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评价研究*

许 鹏，毛润泽

(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旅游业研究】

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评价研究*

许 鹏，毛润泽

(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文章构建了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指标评价体系及协调度评价模型，以上海为研究对象，并选择“长三角”城市南京、苏州、杭州和宁波为参照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1)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日趋向好，经由不协调向协调、再向中级协调发展；(2)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3)上海城市休闲消费呈现“脱物化”趋势，并将成为推动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城市休闲化；协调度；评价模型；上海

0 引言

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 000～5 000美元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将逐步进入休闲时代[1]。我国人均GDP在2008年达到3 000美元，2014年突破7 000美元，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步入休闲时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居民休闲意识的日益增强、休假制度的日趋完善以及有关休闲的旅游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则为居民休闲旅游提供了时间和制度上的保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城市休闲功能得以凸显，有关城市休闲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为当下的一个学术热点。总体来看，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休闲理论分析[2]，城市休闲化水平的评价和模型的构建[3-5]，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休闲化之间的关系等内容[6]，对城市休闲化的定性分析和评价研究偏多，而鲜有从系统和休闲产业内部要素的协调发展角度展开实证研究和分析。

城市休闲化是一个复合系统，其内部休闲要素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城市休闲化水平的高低是城市内部各休闲要素协调发展的结果[7]。城市休闲内部要素休闲主体、休闲客体和休闲介体的和谐发展及优化配置，是增强城市休闲实力、促进城市休闲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8]。而要实现我国城市休闲服务协调发展，必须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要协调城市总体休闲需求与休闲供给的矛盾，二是要解决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休闲需求的协调发展问题[9]。

社会经济发达的上海，城市休闲化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14年上海人均GDP突破15 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达30 520元。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居民的休闲消费能力和休闲意识，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加大对公共休闲空间、公共休闲场所、公共休闲设施、公共休闲产品和项目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提供了经济支持。此外，上海文化休闲产业日益勃兴，新型文化休闲娱乐形式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全新的娱乐理念[10]。总体而言，上海城市休闲要素配置比较完备，休闲产业、休闲市场以及休闲产品相对成熟，城市休闲化发展周期相对较长。

基于此，本文选择上海作为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评价对象。希望通过对上海城市休闲化进程的科学梳理和深入剖析，准确归纳和总结上海城市休闲协调发展的不同阶段及特征，从而为上海乃至全国城市休闲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指标体系和模型构建

1.1 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1.1.1 指标体系构建

协调是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彼此和谐一致性，这种和谐一致的程度即为协调度[11]。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是指城市休闲系统要素的内部协调性，即系统内部的和谐一致性。相关研究也表明：良好的城市基础环境对居民的休闲生活质量有积极作用[12]；消费结构优化与居民生活幸福感程度密切相关[13]；休闲产业是城市休闲生活的趋新、趋异需求，驱动着城市生活的流行风向标[14]。

基于此，本文依据全面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原则，紧紧围绕城市休闲基础、休闲产业和居民休闲消费3个维度，设计和构建了具有多层次、系统性特征的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听取多位业内专家学者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经过二轮修改，最终形成表1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3级、25个指标。

1.1.2 指标赋权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首先构造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不同层次的判断矩阵，然后进行层次单排序，运用“和积法”计算得出指标权重值后，再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λmax为最大特征根，CR为随机一致性比率，当CR<0.10时，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根据层次分析法确定城市休闲化一级指标的权重，其中休闲基础权重为0.417 4，休闲消费权重为0.151 4，休闲产业权重为0.431 3，计算最大特征根λmax= 3.053 9，CR=0.051 8<0.10，通过一致性检验。休闲基础二级指标中交通承载权重为0.300 3，人居环境和公园景区权重次之，分别为0.077 2和0.034 7，安全环境权重最低，为0.005 2，计算最大特征根λmax= 5.052 3，CR=0.011 7<0.10，通过一致性检验。休闲消费二级指标中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权重分别为 0.032 2，0.029 6和0.089 6，计算最大特征向量λmax= 5.019 8，CR= 0.004 4<0.10，通过一致性检验。休闲产业二级指标中文化娱乐和旅游业权重较高，分别为0.106 8和0.226，产业结构和零售业权重为0.016 4和0.082 1，计算最大特征值λmax= 5.146 3，CR= 0.032 7<0.10，通过一致性检验。受篇幅所限，三级指标的权重确定及检验不再一一说明。

表1 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图表来源：参照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报告(2013)[15]。

1.2 协调度评价模型

本文所构建的协调度模型属于静态模型，主要针对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做时间序列分析。模型包括系统综合指数、两两系统协调度模型和综合协调度模型。为了便于模型的构建，本文设城市休闲化系统Sj(j=1，2，3)，其中S1，S2，S3分别代表休闲基础、休闲产业和休闲消费；系统各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向量Xji(j=1，2，3；i=1，2，…，11)；各个指标所对应的权重Wji(j=1，2，3；i=1，2，…，11)。

那么：

1)系统综合指数模型

系统综合指数用来反映城市休闲化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1)

2)两两系统协调度模型

两两系统协调度是从相对值的角度反映城市休闲化两两子系统间的协调水平。

首先，计算两两子系统的协调度系数C：

其次，计算两两子系统的综合指数F：

(3)

最后，计算两两系统的协调度D：

(4)

3)综合协调度模型

综合协调度用来反映城市休闲化系统内部休闲基础、休闲产业和休闲消费三者间的发展一致性程度，用T来表示。本文将综合协调度模型定义如下：

(5)

1.3 协调度评价标准

协调度体现了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是协调状况好坏的重要衡量指标。协调度指数数值区间为[0，1]，从0趋向1时，表示向好的协调趋势；当它的值等于1时，表示系统处于完全协调状态；而当它的值等于0时，则表示系统处于完全不协调状态。一般情况下，协调度评价采用5分法和7分法这两种等级划分标准。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反映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的演变趋势和阶段特点，本文采用7分法对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协调度指数数值在[0，0.1)之间为不协调，在[0.1，0.3)之间为比较不协调，在[0.3，0.4)之间为弱协调，在[0.4，0.5)之间为向协调过渡，在[0.5，0.7)之间为初级协调，在[0.7，0.9)之间为中级协调，而在[0.9，1]之间则为高级协调。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和处理

2.1.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年鉴》《南京年鉴》《苏州年鉴》《杭州年鉴》《宁波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统计资料权威性强，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在数据的收集过程中，有些城市部分年代的指标数据缺失，通过直接和间接方法都无法获取。如，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部分年代交通事故发生起数、南京部分年代的剧场影剧院数量，以及宁波部分年代的城市公园数量指标。对此，本文采用相邻年份数据均值的方法进行补失，以提高数据的客观性。

2.1.2 数据处理

本文在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中设立了25个指标项目。这些指标项目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正向指标，即指标与评价结果成正向关系，指标的值越大，评价结果越好。本文构建的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绝大部分指标都属于这一类指标。另一类为逆向指标，与正向指标恰好相反，指标值越大，评价结果反而越差。如交通事故发生起数就属于逆向指标。

另外，由于各个统计指标的量纲不同，原始数据不能直接使用。因此，综合上述两个因素，在计算协调度时，首先要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统一指标类别，消除不同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值化”方法对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25个指标进无量纲处理。

正向指标处理，公式如下：

逆向指标处理，公式如下：

2.2 协调度评价结果与分析

运用前文构建协调度模型计算上海以及其他4个参照样本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指数值，并依据协调度评价标准对评价结果划分等级(见表2)。

数据来源：根据《上海年鉴》(1978-2012)、《南京年鉴》《苏州年鉴》《杭州年鉴》《宁波年鉴》(1998-2012)等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2.2.1 综合协调度分析

(1)纵向分析

表2评价结果显示：1978—1987年，上海城市休闲基础、休闲产业和休闲消费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协调度的平均值低于0.1；1988—1999年，则处于比较不协调发展状态，协调度的平均值低于0.3；2000—2002年，呈现弱协调发展状态；2003年开始，向协调发展过渡，直至2010年达到中级协调发展状态。由此可以看出，上海休闲基础、休闲消费、休闲产业间协调度呈现上升轨迹，且每一个状态发展演变所需的时间越来越少。

本文根据综合协调度指数演变的特征和时间节点，将上海城市休闲基础、休闲消费和休闲产业子系统间的协调水平划分为3个阶段，并对协调度发展演变的原因进行如下解读。

1)不协调阶段(1978—2002年)

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指数得分较低，一直维持在0.01～0.38的区间内。这一时期休闲消费综合值低于休闲基础和休闲产业的综合值，休闲消费系统的发展与其他两个系统的发展不协调，从而使得综合协调度水平过低。通过分析可知，造成这一时期休闲消费综合值低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低。这一时期上海人均GDP不足3 000美元，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根据人均GDP水平与人的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当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时，人们将从观光旅游形成转变为休闲旅游。

第二，消费结构失调。1978—2002年期间，上海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占40%以上，居民在食品、衣着、住房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方面开支比重大，而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交通、通信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等方面支出比重较小。

2)协调过渡阶段(2003—2004年)

这一时期，休闲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由不协调阶段向协调发展阶段过渡。但总体来看，协调程度仍然较低(协调指数介于0.4～0.5之间)，休闲产业水平明显高于休闲基础和休闲消费。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迅速。2003—2004年，人均GDP稳步增长，达到5 000美元。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后，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增大；而在消费结构上，人们的消费模式将逐渐脱物化，精神产品上的消费日趋旺盛。这些新的特征使得休闲产业得以快速发展，同时休闲消费也相应有所提升。

第二，长假制度和假日旅游促进了休闲消费水平的提升。“黄金周”自2000年首次推出以来日臻完善，乘数效应显现，居民的休闲消费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3)协调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

这一时期，休闲消费与休闲基础协调指数、休闲消费与休闲产业协调指数均得以提升，从而使得休闲消费、休闲基础和休闲产业三者的综合协调程度向高级协调发展。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经济的高速发展。2005年以后，随着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居民休闲旅游意识的不断增强，休闲消费水平得以不断提升，逐渐缩小与休闲基础和休闲产业水平的差距，从而使得上海城市休闲化进程进入到协调发展的良性阶段。

第二，休闲基础的进一步改善。由于政府对休闲事业的大力支持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的契机，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公共绿地面积和人均绿地面积均大幅提高，从而使得休闲基础与休闲产业的协调程度进一步提升，进而影响综合协调程度。

(2)横向分析

首先，如图1所示，较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4个城市而言，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水平要领先许多。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在城市休闲基础、休闲产业和休闲消费方面的合理投入和科学规划，因而呈现全面协调发展的状态。

数据来源：根据上海及4个参照样本城市年鉴1998-2012年的有关数据整理绘制。图1 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水平对比分析

其次，从图1中可以看出，虽然其他4个城市在综合协调度水平上落后上海，但整体的发展趋势与上海大致相同，均在2003年后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而数据显示，2003—2004年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均突破5 000美元。因此，从上述5个城市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步。换言之，即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休闲化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保障。

最后，从图1中可以发现，杭州、苏州、南京3个城市的综合协调度非常接近，宁波较上述3个城市而言，1998—2003年协调度水平基本接近，但从2004年后发展速度稍许落后于其他3个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宁波在城市休闲基础的投入以及休闲产业的完善方面略有不足。

2.2.2 两两系统协调度分析

自1978年以来，上海城市休闲化的休闲基础、休闲产业、休闲消费两两子系统协调度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休闲基础与休闲产业协调水平一直比较高，休闲产业与休闲消费、休闲基础与休闲消费的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但后期发展速度快。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休闲消费能力的欠缺(见图2)。

数据来源：根据《上海年鉴》(1978-2012)的有关数据整理绘制。图2 上海城市休闲化系统内部两两子系统协调度对比分析

从图2中可以看出，休闲消费与休闲基础、休闲消费与休闲产业的协调水平自1999年起和休闲基础与休闲产业的协调水平基本持平，呈现同步快速增长的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上海城市休闲消费能力的急速增长：数据显示，1999年，上海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10 000元关口，城市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交通、通信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呈现大幅增长。

2.2.3 休闲化系统综合值分析

如图3所示，上海城市休闲化系统综合值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综合值从1978年的0.06攀升至2012年的0.86。结合上海市历年城市居民人均GDP的变化趋势来看，总体上可以将上海城市休闲化系统综合值的演变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1)，上海城市休闲化系统综合值低于0.2，处于较长时期的低水平状态，而此时上海城市居民人均GDP为6 661元(约合800美元)。第二个阶段(1992—2002)，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人均GDP于1992年达到1 000美元关口，旅游业市场开始提速发展。数据显示，1992年上海实现旅游外汇创收6.08亿美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并取得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的历史性突破，全年接待125.31万人次，首次超过百万人次。这段时期，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从整体上看，城市休闲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城市的交通主要以公共汽车为主，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足两平方米，居民的休闲消费水平不高。第三个阶段(2003—2012)，2003年上海人均GDP突破5 000美元大关，将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推上了急速发展的快车道。这一时期，上海的城市休闲功能凸显，城市休闲基础能力、休闲产业能力和休闲消费能力均得到显著的提升。

数据来源：根据《上海年鉴》(1978-2012)的有关数据整理绘制。图3 上海城市休闲化系统综合值与人均GDP对比分析

从城市休闲化系统内部来看，休闲基础、休闲产业和休闲消费基本上与城市休闲化发展保持了同步发展的节奏。如图4所示，休闲基础和休闲产业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为推动城市休闲化的进程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而休闲消费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成为制约了城市休闲化水平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图中也显示出，从2009年起，休闲基础、休闲产业、休闲消费以及城市休闲化系统综合值几条线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休闲消费更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数据来源：根据《上海年鉴》(1978-2012)的有关数据整理绘制。图4 上海城市休闲化系统及子系统综合值对比分析

(1)休闲基础综合值

如图4所示，休闲基础综合值呈现“波浪形”的发展趋势。1978—1994年，上海城市休闲基础能力缓步上升，城市在人居环境、交通便捷等方面有所改善。1995年上海第一条地铁线路开通，成为城市公交的亮点，但此举并未大幅提高城市休闲基础综合值，这主要是交通便捷(公共汽车客运量)指标水平快速下滑所带来的影响。而公共汽车客运量指标的下降固然有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开通对公交客运产生部分分流作用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城市交通结构优化调整导致公交线路及车辆的缩减所致。从长远看，城市轨道交通对提高城市休闲基础以及休闲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也证明了在2000—2012年休闲基础综合值快速提高的这段时间，轨道交通客运量指标贡献率较大。当然，2000年休闲基础综合值达到历史最低点后快速反弹，还得益于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所带来的发展契机，以及国家4A级以上景区数量指标增长的因素，在2001年我国首次星级景区评定中，上海就有6个景点获得此殊荣，从而有力地增强了上海的休闲基础能力。2009年上海更是凭借世博会的重大机遇，全力投入公共绿地、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显示，2009年上海城市绿地面积为116 929公顷，为上一年的近3倍；新开两条轨道交通线路，共计11条。上述因素推动了休闲基础综合值的再次快速攀升。

(2)休闲产业综合值

1978年以来上海休闲产业综合值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并长期高于休闲基础和休闲消费的综合值(见图4)。1978—1986年，上海休闲产业综合值低于上海城市休闲化质量综合值，主要原因是1978年刚实行改革开放，上海原有经济结构并没有太大变化，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住宿餐饮等指标均处于低水平状态。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浦东新区试点改革政策的落实，上海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和优化，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社会零售总额、文化场馆、旅游接待等指标水平提升，促使休闲产业综合值快速上升，成为上海城市休闲化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

(3)休闲消费综合值

如图4所示，尽管1978—2012年上海居民休闲消费综合值始终处于上升态势，但休闲消费整体发展水平低于休闲基础和休闲产业的发展水平，即休闲消费成为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的一个短板。从趋势图上可以看出，1999年是休闲消费进入快速发展通道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数据显示，1999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休闲意识的日益增强，居民休闲消费将会成为推动上海城市休闲化水平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一趋势在图4中亦已显现，2012年休闲消费综合值已超过休闲产业综合值，并接近休闲基础综合值。

另外，相关学者研究成果显示，上海市多数城镇居民已经完成了由简朴型消费向粗放型消费转型，相当数量的中高收入市民群体属于集约型休闲消费阶层，少数观念开放、意识超前、支付能力很强的消费者属于发展型休闲消费层级。如图5所示，从1999年起，上海城市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交通、通信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已超出用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由此可见，人们的休闲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发生了改变，城市休闲消费呈现“脱物化”趋势，亦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休闲消费需求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非物质产品的休闲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强。

数据来源：根据《上海年鉴》(1978-2012)的有关数据整理绘制。图5 上海城市居民人均休闲消费支出对比分析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第一，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日趋向好。自1978年以来，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水平经历了由不协调向协调、再向中级协调发展的过程。1978—1987年上海在城市休闲基础、休闲产业、休闲消费综合协调度呈现不协调状态，1988—1999年为比较不协调状态，2000—2002年是弱协调状态，2003—2004年向协调状态过渡，2005—2009年处于初级协调状态，2010年起处于中级协调状态。总体而言，休闲基础、休闲消费和休闲产业3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之间的协调度指数趋向越来越好。

第二，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在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水平发生改变的时间节点上，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也在进行着质的跨越。1999年，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由比较不协调向弱协调转变；2003年，人均GDP突破5 000美元，城市休闲化则正向协调发展过渡。因此可以说，城市休闲化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

第三，上海城市休闲消费呈现“脱物化”趋势，并将成为推动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上海城市休闲消费能力长期低于城市休闲基础和休闲产业能力，是城市休闲化进程中的一个软肋。但从1999年起，随着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得到迅速提升，同时人们的休闲消费观念和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人们对非物质产品的休闲消费需求不断增强。至2011年休闲消费综合指数超过休闲产业综合指数，与休闲基础综合指数基本持平，并显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因此，可以预期休闲消费将成为城市休闲化发展的新推动力。

第四，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综合协调度与4个参照样本城市相比处于领先水平，而在城市休闲产业与休闲消费之间的协调发展方面领先优势不明显。

3.2 讨论

第一，本文首次将发展协调度概念和城市休闲化现象结合起来研究，因而，在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论述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二，由于居民休闲意识、休闲时间和休闲制度等城市休闲要素没有比较客观的方法进行量化，本文在构建城市休闲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时，未能纳入上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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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潘岳风] [责任校对： 吕观盛]

Study on Coordination Degree Evaluation of City Leisure in Shanghai

XU Peng， MAO Runze

(TourismDepartment，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This paper has constructed the city leisure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degree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evaluation model， with Shangha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hoos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of Nanjing， Suzhou， Hangzhou and Ningbo as reference sampl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Through the study the paper found that： (1) Shanghai city leisure coordination has a good trend， through the non-coordination to coordination， to the intermedia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2) Shanghai city leisur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3) Shanghai city leisure consumption showed a trend of materialization off， and will become the main pow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ity leisure.

city leisure； coordination degree； evaluation model； Shanghai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GL083)

2016-06-15 [作者简介]许鹏(1978- )，男，江苏淮安人，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产业经济、财务管理；毛润泽(1976- )，男，河南夏邑人，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产业经济、休闲管理。

XU P，MAO R Z.Study on coordination degree evaluation of city leisure in Shanghai[J].Tourism forum，2017，10(1)：111-121.[许鹏，毛润泽.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度评价研究[J].旅游论坛，2017，10(1)：111-121.]

F592.7

A

1674-3784(2017)01-0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