潮州的乡土教科书，目前能找到的，就还有另外六种。

先说这三种县编乡土教材，都是大有来头的。这里的“东安”，不是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而是清代直隶省东安县，1914年改安次县，现为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居京津之间，位置很重要，单看该书由天津大公报馆印制，就可以明白其中道理。清代的“泰州”属扬州府，1996年“扬泰分设”，泰州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现辖三市三区，2007年增补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常昭”指的是苏州府下面的常熟、昭文二县，清代有分有合；今天的常熟市乃副地级市，由苏州市代管，与潮州一样，是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不过经济比潮州好多了③常熟市2015年人均GDP达到21748美元，为潮州的四倍，但愿后者是藏富于民。。单看这三种县编教材你就明白，敢于撇开省、府两级而另起炉灶的，必定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

回到广东的情况。《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25种晚清乡土教科书，其中广东占了八种——除黄节编历史、地理、格致三种教科书外，再就是黄佛颐编《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广州：时中学校，1906年），岑锡祥、黄培堃编《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广州：粤东编译公司，1909年），蔡铸编《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广州：粤东编译公司，1909年），以及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翁辉东与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这里有偶然性，受这十七大图书馆收藏的限制，如刘师培的《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与《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就没有列入；潮州只列一种，也远远不够。暂时以此“总目”为例，假设晚清编写乡土教科书，广东一省最为积极。

若以府为单位，则潮州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都很可能独占鳌头。因得到诸多学者的热忱帮助①在查阅及复制这些教科书时，我得到了韩山师范学院黄挺教授、林伦伦教授、陈俊华教授以及澄海文史专家陈孝彻老师、华东师范大学魏泉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林分份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杜新艳副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栾伟平等人的热忱帮助，特此致谢。，我看到的晚清潮州乡土教科书有以下七种：

（1）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历史教科书》，澄海：景韩学校，1919年10月第十版（初版1909年？）；

（2）蔡鹏云编：《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澄海：景韩学堂，1909年；

（3）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地理教科书》，澄海：景韩学堂（上海萃英书局印刷），1910年二月第四版（初版1909年？）；

（4）郑鬯亮编：《（最新）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揭阳：邢万顺书局，1909年（？）；

（5）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海阳：创光编书社，1909年初版；

（6）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海阳：创光编书社，1909年初版，次年二月第三版；

（7）林宴琼编：《潮州乡土格致教科书》，汕头：中华新报馆，1910年。

晚清广东辖有九府四直隶州，府州这一级所编乡土教科书（不含乡土志），目前知道的，除了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萧启冈与杨家鼐编《学部审定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启新书局，1910年），再就是潮州这七种了。随着考求深入，广府及嘉应的乡土教科书或许会增加，但大的格局不会改变。

那么，晚清潮州人为何热心编写乡土教科书呢？在我看来，理由很简单：第一，非主流；第二，有文化。这其实牵涉广东省内广府、潮州与客家这三大民系（或曰三个方言区）各自的自我定位。广府占主流地位，不管谁来编广东的“乡土历史”或“乡土地理”教科书，都必定以广府文化为中心。而比起嘉应州来，历史悠久且辖有九县的潮州府，当然更有资格编写自认为合适的乡土教科书了。除了教学需要、商业计较，这里还包含某种文化上的独立、自尊与自信。

这就说到今天编乡土教材，为何选择“潮汕文化”，而不是“岭南文化”或“潮州文化”，作为基本框架。今天的潮汕四市，略小于晚清的潮州府（原本九县中的丰顺、大埔，现归梅州市管辖），但基本风貌仍在。而今天作为行政区划的“潮州市”，虽拥有“府城”的历史与光荣，但代表不了整个大潮汕。若以此为名，就像晚清的澄海县编教科书一样，会有难以克服的局限。蔡鹏云所编三书中，“格致”大致妥帖，因潮汕各地物产，本就大同小异；“地理”仅限澄海，已经有点画地为牢了；问题最大的是“历史”，因“本书由《广东通志》潮府志澄海志搜摘纂录，间及正史，并采取近事”②蔡鹏云：《澄海乡土历史教科书·编辑例言》，《（最新）澄海乡土历史教科书》，澄海：景韩学校，1919年10月第十版。，故刻意回避了韩愈治潮，显然眼界过于狭隘。

编乡土教材，范围太小，施展不开；范围太大呢，则很容易纠缠不清，且矛盾重重。不妨以“岭南文化”为例。考虑到地域文化与行政区划错综复杂的关系，今天讲“岭南文化”，其实很憋屈——既甩开了广西与海南，又不好妄谈香港和澳门，只能在广东省所辖范围做文章。而且，广东省内三大民系，你还得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于是，评选“岭南文化十大名片”，粤菜、粤剧、广东音乐、广东骑楼、黄埔军校旧址、端砚、开平碉楼、广交会、孙中山、六祖惠能，基本上都是珠三角的人物与故事③六祖惠能有点复杂，幼随父流放岭南新州，即今粤西云浮市新兴县，父亡随母移居南海。，为了表示公平，再添上“潮州功夫茶”和“客家围龙屋”。明眼人一看，后两者显然属于“政策性照顾”。不是抱怨如此评选不公，而是感叹谈“文化”而局限于现有的行政区划，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只能是全力以赴堵漏洞，很难有精彩的表现。

去年8月，我应邀在广州289艺术PARK开园暨“新时代视野中的岭南文化”活动演讲，题为《岭南文化如何自我更新》，最后归结为以下三句话：第一，必须意识到，不管是教育还是文化，国际化与本土性，二者应并行不悖；即便做不到相互扶持，也别互相拆台。第二，理工科注重国际化，人文及社科对本土性有更明确的追求。政府倾向于发展科技，故国际化优先；而具远见卓识的民间人士，有义务经营好不断更新的“乡土文化”。第三，“上天入地求创新，雅俗并进图发展”。所谓“上天”，就是国际化——至少也是全国视野，不满足于华南称霸；所谓“入地”，就是努力接地气，关注自己脚下“这一方水土”所蕴含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风土民情，尤其是方言文化①参见《289艺术PARK陈平原对话熊育群：岭南文化要“雅俗并进”》（李培），2016年8月21日《南方日报》。。

在我看来，广东三大民系各有特色，全都不可低估，也都无法互相取代。若你想编写乡土文化教科书，最佳状态是行政区与方言区重合。这也是我为何认定“岭南文化读本”很难编好，而《潮汕文化读本》以及《客家文化读本》、《广府文化读本》则大有可为的缘故。

三、乡土、儿童与文章

借鉴晚清乡土教科书编写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完全有可能更好地重建潮汕人的“乡土记忆”，进而达成因“爱乡”而“爱国”，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只是今人编写《潮汕文化读本》，不可能再像晚清那样，将乡土教育集中在小学一二年级，而必须拉长战线。之所以设计小学三册、初中一册、高中及成人一册，目的是由浅入深，依次递进，符合学习规律。此外，晚清学堂章程规定，乡土教科书分历史、地理与格致（物产）三种，本意是兼及时间与空间、人事与自然、物产与习俗；可分科太细，必定重床叠屋，既浪费课时，也很难编好。三科合一，以文本为中心，不求体系完整，但求片断精彩，这样，更适合于教学。

另外，今天的乡土教材，并非国家规定的必修课，要想在课堂上真正站稳脚跟，就必须有“统编教材”所不可及处。回过头来，总结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的特点，比较得意的有以下三点：第一，乡土气息；第二，儿童趣味；第三，文章魅力。

先说“乡土气息”。中国史视野中的往圣先贤，与潮州乡土志上的英雄豪杰，不是一个概念。之所以编乡土教科书，就是希望“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让学生们见贤思齐。中国通史不必谈论明嘉靖壬辰科状元林大钦（1511-1545），而潮州乡土教材则不能漏了他。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三册第六课《林大钦讲学》（有图）：“林大钦，少聪颖异俦。嘉靖登殿撰，官词垣三年，乞养归。结庐宝云岩，与乡弟子讲贯六经，究性命之学。时人称东莆先生。”而我们编《潮汕文化读本》小学三、四年级的第三课《林大钦对对子》，相对要有趣得多。

更理想的例子是各地物产介绍。林宴琼编《潮州乡土格致教科书》编目有点杂乱，可课文有趣，以第三十三课《鲢、鳙》为例：

鲢（《本草》）一作鱮鱼，俗呼鳞鱼，大头细鳞，背青腹白，形扁。又，鳙（郭璞云）形似鲢，而色黑，其头最大，俗呼大头松。鳞之美味在腹，而松之美味在头。②林宴琼编：《潮州乡土格致教科书》第22页上，潮阳：端本学堂，1909年。该书《编辑大意》称：“是册多采郡邑志书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是册考据多以古籍为宗，课中皆旁注而标所自出”。

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内页署“澄海乡土物产教科书”。第一册前三课教鸡、鹅、鸭，最后三课则是孔雀、犬、猫，这不算稀奇。有趣的是第二册，一半以上篇幅讲河鲜与海产，如河豚、石首、鲨鱼、墨鱼、虾蟹、龟鳖鲎、蚶、薄壳、日月蚝、九孔螺、田螺等。要说对于海产品的了解，潮州府中，海阳（潮安）不及澄海，大埔、丰顺更不要说了。至于同属广东的嘉应州，或省外的云南、贵州等，更很可能不知“龟鳖鲎”为何物。全国各地的谚语、俗语、歇后语，有的可意会，如闽台流行的“金厝边，银乡里”、“秀才人情纸一张”、“好马不食回头草”，北方人也能看得懂；但有的则需要生活经验，如潮汕人喜欢说的“龟笑鳖无毛，蟹笑蛴无膏”，不是生活在沿海，很难准确领会。

不满足于静止地介绍当地物产，《潮汕文化读本》一、二年级第十三课《南风去了东风来》以及第十七课《雨落落》，借助童谣的吟唱，带出诸多海鲜与河鲜的介绍，除了兼及图像与声音（拜科技进步所赐），还有文化百科、活动天地等，对于儿童来说，既新鲜，又有趣，相信教学效果会很好。

编写乡土教材，必须借鉴先贤所撰各种地方文献。但教科书的特点，决定了其不以专深见长，而更注重儿童的认知水平与接受能力。《奏定学务纲要》再三叮嘱：“盖视此学堂之程度，以为教科书之浅深；又视此学堂之年限，以为教科书之多少，其书自然恰适于用。”①《奏定学务纲要》，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2页。也就是说，学问大小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是否体现儿童趣味。晚清编写乡土教科书，体例上都遵循《学堂章程》的规定，如小学一、二年级共四册，每册十八课，每课150字以内，文字尽量浅显，且配以插图等；最后，还可能提供教学参考书。可何为“浅显”，不同人体会不一样；没有教过书的，往往忽略了儿童的接受特点。请看刘师培编《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上古时代江苏之情况”：

上古之时，江苏省地，属于苗族。有共工氏者，苗族之酋长，立国江淮间。其国南境，盖达江南。自伏羲、女娲以来，时与中国战争，以颛顼、帝嚳二朝为尤盛。中国之所以不能通江南者，以共工氏阻其间也。历尧、舜、禹三朝，共工之余裔，悉为中国所平。是为江南省入中国之始，然其地仍为夷民所居。《禹贡》有岛夷，商有鬋发文身之国，而商末之时，犹有荆蛮。盖自昔日江苏土著之民，与汉族不同者也。②刘师培编《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见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上册第508页，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12月。

这还不算，为了落实《编辑大意》“凡课中事实，皆可考见，讲师由此可以得教授之法”的承诺，作者还在《江苏乡土历史教科参考书》这一课上，加了五个注，单是提及“共工”一句，就引了《国语》、《左传》《淮南子》《楚辞》《史记》《逸周书》《书经》等③刘师培编《江苏乡土历史教科参考书》第一册第一课，见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上册第514-515页。。那是因为，此前一年他刚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和《中国地理教科书》，博学多闻、驾轻就熟的刘师培，编写小学教科书时，依旧驰骋才华。而这样的教科书，虽很好看，但无法教。

教科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不脱离学生的学习、思考及接受能力。在这方面，晚清潮州的七种乡土教材全部出自教师之手：蔡鹏云是澄海景韩学堂的教习，后任该校校长；翁辉东、黄人雄是汕头同文学堂师范毕业生（见书后海阳县令签署的版权保护令），编书那两年在海阳县东凤育才小学堂、龙溪肇敏小学堂任教；林宴琼是潮阳端本学堂校长；郑鬯亮则是汕头正英学堂毕业生，编书时任该校教习。④参见林英仪《笃学力行，发扬潜幽——记潮州文史专家翁辉东》，《潮州文史资料》第27辑，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2007年；陈孝彻《蔡鹏云其人其事》，《汕头特区晚报》2008年4月13日；潮阳县知县崔炳炎为林宴琼编《潮州乡土格致教科书》作序，开篇即称“潮阳端本学堂校长林宴琼”；至于郑鬯亮的身世，见《翻刻地图澄海商埠审判厅案》，汪庆棋编、李启成点校《各省审判厅判牍》第2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就难怪诸人编写的教材比较贴合学生的水平及趣味。比如，同样讲沿革，翁辉东等《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只有两句话（附“历史统系图”）：

潮地唐虞时属南交，周始名海阳。秦汉置县，名曰揭阳，属南海郡。⑤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4页下，海阳：剑光编书社/庵埠肇敏两等小学堂，1909年。

紧接着，第二课讲晋至隋，第三课说唐至明，第四课则明成化到当下，也都以几句话概括。如此教学内容，比刘师培编《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简单多了。可即便如此，这种“从头说起”的历史课（不管是中国史还是地方史），其实与儿童趣味格格不入。单是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古人名字，就会把孩子们吓跑的。

有感于此，这回《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采取了专家学者与一线教师相结合的办法，兼及理论与实践，选择阶梯性的知识传授方式，第一册童谣，第二册故事，第三册古诗，第四册（初中）散文，第五册（高中）论文，让有关潮汕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知识都隐藏在众多有趣的诗文中，经过多年讲习，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最后说说文章魅力。这其实是借鉴语文教材的编写经验——首先是好文章，而后才是知识与立场。一般认为，乡土教科书只是介绍相关知识，文章好坏不必太计较。如翁辉东等《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十三课《韩愈善政一》（有图）：

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守潮。始设乡校，延赵德为师，文风渐盛。并创筑南北堤，为一方保障。①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13页下。

第十四课《韩愈善政二》：

潮城东北意溪中，有鳄鱼，为潮民害。韩愈投以猪羊，为文驱之，鱼忽去，民害始除。②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14页下。

文字浅白，意思也没错，可就是文章不美——这可有点对不起韩愈这位大文豪。以潮汕的历史传统及文化水准，无论讨论什么话题，完全可以找到雅俗共赏的好文章。

过去只求把事情讲清楚，现在需要考虑逻辑推进以及文章美感。以韩愈对于潮州的重要性，三五句话是说不清的。《潮汕文化读本》起码有五篇课文牵涉到这位大人物——小学三四年级第一、二课《韩愈祭鳄鱼》《留衣亭：韩愈与大颠和尚的故事》属于讲故事，小学五六年级第四课《谒韩祠》（清人吴兴祚）、第六课《韩山》（宋人刘允）则是古诗，再加上初中册第二十二课《古祠不老，文德永辉——潮州韩文公祠》（今人曾楚楠），如此步步推进，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兼及韩愈业绩（知识）与后人追怀（文辞）。

引入文体的观念，注重文章的趣味，兼及声音与图像，这其实是吸纳语文课教学的特点。“乡土”不仅是话题、是材料、是知识、是情怀，同时也应该是好文章。二十多年前，为《漫说文化》撰序时，我提及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目的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在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③陈平原：《漫说“漫说文化”》，《北京日报》1992年11月18日；收入《漫说文化》（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在乡土教材的编写及教学中，这种打通古今、兼及雅俗、既日常又好玩的“文化”，更有可能、也更应该得到充分的落实。

四、记得刘师培、潘光旦的叩问

我之关注乡土文化教育，有学理的思考，有历史的探究，也有现实的刺激。那天读现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1899-1967）的《说乡土教育》（1946），真的出了一身冷汗：

近代教育下的青年，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不难取得一知半解，而对于大学青年，对于这全部历史环境里的某些部分，可能还了解得相当详细，前途如果成一个专家的话，他可能知道得比谁都彻底。但我们如果问他，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自己又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来历如何，他的高祖父母以至于母党的前辈，是些甚么人，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后来有些甚么重要的变迁，出过甚么重要的人才，对一省一国有过甚么文化上的贡献，本乡的地形地质如何，山川的脉络如何，有何名胜古迹，有何特别的自然和人工的产物——他可以瞠目不知所对。我曾经向不少的青年提出过这一类的问题，真正答复得有些要领的可以说十无一二，这不是很奇特么？④潘光旦：《说乡土教育》，《政学罪言》第63-64页，上海：观察社，1948年。

其实，再往前推四十年，近代中国大学问家、思想家刘师培（1884－1919）在《编辑乡土志序例》（1906）中，已有类似的感叹：

今也教民之法，略于近而详于远，侈陈瀛海之大，博通重译之文，而钓游之地，桑梓之乡，则思古之情未发，怀旧之念未抒，殆古人所谓数典忘祖者矣。①刘光汉：《编辑乡土志序例》，《国粹学报》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期，1906年10月至1907年1月。此处引文见《刘申叔遗书》下册第158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半个多世纪乃至一个世纪前的这两段话，今天读来，依旧如芒在背。离乡多年，你我还记得湘子桥头的“二只牛一只溜”、笔架山下的宋窑遗址，或者凤凰塔塔尖那3米高的铁葫芦吗？

夜深人静，打开百年前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第三课：“吾潮土壤肥饶，人民富庶，海岸延长，岛屿环列，诚可爱之土地也。”②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第一册第2页上，海阳：剑光编书社/庵埠肇敏两等小学堂，1909年。不禁会心一笑，是的，谁不说俺家乡好！读到描述潮州位置的第四、五课：“潮城在北纬二十三度三十一分，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五十七分”；“居广东省城东北，相距一千六十里；北京之南，相距七千二百里。”③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第一册第2页下、第3页上。猛然涌上心头的，竟然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潮汕文化读本·致同学们》开篇这段话，虽略嫌煽情，却是道出了乡土文化教育的真谛：

也许有一天，你会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求学、工作乃至定居，夜深人静，回想曾经生活过的潮汕——那些日渐远逝的乡音、人物与食品，说不定你会泪流满面。当然，你也可能长居潮汕，但千万别以为这么一来，家乡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你就了如指掌。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并非自然习得，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关怀与记忆。

有感于高考压力山大、教材日趋一统、城市迅速扩张、科技泯灭距离、年轻一代的“空间感”被极度扭曲，而“寂寞的家乡”也正日渐消亡，你我不妨剑及履及，就从发掘、传播、表彰我们理应熟悉的“乡土文化”做起。

（2017年3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Compilation and Teaching of Local Textbooks——onChaoshan Culture Reader

CHEN Ping-y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textbooks and the education history of local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reviewed and analyzed.It is found that at that time fortifying local education is considered as the best way to enhance Chinese patriotism;there⁃for,many scholars actively compiled local culture textbooks and used them in class in schools,espe⁃cially the literati in Chaoshan area who played a leading role.This movement is still significant to⁃day and worth learning from.My experience of compilingChaoshan Culture Readershows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ulture textbooks must reconstruct“local memories”so as to achieve the aims of“loving one’s country”as the result of“loving one’s hometown”and protecting“cultural diversity”.In order to achieve it,three aspects should be noted while local culture textbooks are compiled:they should be unique and locally;they should be interesting and suitable for children’s learning;they should be readable,contain good verses and charming essays.

local textbooks；compilation and teaching；cultural transmission；loving hometown and country；Chaoshan Culture Reader

G 423.3

A

1007-6883（2017）04-0001-09

2017-03-14

陈平原（1954-），男，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黄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