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文化意涵指向

李昊远

（1.常州大学，江苏常州 213164；2.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江苏常州 213164）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是中国历史发展新阶段的自我表达，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刻总结与理性反思。从其生发的历史逻辑来看，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内在地包含着三重传统文化的意涵。

1 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审视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线，儒家文化积极与封建国家政权结合，吸纳、整合其它各家学说，是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并非着力于增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知识，而旨在提升主观世界的精神境界。与西方的知识论体系相比，它更注重使用道德进行审视和辨别是非，注重人伦，倡导知行合一，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由家及国。儒家学说开出的“内圣外王”之道，与政权结合后，便受到了重视，逐渐在百家学说中脱颖而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经正式成为国家学说，它不断吸纳融合道、墨、法、佛等其它各家学说，汉朝经董仲舒，宋明时期由经理学派阐释发展，“道统”历经千年历史，一直是封建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追求道德化的理想社会，认为统治阶级与臣民百姓都应该是道德化的，而“仁”与“礼”是其道德理论的内涵和原则。孔子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前提是维持父子君臣的等级制度，要“正名”“克己复礼”，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这源于人的“四端”—仁、义、礼、智，因而无论君主还是臣民，都应该是道德的。君有君之道，臣也有臣之道。圣人可以为王，是因为其有道德；若其失去了为王的道德条件，就应该被推翻。毋庸置疑，儒家思想是一种“家族本位”的学说体系，它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君主专制的政治取向也一直为现代社会所批判，但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人与自然结合的原则、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等方面，它都传递了独特的道德法则，可以为当代社会借鉴。儒家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因外物而变，强调人格独立，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儒家渴望亲近自然，在人与自然结合的过程中，遵从“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除此以外，儒家学说在理论上极力宣扬个人对家庭、家族、国家的牺牲精神，尤其重视晚辈对长辈的“孝”之道，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便是出自于此，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儒家提出“仁者爱人”“和而不同”，并开创了中国社会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境界与西方道德律“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首先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相比，体现出了更多的道德意境；在对待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方面，主张群而忘己，“忘我之忠孝”；在面对天灾、外敌入侵时，主张“群体主义”的社会意识；在各种价值发生矛盾和冲突是，主张 “重义轻利”“义然后利”“杀身成仁”。儒家文化的这些道德审视无疑是维持和谐人际生态的一剂良药。

2 近代社会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理性法则

“科学”和“理性”原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它追求技术、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它的理性特征基本上取决于那些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2]。以当下的观点来看，与科学理性联系比较紧密的是利（资本），知（知识）以及技术。考察中国古代思想史，自奴隶制社会起，传统理念就始终将“利”“智慧”“知识”的关照放置在“仁”“义”“忠”“孝”等主流价值之后，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压抑状态，传统文化经历着轻视科学理性、淡化科学理性最后排斥科学理性的过程。道家的学说反对人用各种手段改变自然界，统治对老百姓的刻意而为，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人的知识会使人增加欲望。而儒家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则将对道德的关怀置设于对事实的认知之上，“从而贬抑了科学技术的致知作用”[3]。从本质上讲，儒家和道家学说都反对科学和技术等推动社会前进的方法和手段。只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在“科学”“民主”的口号下，科学理性才无条件为人们自觉接受。彼时，大量西方先进的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书籍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传入中国。直至今日科学理性仍然饱受诟病，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科学理性上，科学理性自身所必然导致的无限发展与当代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一对矛盾存在，难以规避。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在新世纪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它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3 马克思主义理论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精神

科学理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进步意义无可厚非，直接引入中国甚至替代中华文化原有的优秀人文精神却是不可取的。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陆续传入中国，它不仅承继了西方的人文传统，而且也吸收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遗产。它所蕴含的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迅速融合起来。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既是古代社会的重要文化基因，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真实写照，其将对国家、民族的理性之爱自觉地推广到为对社会与自然的热爱。爱国主义可谓常写常新，在不同时代，爱国主义都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内涵。秦汉时期国家修建长城，抵抗匈奴族的侵入，大将霍去病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人生誓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诗人陆游对国家统一的美好期许；在抗元保宋的过程中，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传颂。近代社会，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纷纷开展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运动，与外来侵略抗争、保国保种成为爱国主义的主题。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在“中国共产党出生以前”对西方文化的笃信，尽皆源于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可以说，近代的知识分子首先都是一些爱国主义者，他们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尽管有些人后来退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成为封建统治的代言人和卫道者，如康有为之流，但大量的知识分子如李达、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经受了时代的洗礼与精神的炼狱，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过广泛的传播后，它内在蕴含的科学与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才结合起来，转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赋予了爱国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感召下，中华民族才能在逆境中不屈不挠、逆流而上；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上锐意创新、率攀高峰；才能在新世纪描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生态图景。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论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孙伟平.价值差异与社会和谐—全球化与东亚价值观[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