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主持人语：本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栏向广大读者推荐有关历史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两篇佳作。

中国古都学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三十余年来蓬勃成长的新学科，也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与现代学术相交汇而生成的一株学术奇葩。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历朝历代建立的都城，对于国家治理、疆域巩固、民族融合、文化兴盛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譬如，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而它在历史上的赫赫功业即是与立国之初“定都长安”这一正确决策直接相关。娄敬向高祖的建言：关中“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这充满远见卓识的铿锵言词，至今仿佛犹响在耳畔！刘邦予以采纳，即日驱驾西都长安。此前多年刘邦委任萧何在关中镇守，汉在关中地区统治稳固。不久后，异姓王臧荼、陈豨、英布等叛乱，景帝时同姓王吴楚七国之乱，都是在山东地区发生，汉都长安处在关中，凭借其险要形势控制全国，对稳定大局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由此推而广之，都城对于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影响之大，可以想见；由此也可以推想古都学对于拓展历史研究和促进当今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试论中国古都学当前研究的新态势与有待着力研究的几个重大领域》一文作者朱士光教授从事中国古都学研究已长达30余年。1999年至2011年，他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为学会工作付出很大心力，对于这一学科的理论有诸多宝贵的见解。本文立意高远，贯穿上下，既有理论高度，又提供了大量最新学术信息，围绕“当前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态势”“当前中国古都学应着力研究的几个重大领域”“对当前继续推进古都学发展的几点建议”三大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如作者所作的定位：“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时代文化之浓缩和精髓，也是历史上以至当今特定区域历史文化的核心；同时，古都文化内涵丰富，规格甚高，且空间辐射力与时间穿透力强劲。”文章中有诸多这样的凝聚着作者卓识的论述，读之使人感到启发良多。相信本文的发表，一定能对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引人注目的推动作用。

唐朝初年是我国纪传体“正史”纂修的高峰期，先是大规模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其后又有《晋书》和《南史》《北史》的纂修，在中国史学上堪称成就辉煌。其中《周书》(50卷)主撰者为令狐德棻，他是唐初大规模修史的发起者，于武德四年(621)任起居舍人时，即向高祖建议纂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为高祖采纳，于武德五年诏令修史，当时即任命令狐德棻修《周书》。但因建国伊始，条件并未具备，历数年未见成效而罢。至贞观三年(629)，太宗复敕修五代史，在这一浩大工程中，令狐德棻既主修《周书》，同时又在五代史总监修房玄龄、魏徵之下，负统理协调之职，这使他更有全局眼光，在纂修体例的制定和运用上更有法度匠心。以往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周书》作纵深研究尚有很大空间，张峰副教授所撰《〈周书〉历史编纂学成就简论》一文，以唐初正史纂修为总背景，凸显了历史编纂学的独特视角，对《周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一是令狐德棻与《周书》的编纂。略论了令狐德棻于唐初所上修史之议，唐初史馆提供的有力保障，重点论述他在三人修《周书》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及《周书》的史料来源。二是书写中国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演进趋势。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谈，从时间上《周书》的《文帝本纪》《武帝本纪》和《静帝本纪》三篇文献梳理出了北魏由统一，历经东西魏、北周、北齐的分裂，再到隋的统一这一主要线索和脉络；从空间上记载分布于不同地域的并存政权及主要史事，最后走向一个统一政权的历史。三是寓典志于纪传的编纂特点。唐初“五代史”最初都没有修典志，但是《周书》寓典志于纪传，记载了北周官制建置、州郡变动、经济改革与兵制创设等关涉国家运作的一些典志的基本情况，而这也是《周书》不同于唐初所修其他四史的显著特色之一。以上各项均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给人以有益的启迪，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主持人：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