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内在理路探析

黄佳彤，宋 宇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内在理路探析

黄佳彤，宋 宇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犹太人问题一直是各学派瞩目的话题，也是20世纪德国社会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布鲁诺·鲍威尔曾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文章中阐述了其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1843年，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对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从宗教问题谈到政治问题，又从政治问题谈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最后谈到人的真正本质的实现，其在对鲍威尔唯心主义思想的超越中走向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了共产主义。

《论犹太人问题》；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

一、犹太人问题及《论犹太人问题》的缘起

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也是受宗教影响颇深的基督教国家。在德国，具有实践意义的只有宗教和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十分复杂，实践的道路艰险难行，因此对宗教的斗争走向了社会主流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领域批判的前提，这也是从间接角度对政治领域的宣战。而在众多的宗教问题中，犹太人问题首当其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欧洲的犹太人问题长久以来便已经存在。犹太人散居在整个欧洲，他们一直坚持着自身独特的宗教信仰，这使他们与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在大多数国家都无法享有公民权。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些身处西欧的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但仍然无法融入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之中。在德国，犹太人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1816年普鲁士甚至在颁布的法令中明确指出“犹太人不能担任公职”，这决定了犹太人在社会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犹太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宗教上，犹太人所信仰的犹太教一直遭到基督教的敌视；(2)在政治上，犹太人往往无法享受正当的公民权；(3)在经济上，犹太人可选的职业遭到了诸多的限制；(4)在文化上，犹太人一直在自己的文化圈子内生活，与欧洲当地文化有非常大的隔阂；(5)在种族方面，犹太人身为外来种族，遭受到了欧洲人的歧视和排挤。总之，犹太人在欧洲很难得到正常公民的待遇。犹太人在政治生活中被排除，而他们从事的多为商业、金融等行业，使得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这种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巨大反差，使得犹太人反对民族歧视、宗教歧视和政治不平等的呼声日渐强烈。他们要求与信奉基督教的公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要求政府取消一切排斥犹太人的不平等政策。

据此，布鲁诺·鲍威尔在1843年发表了《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文章，对当时的犹太人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而青年马克思同样十分重视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和鲍威尔都认为犹太人问题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但是他们看待和探讨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同年，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二、《论犹太人问题》文本解读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主要通过两条线索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批判：第一条线索是他阐释了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第二条线索是他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进行的区分。

1.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

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解释为宗教冲突，他认为，基督教国家中的犹太人与基督教国家已经形成了固定对立的立场。“如果犹太人想从基督教国家解放出来，他就是要求基督教国家放弃自己的宗教偏见。”[1](P165)在德国，他们既不能从教徒的立场也不能从公民的立场来争取自由和解放，普遍的人的概念是不存在的。鲍威尔提出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是废除宗教，以此来恢复人的本质，达到解决宗教冲突的目的。在这一进程中，国家的任务和职能是颁布法律，规定公民平等，消除各种宗教特权，反对国家根源的宗教性。

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提出的宗教解放方案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他忽略了两个现实：一是德国并没有实现政治解放；二是德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单纯的宗教问题，是因为忽视了国家、政治环境的特殊性。

马克思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要从政治解放入手而不是从宗教入手。“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1](P168)对现实而言，涉及的是政治解放，这是根本问题。而鲍威尔缠绕在宗教问题之中，他所批判的是“基督教国家”，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国家，他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犹太人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体现，对有的国家而言是宗教批判问题，有的国家是宗教思想与政治的冲突，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仅需平等自由地对待各个宗教、合理处理其与政治间的关系就可以解决。所以，宗教并不是一种与国家形式本身完全对立的存在，它之所以出现缺陷，是基督教国家自身的本质出现了问题。政治解放是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对自身作为国家的形式和固有本质的实现。政治解放存在着这样的限度：“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1](P171)这表明政治解放并不等于人的解放，政治解放是以国家为中介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人的解放。即使人们还在信奉着宗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摆脱宗教，就算人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国家同样可以实现政治解放。

在政治解放已经实现的国家，人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应当是分离的。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作为公民存在，受国家法令的制约，而在市民社会中作为私人存在，受市民生活规则这种外力控制存在。市民社会并没有实体，人的整体概念不存在，个体成为了实体；相反在国家里，人作为类存在物存在，尽管具有普遍性，但并没有实在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使得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产生了分裂，人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双重身份，就像硬币的两面，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

2.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问题并不是一个宗教解放的问题，而应归咎于一种世俗冲突，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鲍威尔未认清它在宗教方面表现出的“假象”，从而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的完成途径是将宗教重新划归到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而不再充斥在公共领域中，以此来消解国家的宗教性质。但是，此种形式的政治解放并不能真正地解除人们的宗教信仰，因此政治解放并非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

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二元性，基督教国家的产生是二元之间的混淆和分裂造成的。宗教是市民社会之中的范畴，但是被用到了政治国家的统治之中，这使得人的公民身份和私人身份的双重生活产生了对立。基督教企图实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整合，但是它本身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政治解放是有限度的，也是不彻底的，这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因此政治解放之后，人们丧失了共同的本性，人的现实生活进入了混乱状态。宗教异化的根源是政治的异化，而产生社会压迫的根源不在宗教异化，是现实的社会关系，是政治国家与社会本身的二元分裂。因此，现代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并不能实现人类解放。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你们不用完全、毫无异议地放弃犹太教就可以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所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1](P181)

要实现真正的解放，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获得人权。鲍威尔认为，要获得人权，必须牺牲“信仰的特权”，但是实际上政治权利和信仰的权利都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信仰自由应该是不可剥夺的人权。政治权利是人们在政治国家中公民的身份决定的，而宗教信仰的权利是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身份应有的，在这里鲍威尔再次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剥离开来，分裂了人的自身身份的二元性，它的根源依然来自于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的二元分裂。

“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1](P188)在政治解放实现的过程中，人们消除了阶级的特权，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激活了人们的个体性和市民社会本身存在的精神，让人们从国家宗教性、封建专制制度等表象中解放出来，个体的人成为了政治国家的基础。但是，政治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废除私有制，同时也没有解决宗教问题，更没有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

费尔巴哈曾指出，宗教是人本质的自我异化。人要真正地摆脱宗教神性的控制，必须恢复人本身，实现人的解放。真正的解放来自人自身，来自人内在的自我解放。“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1](P189)历史的基础必须是现实的人，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超越。“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自身。”[1](P190)而人的解放过程就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只有这样人才能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的存在，并使其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发挥作用，与政治力量相结合，消除公民身份与市民身份的二元对立，合成人的类生活和私人生活，这才能真正完成人本身的解放，即完成马克思所说的“总体的全面的人的生成”。

三、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内在理路小结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重点对鲍威尔观点中的两个问题进行了批判：一是将犹太人问题完全归结为神学、宗教领域的问题；二是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概念。对于犹太人问题，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视角不同，立场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马克思承接了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批判了鲍威尔的唯心主义思想，并实现了自身向唯物主义的迈进。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是在宗教、神学中兜圈子，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宗教的存在是有缺陷的存在，它把现实问题寄托于超自然的存在，缺陷的根源只能在国家本身中寻找。“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1](P169)不能把世俗问题归为宗教问题，而要把宗教问题归于世俗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世俗的狭隘性。犹太人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只要社会问题存在，宗教必然存在。政治解放本身不是人类解放，而通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废除私有制，实现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人们获得全面的平等和自由，才可以说实现了真正的人类解放。据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从鲍威尔所言的单纯宗教问题，提出了政治解放的内涵，同时又为人们指引了如何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从宗教问题谈到政治问题，又从政治问题谈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最后还谈到实现人的真正本质，达到真正的人的解放，实现了对鲍威尔唯心主义思想的超越，走向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了共产主义。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FromReligiousEmancipationandPoliticalEmancipationtoHumanEmancipation——The Inner Logic of “On the Jewish Issue”

HUANG Jia-tong，SONG Y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The issue of Jews ha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various schools.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German Society in twentieth Century. Bruno Bauer expounded his views on the Jewish problem in “The Jewish Issue” and “The Ability of Modern Jews and Christians to Be Free”. In the autumn of 1843，Marx wrote “On the Jewish Issue”，and criticized Powell’s views on the Jewish issues. Marx discussed about political issues from religious issues，and from political issu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state and civil society，and finally about the tru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He went to materialism in the transcendence of Bauer’s idealism thought，and hence turned from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to communism.

“On the Jewish Issue”；religious emancipation；political emancipation；human emancipation

2017-04-06

黄佳彤(1990-)，女，黑龙江绥化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研究；宋 宇(1989-)，男，黑龙江尚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1004—5856(2017)12—0017—03

B0-0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12.003

谷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