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力的法则
——当代民间古玩权威地位的合法化研究

武洹宇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眼力的法则
——当代民间古玩权威地位的合法化研究

武洹宇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依据布迪厄的理论，现代教育体系是实现个体文化资本合法化的主要途径。然而，在民间古玩收藏的世界中，个体眼力的养成与历练却往往不是经由正规的教育渠道，而是来自多年购藏的实践经验。收藏界将这一类权威称之为“市场派”的权威，以区别于通过正规教育和体制内文博培训而产生的“学院派”权威。那么市场派权威的眼力将经由何种机制获得业界认可，实现个体资本的合法化？本研究通过中国南方两位市场派权威的人生轨迹探索这一眼力合法化的机制，意在呈现当代古玩收藏场域游戏规则的同时，管窥正规教育之外文化资本合法化的替代性路径，以揭示转型时期社会流动规则的多种样态。

眼力； 权威； 合法性； 阶层； 古玩收藏

全民收藏热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显著文化现象之一：走进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类鉴宝节目正在热播，有关古董收藏的书籍俯拾皆是，大批以古玩盗墓为题材的小说和连续剧风靡一时，诸如“打眼”、“捡漏”、“升值”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已经成为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语。

为了适应全民收藏热的需求，海量古玩赝品应运而生，于是真伪的鉴定和眼力的培养成为了收藏者们最为关心的首要问题。究竟何人有权力定夺真伪、判别优劣呢？在中国的古玩收藏界，这样的人往往被称之为“有眼力”的权威人士。那么，“眼力”究竟所指何物？它与个体权力有着何种关系？

在汉语会话中，眼力的含义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泛指人的视力，如唐诗里有“薄书销眼力，杯酒耗心神”①，说的即是阅读一本很薄的书就感到视力不济；第二个层次特指某种敏锐的鉴赏能力，如宋人李密的笔记《齐东野语》中有一句：“初非有袁李之术，特眼力高，阅人多故尔”②，便是特指一种辨识人性的敏锐能力。由此，当眼力第二层含义延伸到古玩收藏的语境之中，即特指个体对辨识古玩真伪贵贱知识的系统掌握。

有趣的是，笔者在田野中发现：几乎所有的收藏者，都试图表明自己的知识和判断是正确的，以其中一位受访者的话来表述，那便是“几乎每个玩收藏的人，都认为自己多少有一点儿眼力!”那么，当收藏者各自的知识和依据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如何解决呢？在央视近年热播的鉴宝节目《寻宝》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当两位或多位收藏者所持器物十分相近的时候，往往相互挑剔，试图一决高下。每当节目摄制组捕捉到这样的镜头，通常会邀请几位藏家一同进入鉴定大厅，面见专家权威，当场决出输赢胜负，使争论者心服口服。由此可见，当普通收藏者的眼力遭遇专家权威的眼力时，一种强弱分明的上下关系顿时出现。

这种使人自然而然地信服的强大力量，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称之为“权威”，它特指一种获得众人一致认可的、合乎社会期待与礼法的荣誉和声望，布迪厄称之为“象征资本”，亦作“合法性”。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普通收藏者自认拥有的眼力并不具备与专家权威眼力等同的合法性。在布迪厄的资本体系中，眼力毫无疑问可以看作一种文化资本，于是普通藏家与专家权威之间的差距即在于从文化资本到象征资本的合法化过程。因此，本文的聚焦点并不在于眼力本身如何习得，而在于它如何获得合法性，使其拥有者成为权威，手握权力。目前关注古玩收藏的学者尽管寥寥无几，对于眼力的研究亦尚未起步，但有关权威与合法性的学术讨论却是源远流长。

一、合法性的理论背景

(一)合法性的来源：三种“纯粹类型”

早在20世纪初，现代社会科学的三位奠基者之一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就明确提出了“合法性”的概念，并根据其不同来源，阐发了三种权威的类型，分别是：传统型、魅力型和理法型③。自此，三种“纯粹类型”便成为了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术语。二战以后，美国的一批政治学家如李普塞特(Lipset)、戴维·伊斯顿(D.Easton)、卢西恩·派伊(L.Pye)、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 Almond)以及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Talcott Parsons)和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 S.N.)等人对合法性的后续研究，无一不在发展和修正韦伯所开创的解释传统。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修正在于对合法性讨论的实践转向。事实上，即使是韦伯本人也曾反复强调：这三种“纯粹类型”在现实中绝难单独出现，它们往往以极其复杂的变体混合的样态存在④。因此，诚如帕森斯所言：合法性“在具体情况下始终是个经验问题，而且不能先验地假定”⑤。那么，应如何“在具体情况下”讨论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呢？帕森斯认为，应该考察社会制度的价值规范体系，因为“制度模式是根据社会系统的价值基础而被合法化的”⑥。一个逻辑链条由此出现：

(二)合法性的本质：正义或程序？

正如所有理论的不断推进与发展，这一逻辑链条也不断地招致来自各方的批判与修正，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声音分别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美国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Rawls)，而且两者的观点针锋相对——罗尔斯关注上述逻辑链条的前半段，强调价值体系中实质性的公平与正义。他认为“正义”属于道德判断，而“合法”则属于规则认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很多时候，得到大多数人同意的规则尽管“合法”，却未必正义；反之，坚持“正义”道路的人很可能寥寥无几，继而被纳入“不合法”的范畴⑦。可见罗尔斯所坚持强调的，是正义本身在内容上的明确性，尽管它也许并不具有合法性。而哈贝马斯所侧重的则是逻辑链条的后半环节：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如何产生？在他看来，合法性源自于众人一致达成的合法程序，而众人一致达成的意见，必然代表正义。由此推出“正义”与“合法”应该是同一回事，故哈贝马斯所关心的，是正义与道德在程序上的准确性，它等同于合法性⑧。

这场有关“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的争论成为了当代政治哲学最受瞩目的核心命题，虽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实现合法化的过程当中，正义与道德的判断不可或缺。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对话，是在两者对现代政治民主的共同关怀下进行的，因此他们所关注的对象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的宏观对接，至于在微观层面上个体如何从中取得合法的身份地位，同时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彼此形塑，则鲜有讨论。

(三)合法化的过程：资本转化

对此，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发展的实践理论可谓集大成者：首先，布迪厄将现代社会看作一个高度分化的综合体，其中存在诸多具有自身特性和运作逻辑的小社会，他称之为“场域”(field)。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身处在一个或多个场域当中，而场域中的每个行动者，都占据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对应着相应数量的资本。其次，布迪厄将这些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金钱、财富)、社会资本(关系、人脉)和文化资本(学问、知识)三种基本形式，并将这三种资本的最高合法形式，归结为“象征资本”，即一个人的荣誉与声望。最后，当个体成功地将三种基本形式的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即获得了与其声望和名誉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实现了身份的合法化转变⑨。

在探究资本规则的过程中，布迪厄发现：在晚近现代社会，教育体系是实现个体文化资本合法化的主要途径，发挥着几近垄断的作用。他以自己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为例，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在这一套看似“公平”的机制下所掩盖的残酷事实——文化资源的先天性不平等。作为培养国家精英的顶级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生源大都是来自巴黎上流社会的贵族子弟，他们过人的学养、品位和气质，其实早已在入学之前的优渥家庭中就已经习得。于是，布迪厄中晚年的学术生涯转向了揭示和批判决定个体身份阶层的资本合法化机制是如何在一系列不平等的基础中生产和运作，并指出这是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之一⑩。

(四)合法地位的表达：消费品位

当资本的合法化成功实现以后，个体将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是布迪厄在其成名之作《区隔》中论述的核心问题。书中以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社会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社会地位与审美趣味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写道：

二、转型中国背景下的眼力合法化

(一)中产阶级开始出现

(二)地位合法化机制不明

近年来，探讨中国中产阶层的人类学研究亦开始起步。例如，张骊对昆明商品房的研究显示：在中国，中产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阶层，此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相应的、可参照的文化标准，所以究竟需要掌握怎样的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才能获得社会认可，就成了一件高度待定的事。对此，她写道：

(三)古玩场域的地位合法化

因此，笔者对古玩收藏场域眼力的合法化研究便意在回应这一问题。1980年代中期，全民收藏热在中国兴起，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参与者即是在改革初期得以致富，从而发展起收藏爱好的人。正如绝大多数的收藏者一样，他们也在收藏的过程中不断研习有关藏品的种种知识，以养成、提升自己的眼力，辨识真伪优劣。

依据布迪厄的资本体系，眼力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化资本。当个体的眼力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那么个体的权威地位便得以树立——这意味着作为文化资本的眼力成功地转化成了作为象征资本的社会地位。与炫耀性消费所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并没有跳过文化资本的习得环节，但通常又不是经由正规教育的渠道，而是来自多年购藏的买卖经验——藏界将这一类权威称之为“市场派”的权威，以区别于通过正规教育和体制内文博培训而成长起来的“学院派”权威。

那么，这两种脉络完全不同的权威是否具有等同的合法性？换言之，古玩收藏场域是否存在一条正规教育之外的资本合法化路径，能让“拥有经济实力而缺少象征资本的一群人”从中获得某种受人尊重的合法地位？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古玩场域的地位合法化机制又是何种模样？古玩权威的日常生活将与何种阶层相对接？他们是否需要以消费品位来表达自己的社会地位？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笔者在2012年9月至2014年9月间，对中国南方一个颇有影响的民间收藏组织“宛城瓷馆”进行了为时两年的田野调查，因为该组织产生了两位“市场派”的古玩权威，即瓷馆两位创始人——二人均只有初中学历，在改革初期下海经商，而后转入古玩收藏场域谋求发展，立志要成为古玩权威，以获得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为保护受访者隐私，该组织的所在地区用“宛城”代替，文中出现的组织名、人名、书名、商铺名等一切有关信息，一律使用化名。此外，对于一些具有指示性的时间节点亦作了适当调整。

三、眼力的合法化路径

宛城瓷馆成立于2001年，是一个由古陶瓷收藏爱好者组成的民间兴趣团体，因连续举办四次成功的大型展览而名扬藏界，同时也使该馆的两位创始人——卓先生和王先生(下文简称“卓”和“王”)在业界成为权威。下文将对卓、王二人的社会背景及早年生涯作一简要介绍。

(一)草根下海

卓是宛城本地人，生于1960年初，13岁辍学，先后在本地的砖头厂、面饼厂当过工人，18岁进入当地某诊所药房谋职，与王共事，并迅速发展为挚友。王亦是本地人，与卓年纪相仿，15岁初中毕业出来谋生，17岁进入诊所药房工作。两人相识的这一年是1982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

五年以后(即1987年)，两人逐渐感到“呆在体制内没前途，有想法、有能力的人都跟着时代的步伐，离开国有单位，下海经商。那时候二十刚出头，当然也想出来闯一闯。”于是一起辞掉了诊所药房的工作，出来各自开了一间私人药房，几年内便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到了1990年代中期，由于私人药房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两人开始考虑转行。1997年受朋友影响，两人先后玩起收藏，卓遂决定转行进军古玩行业。自此，卓将药房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完全脱产钻研古代瓷器。王则开了一间田园饭店，药房亦交给妻子经营，自己主要精力放在饭店，闲暇时间与卓一同四处游历，购买藏品，同时拜师学艺，并很快在当地结成了一个交流古陶瓷收藏的小圈子，其核心成员皆为年龄相仿的本地人，简况如下——

道林：男，小型装修公司老板，初中学历，与卓、王二人一起参加过多次重要培训，被视为瓷馆内卓、王之后，眼力排行第三之人。

若秋：男，本地商业广场主管，中专学历，营销能力强，有上镜经历，故在后来举办展览时主持开幕。

柏姐：女，身兼多个公司会计，初中学历，同时收藏玉器，亦经营玉器生意，积极操持瓷馆主办的各种活动，可谓卓的“左膀右臂”。

熹姐：女，电台财会，电大学历，乃圈中学历最高之人，文笔优美，宛城瓷馆的所有文字工作皆由她经手。

梅姐：女，保险公司员工，亦善操持瓷馆各种事务，是卓的重要帮手。

此时的卓、王二人已无经济之忧，药房与饭店的盈利完全可以支持家庭开支。对王而言，古玩方面的活动可作“纯粹”的业余兴趣；完全脱产的卓则一心追求“学懂”鉴定知识，在古玩行业成为权威——因为“谁不愿意跟权威买东西呢？这样藏品才有保障，所以要想在古玩行业有所发展，必须自己成为权威，这样既能做好生意，又有社会地位，受人尊重，是名利双收的事情。”卓如此回忆自己的最初目标。

基于这样的想法，卓、王二人开始了求学之路，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通过到全国各地购买藏品，广交朋友，感觉“谁比自己懂得多，就向谁学习”，形式比较松散；第二个阶段是参加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文物鉴定培训班”，直接向“体制内”的国家级鉴定专家学习，过去零散的知识逐步形成系统。培训期间，两人广交藏友，为后来举办的大型展览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基础。

在1997至2002年间，卓、王等人的主要活动即是到全国各地购买藏品、积极出席收藏界的各种活动、频繁参加不同类型的鉴定培训班，并在2001年成立了“宛城瓷馆”。一切的努力主要围绕两个目标：一是学习鉴定，提升眼力；二是广结人脉，寻找机会展现自己。终于，在2001年浙江地区所举行的一次大型收藏研讨会中，一个重要的机会浮现了。

“当时我们从没参加过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兴奋极了!”王如此回忆。事实上，他所描述的“高规格”并非指高端会场或星级接待，而是指多达几十位的全国知名专家亲临会场。

卓对此解释道：“像我们这样的草根，一下子见到那么多传说中的大师，以前根本不敢想象，所以又惊喜又振奋!”。会议期间，除会场部分外，主办方还安排了7项参观游览的“配套项目”，分别由14个民间的收藏组织或者个人承办，其中绝大多数为各种私人展览。卓由此敏感地意识到：这些“配套项目”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展现个人眼力的绝佳舞台，一旦获得几十位举足轻重的权威认可，那么自己的眼力将在业界获得广泛承认。与此同时，两人还在会上得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下一届的会议将在自己的省份举行。于是，他们当即向主办方提出申请，表示宛城瓷馆想在明年秋季的会议上举办一个全省的陶瓷联展，作为会议的配套活动，事情很快谈成。

(二)举办大型联展

2002年4月，展期确定。卓、王及瓷馆的核心成员开始着手进行大展筹备。第一步是准备和统计藏品。初步拟定百余件，其中约有六成出自馆内核心成员，不少专为展览购置，以确保有精品压轴，从而把握大展的整体品质；此外，约有一至两成来自本会其他会员，其余三成左右征集自省内其他地区的收藏团体。这一配比在日后的多次展览中得以沿用，是布展成功的关键设计。

第二步是邀请专家权威。这是策展过程中最重要、也是难度最大的一步。对此，柏姐专门解释道：

知名的专家每年会收到很多邀请，未必会选择前来我们这里开会。所以为了确保想请的专家都能到场，我们就亲自坐飞机到北京、到上海、到陕西去请。具体的请法是：约专家出来吃饭，在饭桌上敬呈请帖，出示公函，并且拿出展品照片和解说词稿件请专家过目，让人家知道我们起码玩的不是假货，而且还有精品可看。

经过这些努力，宛城瓷馆请到了三位国家级专家：分别来自北京、陕西和浙江。此外，曾经教过卓、王等人的三位省级权威亦答应到场。出乎意料的是，参与协办的某收藏网站董事长经由私人关系带来了另一位国家级专家，据卓告知：“这是当时到场嘉宾中行政级别最高之人。”

第三步是统筹多方协作。首届全省联展的协办单位共有19个之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省内民间收藏的个人和团体，共计12个；第二类是6家新闻媒体，其中包2家本地电视台、1家本地报社以及2个收藏网站；第三类比较特别，是两家民营企业，一是王所经营的饭店，用以招待嘉宾饭食，在往后的几届展览中，王的赞助的部分常常就是“请客吃饭”；二是位于宛城下属市镇一个专营明清仿古家具的企业，老板是卓、王好友，因布展的两厅之间有一个小型中庭，略显空旷，便想到可以用来展示、宣传朋友的企业产品。

第四步是经费预算和人员分工：因为自费办展，所以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绝大多数工作由馆内核心成员承担。在开幕当日，卓、王、道林三人负责招呼专家和领导入席，同时应酬多方同行友人和新闻媒体；若秋因有上镜经历而作为开幕主持；柏姐则操持其余各种琐碎之事，熹姐与梅姐从旁协助。

第五步是在展览结束以后整理、编撰和出版展览图册，以持续地扩大影响。这一举措主要基于卓的理念，他认为：

要想一个事件产生持续影响，光靠新闻媒体是不够的，那毕竟只是一时的报导，人们很快就淡忘了，所以必须留下可供后来人查阅的图书资料。这样一来，只要书籍能够流通到的地方，就会有人知道宛城有这么一批人，做过这样的事，永不磨灭。毕竟人寿百年，纸寿千年。

实际上，该书的编撰工作在展览前就已经开始，书稿的文字部分基本来自展览解说，由熹姐稍作一些补充润色，总体改动不大。拍摄和图片制作交由一间公司承包。在进行文字和图片编辑工作的同时，卓联系了前来观展的六名专家分别为图册作序、题字、题词，以强化本次展览所受到的权威肯定，逐步树立起自身的权威地位。图鉴出版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影响范围，卓不仅广泛寄送，而且积极参加出版界的各类评奖活动。仅就笔者目前所见的资料显示，这一次的“首届图鉴”至少获得了三种荣誉：一张被宛城图书馆收藏的“收藏证”、一份“全国优秀出版图书二等奖”的奖状以及被选入“宛城2003年读书月”的推荐书目之一。那么，首届联展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卓、王二人权威的身份呢？这一资本转化的过程具体经由何种机制得以实现？

(三)资本互化机制

1.垂直转化

对于立志要成为权威的卓来说，经由前辈仲裁而获得权威身份是举办展览最为清晰的意义所在——他认定每一次成功的展览，都能使自己站在一个“更高的海拔”继续累积资本，逐级晋升：由地方权威到省级权威，最后向国家级的权威行列进军。这一文化资本(眼力)直接上升为象征资本(权威身份)的转化过程，可以看作一种垂直式的资本转化。

2.回旋转化

除此之外，卓、王二人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收获。首先，是眼力的提升，即文化资本的持续累积。这一过程的具体收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去往各地挑选展品的过程中，因每日过眼海量器物，不仅有机会见识各种稀有的真品，亦能接触不同层次的仿品，同时与各地藏家切磋眼力，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鉴赏经验；二是在撰写展品解说辞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查阅大量资料，以求准确断代，并对器形、纹饰、釉色等诸种细节作详细解读，在查证的过程不断地积累知识、提升眼力。

其次，是社会资本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支持。在首届联展的筹备时期，有三位日后产生重要作用的“老板”进入卓、王等人的小圈子，他们分别是：宛城阮氏、香港陈氏和广州白氏。三人均因展览与卓及其小圈子熟悉起来，并很快加入了他们去往各地购藏的队伍。这三位老板之中，属香港陈氏的财力最为雄厚，在他的支持下，卓一行人的购藏范围由原来的福建、两广和港澳地区，迅速扩大到北京和伦敦。自此，三位老板在古瓷器方面的投资购藏皆离不开卓的“把关”——他们所购买的每一件藏品，不仅需要卓亲自鉴别，而且所购之物也经常由卓推荐，而卓为之所做的一切，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于是，为了回报卓多年以来的义务把关，三位老板在后来几次办展之时，皆拿出私藏支持展览，增添了不少“大价钱”的稀有品种作为压轴，且不时提供资金赞助，有效地减轻了办展的经济负担。继第一届全省联展成功举办之后，卓、王及其团队又在往后的几年中成功举办了第二、三界全省联展，分别以明、清时期的展品为主题。这三届的省级联展的连续成功使卓、王极其团队在省内名声大震，藏界媒体甚至将宛城瓷馆的成功经营总结为“宛城模式”向全国推广，卓、王也因此坐稳了宛城古陶瓷鉴定专家的第一把交椅，并跻身省级专家的行列。

因此，眼力的合法化过程其实不仅仅是文化资本直接上升象征资本的单一转化的过程，同时还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互相转化与持续累积的回旋式上升过程——最初，是由个体所掌握的鉴定知识加上经济投入与人脉支持，转化为一定的名声，这时名声又带来了社会关系与经济支持，使个体能够此基础上持续不断地进行下一轮的资本累积和转化，以获得更多的象征资本(亦即更高的合法地位)，构成一个增值的循环。

连续三次全省联展的巨大成功使得卓、王二人相信自己已然深谙游戏规则。于是，他们蓄势待发，打算筹备一次规模更大的“全国联展”，以稳固自身在省内藏界的地位，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影响，为日后持续办展，晋升国家级权威做好铺垫。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古玩权威的世界又有着怎样的等级体系？

四、眼力的合法化受阻

(一)权威的等级体系

一般来说，几乎每个地方的藏友都会自发地形成一些私人性的小圈子，相互交流切磋，久而久之，其内部便会产生一、两位圈内公认的眼力超群之人，成为该圈子的内部权威。比如，即使在尚未举办省级联展之前，对于道林、若秋、柏姐、梅姐和熹姐等人所组成的小圈子来说，卓、王二人也已经扮演了圈中最高裁决者的角色。

事实上，一个地方通常会存在一个或多个收藏小圈，倘若某地只有一个圈子，那么该圈的权威自然也就成为了当地的权威，而如果一个地方有多个圈子，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多个圈中有一个相对主流，受认可度较高的圈子，那么这个主流圈的领袖通常也是地方权威。如：成功举办了三次省级联展之后的卓、王及其团队，在宛城便属于这种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多个圈子势均力敌，各自为政，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地方性的权威群体，当彼此意见相左时，比较容易发生冲突和矛盾。

于是，每当这样的情况出现，往往需要省级权威或国家级权威等更高级裁决者的介入。在目前的各省权威中，有的隶属于国家文博系统，也有的纯属民间人士。但更高级裁决者的介入也并不意味着争议的必然终结，在眼力切磋的过程中，不乏有坚持己见、拒被说服者，他们往往会继续征询其它省级权威或国家级权威的意见，力图证明自己的判断没有误差。倘若个人的眼力或藏品能够得到一个或多个国家级权威的认可，那么此人的眼力高度及其藏品价值便得到了一种近似定论的确认，因为再没有人的威望可以超越国家级权威，自然也就无人能推翻他们的结论。

中国的国家级古玩权威几乎全部都隶属于国家文博系统的中央机构，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以及国家鉴定委员会等。其中，古陶瓷领域最受人敬仰的一位，当属人称“瓷圣”的耿宝昌先生。在笔者的田野经历中，每当“耿老”被提及，人们大都是在描述一种无可辩驳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权威判定。

耿宝昌生于1922年，14岁进入琉璃厂著名的古玩店敦华斋做学徒，师从人称“宣德大王”的孙瀛洲。建国以后，师徒二人先后进入故宫博物院的“陶瓷研究所”就职，共同整理和研究故宫旧藏，同时为国家培养文博人员，逐渐发展出一条以“孙—耿”为源头的师承谱系，成为当代中国的古陶瓷鉴定领域的核心脉络。1966年，孙瀛洲逝世。自那以后，耿宝昌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中国古陶瓷鉴定的第一人。

笔者在田野中所接触的各类民间古陶瓷收藏者皆对耿宝昌崇敬有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耿宝昌出身琉璃厂。广州白氏曾道：“正是因为琉璃厂的经历，才使耿宝昌能够像他的老师孙瀛洲一样，受到两个领域的双重认可”。白氏所说的“两个领域”，指的即是“学院派”与“市场派”。在卓、王等“走市场”的收藏者眼中，学院派的权威虽受过良好教育，熟知鉴定理论和各种典型器物标本，但对市场上层出不穷的仿品往往不够了解。因此，从实际操作的意义上讲，他们认为学院派的眼力总体弱于在各类文物市场上“用真金白银砸出知识”的民间高手。依此逻辑，孙瀛洲进入故宫博物院以后所收弟子，皆有“学院派”的局限，是不能与出身琉璃厂古玩铺的耿宝昌相提并论的。

除此之外，在为人方面，耿宝昌还以“坚持底线”而著称。据说他从不私下为人鉴定赚钱，多年居住在北京狭小的旧居之中，经常回绝民间举办的各种收藏活动，以避免纷争。自收藏热兴起以来，权威乱鉴致使各种鉴定证书泛滥的新闻屡屡见报，在此风气之下，耿老的坚持尤显可贵。那么，卓、王的人生轨迹能否与这位镇守眼力金字塔顶的“瓷圣”发生交集呢？假若真有机会，这将意味什么？

(二)受阻事件及原因

2008年初，首届“全国联展”的筹备正式开始。这一次，征选藏品的范围扩大至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卓、王等人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一大批在他们看来是赝品的器物，却配有前辈专家出具的鉴定证书，其中不乏许多与卓、王私交甚好的专家权威。假如碍于面子而接收上展，必将声誉全无，前功尽弃。倘若不顾颜面全部拒绝，又将得罪于人，不再获得支持。不论何种选择，似都难有好的结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之前几次大展中能够顺利达成共识的同一批人，忽然在这一次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相左意见？

卓、王在事后才意识到，此次全国联展的主题——宋、辽、金、元瓷，恰好处在业界争议较多的一个领域，尤其对宋瓷的争议最多。而此前三次省级联展的主题多为明、清瓷器，藏界认知度较高，因而也相对容易达成共识。所以，从专业的角度上看，几乎是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能在争议倍出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倒之地？他们迫切需要找到某种能够证实器物确真性的方法。

既然眼学的世界众说纷纭，那么科技鉴定的手段是否可行呢？笔者曾与卓、王等多位民间收藏人士分别谈起过关于科技鉴定的问题，其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并不靠谱”，而道理却始终说不清楚。对此，他们时常强调一个经验事实，那便是不少经过检测的所谓“到代”器物，明明白白就是仿品。这样的事情多了，自然就对“科学”丧失了信心，也没有兴致去了解具体的鉴定依据和方法，所以始终说不清反驳的原因。总之，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科技检测“不靠谱”，这在笔者所接触的民间藏界，几乎成为了某种默识。

为了弄清科技鉴定的原理与受访者口中“经验事实”的关系，笔者广泛查阅了有关科技鉴定的相关信息，发现目前的科技鉴定确实无法完全证实古代器物的确真性，而只能做出被测试品是否符合一系列“标准值”的判断——假如不符合，便可以断定其为仿品；但即使完全符合，也无法证实其为真品，仅能说明其有可能为真。对此，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副主任姚青芳曾在一次解释“荧光能谱仪”的鉴定原理时，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

(三)阻力化解：方法和代价

锁定了这一目标之后，卓、王决意不受鉴定证书的干扰，只挑选自己认可的器物。为此，卓想出了一个委婉的拒绝办法：只要带有鉴定证书的藏品一概不收，理由是“别人已经有了结论的东西，无法代表我们的水平”。事实上，卓自己也心知肚明，这并不是一个高明的理由，因为只要拒绝了藏品，就无可挽回地得罪了藏家以及为藏品签发证书的专家权威。而他之所以能下此决心，除了想要确保展览质量，以力邀耿宝昌之外，还因为他算好了一个关键的时间差。对此，他解释道：

被我拒绝的收藏者一般不会立即去找开证书的专家理论，因为很多藏家并不与开证书的专家居住在同一地区，甚至不在同一省份。这些人大都并不直接认识专家，只是在专家出差到当地时，经由地方收藏家协会的关系得以接触，请专家为自己的藏品出具证书。因此，当这些专家收到我的邀请时，大概还没有机会得知自己亲笔签发的证书被我否决。等他们知道得差不多时，我的展览早已经办完。

由此，卓大胆地拒掉了一大批带有前辈签发证书的藏品。在二十多个省市的数万件藏品中，仅挑选了几十件运回宛城布展。与以往的历次展览一样，外来展品只占总数的三成，其余的七成皆来自瓷馆内部以及卓、王的密友圈，以确保有珍品压轴，如此才可能请到有分量的专家权威到场观展。

2008年秋季，全国联展在宛城博物馆盛大开幕，在以往三届展览中受邀而来的绝大多数前辈权威不仅悉数到场，并且如愿迎来了八十四岁高龄的“瓷圣”耿宝昌先生。此次展览的结果好评如潮，“耿老”的到场、肯定和题词很快在藏界传开，使卓、王及其带领的宛城瓷馆名声大震。

然而，在大展结束以后，卓、王却决意从此再不办展。同年，卓卸下宛城瓷馆会长一职，由王继任，自己将精力转向生意经营。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两人在为大展创造成功条件的同时，也断绝了日后再次成功的可能。对此，卓分析道：

不论全国联展的效果多好，否定前辈权威证书的后果必定会显现出来，到时候很可能就不再支持我了，反而难看。再加上耿老的年纪也大了，能请来一次已属三生有幸，所以我必须见好就收，现在止步，还算得上功成身退，否则很可能前功尽弃。

自此，卓、王二人彻底放弃了继续办展晋级的计划，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难堪局面，虽心有无奈，但毕竟能让已经取得的荣誉和成就有所保障。从表面上看，似与人际有关，但人际并不是根本原因。综观卓、王入行以来的整个历程，很容易发现他们并非不善交际，相反，他们之所以能连续多次办展成功，除了本身的实力之外，很大程度亦有赖于他们与多位前辈权威的良好私交，而这种私交正是建立在对真伪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从中可见，在眼力的合法化机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前提便是对真伪的定论能够达成共识。

鉴于目前科技的手段尚有局限，真伪判定仍旧离不开眼学的实践，而眼学的判断始终无法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权威之间出现争议在所难免。于是，具有终极意义的裁决只能来自权威体系的金字塔顶。假如最高裁决不能到场，那么个体的鉴定能力须在争议相对较少、共识达成概率较高的范围之内，才能被有效证实。在2001年至2008年间，宛城瓷馆主办的三次省级联展基本都在这一有效范围之内，最后一次的全国联展尽管冒险涉及了争议较大的主题，但国家顶级权威的到场坐镇将局面巧妙地控制在了能够有效实现其眼力合法化的范围之中。

五、实践的总体结果

(一)进入地方精英圈层

三次省级联展和一次全国联展的成功为卓、王及其团队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和一定的名望，使他们成为了宛城当仁不让的古陶瓷鉴定权威，同时也进入了省级权威的行列，并先后获得了三项重要的官方头衔：省文史馆馆员、宛城政协委员以及宛城社科联成员。两人以古玩鉴定专家的身份获此荣誉，标志着他们的鉴定眼力得到了国家政府官方认定，眼力合法化的过程得以正式完成。

在笔者对卓、王二人日常生活长达两年的观察和记录中，发现权威地位似乎并没有直接给他们的古玩生意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卓的大额生意多由拍卖行经手，货源不对买方透露；王则为了避嫌，很少对外宣称自己经营一家古玩商店，以免有人猜忌他利用权威之名谋取私益。从中可见，作为象征资本的权威地位似很难直接兑换成大量的经济资本。

在这之中，地位最高者往往是时任各重要机关的领导干部，如政协主席、社科联主席、法院院长等；居于中间层位的多为各专业人士，如中学校长、工程师、电台主播等等；而地位最低一级主要为各种“老板”，此中又可细分两类——第一类是地方龙头企业的领导者，其本身即是政协成员，另一类则是其他一些政协成员的商界朋友。总体来说，每逢聚会，把握话题之人多为领导干部，各类专业人士的参与程度亦相对积极，商界“老板”们的发言频率则相对较低。卓、王二人虽凭借着古玩鉴定方面的成就进入该圈，但由于他们并不具备与其他专业人士等同的高等学历，因此处在中间层位中相对偏下的位置。每当身处这些这些社交场合，小心翼翼是他们的习惯状态，大多数时候不会选择主动发言。

(二)对身份地位的表达

因此，对于像卓、王这样的草根出身，自80年代初下海经商，而后转入古玩场域磨砺十余年之久，最终流动至地方精英阶层的中段的人来说，似乎刚好被卡在阶层界限的模糊地带——他们既不是张骊研究中“拥有经济实力而缺少象征资本的一群人”，又与同处在政协中层段位的其他专业精英并不完全一样，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地位感正是他们在正规教育之外谋求文化资本合法化的替代性路径所达致的最终结果：既实现了社会流动，但却又无法获得与高等学历完全等同的文化认可。

于是，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非常看重，同时对国家赋予的正式头衔十分在意，认为这些头衔才是“有身份的真正象征”，而非高昂消费和享用名牌。因为一旦跨出古玩文博的界别之外，业界权威认可所能发挥的社会辨识度就极其有限，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耿宝昌何许人也，但“政协委员”的分量大都略知一二，这就如同大多数人对高等学历的认知一样，皆是由国家授予的资格认证。因此，对于卓、王而言，国家头衔实则在古玩场域之外的广阔空间发挥着类似学历标识的作用。

六、小结与讨论

第一，眼力作为个体的一种文化资本，可以通过非正规教育的渠道实现合法化，转变为声望和荣誉，即作为权威地位的象征资本，完成个体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在正规教育之外的一些场域，的确存在着能够实现文化资本合法化的替代性路径。本文讨论虽仅在古玩收藏的场域，但同时也昭示着其他类似场域存在的可能。从近年热播的各种综艺赛事和频繁见报的各类社会评选中，不难窥见教育系统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资本合法化路径。

第二，古玩收藏场域中个体眼力的合法化需在器物真伪能够得出定论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实现。事实上，所谓“定论”并非指绝对意义上的真假，而是指某种能使业界大众信服的结果。由于科技鉴定尚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传统眼学仍是主流的鉴定方法，所以争议很难避免。就古陶瓷领域而言，业界对明、清时段的瓷器鉴定一般争议较小，相对容易达成共识，而对元代以前“高古”瓷器的鉴定则比较容易发生分歧，尤以宋代瓷器引发的争议最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位居眼力金字塔之颠的最高权威担任终极裁决者的角色。由此可见，眼力作为个体文化资本的一种，其合法化的实现前提、范围划分与具体路径需根据所在场域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讨论。

第四，眼力合法化的社会结果是卓、王二人实现了从普通商人到地方政协精英的向上流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参与地方精英社交活动的过程中，均表现出文化上的不自信，因为社交场上的其他成员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主要包括地方各重要机关的领导干部和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构成地方精英圈子的中层和上层。除此之外，便是学历不高、位置亦相对较低的“老板”人群。在这样的圈层中，炫耀性消费亦很难掩盖文化上的弱势，这意味着消费并未与某种高尚品位相勾连，在大多数人眼中，它仍不过是物质优势的直接显露。卓、王在地方精英圈层中的位置介于中层的专业人士与下层的“老板”群体之间，这意味着国家赋予的文化头衔始终无法达到与高等学历完全等同区隔性效果。换言之，虽然在正规教育之外，的确存在着实现文化资本合法化的替代性路径，但其所能带来的合法效力仍旧弱于正规学历。

注释

①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一作武功县闲居)》，《全唐诗》(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08年，卷489，第5665页。

②李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5页。

③④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钱用详、林振贤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8-199页，第199-200页。

⑤⑥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161页。

⑦Rawls, John.ATheoryofJustice. Harvard: Belknap Press, 1971．

⑧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⑩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责任编辑 王敬尧

Legitimizing a Discerning Eye：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ntique Experts’ Autho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Wu Huanyu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n-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ccording to Pierre Bourdieu，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has been functioned as the major path to legitimize individuals’ cultural capital. However， in the field of antique collection， the cultivation of one’s “discerning eye” oryanliin Chinese is usually through trading rather than schooling. This paper thus explores an alternative path to legitimize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field of antique collection. With the fieldwork conducted in a city of south China， focusing on the occupational path of two individuals, the paper uses the two individuals’ life stories to show howyanlihas been legitimized outside of the schooling system, demonstrating the rule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antique collection field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China.

yanli； authority； legitimacy； class； antique collection

2016-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