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遗保护角度初探云南壮剧传承动力
——以富宁土戏为例

黄学巧

（富宁县文化馆，云南 富宁 663400）

从非遗保护角度初探云南壮剧传承动力
——以富宁土戏为例

黄学巧

（富宁县文化馆，云南 富宁 663400）

从非遗保护视角出发，探索在传统的自然传承方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做好云南壮剧的传承发展。从戏班层面、政府、文化部门层面和社会关注度层面来探讨构建云南壮剧有序的传承动力。

云南壮剧；传承动力；内部驱动力；外部驱动力；驱动力互动

云南壮剧产生于清乾隆至嘉庆年间，距今有200多年历史。它综合了壮族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和民间宗教习俗等多种传统文化形式，具有丰富的壮族民俗文化内涵，是壮族传统文化风貌、民族传统审美和价值取向的艺术体现。对壮剧的保护有利于增强壮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地区戏曲剧种艺术的多样性，在维护边疆民族团结、维护壮民族传统文化因子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云南壮剧包含富宁土戏、广南沙戏和文山乐西土戏三个分支。2008年，云南壮剧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扩展项目。对它的保护提升到了政府、国家的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是体现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传统文化事项。保护的基本方式有：建立保护名录制度；通过收集、记录予以保存；保护传承人。其中，传承是非遗的基本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只有通过传承主体的口传心授，才能使其世代相传。可以说非遗保护归根到底是对传承制度、传承环境和传承主体的保护。[1]110-126民间戏班的传承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云南壮剧”动态保护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对于作为壮剧保护属地且曾经拥有过133个民间戏班的富宁县来说，建立科学合理的壮剧传承机制是开展壮剧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因此，对目前云南壮剧传承动力的探讨显得很有必要。

一、富宁土戏的传承现状

“富宁土戏”顾名思义，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自导自演、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壮族多声腔戏曲剧种。它传承的根脉在民间，传承主体是业余戏班艺人，保护主体是当地县乡一级的政府和文化部门。如今，形成、发展了200多年的富宁土戏传承现状如何呢？本文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首先，从戏班存续状况看，云南壮剧正处于从第三次衰微停滞时期中缓慢复苏的阶段，据《云南壮剧史》记载，云南壮剧发展经历三起三落：第一次兴起是光绪至民国初年，四大声腔调已经确立并且组建六十多个民间戏班。但在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局势动荡，戏班停锣息鼓；第二次兴盛较短暂却也是云南壮剧发展史上最辉煌时期，是在农业合作化至文革前夕（1957～1964年），富宁县文化部门召开民间壮剧艺人座谈会，积极搭建演出平台，组建专业壮剧团。这一系列措施促成民间戏班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恢复，还有很多村寨新组建戏班，总数达到133个。但是文革时期，戏班停演、戏服道具剧本被毁，壮剧进入冰封时期；第三次兴盛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专业剧团和民间戏班也纷纷恢复，当时共有80多个戏班活跃在壮乡村寨，壮剧团亦在这时处于专业剧团创作演出的繁荣时期[2]163-199。但是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市场经济和现代媒体冲击入侵，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娱乐方式发生改变，加之社会教育的偏差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社会浮躁功利思想，使得曾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农村民间土戏热闹场面成为历史，戏班零落残存，壮剧又一次陷入低谷。到本世纪初期每年能正常开展演出活动的戏班仅余十几家。经过这几年政府扶持、非遗保护工作持续开展，截至2016年6月，富宁土戏班正常开展活动的有44家，比本世纪初的十多家增长了一倍多。但与兴盛时期的一百多家相比，仍属于低谷中艰难复苏的时期。

其次，从现有戏班所掌握的传统壮剧艺术内容看，富宁土戏传承状态堪忧。首先从编导看，编导是一个戏班演出水平根本水准的体现。从前戏班艺人一生都浸润在丰厚的壮戏文化土壤中，具有丰富的壮戏演出知识和经验。但是经历20世纪末21世纪初低谷时期，造成了传承链条的断裂。现在很多戏班精通掌握编导技艺的老艺人多已离世或丧失传承能力。撑起戏班演出的骨干大多是老演员，他们仅熟悉自己角色表演，尚缺导演、文戏唱腔、武戏打法套路和舞台调度等全面技能。在恢复演出的戏班中，常听到老演员感叹:以前我们演出水平精彩多了，现在很多看家本领失传了，只能靠大家的回忆拼凑排练演一些小戏，比不上以前了。

再次，从戏剧艺术的构成要素看，云南壮剧艺术形态传承面临缺失。“剧本”是演出的根本，保存状况不容乐观。现存戏班很多箱中无剧本、班中无演员。在文革时期和老艺人过世时剧本遭到大量焚毁。此外，作为富宁土戏传统剧本，是上世纪以前老艺人采用土俗字抄录，随着教育的普及，现在很多戏班艺人已无法认读。这些因素使得富宁土戏的根子戏排演困难重重。

最后，富宁土戏的传统戏服制作技艺传人寥寥，濒临失传；生活在山歌故乡的壮族青年男女已经脱离了山歌文化氛围的熏陶，而壮剧的基本唱功却来自从小习练山歌的积累；传统农耕生产方式改变，导致酬神娱人的壮剧演出淡薄了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民俗意义，作为壮戏演出文化空间的陇端节举办程式简化，丰富的民俗内容被喧嚣的现代歌舞所取代。

在这一系列传承因子的缺失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是传承人的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活态文化。它的生存发展永远处于“活体传承”与“活态保护”之中。[1]123人处在非遗项目的主体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主体（如戏班艺人）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如果从事非遗的传承人日益减少乃至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就更谈不上有效传承和发展，只会逐步走上消亡。所以，保护好传承人和传承团体是做好非遗抢救和保护工作的根本。

二、云南壮剧的传承动力

传承动力可概括为内部驱动力（内驱力）、外部驱动力（外驱力）和内外驱动力的互动三种[3]。根据 “内因决定外因，外因对内因有推动作用” 的哲学定律，云南壮剧传承主要动力是戏班民众（包括戏班艺人和受众群体），外部推力是政府和文化部门。

（一）第一传承动力

第一传承动力（壮剧保护的内部驱动力）来自壮剧的传承主体：壮剧传承人、戏班艺人和群众。他们对壮剧艺术保护自觉意识有较大的觉醒和提高，进而恢复开展戏班活动、延续了壮剧艺术的自然传承状态，因而是壮剧传承的第一动力。

1.戏班艺人对壮剧艺术难舍的情怀和历史责任感。剖析近几年戏班恢复的主要动因，是戏班艺人的推动。上世纪以前，壮剧是富宁壮族地区的主流文化，戏班艺人成为民间文化的主导者，能成为戏班成员是一种荣耀和肯定。戏班艺人在传播壮剧艺术的同时也完成着自己艺术理性人格的构建和提升。他们身上承载的不仅仅是老一辈表演艺术的积累和结晶，还承续着一种使命感，一种将祖辈沿袭下来的戏剧艺术继续传承下去的自觉意识。但曾几何时，中国本土本民族文化被边缘化、淡漠化，传统剧本在火焰里跳跃映红了老艺人沧桑的脸，老戏服在伙房上熏黄暗淡，这些成为云南壮剧的发展之殇。当社会开始重视民间文化，又重新激起老艺人恢复戏班的决心。这颗火种成为点燃戏班恢复的第一把火。例如洞波乡那拉戏班现任村支书农世华既是村委会支书，也是一位戏班艺人。在领会到党和国家开始重视民间民族文化，又深受洞波乡百江五寨和芭莱戏班的恢复重建影响，他下定决心：别的寨子有能力赶陇端节，我们也要奋起直追，把戏班恢复起来。这些想法得到那达村群众的一致欢迎，大家齐心协力，利用晚上时间排练，历时3个月，终于在2013年恢复举办陇端节。这样的戏班领头人同样存在于归朝镇甘美戏班、里呼戏班和龙头井等戏班里。这些戏班艺人在本村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威望，为了戏班恢复而奔走互告，筹集戏班恢复首要的伴奏乐器和戏服；召集老演员，动员新演员加入。在他们不懈努力下，最终停滞十多二十年的戏班得以恢复。

2.壮族地区观众群体开始认识到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进而形成群众呼声和舆论压力，促成了民间戏班传承动力的恢复。从来就以崇奉儒家礼法观念为“立国之本”的中国传统社会，提供给人们的娱乐手段，是那么的贫乏、那样的狭窄。如果要找出一种娱乐方式既能为贵族文人所欣赏，又能为平民百姓所领悟，恐怕当属“看戏”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戏剧曾是中国人的第一娱乐[4]。观众群体和戏班艺人形成戏班发展的一体两面，共同构成推动壮剧艺术生生不息发展的力量。壮剧是壮族人民群众所创造，并为他们所喜爱的，壮剧从萌芽、形成到发展，与壮族群众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传统壮族受教育机会少，在封闭的社会生活中，壮剧演出成为他们一年中最享受的精神文化娱乐大餐。在20世纪困难时期，仍不能阻隔壮剧的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是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鼎力支持。很多戏班是靠村民一块腊肉、一斤米和集体工分凑集支撑过来的，很多演员是被作为壮乡偶像一样得到村民尊重和异性青睐的。《云南壮剧志》记载：戏班受邀演出时，村民结成队伍到村头迎接，戏开演后，姑娘就将准备好的绣花鞋、花鞋垫送给演得好的演员；到晚上，村人准备丰盛的宵夜盛情款待，争相邀请艺人到自己家住宿……[2]1720世纪壮剧黄金年代存留下来的珍贵记忆，不仅属于戏班艺人，也同样属于与壮剧同生息的观众群体。这些壮家人作为文化创造者和享有者，成为自己的文化主人。

伴随着电视媒体成为主流文化，从最初的新奇、迷恋到逐渐体出无趣，壮族群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已成为现代电视主流文化的旁观者，继而开始回味当自己民族文化主人时参与的亲切感、熟悉感。这些忠实的广大壮剧艺术拥护者和享有者利用他们在社区、在家庭中的话语权鼓励晚辈接过文化传承的接力棒，形成了有利于壮剧复苏重建的良好氛围。例如剥隘镇那良戏班的老年妇女为了能够看到久违的壮剧演出，组成奶奶团，动员自家孙仔组成青年演出队，终于在2013年恢复了戏班活动。

以上力量的凝聚促成了2008年以来富宁地区民间戏班踊跃恢复的良好局面、重建了云南壮剧的传承链条。戏班的恢复意味着重新整理剧本、戏服和道具。戏班为了筹办陇端节演出壮剧，召集老成员、吸纳新学员来排练壮剧。戏班的排练本身是口传心授、授徒传艺的过程。这是壮剧艺术传承最直接自然的传承方式。纵观近年来戏班演出，新成员占了一半以上，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较大程度上恢复了壮剧自然的传承模式。

（二）第二传承动力

第二传承动力（壮剧保护的外部驱动力）来自壮剧的保护主体：政府和文化部门，他们为了履行保护职责和打造本地民族文化品牌，加大对民间壮剧的扶持保护力度，成为推动民间戏班恢复开展的外部驱动力。

1.政府、文化部门对本地区传统文化认识的改变

地方政府一方面是为了贯彻国家重视民间文化的方针政策，另一深层原因是开始意识到文化产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民间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城市打造民俗旅游产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潜能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可持续发展方针上的共识。政府的号召、推动作用更直接地体现在村委会牵头组织恢复戏班，县乡一级给予戏班恢复扶持资金等方面。这一政府意识的转化，使政府、文化部门成为推动戏班恢复的推动力。

2.文化部门在重构云南壮剧传承动力中的作用

（1）在县城组织举办“全县壮剧骨干培训班”，聘请壮剧辅导专家，开展表演知识、伴奏技艺和舞台化妆等培训。这是来自政府、文化部门的介入式传承方式，既能提高戏班演出水平，又可宣传政策，鼓舞戏班艺人振兴民间壮剧的自信心。缺陷是只顾全局，难以兼顾不同唱腔流派的不同表演套路和特色。

（2）文化部门到民间举办“青少年壮剧艺术培训班”，邀请本村戏班老艺人分类指导培训。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打造了富宁土戏新兴传承模式，也促成了不少“少年壮剧班”崭露头角。其中2008年的归朝镇孟村少年班首开先河，之后归朝镇老街三寨、后州、街道戏班，剥隘镇百峨村和那能乡那瓜青少年壮剧班紧随其后。其中以老街三寨戏班为代表。富宁县归朝镇老街三寨戏班是现阶段富宁地区展示、宣传云南壮剧的一个窗口。它的前身是归朝欢乐班，在2012年以前默默无闻，从2013年开始至今，文化部门有效发挥传承人在民间的组织能力和代表性作用，持续支持老街三寨戏班举办了4期“云南壮剧、壮族民歌”青少年培训班。这些培训班的举办首先培养了一批青少年演员，使戏班多次在县级比赛中名列前茅。其次，老街三寨戏班的活跃又带动了周围村寨比如后州、街道和龙头井的热情。他们纷纷举办少年传承班，恢复戏班演出活动、拓展传承方式，使归朝镇成为富宁县壮剧传承发展的中心。

（3）有演出才有保护，富宁县委县政府、文化部门连续多年举办县级陇端节壮剧专场比赛展演活动，大力支持民间戏班举办陇端节活动，利用各种民俗节庆为壮剧提供展示平台，维护和重构了富宁土戏活动生存的文化空间。例如，那能乡和洞波乡党委政府在2012至2014年间出台戏班恢复扶持政策，共计有7家戏班响应政府号召，恢复了戏班活动，使得该地区的壮剧传承动力得以重构。

（三）第三传承动力

第三传承动力（内外驱动力的互动）：戏班的复兴通过宣传展示引起更多人对云南壮剧的关注，推动相关理论的研究。而社会关注和理论深入研究又反过来推动、指导戏班恢复开展活动，形成社会良好的保护壮剧舆论共识。

对壮剧的关注，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任云南省文化局艺术科副科长刘鉞第一次向媒体公开介绍云南壮剧，同时期省委宣传部派出的壮剧辅导专家黎方为区别于广西壮剧，首次提出“云南壮剧”这一称呼。80～90年代，文山州文化局何朴清、梁宇明、刘诗仁等专家亦撰写文章探讨云南壮剧。从2007年开始，原文山师专宣传部长许六军老师将云南壮剧纳入文山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富宁土戏〔哎依呀〕〔哎的呶〕壮剧班社田野调查及研究”课题，联合富宁县文化部门，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富宁土戏专项田野调查，并撰写了七篇壮剧专题论文深入介绍，使壮剧开始成为文山地区少数民族戏曲剧种保护的重心。2012年，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李萍博士将云南壮剧传承课题纳入“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化自觉与边疆民族特色文化遗产化保护研究’”。通过以上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使云南壮剧积淀了科学权威的学术理论基石。

此外，富宁县委县政府及文化部门连续多年举办县级陇端节壮剧专场比赛展演活动，向各级领导专家和媒体人广泛推介云南壮剧，为富宁土戏提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文化部门通过摄录制作各级壮剧演出视频，刻录光盘赠送宣传；在富宁政务网“柔情富宁”板块上传推荐富宁土戏。这些措施，使得云南壮剧无论在理论研究、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中都得到传播推广，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更增强了广大壮族群众和戏班艺人对壮剧文化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形成内外驱动力的互动 ，从而促成富宁土戏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结语

通过探讨推动云南壮剧的各方面传承动力，可以得出：要振兴云南壮剧，必须要重振戏班艺人和壮剧流传的当地群众的文化自信心。这个自信心来自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肯定，在享有这个文化中成为壮族大家庭的一份子，触摸到自己民族文化的根脉，感受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向心力、凝聚力，一种成为壮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笔者认为，这就是振兴壮剧文化的内核。

[1] 黄正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抢救技术与组织工作规范化管理及成功经验交流实用手册[G] .北京：文化出版社，2009.

[2] 何朴清.云南壮剧志[G]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

[3] 姚周辉，郑秋枫，林佳，等.试论永嘉岩头金氏宗族村落文化的传承动力[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11-17.

[4] 章诒和.中国戏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3.

（责任编辑 王光斌）

Discussing Inheritance Drive of Yunnan Zhuang Drama from Intangible Heritage Protection Point: Taking Funing Drama as a Case Study

HUANG Xueqiao
(Culture Center, Funing County, Funing Yunnan 663400,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heritage, the paper studies how to inherit and develop Zhuang drama well against the changed natural inheritance approach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ordered inheritance drive from troupe, government, cultural and social levels.

Yunnan Zhuang drama; inheritance drive; inside drive; outside drive; mutual drive

J825.74

A

1674 - 9200（2017）01 - 0077 - 04

2016 - 11 - 01

文山学院基金项目“富宁土戏〔乖嗨咧〕〔依嗬嗨〕壮剧班社田野调查及研究”（12WSWT01）阶段性成果。

黄学巧，女，云南富宁人，富宁县文化馆馆员，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