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B465窟题记调研报告

张铁山　彭金章

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北区B465窟存有不少汉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题记。这些题记虽历经不同时代的人为破坏或自然侵蚀，但对于洞窟的断代和发展演变、壁画内容的确定，仍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本文将集录B465窟内的题记，并对其中几条重要的题记展开论述，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北区；B465窟；题记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27-04

为了弄清楚B465窟（即第465窟）题记以及根据这些题记为洞窟断代提供材料，2014年经敦煌研究院科研处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协商，决定合作研究“敦煌莫高窟北区第464、465窟回鹘文题记”，并签订协议，分别由敦煌研究院彭金章研究员和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教授组队合作进行研究。一组由敦煌研究院彭金章研究员负责，组织人员对第464、465窟回鹘文题记进行拍照①。另一组由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教授负责，组织人员对第464、465窟回鹘文题记进行释读和考证。本文即是该合作研究的成果之一②。

我们于2014年5月11日进入第464、465窟，对需要拍摄的内容进行现场规划。随后先拍摄第464窟的题记，共拍摄了两天半。5月14日下午开始对第465窟进行拍摄，拍摄了一天半。5月16日离开敦煌莫高窟。第464、465窟题记的拍摄工作，时间安排紧凑，人员配备齐全，各方齐心协力，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位于北区崖面E段，属于该区崖面从上至下的第三层石窟。第465窟由前室、中室、后室组成。前室已不存，现为20世纪80年代修建的混凝土台阶及栏杆[1]。

一 第465窟题记集录

中室甬道南壁的上部有朱书汉文题记六行：

（1）……昌府□塔寺僧人

（2）……逵吉祥秦州僧

（3）……吉祥山丹□

（4）……于元统三年

（5）……八日到此秘密寺

（6）……记耳

中室东壁北侧上部有多条墨书汉文、回鹘文、藏文题记，大多漫漶不清（图1）。

中室东壁北侧汉文题记可识者主要有：

至正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宁夏在城人焦子仪米狗义一行二人到此记耳

至正十三年五月初十日……

至正十三年五月初十宁夏路严净院僧赵福藏何福信彭福彦李福丘安和尚永昌路蒙法吉祥一行五人焚香礼拜到此记耳

至正十三年……

至正十三年□月……

唵麻尼八弥吽（四处）

帝释、黄帝……

回鹘文、藏文题记可识者均为“唵麻尼八弥吽”。

中室东壁南侧墨书“至正十七年……”

中室南壁东侧刻划汉文“……至顺三年八月廿日到此记耳”。中部墨书西夏文题记一行，汉譯为“烧施作者长法……”[2]刻划西夏文两行，汉译为（1）“七字咒十七万”，（2）“长咒一万八千”[2]。另有漫漶不清层层叠叠刻划的回鹘文、藏文题记。

中室西壁南侧刻划“泰定贰年正月廿三日佛喻各往……”、“宣光三年凌住到此题记”及其他汉文题记和一行藏文题记（图2）。

中室北壁中部佛塔绘画的两侧存有土红色汉文题记：“至正二十八年五月我小僧飞佛奴写也”、“至正”、“至正十七年正月……”、“至大二年四月十五日”、“至正十二年……”；墨书“大元至正十七年……”题记及汉文““唵麻尼八弥吽”、回鹘文“六字真言”等（图3）。

中室四壁上残存的各种文字题记虽然很多，但大多模糊不清，且有纪年的不多。从这些有纪年的题记中可以看出，纪年最早的题记是“至大二年四月十五日”，即1309年。其余大多为“至正”（1341—1368）年间题记。因此，我们认为，B465窟建窟的下限时间不会晚于元至大年间，即14世纪初叶之前。

后室东壁门南侧有藏文题记一条：bod lo nyi shu lnga dur khrod chatshang bzhens，汉译“蕃二十五年全窟建成”（图4）。

二 关于几条题记的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第465窟的研究多集中在断代问题上。1942—1943年，谢稚柳曾记录了该窟壁画图像的汉字与藏文名称，他确定该窟为吐蕃窟[3]。金维诺也把此窟定为唐代吐蕃窟[4]。敦煌研究院编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将第465窟定为元窟[5]。北京大学宿白考察了此窟，将其定为14世纪或13世纪后半叶，即元窟或蒙元窟[6]。敦煌研究院杨雄认定此窟为蒙元窟[7]。近几年，谢继胜从洞窟造像等方面分析研究，提出来西夏初期说[8-10]。以上观点大体上可归纳为吐蕃窟、西夏窟、蒙元窟或元窟三种看法。

从题记来看，其中有几条题记对B465窟的断代有一定的帮助。

1. “至大二年四月十五日”题记

至大二年即1309年。这是中室四壁上有纪年的最早题记。其余大多为“至正”（1341—1368）年间题记。因此，我们认为，第465窟建窟的下限时间不会晚于元至大年间，即14世纪初叶之前。再考虑到大多题记均为游人随意书写和刻划，可以认为，该窟在1309年之前就已废弃不用。

2. “元统三年……八日到此秘密寺”题记

元统三年为1335年，由此可知，该窟元代称为秘密寺。

3. 两处西夏文题记

B465窟中有两处西夏文题记，即中室南壁中部墨书西夏文题记一行，汉译为“烧施作者长法……”刻划西夏文两行，汉译为（1）“七字咒十七万”，（2）“长咒一万八千”[2]288，292。

谢继胜根据这两处西夏文题记，提出“西夏文题记与此窟所绘内容及相关的仪轨有直接联系，表明题记写作的时间距该窟仍在使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因此题记属刻画，题记出现时此窟已经废置不用了”[11]。当然，考虑到西夏文在河西一带一直使用到元代这一史实，也不排除此处的西夏文是元代西夏人书写或刻划的。因此，西夏文也只能说明B465窟废置不用的时间是在元代。

4. 后室东壁门南侧的藏文题记

这条藏文题记是B465窟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有纪年的题记。对于这条藏文题记的释读，各家观点基本一致，均释读为“蕃二十五年全窟建成”。但是，对于这条藏文题记的可信度，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金维诺在其《中国壁画·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第一卷序言《古代藏区寺院壁画》中对这条藏文题记有详细的描述：“敦煌第465窟是遗留下来的有明确纪年的洞窟，在主室窟门南侧有藏文题记：‘蕃二十五年全窟建成。可黎可足是唯一使用年号按顺序纪年的吐蕃赞普，据《唐书·吐蕃传》：长庆元年（822）唐与吐蕃会盟，‘兼署彝泰七年。唐蕃会盟碑上长庆元年、二年、三年，也对照为彝泰七年、八年、九年，由此知道可黎可足的年号是彝泰，821年为吐蕃彝泰七年。据《布顿佛教史》、《红史》、《贤者喜宴》、《汉藏史集》等藏文资料记载，可黎可足在位二十七年，此窟建成于蕃二十五年，当即可黎可足在位彝泰二十五年（839）。”[4]

杨雄在为《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画册撰写的《敦煌藏传密教艺术的珍贵遗存》一文中认为：“此题记作为游人题记，不能作为唐代建窟的根据是没有大的疑义的。”[7]13，14

2008年8月，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多位国内著名藏学家出席此次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莫高窟第465窟，在场的多位藏文专家对这则藏文题记进行了现场观察，得出的意见不尽一致。其中，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罗秉芬、黄布凡教授认为这条藏文题记具有吐蕃时期藏文文字的特点，可能应属于唐代吐蕃的题记；而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巴桑旺堆、西北民族大学的才让教授则认为从文字特点看，这条题记明显不是唐代吐蕃文字，而是时代相对较为晚近的藏文[12]。

如果这条藏文题记的内容没有问题的话，不管它是游人随意书写的，或是“后人重新录写的”[12]190，至少它說明，第465窟至迟应建于唐839年。

三 结 论

第465窟是敦煌莫高窟重要的洞窟之一。仅从题记来看，该窟至迟应建于唐839年，被称作独煞神堂；至元代1309年之前废弃不用，被称作秘密寺。当然，佛教洞窟的研究，除了题记外，还要结合其窟形、壁画等，做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本文只是从题记方面为第465窟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

参考文献：

[1]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22-236.

[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288，292.

[3]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15-417.

[4]金维诺.中国壁画全集·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第一卷：古代藏区寺院壁画[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1993.

[5]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88-189.

[6]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G]//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44-245.

[7]杨雄.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11.

[8]谢继胜.关于敦煌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J].中国藏学，2000（3）.

[9]谢继胜.关于敦煌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续）[J].中国藏学，2000（4）.

[10]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J].中国藏学，2003（2）.

[11]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98.

[12]霍巍.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J].中国藏学，2009（3）：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