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历史编纂学成就简论

张 峰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周书》历史编纂学成就简论

张 峰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令狐德棻编纂的《周书》是唐初官修“五代史”之一。《周书》取材并非如刘知几所言“唯凭”牛弘《周纪》，同时还采择了柳虬所著起居注、国史以及流传至唐的北周谱录。《周书》重视以时间为主线，将北周历史放在北魏分裂至隋朝统一的长时段下进行探讨，在空间上记载了与西魏、北周并存的东魏、北齐、梁、陈等不同政权的历史走势，其用意在于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写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演进趋势。《周书》通过寓典志于纪传之中的方式，保存了北周官制建置、州郡变动、经济改革与兵制创设等关涉国家运作的重要典志。这对于考察北周制度的嬗递乃至对隋唐制度文明的影响，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书》；令狐德棻；历史编纂；历史演进趋势；典志

《周书》是唐初官修“五代史”之一，主要采用纪传体的编纂形式，书写了宇文氏建立北周的经过及北周历史的发展演变。全书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由令狐德棻主修，岑文本与崔仁师协助编纂。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人，世代为“河西右族”。据史书记载，令狐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隋大业末年被任命为药城长，因世乱而未去就职。入唐后，他先后担任秘书丞、礼部侍郎兼修国史、秘书少监、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兼授崇贤馆学士等职。令狐德棻的一生与历史著述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不仅直接推动了唐初“五代史”的编纂，而且参与了《周书》《晋书》《五代史志》《高宗实录》等论著的撰修，直至晚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1]2596-2599。在其所修诸史中，最能反映其历史编纂思想的论著莫过于《周书》。

一、令狐德棻与《周书》的编纂

南北朝时期，由于不同政权之间的相互交战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致使对前朝史的编写有所滞缓，虽有《魏书》《宋书》《南齐书》之纂，但西魏、北周、南朝梁、陈等朝的历史却未有完秩。隋朝的统一，给前朝史的编纂带来了新的契机，但文帝、炀帝二君并未对编纂前朝史倾注心力，以致魏澹、王劭、牛弘等史学家并未撰成流传后世的史学名著。

武德五年(622)，令狐德棻向建唐不久的高祖李渊建议编纂前朝史，其中就包括对北周历史的编纂，他说周、隋两朝典籍“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上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1]2597令狐德棻之所以强烈建议编纂周史，在于唐距北周灭亡不久，许多事迹尚可追寻。尤其是，唐受禅于隋，而隋从周来，“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若搁置长期不修，恐致事迹湮没，难以“贻鉴今古”。令狐德棻的这段话深深打动了唐高祖，于是高祖采纳其言，诏修周史等书。只因国家初立，百废待兴，无暇顾及修史，以至时隔数年竟无功作罢。唐太宗即位后，极为重视编纂前朝史以为时鉴，在贞观三年(629)重拾武德年间的修史事业，“移史馆于禁中”[2]，设修史官，从而为《周书》的编纂提供了有力保障。

北周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了二十余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令狐德棻对此二十余年史事的记载却耗时七年有余。《周书》编纂缓慢，主要是由于撰修人员少与史料搜集难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周书》名为集体官修，实为令狐德棻一人负责编纂。贞观三年，太宗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殿中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1]2598。据此来看，《周书》的编纂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三人合力编纂，实际上《周书》的主体内容则主要由令狐德棻撰述。《旧唐书·岑文本列传》指出，岑文本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史论多出于文本”[3]；至于崔仁师，《旧唐书》本传对其参与编纂《周书》事只字未提，可知其在《周书》编纂过程中贡献甚微，应主要是作为助手协助令狐德棻的编纂工作。赵翼评价说，“武德中诏修各史，德棻已奉敕与庾俭修《周书》。贞观中再诏修诸史，德棻又奉敕与岑文本修《周书》。继又引崔仁师佐修，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又明确指出：“《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狐德棻所撰也。”[4]142

尽管令狐德棻编纂《周书》距离北周灭亡不足半个世纪，似乎可以广泛搜集北周史料，但因北周统治时间短促，不及编修国史，反而存在史料不足的缺陷。刘知几就曾指出，令狐德棻撰述《周书》不能拓展史料范围，主要依据的史料是牛弘的《周纪》：“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唯凭本书，重加润色。”[5]史料不足确实是《周书》编纂的一大软肋，致使令狐德棻等人在记载某些史事时只能付之阙如。譬如，尞允“历官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临泾县公，赐姓宇文氏”，对于这位“知名于时”的历史人物，令狐德棻却因“失其事，故不为传”[6]。又如，蜀郡卫元嵩好言将来之事，“天和中，著诗预论周、隋废兴及皇家受命，并有征验。性尤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令狐德棻亦因“史失其事，故不为传”[7]。但刘知几据此认为令狐德棻编修《周书》“唯凭”牛弘《周纪》，则值得商榷。试看，牛弘撰修的《周纪》仅18卷，且是未竟之作*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第956页)载：“《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书牛弘撰。”，而令狐德棻所编《周书》不仅完整地反映了北周一代之史，而且篇幅达于50卷，这绝非仅仅依靠牛弘之作而“重加润色”就能够完成的。其实，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篇中已经言及《周书》编纂的其他史源：“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8]柳虬系西魏史官，卒于恭帝元年(554)，不曾生活到北周时期，然其生前所著西魏历史，却多涉宇文泰事，这部分内容应成为令狐德棻撰述《周书·文帝纪》的主要依据。隋朝时，牛弘“追撰《周纪》”，所谓“追撰”，实为在柳虬撰述西魏起居注、国史基础上的续传。所以，令狐德棻编纂《周书》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柳虬与牛弘所撰关涉北周建国及其统治的史著。*按，瞿林东教授认为柳虬“生前所撰起居注或国史系西魏史事。刘知几既是说‘宇文周史’，却又说‘(西魏)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云云，这就前后相乖了。因此，牛弘当是撰述宇文周史的第一人”(氏著《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谢保成教授亦指出：“柳虬在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548)为秘书丞，始掌史事，卒于西魏恭帝元年，所撰当系西魏史，根本不是什么‘宇文周史’！真正修撰‘宇文周史’的，牛弘是第一人。”(氏著《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5页)两位学者都注意到柳虬于西魏时期即去世了，所以所撰的内容理应为西魏史。笔者以为，刘知几考察前代史，多能以纵观的眼光进行综合考量，一则他极有可能见到过柳虬所撰西魏的起居注或国史，而内容多关涉宇文泰事，二则西魏一朝帝王多为傀儡，实际掌权者为宇文泰，而宇文氏的行迹主要是为建立北周做准备，因此柳虬所撰的史书应大量涉及这方面内容，所以《周书》用两卷的篇幅对宇文泰的生平事迹予以书写。故而，这部分内容应采自柳虬的著作或者是采自牛弘对柳虬著作的进一步加工，基于此，我们认为令狐德棻撰述《周书》不唯以牛弘《周纪》为据，也应参考了柳虬所撰起居注或国史。

再者，令狐德棻所能获得的史料，还包括唐初搜集北周时期编纂的大量谱录。在唐太宗启动“五代史”编纂之前，唐朝已有两次规模较大的文献搜求活动。武德年间，令狐德棻有感于唐初“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的现状，上疏高祖李渊“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历经皇家数年购求搜集，“群书略备”[1]2596。其后，“魏徵、颜师古又继续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所有这些，对于唐初大规模的修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撰述工作来说，都提供了文献上的准备”[9]158。尤其是《周书》仅有纪、传而无表、志，纪传的编纂涉及众多时人的生平事迹，在没有大量可资凭借的北周国史论著为依托的前提下，就需要一定的谱牒做支撑。据《隋书·经籍志》载：“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10]可知，北周撰述并保留下来不少谱录，而这部分史料正成为《周史》编纂的一个重要来源。故而四库馆臣评价说：“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拾。”[11]408

《周书》修成后，因李延寿《北史》广为流行，致使《周书》流传甚微，到宋代已有散佚。清代学者钱大昕通过考证指出：“今考纪传，每篇皆有史臣论，惟列传第十六《卢辩》、第十八《长孙俭》等、第廿三《韦孝宽》等、第廿四《申徽》等、第廿五《厍狄峙》等无之，盖非德棻元本。其廿三、廿四两卷，全取《北史》，廿五卷亦取《北史》而小有异同，十六、十八两卷与《北史》多异，而十六卷尤多脱漏。”[12]536又考证卷二《武帝纪下》“五年，是日，诏曰”下“皆脱数行”[12]526。四库馆臣亦考证说：“今考其书，则残阙殊甚，多取《北史》以补亡。又多有所窜乱，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称周文者为太祖。”[11]408今人点校《周书》时，结合《周书》的流传及清代学者的考证成果，认为该书“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13]。尽管《周书》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佚，但却基本保存了唐初令狐德棻所纂之书的主体内容，仍不失为考察其编纂思想的重要载体。

二、书写中国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演进趋势

北周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政权之一，从其发展历史来看，已经蕴含了中国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因子，也可以说它是隋朝统一中国，继而大唐开创盛世的关键一环。因而，令狐德棻编纂《周书》，重视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书写北周在中国历史上承接长期分裂和开启政权走向统一的演进趋势。

令狐德棻等人对北周历史的书写，以时间作为主贯线，将北周历史放在北魏分裂至隋朝统一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这主要体现在《周书》本纪之中。

北周之建，始于孝闵帝宇文觉，然而《周书》的编写者并未径从孝闵帝写起，而是在此之前用两卷的篇幅为北周的实际创建者文帝宇文泰撰写了本纪。从表面来看，《文帝本纪》的编纂似乎不合史法，但作者所要说明的是，北周的创建，与宇文泰的经营紧密相连。北魏末年以来，宇文泰先后隶属于鲜于修礼、葛荣和尔朱荣，累因战功受到重用，尤其是高欢当时“已有异志”，故而北魏孝武帝倚重宇文泰。直至孝武帝欲伐高欢事泄之后，“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宇文泰“乃奉帝都长安”，军国大事皆取决于他。继而，《文帝本纪》写道，永熙三年(534)十月，高欢“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徙都于邺”，建立东魏；宇文泰也因北魏孝武帝的去世，“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是为文皇帝”。自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就西魏而言，皇帝只不过是傀儡，宇文泰才是实际的掌权者，所以《文帝本纪》用很大的篇幅撰写他如何一步步晋升与掌握实权，这实际上写出了北周建立的背景与基础。*参见《周书》卷一《文帝本纪上》、卷二《文帝本纪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38页。难能可贵的是，令狐德棻等人通过为宇文泰立本纪，将大量西魏史事载入其中，弥补了魏收《魏书》缺载西魏历史的缺憾，也因此，“《周书》所述西魏史事乃成为后人了解西魏一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了”[9]165。

与北周取代西魏相对应的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尽管北周与北齐仍然处于分裂对决的状态，但至周武帝宇文邕时期，通过多次对北齐的征伐，最终结束了这种分裂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北方局部的统一，实为隋朝完成南北一统，奠定了基础。对此，《武帝本纪》对武帝评价说：“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14]107认为武帝破北齐只是其统一中国的第一步，他的志愿在于实现天下一统，惜乎天不假年。《周书》的作者用了不少文字对于武帝实现平齐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帝沉毅有智谋。……克己励精，听览不怠。用法严整，多所罪杀。号令恳恻，唯属意于政。群下畏服，莫不肃然。性既明察，少于恩惠。凡布怀立行，皆欲窬越古人。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后宫嫔御，不过十余人。劳谦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14]107《武帝本纪》还重视从施政的角度考察武帝的贡献，如记载他体恤百姓，“正调以外，无妄征发”[15]80；“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赈恤。逋租悬调，兵役残功，并宜蠲免”[14]91；尤其是在位期间，两次下诏释放奴婢，颇得民心，一次是保定五年(565)六月下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赎为庶人。”[15]71如果说这次释放奴婢尚有不少限制的话，那么建德元年(572)“冬十月庚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15]81的做法，则为其统一北方提供了有利的因素。

《周书》以时间维度进行编纂的第三个重点是《静帝本纪》。静帝作为北周政权的葬送者，在历史上实无可称道之处。然而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令狐德棻等人是要通过这篇本纪写出杨坚是如何一步步掌控政权，从而开创历史新局面的。《静帝本纪》记载杨坚作为宣帝皇后之父，于宣帝死后开始“受遗辅政”[16]，至静帝时期已掌握朝政大权：大象二年(580)七月丁未“隋公杨坚为都督内外诸军事”；九月壬子“隋公杨坚为大丞相”；十月乙卯“大丞相、隋国公杨坚加大冢宰”；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国公杨坚进爵为王，以十郡为国”；大定元年(581)二月则直接篡权夺位，史载：“二月庚申，大丞相、随王杨坚为相国，总百揆，更封十郡，通前二十郡，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钺、远游冠，相国印绿綟绶，位在诸王上。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簴宫悬。王后、王子爵命之号，并依魏晋故事。甲子，隋王杨坚称尊号，帝逊于别宫。”[17]从中不难看出，杨坚因其外戚身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取代北周的过程，进而也为他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综上而论，《周书》的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将宇文泰为北周创建所作的努力、武帝推进北方社会的统一与杨坚逐步取得实权而替代静帝三位一体贯穿论述，通过对宇文泰、宇文邕和杨坚等人小历史的书写，意欲勾勒出北魏由统一，历经东西魏、北周、北齐的分裂，再到隋的统一这一主要线索和脉络，呈现了这一时期历史演进的路径及趋势。

从空间的维度来看，自宇文泰早期经营西魏至隋取代北周的时间段内，中国共有东魏、北齐、梁、陈等政权与北周并存。对于这一复杂交错的政权关联，《周书》在历史编纂上予以了很好的处理，即以本纪为纲领，对同一时空内的不同政权加以记载，由北周而向各个政权辐射，将不同政权的演变及其主要军国大事附载于《周书》本纪之中，这样既凸显了以记北周历史为主的特色，同时又不忽略其他并存政权内部的重要史事，恰如赵翼所言：“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4]142陈其泰教授亦强调：“《周书》中作为政治、军事、民族、外交大事总纲的‘本纪’，能兼顾南北朝对峙、东西魏(其后是北齐、北周)分立的复杂纷繁局面，将这一时期中‘迁革废兴’的形势清楚表达出来，无疑正是令狐德棻作为《周书》主编和全部五代史协调统理者的精心安排。”[18]可以说，《周书》本纪在记载北周一代兴亡这条主线的同时，还穿插了许多条辅线。

《周书》记事兼顾北朝东魏与北齐的历史大势。《文帝本纪》载永熙三年(534)“冬十月，齐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徙都于邺，是为东魏”[19]；西魏大统十三年(547)正月“齐神武薨。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十五年(549)，“盗杀齐文襄于邺，其弟洋讨贼，擒之，仍嗣其事，是为文宣帝”，翌年五月“齐文宣废其主元善见而自立”[20]32。于《明帝本纪》武成元年(559)十月载“齐文宣帝薨，子殷嗣立”[21]。于《武帝本纪》武成二年(560)载“齐常山王高演废其主殷而自立，是为孝昭帝”[15]63；保定元年(561)十一月载“齐孝昭帝薨，弟长广王湛代立，是为武成帝”[15]65；天和三年(568)十二月载“齐武成帝薨”[15]76。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比照在西魏、北周的不同历史阶段东魏与北齐政权的演变。

对于梁、陈政权的变更，令狐德棻在《周书》本纪中也予以了关注，重视将一些重大史事载录其中。如西魏废帝元年(552)条下记载：“侯景之克建业也，还奉梁武帝为主。居数旬，梁武以愤恚薨。景又立其子纲，寻而废纲自立。岁余，纲弟绎讨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彦来告，仍嗣位于江陵，是为元帝。”[20]33将当时颇为复杂的政治形势与斗争用极为简明的语言作了交代。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令狐德棻等人在《周书》中为南梁萧詧立有专传。萧詧本为南梁昭明太子第三子，因皇位之争而于大统十五年(549)“遣使称藩，请为附庸”，后于魏恭帝元年(554)与西魏里应外合攻取江陵，被宇文泰立为“梁主”，“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历三世而亡。[22]在令狐德棻等人看来，萧詧统治的西梁政权不过是西魏与北周的附庸，所以作者于《萧詧传》中不仅记载了牵涉西魏、北周的重要历史，同时保存了大量南梁的史事。《萧詧传》的创设，实与并行载录东魏、北齐、梁、陈的史事具有同样的旨趣，即在多个政权并存的格局下凸显西魏、北周一脉相承的正统地位，由此彰明隋唐政权的合法性。故而，《周书》记载其他政权的史事皆以西魏、北周的纪年系之，这一写法与陈寿撰述《三国志》的意旨颇有相似之处。同时，《周书》的这一记载也蕴含着作者对北周时期由多个并存政权向统一政权发展演变的识见。

要之，《周书》的撰述，形成了时空交叉、点线结合的编纂特点，目的在于写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演进趋势，可谓抓住了历史演变的关节点。

三、寓典志于纪传的编纂特点

唐初所修“五代史”仅有纪传而无典志，遂有太宗、高宗诏修《五代史志》之举。然而，在《周书》纪传的编纂过程中，令狐德棻等人已经注意到西魏、北周典志的书写，往往通过寓典志于纪传的形式，呈现西魏、北周时期典志的创设、革新与影响。

北周的典志渊源于西魏，而西魏的真正掌权者实为宇文泰。所以，《周书·文帝本纪》有两处记载改革官制与州郡的内容，至为重要。一处是记载当时内外官爵与州郡县的改置情况：“(西魏废帝)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又改置州郡及县：改东雍为华州，北雍为宜州，南雍为蔡州，华州为同州，北华为鄜州，东秦为陇州，南秦为成州，北秦为交州，东荆为淮州，南荆为昌州，东夏为延州，南夏为长州，东梁为金州，南梁为隆州，北梁为静州，阳都为汾州，南汾为勋州，汾州为丹州，南豳为宁州，南岐为凤州，南洛为上州，南广为淯州，南襄为湖州，西凉为甘州，西郢为鸿州，西益为利州，东巴为集州，北应为辅州，恒州为均州，沙州为深州，宁州为麓州，义州为岩州，新州为温州，江州为沔州，西安为盐州，安州为始州，并州为随州，肆州为塘州，冀州为顺州，淮州为纯州，扬州为颍州，司州为宪州，南平为升州，南郢为归州，青州为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县二百三十。”[20]34另一处则记载西魏恭帝三年(556)正月，依据《周礼》创建六官制度的史实：“初行周礼，建六官。以太祖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尤其是，于此年之下，《周书》记载：“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然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始毕，乃命行之。”[20]36可知，苏绰和卢辩是这场制度改革的关键人物。

从《苏绰列传》来看，他在宇文泰的主导下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尤以经济改革为主，包括“置屯田以资军国”[23]382，“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23]384；又在所奏《六条诏书》中谈及“尽地力”与“均赋税”的办法与制度[23]390，这些经济改革使得西魏的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北周建国的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多乏典志之设，即便创设典志，亦很少设置《食货志》，唯有《魏书·食货志》成为人们考察当时经济制度的重要文献。《周书》对西魏经济制度改革的记载，弥补了当时文献记载的不足，丰富了人们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程度的认识。

关于北周的职官制度，宇文泰于西魏时期即拟复古《周官》之制，并命苏绰专掌其事，可惜苏绰未几而卒。于是官制的改革主要由卢辩续成。《周书》作者采用带叙的编纂方法，在记载卢辩事迹的同时，附带将西魏北周的官制情况予以了叙述。因这部分内容较为重要，故迻录于下，以见当时官制产生、流变、损益及不同职官职能的大致情况：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今录辩所述六官著之于篇。天官府管冢宰等众职，地官府领司徒等众职，春官府领宗伯等众职，夏官府领司马等众职，秋官府领司寇等众职，冬官府领司空等众职。……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至如初置四辅官，及六府诸司复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则载于外史。余则朝出夕改，莫能详录。于时虽行《周礼》，其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24]

继而，《周书》的作者将北周时期的主要官职名号及命数一一胪列。其后，皇家撰修《五代史志》，对于北周官制，仅云：“所设官名，讫于周末，多有改更。并具《卢传》，不复重序云。”[25]说明后代修《五代史志》时“所得官制材料未能超过令狐德棻所述”[26]。这一点有可能是《周书》不同于唐初所纂《隋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其他四史之处，也恰恰反映了令狐德棻等人历史编纂的匠心与《周书》寓典志于纪传的编纂特点。

府兵制是对北周影响甚大的制度，但其内容属于典志，似乎很难在《周书》的纪传中予以专门记载。对此，令狐德棻等人亦采用带叙法将此内容载入《周书》。侯莫陈崇作为八柱国之一，令狐德棻在《周书》中为之作了专传。在书写其一生功绩之后，引申出府兵制的起源、流变与组织结构，文曰：“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魏文帝复以太祖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除了文中提及的宇文泰和元欣之外，《周书》又开列了其他六柱国名单及所统十二大将军，并进一步解释说：“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诸公之下，不得预于此列。”[27]由此，《周书》系统地勾勒出了北周的兵制。

在唐初“五代史”均无典志的情况下，令狐德棻等人却能将西魏、北周时期的主要制度载入纪传，以存一代典志，实属难得。这些典志虽开创于西魏，但是施行于北周，对于考察北周制度的演变乃至对隋唐制度文明的影响，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由此亦彰显出令狐德棻等人在历史编纂上的卓识。

当然，《周书》在历史编纂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令狐德棻为同时代的宰相杜如晦之曾伯祖杜杲和宰相萧瑀的祖父萧詧作传，又为自己的祖父令狐整立传，其中多溢美之词，文过饰非，以至刘知几批评“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然载内容“言多爽实”[28]。再者，《周书》记事有所遗漏，尤其是均田制在北周的施行情况记载不多。知人论世，这些缺陷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及有关北周史料欠缺等原因造成的，实不足以掩饰《周书》的历史编纂学成就。

[1] 刘昫.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刘昫.旧唐书：卷三十四职官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52.

[3] 刘昫.旧唐书：卷七十岑文本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36.

[4] 赵翼.陔余丛考：卷七“《周书》”条[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 刘知几.史通通释：卷十七杂说中[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01.

[6] 令狐德棻.周书：卷三十七裴文举传附高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671.

[7] 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十七艺术·褚该传附卫元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851.

[8] 刘知几.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69.

[9] 瞿林东.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M]//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0] 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3：990.

[1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 周书：“出版说明”[M]//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5.

[14] 令狐德棻.周书：卷六武帝本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5] 令狐德棻.周书：卷五武帝本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6] 令狐德棻.周书：卷七宣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1：124.

[17] 令狐德棻.周书：卷八静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1：132-136.

[18] 陈其泰.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M]//陈其泰.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34.

[19] 令狐德棻.周书：卷一文帝本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1：13、30.

[20] 令狐德棻.周书：卷二文帝本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1.

[21] 令狐德棻.周书：卷四明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1：58.

[22] 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十八萧詧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858-859.

[23] 令狐德棻.周书：卷二十三苏绰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

[24] 令狐德棻.周书：卷二十四卢辩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404.

[25] 魏征，等.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3：771.

[26] 柴德赓.史籍举要[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22.

[27] 令狐德棻.周书：卷十六侯莫陈崇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271-273.

[28] 刘知几.史通通释：卷七曲笔[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8.

责任编辑：仇海燕

周恩来研究

K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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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444(2017)04-0330-06

2016-12-21

张峰，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及近现代学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