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动力
——基于多部门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严成樑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动力
——基于多部门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严成樑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多部门模型，通过反事实分析考察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动力。量化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是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资本深化和财政支出扩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力度较小。内生性偏好变化等需求侧因素以及市场化改革推动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下降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不容忽视。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资本深化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是1978—199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和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1995—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分区间的对比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

产业结构变迁； 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 多部门模型； 反事实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事实是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变迁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不断下降，非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不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2年的33.6%。经济持续增长主要表现在我国人均实际GDP的不断上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我国人均实际GDP从1978年的0.09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1.16万元。是什么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和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事实上，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产业结构变迁使得劳动力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流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这会促进经济增长①。经济增长使得人们收入水平上升，这会引起人们消费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参与体对工业产品，尤其是服务性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这又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根据Solow，Romer②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上升和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直接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使得生产技术前沿外移，提升了经济的总体生产能力。资本深化使得人均实际资本增加，人均实际收入上升。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资本边际产量随资本投入增加严格递减，新增单位资本对产出的边际贡献率不断下降。内生增长理论假设资本的边际产量为常数，均衡状态的资本产出比为常数。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资本深化也是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驱动力量。根据Ngai and Pissarides，Rogerson，Alvarez-Cuadrado and Poschke③，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推出作用(push effect)，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拉动作用(pull effect)。这些文献强调的作用机制是，技术进步使得农业部门生产既定数量农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较少，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非农产品需求量增加更大，这会引致更多的非农产品供给，对应更多的非农产品部门就业，这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Acemoglu，Dennis and Iscan认为资本深化是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④。

财政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在大量理论和实证文献中得到证实⑤。财政支出通过形成公共资本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效率，财政支出也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拉动总需求，这些都是财政支出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渠道。运用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典型事例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快速回落，为应对经济负面冲击，我国政府实施的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同时，财政支出也是驱动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财政支出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渠道包括：财政科研支出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上升，满足农产品生产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下降，从而使得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财政教育支出提高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劳动力有更强的竞争力在非农部门找到工作，加快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财政支出对人们收入增加具有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收入上升使得人们对非农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这会引致非农产品供给量增加，从而吸引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等等。

综合上述分析，从理论上判断，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研究中尽管有大量文献考察了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⑥，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⑦，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分析⑧。但已有研究仍存在如下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现有文献主要是通过拓展标准经济增长框架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的。这里的问题是，标准经济增长框架是以美国经济作为基准经济构建的，其突出特点是假设经济中不存在农业部门，只有非农业部门。这种框架用来研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较好的适用性，这是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现代化程度很高，农业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以及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都很低，忽略农业部门不会影响整体结论。但运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却欠妥，这是因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是我国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总就业比例的年均值超过50%，农业部门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年均值超过20%。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应考虑中国产业结构特征事实，忽视农业部门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得到的结果是有偏的。此外，区别于标准的经济增长框架，在产业结构变迁框架下，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基于现实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理论研究文献的缺憾，本文构建包含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多部门模型，通过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考察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本文的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财政支出引入产业结构变迁框架，构建同时包含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多部门模型，考察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和财政支出作用于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力度。第二，基于产业结构变迁框架探讨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充分考虑了农业部门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这突破了已有文献基于经济增长框架分析与我国现实经济不一致的问题，这样的框架更符合我国经济现实。此外，在本文的框架下，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和财政支出既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变迁渠道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第三，已有文献主要是通过拓展Solow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探究我国经济增长源泉，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法分析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和财政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反事实分析能更好地将理论与现实联系起来，得到更加具体的结论，本文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本文剩余部分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一个包含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多部门模型；第三部分是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反事实分析；第四部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反事实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一)家庭部门

(1)

家庭面临如下的预算约束方程：

wLA+wLM+rKA+rKM=PACA+CM+S

(2)

其中w表示家庭从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获得的实际工资，LA和LM分别表示家庭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供给。r表示利率，KA和KM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资本。我们假设非农产品价格为1，PA为农产品相对于非农产品的价格，S表示储蓄。家庭的储蓄转化为企业投资，通过积累形成资本存量。方程(2)左端表示家庭总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方程(2)右端表示家庭总的消费支出和储蓄。

我们通过构建如下的Lagrange函数来求解家庭的最优性问题：

其中λ表示Lagrange乘子，家庭通过选择最优农产品消费和非农产品消费极大化福利，对应的最优性条件分别为：

(3)

(4)

根据方程(3)和(4)计算可得：

(5)

(二)农业部门

(6)

其中YA表示农业部门的产出，AA表示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KA表示农业部门的资本，LA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G表示财政支出，0<α<1是农业部门资本的产出弹性，0<θ<1是刻画财政支出生产效率的指标。上述方程设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是，政府财政支出提供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铁路、公路、通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直接提高了民间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政府提供的福利性财政支出，例如，教育支出、医疗支出通过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对农业生产有促进作用。

农业部门通过选择劳动和资本的数量以极大化如下的利润函数：

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如下的最优性条件：

(7)

(8)

(三)非农业部门

非农业部门利用资本和劳动生产非农产品，与农业部门生产函数设定的思路相同，财政支出有利于生产非农产品，我们给出如下的非农业部门生产函数：

(9)

其中YM表示非农业部门产出，AM表示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KM表示非农业部门的资本，LM表示非农业部门劳动投入，G表示财政支出，0<β<1是非农业部门资本的产出弹性，0<φ<1是刻画非农业部门财政支出生产效率的指标。需要说明的是，在方程(6)和方程(9)中，我们假设总的财政支出对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生产都具有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区别于资本和劳动，财政支出形成的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能同时影响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生产。例如，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修建的公路既可用于农业部门的生产，也可用于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现实经济中很难严格区分哪类财政支出只对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产生影响，而不对非农业部门(农业部门)产生影响。方程(6)和(9)关于财政支出的区别是，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生产函数中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不同，这决定了财政支出对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影响力度也存在差异。

结合现实经济，我们假设政府对非农产业部门征税，税率为τ，非农业部门通过选择最优的资本和劳动数量以极大化如下的利润函数：

通过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可得如下的最优性条件：

(10)

(11)

(四)政府部门

政府通过对非农产业部门征税为财政支出融资，政府的平衡预算约束方程是：

(12)

其中方程左端表示政府从非农业部门得到的税收收入，方程右端表示政府财政支出。

(五)竞争性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

3.农产品市场出清，农产品需求等于全部的农产品供给：

CA=YA

(13)

4.非农产品市场出清，税后的非农产品产量用来满足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

(14)

5.劳动力市场出清，劳动供给等于劳动需求，我们假设劳动力供给总量为1：

LA+LM=1

(15)

6.资本市场出清，假设资本总量为K，对应如下的条件：

KA+KM=K

(16)

(六)模型求解和分析

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获得的工资应相等，这对应文中的方程(8)和(11)，联列上述两个方程可得到：

(17)

将产品市场均衡条件(14)和(15)代入方程(5)，结合生产函数(6)和(9)可知：

(18)

定义kA=KA/LA表示农业部门的人均资本，kM=KM/LM表示非农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定义s=I/YM表示投资率，联列方程(17)和(18)可得：

(19)

将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LA+LM=1代入方程(19)，整理得到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

(20)

三、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动力反事实分析

(一)参数校准

图1 我国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资本深化

在上述基准参数校准和计算的基础上，我们考察方程(20)通过模型计算得到的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和我国现实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是否一致。图3给出了1978—2012年间模型值和拟合值之间的关系，其中data表示实际值，model表示模型拟合值。可以看出，通过模型得到的值和实际数据具有高度一致性，这说明本文构建的模型可以较好拟合现实经济。

(二)反事实分析

根据反事实分析通常的思路，我们通过假设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固定在期初(1978年)时，考察内生变量的变化趋势，进而判断感兴趣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在图4中我们分5种情形，其中basic model是根据模型直接计算的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的变化趋势，no change in Aa表示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1978年水平不变时，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的变化趋势；no change in Am表示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1978年水平不变时，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的变化趋势；no change in Ka表示农业部门人均资本保持在1978年水平时，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的变化趋势；no change in Km表示非农业部门人均资本保持在1978年时，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比例变化趋势；no change in g表示人均财政支出保持在1978年水平不变时，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比例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各种反事实分析中，农业部门劳动力比例总体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不同情形下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的幅度有差异，这也决定了各种力量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存在差异。

图3 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模型值和拟合值对比

图4 产业结构变迁的反事实分析

为考察不同时期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变化的原因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将总体样本拆分成1978—1994年和1995—2012年两个样本，分别考察不同样本区间内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的原因，详细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不同时段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存在差异。1978—1994年，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是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比例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使得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12.277%，其对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的贡献率高达73.951%。根据文献研究，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是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本文关注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资本深化和财政支出扩张属于供给侧的因素。1995—2012年的区间，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农业部门资本深化、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以及财政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度都较小，上述5种力量加总对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的贡献度不超过20%，这说明1995—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可能是由于需求侧内生偏好变化或是市场化改革推动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下降导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个区间，财政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度都较小，其中1978—1994年，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甚至为负，这主要是因为1994年人均实际财政支出低于1978年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在1995—2012年的区间，财政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度也仅有3.641%。还要说明的是，财政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度较小，可能是由于生产函数中的财政支出产出弹性较小。若生产函数中财政支出产出弹性增加，财政支出对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影响会变大。为此我们假设θ=0.1，φ=0.2，进而考察财政支出影响力度变化后结果是否稳健。表1最后一列给出了敏感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生产函数中财政支出弹性增加后，财政支出对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下降的影响力度尽管有所提高，但仍然较小，其使得样本期间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下降1.357%，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度为3.693%。

表1 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下降及贡献度反事实分析

样本区间1978—20121978—19941995—2012敏感性分析农业部门劳动力比例下降幅度(单位:%)农业部门TFP13.42812.2770.58211.63非农业部门TFP0.8240.6710.3090.453农业部门资本深化1.7390.6290.9421.739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2.0021.2250.5832.002财政支出0.623-0.090.7071.357贡献度(单位:%)农业部门TFP36.55773.9512.99631.663非农业部门TFP2.2434.041.591.234农业部门资本深化4.7343.7934.8534.734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5.4517.3773.0045.451财政支出1.695-0.543.6413.693

四、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反事实分析

本部分通过产业结构变迁框架考察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和财政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的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分析的文献主要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通过Solow增长核算方法考察各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对于标准经济增长框架而言，产业结构变迁框架可以更好地反映和拟合我国经济现实，同时通过多部门框架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更具体。例如，如果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么是农业部门资本深化的作用更大，还是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的作用更大？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农业部门技术效率和非农业部门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哪个更大？根据理论模型部分的定义，人均实际GDP是农业部门人均实际GDP和非农业部门人均实际GDP的加权平均，对应的权重分别为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图5给出了通过本文模型计算的人均实际GDP数据和模型拟合值之间的关系，其中data表示实际值，model表示模型拟合值。可以看出，模型计算值与现实值高度拟合，从而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我国人均实际GDP不断上升的趋势。

图6给出了反事实分析的结果，我们分5种情形考察，其中basicmodel是根据模型直接计算的结果，nochangeinAa表示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1978年水平不变时，我国人均实际GDP的变化趋势；nochangeinAm表示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1978年水平不变时，我国人均实际GDP的变化趋势；nochangeinKa表示农业部门人均资本保持在1978年水平时，我国人均实际GDP的变化趋势；nochangeinKm表示非农业部门资本保持在1978年水平时，我国人均实际GDP的变化趋势；nochangeing表示人均财政支出保持在1978年水平时，我国人均实际GDP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各种反事实分析中，我国人均实际GDP都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图5 我国人均实际GDP变化趋势的实际值和拟合值

图6 人均实际GDP增加的反事实分析

表2详细分解了图6的结果，可以看出，1978—2012年，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使得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0.299万元，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使得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0.487万元，农业部门资本深化使得人均实际GDP增加0.067万元，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使得人均实际GDP增加0.711万元，政府支出增加使得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0.236万元。我们通过前面测算产业结构变迁贡献度的方法计算不同因素对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的贡献度。研究发现，1978—2012年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为66.033%，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人均实际GDP的贡献度力度次之，为45.197%。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财政支出增加对人均实际GDP增加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贡献度分别为27.838%和21.9%。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对人均实际GDP增加的贡献力度很小，仅为6.191%。

表2 人均实际GDP上升及贡献度分析

为考察不同时间段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的原因是否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将总体样本区间分为1978—1994年和1995—2012年两个区间，分别作了核算，详细的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1978—1994年，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是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的最重要原因，贡献度为50.862%，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的影响力度次之，贡献度为41.488%。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对人均实际GDP上升的贡献很小，财政支出甚至抑制了人均实际GDP上升。1995—2012年，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对我国人均实际GDP的贡献力度最大，为68.972%，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力度次之，贡献度为48.626%。财政支出和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实际GDP增加的贡献度分别为25.188%和24.473%。

考虑到学术界关于财政支出产出弹性的大小存在较大争议，我们假设θ=0.1，φ=0.2进行敏感性分析，详细的结果见表2最后一列。可以看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财政支出产出弹性增加后，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仍是我国人均实际GDP上升的最重要原因，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度次之，贡献度达到39.317%。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贡献度分别为31.378%和24.975%。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对人均实际GDP的贡献力度最小。

根据上述分析，基准情形下，全要素生产率(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使得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0.299+0.487=0.786万元，资本深化(包括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和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使得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0.067+0.711=0.778万元，这说明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资本深化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实际GDP的增加大体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1978—1994年，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使得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0.062+0.032=0.094万元；资本深化使得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0.004+0.050=0.054万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力度大于资本深化的影响力度。1995—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使得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0.231+0.460=0.691万元；资本深化使得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0.061+0.652=0.713万元，资本深化对人均实际GDP增加的影响力度更大。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深化对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的贡献度在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在下降。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度较小，而对我国人均实际GDP的增加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这说明政府支出对我国人均实际GDP的增加主要是通过直接效应实现，而不是通过促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实现。

五、结语

本文构建了包含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多部门，通过反事实分析考察了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财政支出增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贡献。量化分析的结果显示，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是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资本深化和财政支出扩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力度较小。内生性偏好变化等需求侧因素以及市场化改革推动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下降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不容忽视。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资本深化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是1978—199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和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1995—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分区间的对比分析发现，资本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过去的强调经济增长数量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基于本文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我们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第一，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要加快发展农业技术，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进入非农业部门，加快经济转型。第二，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对我国人均实际GDP增加的贡献度过大，这与我国整体创新能力较弱、技术水平不高有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资本深化容易导致产能过剩、经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技术创新，促进非农业部门技术上升，实现技术替换资本，加快我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财政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力度较小，这可能与本文的模型框架设定有关。本文的模型中考察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直接影响，现实经济中财政支出还通过各种间接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变迁。例如，财政支出通过影响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如果将这些渠道也模型化，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定量分析结论可能会有较大变化。我们认为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加快财政制度改革以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在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一，更加注重财政支出在促进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变迁，财政支出通过促进技术进步的渠道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因此要增加财政科技支出，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大对科技型企业，尤其是具有较强创新能力企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第二，民生性财政支出通过增加人们的收入，稳定人们预期的渠道使得非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增加，从而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因此，要增加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改善人们福利，激活消费需求。

注释

①严成樑：《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距》，《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4期。

②Solow，R.“AContributionto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70， no.65-94(1956);Romer，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94(1986):1002-1037;Romer，P.“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98(1990):S71-S102．

③Nagi， R.， and C. Pissarides.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 97(2007):429-443;Rogerson， R.“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European Labor Market Outcom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116(2008):235-259;Alvarez-Cuadrado， F.， and M. Poschke. “Structural Change out of Agriculture: Labor Push versus Labor Pull.”AmericanEconomicJournal:Macroeconomics, 3(2011):127-158．

④Dennis， B.， and T. Iscan. “Engel versus Baumol: Accounting for Structural Change Using Two Centuries of U.S. Data.”ExplorationsinEconomicHistory,46(2009):186-202．

⑤Barro， R.J.“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98(1990):S103-S125;Chatterjee， S.， and S. Turnovsky.“Infrastructure and Inequality.”EuropeanEconomicReview56(2012):1730-1745;Daido， K.， and K. Tabata.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ofMacroeconomics, 38(2013):330-346．

⑥Chow， G. and A. Lin. “Account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 30(2002):507-530;郑京海、胡鞍钢、Bigsten， A.：《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视角》，《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3期;Zhu， X.“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 26(2012):103-124．

⑦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严成樑、龚六堂：《财政支出、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刘洪、金林：《基于半参数模型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财政研究》2012年第10期。

⑧Brandt， L.， T. C. Hsieh， and X. Zhu.“Growth and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 Brandt, L., and T.G. Rawski.China’sGreatEconomic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Dekle， R.， and G. Vandenbrouck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 36(2012):119-135;Cao， K.， and J. Birchenall.“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ost-reform China.”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 104(2013):165-180．

⑨Verma， R. “Ca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plain Value Added Growth in Service.”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 99(2012):163-177．

⑩石奇、孔群喜：《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张静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Structure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Counter-factual Analysis Based on a Multi-sector Model

Yan Cheng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This paper presents a multi-sector model involving agriculture sector， non-agriculture sector and government sector，and explores the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structure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in agricul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explaining China’s structure change. Contributions of TFP in the non-agriculture sector，capital deepening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o China’s structure change are relatively small. Endogenous preference and the declining of labor market distortion driven by marketization may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hina’s structure change. TFP，capital deepening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FP in agriculture sector and capital deepening in non-agriculture sector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during 1978 to 1994. Capital deepening and TPF in non-agriculture sector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during 1995 to 2012. Through comparison analysis，it finds out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capital deepening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increasing， whereas the contribution of TPF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increasing.

structure change； economic growth； government expenditure； multi-sector model；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2016-12-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发展新动力研究”(16ZDA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