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韩江中上游蛋民探析
——以兴宁旧志为中心

刘正刚，徐玉玲

（暨南大学 古籍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明清韩江中上游蛋民探析
——以兴宁旧志为中心

刘正刚，徐玉玲

（暨南大学 古籍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至少自宋代开始，客家地区蛋民就引起官府关注，明代兴宁蛋民被官府纳入河伯所管理，并仿陆地里甲制设蛋长进行管理。作为编户齐民的蛋民要承担官府规定的赋役，但由于蛋长、客商等欺压，蛋民不断流徙而造成蛋船减少，地方官又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保护。流徙蛋民一部分可能上岸，位于河岸旁的蛋家宫即是例证。

明清；兴宁；蛋民；方志

明初广东独立设省，朝廷对广东社会控制加强。生活在岭南水乡、以舟居为生的蛋民也进入官府视界。位于韩江支流梅江的兴宁县属内陆山区，但明清《兴宁县志》始终将山瑶和水蛋联在一起。陈春声教授指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瑶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编户齐民。但他讨论蜑人身份转变的时间仅限于明代。[1]31-45本文在其基础上，以兴宁旧志为依据，进一步讨论蛋民身份转变的动态过程。

明清《兴宁县志》流传至今尚有8部，分别为正德十三年、嘉靖三十一年、崇祯十年、康熙二十年、乾隆四年、嘉庆十六年、咸丰六年和光绪八年，前七部方志均收有蛋民信息，光绪版为图考。不同版本《兴宁县志》对蛋民写法不同，正德用“蜑”，嘉靖以后一律改为“蛋”，基本不用“疍”字。本文试图透过这些零散信息，尽可能描述蛋民生活的变化过程。文中除引用史料外，行文一律以“蛋民”表述。

一、役于官与蛋民的编户齐民

客家地区的蛋民，至少在宋代已引起士人关注，光绪《嘉应州志》卷17《祠祀》收录编者温仲和的按语对此有所说明：

王象之，南宋人，其所著《舆地纪胜》“梅州景物上”已有蛋家。注云：蛋家即江淮所谓鱼蛮子也。又《州志》：颜槦，开禧间，任梅州知州，祀名宦。本传云：赣贼陈三枪率众迫梅城四十二日，槦合蛋船布水阵，攒矢射之，则梅之有蛋家已在宋以前。

可见，至少在宋代嘉应州蛋民已接受官府调遣，说明其具有一定势力。唐宋以来，蛋民已逐渐被官府纳入承担役的管理中，宋人黄震《黄氏日钞》卷67《读文集》记载：“蜑乃海上水居之蛮，其种有三：渔蜑取鱼，蚝蜑取蚝，木蜑伐山，皆坐死短蓬间，生食海物。其生如浮，而各以疆界役于官。”又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蜑蛮》记载：“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渔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凡蜑极贫，衣皆鹑结……然蜑之浮生似若浩荡，莫能驯者。然亦各有统属，各有界分，各有役于官”。可见，蛋民在宋代分为渔蛋、蚝蛋和木蛋，他们均“役于官”。换句话说，他们都已接受官府管理，具体时间则不详。

清初顾炎武明确说蛋户“自唐以来，计丁输课于官”，明初设专门机构管理蛋民，“洪武初，编户立里长，属河泊所，岁收渔课”。广东蛋民分布在“东莞、增城、新会、香山，以致惠潮尤多”。蛋民受蛋长管理，“《惠州志》：蛋长，又称蛋家里长”。里长是明代里甲制产物，管理陆居人口，蛋长则管理水居者。顾炎武专门论述兴宁蛋民：“其籍则系河泊所，在兴宁者则编属县下六都，立其中甲、首甲以领矣。然课额犹称河泊焉。曰蛋民，乃水居者也。只船支桨，衣不盖肤，计舟纳课，又且代貱逃亡者。彼蛋长每征课料，则通同旅人称债主，计日行利，每钱一文，明日二文，又明日四文，虽至百文，犹不能已。于是每每为盗，推厥原由，旅人、里长罪之魁也。嘉靖中知府李玘已设法严禁。”[2]顾氏所言的《惠州志》为嘉靖二十一年《惠州府志》卷12《外传·蛋》，[3]蛋长负责征收蛋民课料，在此过程中与“旅人”合伙放债，导致本已贫穷的蛋民被迫为盗。嘉靖十七年出任惠州知府的李玘下令严禁。从描述可知，广东蛋民尽管被纳入官府管理，但仍水居。有明一代，兴宁县属惠州府管辖，从此可知，兴宁蛋民在明清备受世人瞩目。

现存最早记载蛋民的《兴宁县志》是正德时出任兴宁知县的著名文人和书法家祝允明所修，他在该志卷1《乡都》中记载说：

县自洪武己酉复立，凡四十余都。既而江西安远贼周三官作乱，攻破县治，居民窜徙。继以大兵平荡，炊汲殆尽，仅存户二十余，编为二图，寄附于长乐。及知县夏则中招携流亡，民虽欲集，而病官田税重，莫肯承籍。则中请以官田减同民产宅赋，从之。分民耕业。稍缀贯为区五，曰一都，曰二图，曰四都，曰五都，曰六都。后渐垦辟，复于一都内析置三图，六都析其羸，益以徭人、蜑人之有税者置为二图，遂为编户七里，以迄于今。而称旧一都之二图为上六都，旧六都为下六都。

兴宁县于洪武二年己酉（1369）复设时仅有40多个都，洪武二十二年江西周三官作乱，攻入兴宁县城，百姓纷纷逃难，战后仅存20余户，只好编为二图，暂时寄附在长乐县。都、图是明代里甲制中的行政建制单位，相当于里，是一级而非多级建制。[4]战乱平定后，兴宁知县夏则中召集流亡，重新调整乡村建置，将瑶人、蛋人纳税者归入人少的六都，蛋民属下六都。正德《兴宁县志》卷4《杂记》对此记载：

蜑人者，舟居水宿，网捕为生，语音与土人稍异。国初立河泊所辖之，岁纳鱼课米、鱼油、翎鳔等料。正统间，朱令奏革河泊，蜑民归并下六都立籍，凡三十八户，船三十八。每船纳鱼课米四石余，仍立其少□小甲以领之。（今征赋中犹称鱼课米也）。

这里明确说蛋民被归入下六都，且有具体户数、鱼课米数，由专门“小甲”管理，每户一船，居住水上。嘉靖《兴宁县志》卷4《人事部》记载：“国初，置河泊所辖之。正统间，朱令奏革，以其人附贯下六都籍，仍立其中（甲）、首甲以领之。初，每岁纳鱼课米、鱼油、翎鳔等料，既缀籍，凡三十八户，户一船，船纳米四石余，而与料皆折银，今犹以河泊所为额也。”所谓“折银”即将鱼课米折成银两。据正德《兴宁县志》卷2《故迹》记载：“河泊所在水口，洪武辛亥创，正统辛酉朱令孟德奏革”。洪武辛亥即四年（1371），正统辛酉即六年（1441）。

正统年间，废兴宁河泊所在《明英宗实录》中也有记载：“正统十三年六月庚申，革广东琼州府感恩县、惠州府兴宁县二河泊所，蜑户鱼课悉令隶各县带管，从广东布政司奏请也。”[5]所谓蛋民“令隶各县带管”，在兴宁则“归并下六都立籍”。下六都是明初“六都析其羸，益以瑶人、蜑人之有税者，置为二图”而设，正统十三年（1448）将蜑户归并立籍，实际上是明初政策的继续。也正因这个变化，从户籍制度看，兴宁的“蜑人”在15世纪中叶已经全部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了。[1]41乾隆《兴宁县志》卷1《疆舆志》对建置记载更清晰：“后渐垦辟，复于一都内拆为二图、三图，六都析其羸，益以徭蛋之有税者，置为七图，遂为编户七里。今名六都曰上六都，七图为下六都。”即蛋民被纳入乡村管理的都图之中。

另据乾隆《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记载该州蛋民分布时说：“厢都者，明制也。附郭为厢，野居为都，厘为里图，图有十里，厢都统之，原程乡之为厢者三。今因之，曰东厢，编户一图（图有十里），曰西厢编户一图（图有十里），曰南厢编户一图（图有十里，蛋人舟居捕鱼为业，供纳鱼课者也）。”南厢一图也因蛋民被纳入管制而设置乡村。

二、赋役沉重与蛋民流徙或上岸

蛋民作为编户齐民，要承担国家赋役，向官府缴纳鱼课米。上文顾炎武的话语显示，嘉靖年间，蛋长征收蛋民鱼课米时，往往发放高利贷而导致蛋民倾家荡产，嘉靖三十一年刻本《兴宁县志》卷4《人事部》对之记载更详细：

《岭海舆图》云：蛋户请贷，悍客易舟传食，辱及妻女。按：蛋民水居，河狭而水清，得鱼不易一饱，或质其舟，或质其妻孥，或自鬻其身，流徙殆尽。版籍存鱼课米一百五十八石四斗，岁折银四十九两九钱。又鱼油、翎鳔料价岁折银一十一两三钱，不免取盈于见在者。弘治七年廵按御史吴一贯悯其穷苦，奏请不分本折，每石通征三钱五分。然亦不能起其尫羸，此茕独可哀。而上供之数以不可蠲，破法禁而除之，而责偿于新田之无税者，其在上之人乎？

《岭海舆图》为嘉靖广东监察御史姚虞著，嘉靖二十一年（1542）湛若水为之作序。蛋民因受到蛋长和悍客压榨而“流徙殆尽”，其鱼课米又转嫁给“见在者”。弘治七年（1494）之前，鱼课米等已改征折色，尽管巡按御史要求对鱼课米和鱼油等征收，“不分本折，每石通征三钱五分”，但蛋民仍无法完成。官府于是将蛋民免除的赋役负担转嫁给陆居“新田之无税者”。这些陆居者有一部分应是蛋民，据嘉靖二十一年《惠州府志》卷12《外传·蛋》记载：“蛋长又称蛋家里长，其种不可考之……今在归善者皆土著，服食与平民类，婚姻亦略与下户相通，但其籍即系河泊所。在兴宁者则编属县下六都，立其中（甲）、首甲以领矣，然课额犹称河泊焉。其额数已见田赋志”。这里的“土著”以及与下户通婚等，似乎表明蛋民户籍仍在河伯所，但事实上已经陆居。

兴宁蛋民因逃亡，其鱼课等税赋转嫁给“见在者”或陆居者，这一模式在嘉靖中叶以后成为地方官府推行的样板之一：

蛋尤艰窘，衣不蔽肤，狭河只艇，得鱼不易一饱。故流徙失业者过半，而课米取盈见在。蛋长复通悍客，举贷即一钱，计日累百，自鬻不已，质辱妻孥。河泊官又时浚削之，欲不激而亡且盗，难矣……夫鱼课本计舟，非田赋比也。无人无舟，课将安出？盐课无征者尝奏豁，以续长灶丁充补矣，不可援比以请乎？税鱼苗商舟，代蛋米之虚，肇庆固行之矣。不然，以其籍，与课隶之县，如兴宁例，则河泊官可裁省也。[6]

蛋民“无人无舟”，则意味着已经脱离了官府的控制。他们留下的鱼课米税额，既可像肇庆那样转嫁给“商舟”，也可以像兴宁县转移到刚开垦而尚未升科纳税的“新田”中。这暗示嘉靖中叶以来，随着蛋民不断向“土著”的转变，他们原先的鱼课米仍在田赋中保留。清初顺治十四年颁布《赋役全书》中，兴宁蛋民输纳的鱼油料银一十六两七钱四分三厘，即为明万历四十八年的数额。乾隆元年兴宁赋役尚有“鱼油料”的名目。[7]

从嘉靖三十一年《兴宁县志》卷3《地理部下》中可以看出，蛋民需缴纳的赋役以鱼课米和鱼油翎鳔料为主，而且在弘治七年之前以缴纳实物为主，之后则折银征收。所谓“鱼油翎鳔”，乾隆《兴宁县志》卷3《赋役志》对之解释说：

明初令河泊所岁办鹅翎鱼鳔，后鹅翎折熟铁，鱼鳔折鱼线胶，又折黄麻。兴宁鱼线胶九十六斤一十三两六分（每斤折银八分），熟铁三十一斤三两（每斤折银二分），黄麻九十六斤一十三两六分（每斤折银三分三厘），通共水脚银四两零四分九厘五毫，蛋民办纳，遇闰加银二两七钱一分零。

可见，鱼油翎鳔均为水产品，但实际征收时又会折成熟铁、黄麻等。鱼课米征收后充作军饷，乾隆《兴宁县志》卷3《赋役志》记载，鱼课米“征解布政司充军饷。兴宁额有征米一百五十八石四斗八升，折银四十九两九钱零，闰加银四两零七分零”。

蛋人不仅要承担鱼课等赋税，还要服役。成化年间，兴宁知县侯爵任内政绩之一就是免蛋人之役，嘉靖《兴宁县志》卷4《人事部》记载如下：

侯爵，字钦爵，浙江乐清人。成化十六年庚子以太学生任，不挈家室，廉勤为政，民怀吏畏，多所创造，具见诸条。越三岁，言于上官，恳求致政，郡守、都宪藩臬固留，乃止。益作兴士类，修营学宫，免蛋民之役，招徭獞以安其业。又二年卒，百姓感泣，今祀于名宦。

兴宁百姓将死去的侯爵放入名宦祠进行祭拜，是因为他“免蛋民之役”等政绩。这些服役的蛋民也被纳入官府管理中。晚明兴宁蛋民为躲避徭役而不断流离，也有可能上岸耕种，由此造成蛋民数量急剧下降，此在崇祯《兴宁县志》卷6《杂记·蛋》中有记载：

国初置河泊所辖之。正统间，知县朱孟德奏革，以其人附贯下六都籍，每岁纳鱼课米若干。蛋民惫甚，后除派于各里甲。旧有船四百余只，与民船同。后为管官总甲横骗，各徙别地。今仅存四十只。崇祯九年，幸遇邑令刘熙祚恤之，那匀三股均分，民二蛋一，答应遇闰亦如数均派，蛋民始免死徙之患矣。

可见，蛋船减少是因赋役太重，又受总甲欺压，故不得不逃离别地谋生。崇祯年间知县刘熙祚对蛋船与民船三股均分的内容，在崇祯《兴宁县志》卷2《政纪》中有说明：

河泊所在县南水口，……旧有船四百余只，与民船并置，后为管船总甲横骗，凡本县答应一概取之。蛋船即是月无差，而贴差之银不免焉。蛋民遂各觅别地全生。此今之蛋船所以只余四十只也。崇祯九年知县刘熙祚恤之，将每岁十二个月那匀三股均分，民二股，蛋一股，当堂阄定，以二、五、八、十一月四个月蛋船当差，正、四、七、三、六、九、十月、十二月共八个月民船当差。如遇闰月，亦照三分，均当立有成案，庶苦乐稍均，而蛋民不生硕鼠之歌矣。

这段史料在康熙《兴宁县志》卷2《规制志》和乾隆《兴宁县志》卷2《建置志》中也几乎被原样抄录。刘熙祚可能是根据蛋船数量，将蛋船和民船当差进行明确划分，蛋船承担4个月差，民船承担8个月差。所谓当差是指用船只运送各类公务之事。清初官府又对当差实行新举措，设立20只船当差。康熙《兴宁县志》卷2《规制志》记载如下：

按蛋船、民船三股当差尚矣，延至明末，军与民船星散，每遇需船，沿河封捉，加以胥后总甲卖放隐漏，而从前良法殆不可问矣。康熙十八年知县王纶部稔悉诸弊，遂设船二十只，编号轮流，其水手之各保，免其本身烟役，其工食于船差例内，照塘船支给。如遇大差，另为雇觅，例送程乡交卸，因而有奉差之欲速者乘流直下，有奉差之不肖者于程折乾，强勒下潮，不惟牲还濡迟，应接不继，或从而封捉之，以至久假不归。十九年八月，申详道府严行申饬，仍给水手信牌，不待蛋船、民船无前弊之累，而休养民力之意亦寓是矣，然此特为近日军兴旁午，差役如织，因时补救计耳，将来经费有常，驿传画一，此等又当一切报罢也。

康熙十八年的新举措，可能因在此前后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有关，因而出现“差役如织”现象。这个举措仅应是权宜之计，但也导致蛋船数量急剧减少，康熙《兴宁县志》卷6《人物志·蛋》记载说：蛋船“崇祯仅存四十余只。康熙十八年查点蛋船仅十余只。盖兵役以来，暂暂散处村乡，不复以舟楫为业矣”。这里明确说，蛋民因兵役而散处村乡，即上岸陆居。据此，兴宁蛋民减少与其上岸有密切关联。又乾隆《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记载嘉应州蛋民“鱼课”时说：

明洪武时，遣校尉于各产鱼之处点视，遂以所点，额设课米。十四年设程乡河泊所，以榷鱼利，籍蛋户为南厢一图，有里甲以供鱼课。宣德间，定米二百石七斗七升。蛋户者仆、麦、苏、吴、李五姓，世舟居，性情音语别为一种，土人贱之，彼□自贱，不列于齐民。操鱼船施网罟取鱼，岁输鱼课。初分课米一百五十六石四斗，船料米四十四石三斗，后办纳不敷，改折征每米一石，其半纳本色，半折银二钱五分。弘治七年御史吴一贯奏准每石不分本折，通征银三钱五分，蛋户甚便之，计折银七十两零。嘉靖十一年裁革河泊所，其折银归县带征，而蛋户人贱且蠢，势豪往往鱼肉之，则投诸大家求庇，各里大家乃以秋夏税粮寄南厢，日久弊生，所寄粮悉蛋人完纳，于是蛋人受代貱之累。本朝康熙十年知县王仕云清还大家粮，而蛋户止办鱼课。

方志编者对蛋民的描述，明显带有轻蔑心态，蛋民“不列于齐民”，与“世舟居”有关。实际上，“籍蛋户为南厢一图，有里甲以供鱼课”，以及各朝代具体的鱼课数，则显示已经编入齐民行列。蛋民尽管受到“势豪”的欺辱，但又主动寻求势豪的庇护，以致势豪又将秋夏税粮寄在蛋人名下，最终出现“蛋人受代貱之累”的现象。

蛋民因躲避赋役而四散逃窜，到明末崇祯时兴宁县的蛋船只剩下40余只，康熙十八年则只有10余只。康熙二十年后，随着王朝对台湾的统一和对“三藩之乱”的平定，清王朝逐渐向盛世迈进，此时蛋民又回到兴宁重操旧业，雍正七年取得上岸居住的法律保障后，与陆地居民成为一体。乾隆《兴宁县志》卷7《人物志》记载：

旧有船四百余只，与民船同。崇祯初，仅存四十余只。康熙十八年，查点蛋船仅十余只。盖兵役以来，各徙别地，逃窜躲差。康熙二十年后始复旧业。雍正七年，奉旨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民一体编甲，以便稽查。

从上述分析可知，一船即是一户。也就是说，兴宁蛋民纳入官府管理，一开始有400余户，到崇祯时为40余户，到清初康熙时仅有10余户。至于康熙二十年之后复旧业蛋民有多少，史料没有明说。但雍正七年的上岸政策会促使更多蛋民上岸定居。

三、蛋家宫与蛋民的水陆兼居

蛋民以蛇为神明加以祭拜，明代已经成为士人的共识，万历刻本魏濬著《西事珥》卷8记载：“蜑人所祀神宫皆画蛇像，相传以为蛇种。”明末广东士人邝露在《赤雅》卷1中也说：“蜑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康熙二年刻本吴淇《粤风续九》中“蛋歌”序云：“蛋有三：蚝蛋、木蛋、鱼蛋。寓浔江者乃鱼蛋，未详所始。或曰蛇种，故祀蛇于神宫也。”浔江位于今广西境内，属珠江水系西江支流。

兴宁蛋民也祭蛇，其神宫名蛋家宫，正德《兴宁县志》卷2《坛庙》记载：“蜑家宫在城南五里许”。嘉靖《兴宁县志》卷2《地理部上》引“旧志”说：“蛋家宫俗称汉帝庙。”此旧志是否为正德版，不详。因正德版并未注有“汉帝庙”字样。又嘉靖《兴宁县志》卷2《地理部上》说：“至游船渡过，次蛋家宫，俗称汉帝庙”。可见，蛋家宫应建在渡口附近的河岸。晚明兴宁蛋家宫名称不一，崇祯《兴宁县志》卷3《礼记》记载，“汉帝宫在县西六里十二坪，天启乙丑年重建。曾光孔等募买树头坝田种三斗五升；蛋家宫在县南”。康熙《兴宁县志》卷8《杂志》也抄录了此条，但省略了后面的蛋家宫。

蛋民为何要信仰蛇呢？既然是信仰蛇，又为何叫神宫为汉帝庙？对此问题，嘉靖《兴宁县志》卷4《人事部》记载如下：

蛋人者，舟居水宿，网捕为生，语音微异，其来未详。今其所奉蛋家宫，肖神像傍为蛇。每年五月五日享神，而载之竞渡，以为礼。按《集韵》，蛋，蛮属。而《说文》谓南蛮为蛇种，故二字皆从虫，亦有以也。其称神云“明山汉帝有感大王”，不省何说，大帅荒猥耳。

蛋家宫“肖神像傍为蛇”，又称“明山汉帝有感大王”。但五月初五日蛋民竞渡享神，又与古代楚国流行祭祀屈原同日，而屈原投江与民间祭祀竞渡，均与船有极大关联。古代岭南属楚国地域，因而士人对蛋民的族属归类不一。嘉靖初有人将蛋民划为“夷狄”，但到嘉靖中叶受到士人质疑：

《吴志》名猺蛋曰夷狄，令人愕然。求其说而不得，此非山戎、氐羌之比，错居中土，衣冠与世同，无复椎结之习。一耕于山，山有粮；一渔于河，河有课。既籍其名于版，子孙数十世势能徙居塞外矣乎？出入同乡井，又能区分限域矣乎？王者无外，听其蝉飞蠕动于穹壤之间，亦齐民矣已，恶得而狄之。[8]

所谓《吴志》当指嘉靖九年（1530）知县吴悌主修《兴宁县志》。该志已佚，但嘉靖三十一年《兴宁县志》卷首收录有吴悌所作之序。崇祯《兴宁县志》卷6《杂记》同样抄录了嘉靖三十一年《兴宁县志》上述史料，说明嘉靖中叶以后士大夫对之前蛋民为“夷狄”说的诟病。

上述分析可知，明嘉靖以后，因蛋民流徙严重，蛋家宫的建立似乎并不多。清代客家地区的汉帝庙分布较广泛，晚清著名士人丘逢甲在《岭云海日楼诗钞》卷11《十九迭韵仍前居粤之感也》记载镇平县也有汉帝庙：

镇山镇海两巍楼（镇山楼在镇平城北桂岭上，亦明建），两镇雄观一览收。蒟酱自来通蜀郡，荔枝原不让闽州。荒村野祭刘岩帝（村落间有汉帝庙，祀汉高祖，或云实刘也），古县遗封史定侯。[9]

镇平的汉帝庙建于何时，不详。但丘逢甲注释说，汉帝庙建在村落间，也即建在陆地。他还将四川与广东联系起来讲述两者间的联系，那么汉帝庙与四川有关吗？清乾隆年间赵翼《陔余丛考》卷35“文昌神”涉及了蛇与汉帝子之关系，且和水有明显关联：

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宛委余编》谓即陷河神张恶子，而引其所著《化书》，谓本黄帝子名挥，始造弦张罗网，因以张为氏。周时为山阴张氏子，以医术事周公，卒，托生于张无忌妻黄氏为遗腹子，《诗》所称“张仲孝友”者也，以直谏为幽王所酖，魂游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压死，蛇即其所化也。寻为汉帝子，曰赵王如意，为吕后所杀，魂散无归。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吕牟即吕后之后身也。母戚夫人亦生于戚，嫁张翁，老无子，相与沥血石臼中，祝曰：“我无子，倘得一动物亦遗体也”。自是感生为蛇。吕令有马，乃吕产后身，蛇辄食之。吕令怒系张夫妇，将杀之，蛇遂扬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今所谓陷河也。以所杀多，谴为卬池龙，受热沙小虫之苦。遇文殊，皈诚脱罪，复生于赵国张禹家，名勋，为清河令。卒，又生为张孝仲，时顺帝之永和间也。[10]

赵翼所云的蛇，显然与水有关，此与岭南民间广泛传说的秦朝德庆龙母颇相似。而龙和蛇在中国文化中属同科。宋代之前，四川与广东的经贸往来已较频繁，尤其是唐代广州海面上的昆仑舶成为由广州至交州远及印度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工具。[11]但岭南蛋民信奉蛇是否与蜀有关则无明证。

晚清温仲和纂《嘉应州志》卷17《祠祀》记载嘉应州的汉帝宫时，对祭祀汉帝又有另一说法，现引述如下：

汉帝宫：一在芹菜洋，后枕大河；一在芹菜洋叶姓屋侧，一在书乡灵坑口，一在周溪汤姓屋侧。仲和谨案：州属汉帝宫不下十余处，或以为祀前汉高祖，既与州地无涉；或以为祀伪汉陈友谅，谓友谅部卒多水军，友谅败，复以渔自活。州之蛋户麦、濮、苏、吴、李，即其部伍，故所至沿岸建友谅祠，此亦附会之语。今州属祀汉帝宫，若非尽蛋户也……

汉帝宫在莲塘约，嘉庆元年建；一在新陂角，一在中心坝，一在莆心约，一在双元约。

汉帝宫，一在小河口东洲坝，一在坝尾社东，两河交会处，一在莲香社东大路上。

汉帝宫，一在溪南中寨乡，明万历年间建；一在溪南下寨乡，明永乐年间建。

汉帝宫在黄竹洋。

从温仲和的描述可知，嘉应州蛋民祭祀汉帝宫的神为南汉高祖。但其与蛇有何关联，仍是一个谜。从“今州属祀汉帝宫，若非尽蛋户”看，蛋民与陆上居民在祭祀时已有相互吸收融合的趋向。嘉应州属15座汉帝宫大多位于水边陆地，又多少与蛋民有密切关联。总体来看，蛋民因祭祀而在水边陆地建蛋家宫，也不排除是上了岸的蛋民模仿陆地居民而建神宫，而这与雍正之后允许蛋民上岸也是吻合的。

结 语

本文在陈春声教授研究明代韩江上游瑶、蛋等族群关系互动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清代，考察兴宁蛋民在编户齐民过程中由水居向陆居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与国家、地方官员、蛋长、悍客、势豪等不同势力有关。国家将蛋民纳入赋役管理系统，蛋长、悍客、势豪等借此对蛋民盘剥层层加码，导致蛋民流徙，而地方官员则居中调和，竭力维护蛋民利益，实际上是维护地方水路的稳定。尽管明代以来蛋民已被王朝逐渐纳入乡村都图进行管理，但他们的水上生活似乎未改变，依然以水为家，只不过多了王朝的赋役负担。自明至清，兴宁蛋民和蛋船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地方社会的变化，一方面是外地人即“悍客”不断到兴宁经商，导致河流控制权的转移，他们和蛋长一起欺压蛋民，导致蛋民流离他所，或上岸农耕；另一方面，官府面对蛋民流徙的现象采取了一定的拯救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蛋民的上岸或流徙，并试图将蛋民的蛋船数量固定化。蛋家宫的建立则意味着蛋民已在陆地祭拜神明，标志着蛋民在明中叶以来逐渐由水居向陆居的转变。

[1]陈春声.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正德兴宁志》所见之明代韩江中上游族群关系[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9册）：广东下·杂蛮[G]//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上海书店，1985：107.

[3]（嘉靖二十一年）惠州府志（卷12）：外传·蛋[G]//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250.

[4]王昊.明代乡、都、图、里及其关系考辨[J].史学集刊，1991（2）：14-17.

[5]明英宗实录（卷167）：正统十三年六月[G].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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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乾隆四年）兴宁县志（卷3）：赋役志[G]//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81.

[8]（嘉靖三十一年）兴宁县志（卷4）：人事部[G]//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138.

[9]（清）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11）：十九迭韵仍前居粤之感也[G]//续修四库全书：第157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09.

[10]（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92.

[11]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G]//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400.

An Analysis of the Tanka in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Hanjiang Riv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Focusing on the Old Chronicles of Xingning

LIU Zheng-gang,XU Yu-l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32）

At least since the Song Dynasty,the Tanka in Hakka area ha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The government incorporated the Xingning Tanka into the Hebo institute and set up Tanka leader that imitated the Li-Jia system to administrate them in the Ming Dynasty.As the household register,the Tanka must bear the taxes and corvee stipulated by the government.Because of bully and oppression from Tanka leaders,travelling merchants and so on,the Tanka drifted about constantly,which led to the decrease their boats.Local officials had to tak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m.Part of the drifting Tanka might go ashore,and the Tanka palace located by the river was an exampl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Xingning；Tanka；local chronicles

K 248

A

1007-6883（2017）04-0049-07

2016-11-22

刘正刚（1965-），男，安徽定远人，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黄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