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国情的几个基本特征
——基于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体系(CCDIS)的测评分析

王 婧 胡惠林

(1.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 上海 200240； 2.上海交通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上海 200030)

我国文化国情的几个基本特征
——基于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体系(CCDIS)的测评分析

王 婧1胡惠林2

(1.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 上海 200240； 2.上海交通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上海 200030)

CCDIS是旨在反映中国文化国情的定量化体系，其测评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文化国情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稳健发展、文明转型发展正在建构当前中国文化总体发展的趋势性和制约性特征；(2)中国文化发展的软硬环境同时改善，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基础设施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正向驱动力量，文化人力资源、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保护传承是未来推动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3)主要文化机构的自身营收能力正在形成，政府的文化财政投入仍是主要收入来源，它们构成支持中国文化发展的收入结构；(4)西部地区的“提升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寻优发展”，构成了深化开放型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空间结构特征；(5)农村文化建设“补差式发展”正在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质量结构，提高和优化农村文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结构，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体系； 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 中国省区市文化发展指数； 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

基本的中国文化国情是制约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力量，如何在一个可检测、紧约束的基础上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国情是实现国家文化治理战略意图的主要依据。中国文化发展指数研究中心公开发布的首个中国文化发展指数体系(China Cultural Development Indices System， CCDIS)①，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借助指数形式测评分析中国文化发展状况，旨在客观、真实反映中国文化国情，从而为国家宏观文化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文化对于全球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成普遍共识，CCDIS的建构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前提下，也参照了主要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对文化发展的统计与测度方法。20世纪70年代，UNESCO最早启动开发了文化统计框架与欧洲文化数据库项目，旨在建立一套能够成为国际标准、并可进行国家间相互比较的数据要素和指标体系②。UNESCO于1981年确定文化统计范围③，并随着全球化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促使UNESCO考虑有必要得到可靠数据以进行跨领域比较，以掌握文化部门的情况、优势和劣势，经过反复修订最终形成对当今国际社会具有广泛影响的2009 UNESCO文化统计框架④。UNESCO设立与修订的文化统计标准为世界其他国家与组织的同类统计开辟了良好基础，欧盟、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均先后设立了各自的文化统计标准⑤。这不仅有助于它们的文化数据收集、了解文化发展状况，而且有助于国际比较和分析。其中，国家艺术指数(National Arts Index， NAI)⑥和欧洲创意指数(European Creativity Index， ECI)⑦均是以指数形式科学、直观地考察了各自的艺术/创意发展状况。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文明古国，也是文化资源丰富的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它的文化发展相比自身文化资源和经济实力尚未发挥出相称的软实力，但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之快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眼光。因此，掌握中国文化国情不仅是我国国家治理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其他国家从经济到文化全方位了解中国的迫切需求。为此，本文力图阐释由CCDIS测评结果所反映出的当前中国文化国情的五个主要特征⑧。

一、稳健发展、文明转型发展正在建构当前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和制约性特征。

CCDCI(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China Cultur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Index)的构建是以2006年为基期、采用环比方式所换算成百分制表示的指数形式，用以测评与评估中国文化发展的综合状况。2006年CCDCI值被设定为100，若后续某年的CCDCI值>100，表明当年文化发展综合指数值原始数据大于前一年，与之相比总体文化发展有所进步；若后续某年的CCDCI值<100，则表明这一年文化发展综合指数值原始数据小于前一年，与之相比总体文化发展有退步。

图1 2006-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值

纵观2006-2013年我国文化发展总体态势(见图1)，虽有大的剧烈波动起伏，但CCDCI值均大于100。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造成我国文化发展突发性失速之后(2008年比2007年环比指数下跌了58.25点)，在国家宏观文化政策调控之下——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中国文化发展逐步进入一个新的战略发展区间。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显示，在经历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强势反弹发展之后(2009年在2008年的基础上增长60.39点)，中国文化发展进入恢复性修复阶段(2010年比2009年调整了10点；2011年又在2010年的基数上调整了10点)，2011年起中国文化发展理性修复基本完成，2011年至2013年呈稳步增长发展态势，波动区间为7点。这表明文化发展持续进步、总体发展幅度合理，开始进入稳健发展期。这不仅体现出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快速发展之后，我国的文化发展正逐步由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的鲜明特征，而且这一特征与我国正在从一个农业大国逐步向工业大国发展的文明转型相吻合、与国际社会的文明转型相吻合。同时，我国文化发展与宏观发展的趋势一致性，也凸显出宏观经济稳健发展与社会文明转型发展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制约性影响。因此，在我国进入供给侧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文化发展的供给侧改革也必然同时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从而进一步加深我国文化发展文明转型的长期发展特征。

二、中国文化发展的软硬环境同时改善，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基础设施的连续提升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正向驱动力量，文化人力资源、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保护传承是未来推动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共同构成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特征。

哪种力量是影响我国文化整体发展的变量和指标呢？这是科学判断和掌握我国文化发展基本国情的主要依据。图2揭示出文化财政支持、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人才资源、社会文化参与、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经济流量⑨七个一级指标在2006-2013年间的变化波动，以此进一步阐释图1所示我国文化整体发展态势的内在动力要素。

图2 2006-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指数一级指标指数值

(1)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基础设施连续多年的稳步提升表明我国文化发展是硬件设施与软件能力共同作用的双重驱动结果。文化创新能力度量原创能力、研发能力和文化科技基础三个方面，包括原创首演节目、原创动漫画作品数量、自主知识产权动漫软件收入、动漫产品研究开发经费和每万人申请专利数等指标。相比连年稳固的文化科技基础，艺术原创能力更需要加强和提升。文化基础设施度量了文化产业单位数、文化事业机构数、公共阅读供给、文化展品供给及群众娱乐供给五个方面，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及文化娱乐市场活跃的软硬环境同时改善构成了文化基础设施进步的主要力量。

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尤其是公共阅读供给的全面提升推进了文化基础设施进步(见表1)。不仅图书馆数量由2006年的2778家增加到2013年的3112家，而且人均图书馆藏书量也由2006年的0.3806册增加到2013年的0.5504册。与之相似，博物馆数量由2006年的1617家增加到2013年的3473家，且2013年的人均拥有博物馆展品数已增长为2006的2倍多；同时，随着革命历史纪念建筑物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它也由2006年的7220个增加到2013年的13602个。此外，在2006-2013年期间，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翻倍增长，文化馆和文化站的数量也有平稳提升。

另一方面，文化娱乐环境的繁荣也带动了文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健全(见表1)。每万人电影放映机构及每万人电影屏幕数分别增加3倍和6倍，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出文化市场机制推动大众文化娱乐消费的释放，而且也反映出国家将电影放映机构作为提供公共文化主要普及方式的良性回馈。在此期间文化企业作为文化基础设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也大量涌现，就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而言，从2006年的31.79万家增加到2013年的91.95万家。文化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占比社会法人单位数从5.24%增长到2013年的8.65%。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基础设施的逐渐健全同时体现在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如每万人电影屏幕数等)。这既是政府投入的结果，也是社会力量和文化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国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在硬件建设、均等化程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市民的公共文化享受度有待提高。以博物馆数量为例，洛杉矶为221个，伦敦为173个，柏林为158个，纽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也都超过130个，而上海则为90个，北京为41个，香港仅为32个；在人均公共图书馆借书数量上也呈相似差距，例如多伦多为12.24册/人，纽约为8.32册/人，柏林为6.81册/人，巴黎为3.98册/人，而上海仅为0.84册/人，北京则为更少的0.41册/人⑩。

表1 2006-2015年部分文化基础设施相关数据

(2)文化人才资源持续积累、社会文化参与明显改善及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它们将成为未来推动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2006-2013年间，文化人才资源、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保护传承的指数值虽然均有不同程度的震荡波动，不过总体上看，“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相比“十一五”时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社会文化参与由文化活动参与、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活动供给和文化社会机构四个方面构成。自2008年以来，这四个二级指标均持续提升。自“十二五”以来，文化活动供给、文化活动参与和文化社会机构的改善更为显著。一方面，公共文化机构的群众参与热情逐年提高。以博物馆和群众文化机构为例，它们的参观人数由2006年的1.2亿人和666.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6.4亿人和3105.10万人次，即相应增长了5.3倍和4.66倍。另一方面，文化活动供给逐年丰富。例如，博物馆举办展览次数由2006年的5879个增加到2013年的16822个。群众文化机构提供活动次数由2006年的85.7万场增加到2013年的126.96万场，分别提高了2.86倍和1.48倍。与之相比，民众的文化消费相对释放乏力。尽管当下我国电影市场相对繁荣，但城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与农村文化娱乐消费性支出占比均持续下滑，它们由2006年的13.8%和12.6%下降到2013年的12.7%和7.9%。

文化保护传承为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文化资本储备，它由文物保护管理投入、文物保护社会影响及文化交流三个方面度量，总体上从2008年开始有了明显改善。在“十二五”期间，除文化交流指标小幅波动外，文物保护管理收入及文物保护社会影响两个指标均明显提升，这主要源于文物保护得到大量财政补助收入，及更多民众参观文化保护机构。例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财政补助收入由2006年的5.45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49.01亿元，增长了近9倍。同一阶段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陈列和展览数目并未提升、反而小幅下降(2006年1987次和2013年1181次)，但参观人数却由2006年的6411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1.07亿人次，增长近1.7倍。这一现象也表明：文化的经济性与文化性并非完全对立，社会的文化艺术教育、兴起的艺术投资热对群众参与文物保护意愿的提升也不无关系。

文化人才资源为文化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的人才储备，文化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总额自“十一五”以来持续增高，由2006年的人均2.6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5.9万元。但该行业平均工资高于社会总体平均工资水平的幅度却处于先降后升的波动之中。相应地，文化就业人员占比社会就业人员比例及文化机构高级人才占比也存在类似的波动现象。而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只有文化发展从业人员占比及工资水平相对社会总体的稳步增高才是反映文化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特征。

综上表明，我国文化发展的“十二五”相比“十一五”时期有明显改观，并伴随良性发展态势。未来的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仍由文化人才资源、文化保护传承与社会文化参与共同推动。

三、主要文化机构的自身营收能力正在形成，政府的文化财政投入仍是主要收入来源，它们构成支持中国文化发展的收入结构特征。

表2 2006-2015年文化财政投入的部分指标初始数据值

政府文化财政投入同样是支持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一方面，政府文化财政投入仍是我国文化机构运营收入的主要来源。文化财政支持主要是度量政府与社会对文化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包括全国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文化事业建设费和文化固定资产投资三项二级指标。文化财政支持指数先由2006年的0.2238提升到2009年的0.3846，经2010年下滑到0.3038，此后再次回升至2013年的0.9167。从绝对数值看，文化财政支出金额由2007年的728.89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2245.31亿元，增幅达三倍之多。不过从相对值看，文化与传媒公共财政支出占比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增长迟缓，仅由2007年的0.0146增长到2013年的0.0160。由此可见，我国文化投资仍非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综合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来看，表2已表明文化建设事业费与文化固定资产投资均呈逐年递增态势。与此同时，同期的文化经济流量体现出与文化财政支持相似的波动态势，它先由2006年的0.22上升到2010年的0.58，然后经2011年小幅回落到0.5290后再次攀升至2013年的0.7359。

另一方面，由于现有主要文化机构的获利能力正在形成，这一过程也促使政府文化财政投入成为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我国主要文化机构分为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种类型，前者以博物馆、群众文化机构和图书馆为主要代表，后者以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表演场馆为主要代表。对于公益性文化机构，获取经营收入并不构成其主要目标，财政补助是这类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这类机构的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它们的主要考核目标。为此，以“单位财政收入占比总收入比例”为主要指标，来度量公共文化机构通过提供良好服务获得持续运营能力。总体来讲，2006-2011年公益文化机构的文化财政补助占总收入比重不断提高，但近年的博物馆在这一指标数值开始小幅下降，这意味着博物馆正尝试从依赖财政补助转向寻求多种收入来源的运营新常态。

表3 2006-2015年文化机构经营部分三级指标的初始数据值

对于经营性文化机构，以其演出收入占比总收入为考核经营能力的主要指标。以艺术表演场馆和艺术表演团体为例，虽然财政拨款依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它们的演出收入能力正在形成，尤其自2013年后的演出收入占比超过1/3(见表3)。表4所示的文化内容经营收入由广播电视总收入、出版物纯销售额、广播电视网络收入及国产电影票房这四个指标构成。其中，广播电视网络收入以其体现新兴文化产业业态特性作为衡量文化内容经营收入的辅助指标，并且这四个指标的各自收入几乎均连年稳定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内容产品的海外创收能力并未显著提高，可通过国产电影和出版物的出口创汇能力对此进行说明。相比自2006年以来国产电影在国内市场的票房持续走高，它在国外票房收入却递增缓慢，即使在海外票房最高值的2010年，其海外票房收入也仅相当于同年国内电影票房收入的三分之一(2010年，国内电影票房收入为101.72亿元)。而如果观察国产电影国外票房最低值即2012年的10.63亿元，仅相当于同年国内票房市场的6.22%。与此相似，我国图书市场在境外销售也面临相似情形。

表4 2006-2015年文化机构经营部分三级指标的初始数据值 (单位：亿元)

四、西部地区的“提升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寻优发展”，构成了深化开放型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空间结构特征。

通过测算2011-2013年中国文化发展指数，表明我国文化发展总体呈现东高西低格局，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东部地区是我国文化发展稳定的引擎，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稳居全国文化发展前六位。广西、甘肃、贵州、青海和宁夏等西部五省区排在全国后十位，四川是连续三年进入排名前十的唯一西部地区。

表5呈现的CPCDI特点将我国各省区市基本划分成中国文化发展三大战略区域：第一战略区域、第二战略区域和第三战略区域；东部为第一战略区域、中部为第二战略区域、西部为第三战略区域。文化发展总体呈梯次递减特征。这一特征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土空间形态与结构相一致。

表5 2011-2013年中国省区市文化发展指数值及其聚类类别

与西部相比，东部地区正处于整体性“寻优发展”过程。一方面，东部地区在第二阶段的表现优于第一阶段，主要体现为进步地区更多，退步地区更少。东部地区占比进步地区比例由2011-2012年的30.77%提升到2012-2013年间的37.5%，东部地区占退步地区比例由2011-2012年的40%下降到2012-2013年间的33.33%；另一方面，在连续三年的三个聚类统计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第一和第二聚类中，均为东部地区，而且它们的相对排名均有波动，这种领先地位的非稳定性正表明东部地区文化发展的寻优过程。“提升”与“寻优”不仅体现我国各地区正在实践不同文化发展路径，也正在探求适合当地情势的文化发展新动力因素。“提升”与“寻优”正在建构中国东西部文化发展新格局，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发展内生动力结构。同时，“提升”与“寻优”发展并存，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构成了未来中国文化发展总趋势。

五、农村文化建设“补差式发展”正在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质量结构，提高和优化农村文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结构，成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演化发展的基因。农村文化发展数量、速度和质量是长期影响中国文化发展数量、速度和质量的重要因素。农村发展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文明转型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在农村。而农村文化发展的现代化和文明转型，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建立农村文化发展指数就是要为农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文明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我国农村文化发展。通过对比2011-2013年的农村文化发展排名变化(参见表6)，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是连续三年处在全国农村文化发展前列。黑龙江、广西、吉林、甘肃、青海、西藏、宁夏和海南共八省区连续三年名列全国后十位，其中包括2个中部地区，1个东部地区和5个西部地区。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分别在2011年和2013年排名前三位。在全国范围内，这三省处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既是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指数测算也反映出这三省的农村文化发展程度领先于其他地区，这说明浙江、江苏和广东的农村文化发展状况与其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其中，浙江省连续三年位于全国首位，它的“美丽乡村”建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江苏省的农村文化发展也整体上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农村文化发展指数测算大体反映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论断。因此，农村文化发展还是要遵循经济发展先行的基本规律，以经济发展来带动文化发展，以文化发展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在我国实施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过程中，需要注重农村文化“补差式发展”(例如，全国31个省区市的农村文化机构在2011-2013年连年递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覆盖推进，是形成农村未来整体性高速发展地区明显多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直接的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是“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在上述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上投入巨大，2007至2012年仅农家书屋工程的财政投入就高达120亿元，而每年给各乡镇文化站的补贴也有5万元。但在巨额财政投入的背后，却难见预期效益，农民使用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效率并不高，农村文化的社会参与度非常有限。这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村社会“空心化”及农村文化艺术教育普及不足等方面均有关系。因此，农村文化发展的整体性优势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同构关系，推进农村文化发展现代化必须和同步推进、提高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这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表6 2011-2013年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值及其聚类类别

续表

结 语

对中国文化国情进行定量化分析的CCDIS测评结果显示：稳健发展、文明转型发展正在建构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和制约性特征；在构成中国文化国情的力量结构中，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基础设施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正向驱动力量，文化人力资源、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保护传承是未来推动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的文化财政投入仍是支持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收入来源，主要文化机构的自身营收能力正在形成；西部地区的“提升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寻优发展”，构成了开放型条件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空间结构；农村文化建设“补差式发展”正在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质量结构，提高和优化农村文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结构，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这五个方面仅反映了中国文化国情部分特征。文化国情的测度既有变量构成也有常量构成，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中国文化国情正在处在快速变化中，结合中国国情实际，对CCDIS的不断完善及持续评价将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文化国情运动规律和实现国家文化治理。

注释

①中国文化发展指数研究中心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和上海交通大学于2014年7月共同成立。CCDIS是由中国文化发展综合数(China Cultur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Index， CCDCI)、中国省区市文化发展指数(China Provinci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ndex， CPCDI)和中国农村文化发展指数(China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ndex， CRCDI) 共同构成。CCDCI、CPCDI和CRCDI作为同在CCDIS下的三个三级分类指数，共同测评了文化财政支持、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人力资源、社会文化参与、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经济流量七个维度。

②ROBERT V. HOM(1983). “Cultural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7(2)， 25-40．

③UNESCO于1981年确定文化统计范围，形成文化遗产、印刷资料与文学作品、音乐、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电影和摄影、广播电视、社会文化活动、运动与游戏、自然与环境和文化公共管理十个类别。

④2009UNESCO文化统计框架，它具有四个方面的贡献：贡献一是在创意-文化辩论中阐明观点，UNESCO认为“创意”产业比传统的文化领域范围更广。但许多国家借助“创意”描述文化部门，因此，UNESCO文化统计框架包括了具体的创意产业门类(设计和广告)；贡献二将文化活动分解成价值链的各个阶段，包括创意、制作、传播、展览/接待/传送和消费/参与的5个链条形成非层级结构的文化循环圈；贡献三是考虑到更多国家或超国家组织进行同等水平对比；贡献四是为更大范围收集国际统计数据，参考合并了四个国际经济分类(即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主要产品分类、统一商品编码和扩展国际收支平衡分类及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⑥由美国艺术协会发布的国家艺术指数(National Arts Index， NAI)，正是为弥补全国性文化艺术数据不足的局限，被用以度量美国总体艺术与文化活力水平。NAI 由美国艺术协会发布，它主要包括财政流动指数、能力指数、艺术参与指数和竞争性指数四大类指标体系，共77 个具体指标，主要从总量和人均数量上测揭示美国文化艺术行业在经济投入与产出、就业规模与行业规模、社会参与度及竞争力这四个方面的综合水平，是对美国文化艺术发展的最真实反映。

⑦欧洲创意指数(European Creativity Index， ECI)则侧重度量创意因素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创意指数由卡内基·梅陇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专家Richard Florida 首次提出。2004 年Florida 与Irene Tinagli 合作，将3Ts(Technology，Talent，Tolerance)框架应用于欧洲，建立了欧洲创意指数(European Creativity Index， ECI)，包括欧洲技术指数、欧洲人才指数和欧洲包容性指数，它从三个方面综合测算相应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与包容环境的整体水平。

⑧中国文化国情基本特征是基于测评建构CCDIS的多指标多层级指标体系测评，通过2006-2013年国家总体、省区市、和省区市农村三个层面的文化数据结果得出。在此文修改过程中，虽陆续有部分指标的最新数据发布，但并未影响此文观点。为体现文章时效性，本文将表1-表4数据更新至最近可查的2015年，但文中表述为与CCDIS测算时长一致，仍聚焦于2006-2013年。表1-表4的数据除个别注释外，其余均来源于《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6》(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及《中国文化发展指数报告》(王永章、胡惠林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⑨文化经济流量(Cultural Economic Flows)主要测度各类文化机构的收入结构和自身营收能力，该指标既测度与美国国家艺术指数(NAI)的财政流动指数(Financial Flows) 相似内容，如文化商品经营收入、文化出口收入，也测度我国政府对文化机构的财政资助等指标。

⑩姜澎：《上海剧院和演出场次够多 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太少》，《文汇报》2014年11月12日第3版。

责任编辑 邓宏炎

A Few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CCDIS

Wang Jing1Hu Huilin2

(1.School of Media and Desig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2.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Academ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CDIS i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reflecting national cultural conditions in China. By measuring CCDIS， this paper reveals a f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follows： (1)Steady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re forming the new trendy and dem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2)Both hard and soft environment are improved in China，in which cultur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re the positive driving force to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re important forces to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constitute the driving force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3)The cultural earning ability of main cultural organs is forming， while governmental cultural fiscal input is still the main income source； (4)The enhancing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and the optim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China constitute the new spatial structure feature of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5)The compens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deep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structure of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Enhancing and optimizing the speed and quality structure of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the new dire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dices system；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index；Chinese provinci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ndex； Chinese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ndex

2016-10-15

201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推动上海城市发展的文化产业空间关系重塑研究”(2016BSH001)；2015年度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面上课题一般项目“重塑文化产业空间关系-城市、文化产业与空间”(15X190040036)