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话语权的语体分布

解正明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周恩来外交话语权的语体分布

解正明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周恩来外交话语权的语体分布可以从政权意识、主权意识、人权意识等三个方面作系统分析。基于政权意识的外交话语权主要以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为语体。基于主权意识的外交话语权主要以外交声明和外交发言为语体。外交谈话、外交会谈、答记者问、外交致电、外交致信的共同点是外交人员以个人的话语权为基点。不同的外交语体有着不同的交流类型，适应不同的外交场合。

周恩来外交；话语权；语体；交流类型

话语权的通俗释义是说话权，包括说话的资格和说话的权利。福柯《话语的秩序》认为：话语，一方面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思维符号和合乎逻辑的交际工具，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日常斗争中最便捷的工具和最易得的目的，并能直接体现为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笔者认为，有说话的资格不一定等于有说话的权利。譬如，公民有言论自由的资格，但是行使这个权力必须具备一定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条件。

外交话语权的简明释义是在外交活动中或以外交为内容的说话权。当今国际社会的日常政治生活里，权力伦理的主要载体之一是外交话语权。周恩来的外交理念是“和平合作，共同发展”[1]，周恩来在行使外交话语权时，始终遵循这个外交理念。这个外交理念，对当今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界定、功能、获取等方面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外交话语权的研究综述

外交话语权研究，是近十几年来才出现的。学界主要是从国际话语权一般现象、中国外交话语权、国际外交事务话语权等三个方面入手研究的，其中，中国外交话语权是其重点。

国际话语权一般现象研究。主要分析国际话语权的形势、本质、作用、争夺等四个方面。关于国际话语权的形势分析，檀有志认为：“从目前的世界形势看，各种国际组织和政体对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性的较量，日益出现常态化、白热化。”张志洲认为：“最近一些年,话语权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的表征,世界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话语权政治经济。”关于国际话语权的本质分析，陈正良、周婕、李包庚认为：“如今的国际话语权，不但是一个国际组织或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说话的资格和权利,而且也体现说话的有效性与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威力,本质上，是一个国际组织或一个国家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力的体现,深刻反映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关系,是一个国际组织或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有效构成与集中体现。”张焕萍认为：“国际话语权，是国际政治权利关系的一种反映；国际利益的博弈体现为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国际话语权来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的实力、素质与国际传播渠道和能力。”关于国际话语权的作用分析，田军亭认为：“国际话语权，涉及到国家利益与安危,是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与文化软实力传播的重要构成,它能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丰厚的利益,当然也能公开或暗地里扼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政权。”关于争夺国际话语权分析，李包庚认为：“各种各样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战实际上就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熊蕾认为：为什么争外交话语权，向谁争外交话语权？有没有争夺外交话语权的意愿？在哪些问题需要争外交话语权？靠谁来争？这是争夺外交话语权的四个基本问题。

中国外交话语权研究。分为形势分析、战略分析和事务分析等三个方面。关于形势分析，张剑荆认为：“邓小平提倡韬光养晦、不当头。目前，推动重大热点的国际问题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中国外交的新政策,这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逐渐变得更为积极和主动。”陈以定认为：“当代中国的世界话语权的建构，要务是妥善地构建中国外交话语的体系、推进外交话语权的理论研究、拓展外交话语权的平台和创新外交话语权的表达方式。”郑永年认为：“目前中国外交的重大使命是，如何构建起一个得到国际社会全面认可的政治价值体系,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外交政策的系统的国际话语权。”关于战略分析，王义桅认为：“中国发展路线(即‘中国模式’)，及其作为全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而卓有成效的创举和中国对世界的丰富的历史性贡献,将成为中国的外交话语权建构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阮宗泽认为：“中国新外交坚持高举和平与发展的鲜明旗帜,运作稳定区域性的国际安全协调大机制,构建世界发展环境的崭新格局，实际上是在努力打破西方国家长久以来主导的在世界事务中的强势的话语霸权。”关于事务分析，陈向阳认为：“核峰会外交十分有效地提振了中国话语权。”范为认为：“中国目前十分需要关注自己在世界气候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地位问题，增加话语权的分量。”胡洋认为：“中国大力开展网络公共外交将有利于改变中国国际话语弱势地位。”龙小农认为：“中国一旦走进非洲遭遇的西方舆论建构的威胁论以及新殖民论的外交困境,亟需协助提升有关非洲国家事务的国际外交话语权。”张屹峰认为：万隆会议“为新中国建构崭新的、独立的外交话语权，提供了一份积极有力的政治遗产和历史记忆”。

国际外交事务话语权研究。涉及文化话语权、战争话语权、航母话语权、国别话语权等。胡荣荣认为：“文化外交的最高目标是，掌握话语权，意味着把政治实力建立在文化的正义或正当性之上。”侯中军认为：在甲午战前“争取国际舆论及欧美支持的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日本的国际法话语体系战胜了中国的宗主权话语体系。”逸文认为：外交话语权的后盾之一是游移于各大洋的大型航母。国别研究方面，主要涉及日本、美国等。王程认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的本质是一种国际合作性的话语权构建。”吴一帆认为：“美国在近代外交的一大特色是其传媒和公共外交上对国际话语权的努力掌握,这种优势和趋势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对世界舆论的广泛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

综上所述，中国外交事务话语权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国际外交事务话语权研究较少，外交话语权的理论研究偏少。

毋庸置疑，外交话语权的“权”涉及政权、主权和人权。话语权的行使与语境密切相关。语境是对话语有影响的人、事、物等环境。在实际对话中，语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人始终是语境的核心要素。在语言交际中，传递信息的事物是语境的形式，事物传递出的某种信息是语境的内容。可能传递信息的语境是潜在语境，正在传递信息的语境是现实语境，传递历史信息的语境是历史语境，传递当代现实信息的语境是现实语境。语境增值是指语境传递的信息越来越多，语境衰减是指语境传递的信息越来越少。

本文结合语境理论，从政权意识、主权意识、人权意识等三个方面，研究周恩来外交的话语权与语体之间的关系。研究的具体材料是《周恩来外交文选》里的80篇文章[2]。

二、基于政权意识的外交报告和讲话

外交话语权首先表现为执政者的话语权。外交话语权的基础是政权意识。政权层面的外交话语权，其现实语境是国内，语境的核心是国内的外交人员和政治人物。潜在语境是国际社会。基于政权意识的外交话语权主要以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为语体，修辞的受众主要是国内的外交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这一类的外交话语权是以外交为内容的对内的说话权，而不是基于对外的外交活动本身。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相辅相成，各有特色。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的交流类型都是单向的一对多。

外交报告一般用于报告人代表一级组织或单位，向外交大会报告近期的外交工作。外交报告具有比较固定的结构，一般是先报告外交工作方方面面的情况，然后指出外交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最后提出下一步外交工作的打算和计划。外交报告语体的基本要求是内容客观、语言准确。外交报告的用词应庄重严肃，不能随便搞笑或插科打诨，但在阐述外交观点的时候，也可以根据对象不同、领导人的不同要求或个人好恶，或就事论事，或引经据典，或尽情阐述。外交报告的内容力求全面。外交报告要用规范的书面语。《周恩来外交文选》里报告有9篇，例如：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全体干部会上的重要报告、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等等。这些报告分析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形势，语言准确。

以1950年3月20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的报告为例。在这次报告中，周恩来分析了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先报告外交工作情况：中苏缔约的意义；再分析外交中存在的问题：中苏缔约的国际形势；最后分析下一步的外交工作打算：新的外交工作任务。这个报告是执政党的报告。报告多次引用毛主席的外交语录。报告全文采用平实修辞。

外交讲话是没有特定形式规范的公文语体之一，主要用于外交领导人关于某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或某外交问题表明一定的观点、提出某些具体的要求等。从层次上看，外交讲话是介于外交报告与外交致辞、外交演讲之间的一种“领导语体”。外交讲话具有比较灵活的结构，但内容往往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外交讲话的核心目的是积极动员、认真部署外交工作，语言要有适度的激情，能打动人；外交讲话既要有气势，也要生动活泼。为此，外交讲话可以运用一些适当的修辞手法，如排比、比喻、对偶等，这样可以形象生动地阐述外交问题、摆明外交观点，达到教育外交人员、说服外交人员、鼓舞外交人员的目的，从而使外交人员按照外交领导意图去行事。外交讲话有时可以旁征博引，天南地北。《周恩来外交文选》里有讲话8篇，例如：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外交学会年会上的讲话、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等等。周恩来在塞古·杜尔总统举行的文艺晚会上的讲话有点特殊，修辞语境是几内亚。因为几内亚以最高规格礼遇欢迎周恩来，杜尔总统驾驶直升机送周总理到首都科纳克里，把周恩来作为“自己人”看待，那么，周恩来能在几内亚做外交讲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以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为例。在这次讲话里，周恩来讲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基本问题。他分析了我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任务、后盾、战略、战术和外交纪律。其中，新词语“外交学中国化”，反义词“联合”和“斗争”等，“星星之火”等比喻，“跪倒在地上办外交”摹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等引用，“文打”仿词，这些修辞方法的运用，提高了讲话的修辞效果。与外交报告的平实修辞不同，外交讲话可以有一些生动的修辞。

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的语境增值与衰减，跟国内执政党的地位密切相关。时过境迁，周恩来的外交报告和外交讲话的核心价值并没有改变。

三、基于主权意识的外交声明和外交发言

外交话语权的核心意识是主权意识。外交话语权主要表现为主权者的话语权。基于主权意识的外交话语权主要以外交声明和外交发言为主要语体，修辞的受众主要是国际社会和外国人员。这一类的外交话语权是基于外交活动本身的话语权。这类语体的共同点是：周恩来直接以主权国家的象征身份，作为修辞主体。其修辞的现实语境是相关的国际社会。修辞的潜在语境是不相关的国际社会。外交声明和外交发言的话语需要适应进而掌控这种弹性语境。这是高难度的外交修辞。不过，由于外交声明和外交发言都是事先充分准备的，因而它们的难度被缓解。外交声明和外交发言的交流类型都是单向的一对多。

外交声明是指就外交事务做公开表态或说明。例如：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的声明，等等。根据《周恩来外交文选》，1951年周恩来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以外交部长名义起草了《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发表在当年8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声明主要用长句。一般认为，长句结构比较复杂、层次比较多、容量也很大，可以用来精确地表达丰富的思想内容。长句的类型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修饰语较长，二是插入语较长，三是包含几个并列的主语、谓语或宾语。笔者认为：外交声明用长句，便于逻辑推理，也是为了表达庄重的语体效果。

外交发言一般是书面发言，发言稿是外交人员为了在外交会议或重要外交活动上表达自己意见、看法或汇报思想工作情况而事先准备好的文稿。例如：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最后会议上的发言，等等。外交发言也多用长句。理由也是为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庄重的语体效果。

外交发言和外交声明的修辞主体是基于主权意识的外交人员的象征身份。这类语体的语境增值与衰减，跟中国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周恩来的外交发言和外交声明的历史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四、基于人权意识的外交谈话、外交会谈、答记者问和致信、致电

外交谈话、外交会谈、答记者问、外交致电、外交致信的共同点是：外交人员以个人的话语权为基点，作为修辞主体，来实现友好的语体效果，交流类型是一对一或一对多。以个人的话语权为基点，直接目的是压缩现实语境(修辞主体)，扩展潜在语境。压缩现实语境，可以缩小外交事件的影响范围，提高外交效率。其中，外交谈话、外交会谈、答记者问的语境的动态性很强，需要高超的修辞艺术。外交致电、外交致信则是事先准备的，对语境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但不是面对面的交流，而是单向的表达，互动性较弱，适用的范围较小。

外交谈话是指用谈话的形式发表的外交意见，交流类型是双向的一对一或一对多，显得亲切友好，这是周恩来外交话语最常见的语体。例如：周恩来同印度代表团谈话、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同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等等。外交会谈是以重要人物为核心的外交团队之间的面对面的谈话，交流类型是双向的多对多。例如：周恩来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的会谈、周恩来在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期间会谈，等等。外交谈话和外交会谈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外交谈话的内容往往是基础性的问题，申说已有的观点和原则；外交会谈的内容往往是具体问题，需要集体会商。

答记者问是外交人员直接回答记者提问的一种报道形式，基本特点是记者发问的突然性和外交人员回答的及时性，交流类型是双向的一对一或一对多。提问、答问的内容，是有关国际人员亟须了解和关心的问题，或外交人员需要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外交事务的问题。通常情况是：就某项外交事件，由记者请有关外交人员正式发表意见，随后以问答记录形式公布。例如：周恩来在新德里答记者问、在开罗答记者问等。根据《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于1960年4月19日至25日在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在招待会上首先发表了一个正式的书面谈话，然后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篇答记者问刊载于1960年4月30日《人民日报》。从外交官的角度来看，答记者问有三种情况：可以(或必须)正面坦率回答的外交问题；需要暗示或隐晦地回答的外交问题；需要不置可否或需要委婉回避的外交问题，这要根据说话人本人的意图和具体的外交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外交致电和致信是指外交人员因某事给对方打公开的外交电话或写公开的外交信，交流类型是单向的一对一或一对多。例如：周恩来致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电、周恩来致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信，等等。

外交谈话、外交会谈、答记者问、外交致电、外交致信的语境增值与衰减，跟修辞者的地位密切相关。

五、余论

基于语境创意的外交语体是外交修辞的重要方法。不同形态的外交语体适用于不同性质的外交话语权。周恩来对中国新时期“大外交”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3]。笔者认为，这种贡献也包含对外交语体的高效运用。

[1] 汪浩.周恩来的外交理念与21世纪先进文化[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1).

[2] 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3] 王家云.周恩来对中国“大外交”格局形成的贡献[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1(6).

责任编辑：张 超

H05

A

1007-8444(2017)04-0336-04

2016-12-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周恩来外交修辞创意研究”(16YJA740016)。

解正明，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